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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周恩来姓名：周恩来
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
生日：1898～1976
籍贯：浙江绍兴
出生地：江苏淮安
逝世时间：1976年1月8日
逝世地：北京
终年：77岁
夫人：邓颖超
1924年黄埔军校的周恩来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重要转折。
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怀着对真理的渴望，搭乘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轮启程，赴欧洲勤工俭学。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1922年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1923年被国民党本部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和代理执行部长等职，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周恩来、邓颖超在抗战时期1924年秋回国，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
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同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为保证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工作的安全，为联系和指导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
1946年5月3日 南京梅园新村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武力拘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后，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他代表中共长期在重庆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积极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
在1945年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并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
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任政府总理，1949～1958年曾兼任外交部长；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十届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席，第二、三、四届主席。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
1949～1952年他成功地组织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均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1953～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他领导了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4年他提出建设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化目标，组织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推动了国家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
1961～1965年为纠正“大跃进”带来的失误，扭转经济困难局面，他和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强调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综合平衡。他特别关注水利建设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也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
1954年 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并担负了后勤保障的组织工作，领导了中国代表团的停战谈判。
1954年率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使越南（除南方外）、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获得国际承认。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作为国与国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积极贯彻。他先后访问过亚洲、非洲、欧洲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为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革”时期沉思中的周恩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维持国民经济建设；为保护大批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恢复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挫败林彪、江青集团种种分裂和夺权阴谋活动中，起到了控制和稳定局势的重要作用。他为开拓外交新局面，实现中美缓和、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贡献。
1972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
在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中国共产党重新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鼓舞了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
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大批党员、工人、学生、干部甚至士兵和农民，为了纪念他，也为反对当时还当权的“四人帮”，举行自发的集会，被称为“天安门-事件”，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周恩来与毛泽东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是最具个人魅力的两位政治家。在性格特征上，毛泽东劲直尚气，举重若轻；周恩来精细雅致，举轻若重。在相互关系上，他们的合作长达近半个世纪，这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一个奇迹。毛泽东、周恩来都是杰出的政治家，但由于出身、性格、文化习染、角色身份等的不同，他们的政治风格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求异思维与求同思维
崇尚斗争和挑战，是毛泽东人生观和思维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毛泽东的生活经历来看，家族的“尚武”精神和从与父亲的冲突中所得来的启示，无疑是形成这一人生观念和思维方法的最初文化积淀。在青年求学期间，中西方文化中有关提倡“斗争”的文化资源又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后援。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问题作过专门阐述。他认为，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他还根据列宁所说的“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的论述作了如下发挥：“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毛泽东将这些理论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相结合，对国共两党在抗日这一共同点上的统一性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并且成功地运用以斗争求团结这一逆向思维方法，维护了矛盾同一性的暂时绝对性和安定性。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未能将“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这一比较健全的思想很好地坚持下来。相反在1957年后还逐步地把斗争推向极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设置对立面”的命题。会议期间，他多次讲到：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上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周恩来出身在一个衰败的封建家庭，孔孟儒学传统构成这个家族基本的文化氛围，加之他自幼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而且很早又主持家计，备尝艰辛，所以形成了那种偏重于在动乱中求安定、在纷争中求和谐、在屈辱中求忍让、在对立中求统一的“异中求同”的思想方法。这在他于南开中学写的两篇作文中有突出的反映。头一篇题为《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周恩来的观点是：“若夫中国之今日，财尽矣，德衰矣，司农有仰屋之悲，君子有道丧之慨，言利则德不足以副之，言义则民穷足以困之，是非二氏之说而法之，不足图根本之补救。民德民生，双峰并峙，两利皆举。”另一篇的题目是《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谁都清楚，老子哲学和赫胥黎的天演论是两种反差极大的哲学理论，但周恩来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共同性。他写道：“惜老氏主退让，赫氏主竞争，二氏之说，容有不客一致者。语云：冰炭不同炉，二氏殆无类此耶？曰：非也。二氏固未为冰炭，且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这样的文化积淀和思维方式，成为他一生中性格的一个重要特点。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周恩来与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都兼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想风格，但比较而言，毛泽东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热烈追求他心目中以平等为核心的理想社会模式，其执著和坚毅构成他伟人品格的一个要素。而周恩来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注重实际、审慎务实是他一贯的特点。
毫无疑问，周恩来也是为实现平等和公正的远景目标而奋斗的，但他把这一目标的实现视为一个艰难缔造、循序渐进的过程。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深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1917年，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不仅如此，他还把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相结合，决心与志同道合者在长沙岳麓山建设一个“新村”给世人提供一个理想社会的蓝本。尽管这种“新村模式”在当时并未诉诸试验，但却在毛泽东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空想的，而是有了科学的依据。延安时期，他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成功地达成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和平衡。一方面，他以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光明前景的无限向往和坚定信念去鼓舞人民，唤起他们改造现实的热情。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要依赖于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激情逐渐盖过了对客观现实的冷静分析。从1955年起，他开始以高强急迫的姿态推动社会转型的步伐，结果发展的速度之快竟然出乎他的意料。他曾对秘书田家英说：我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么高兴。到了1955年，当我看到那么多农民参加了农业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与毛泽东相比，周恩来是“建筑师”而不是“诗人”。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都没有过激的理想主义的冲动。周恩来信仰共产主义，富于远大的理想，但他又是一个相当务实的人，善于对眼前的局势作出尽可能切实的判断，并以真实可见的成就稳健地推动历史的进程。在中共党内，周恩来第一个提出了“左”倾并不比右倾好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已有革命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反对李立三关于布置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武装暴动的主张。后来，也正是他和瞿秋白一起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日本学者认为，改变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历史转折，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周恩来在处理这一复杂政治问题时表现出超人的洞察力、判断力以及灵活有效的外交手腕。正是他现实主义的处置方法，才使中共开始从此步入坦途。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又一次谈到防“左”的问题。他说，“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时间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共同纲领》。这是一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纲领，他郑重指出：“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口头上天天喊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过去立三路线就是这样，说打下武汉，就是社会主义的开始，结果不但社会主义没有到来，还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损失。”周恩来在这里强调对《共同纲领》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可见他是相当注重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效果的。
在外交事务中，周恩来也一贯保持着他的现实主义精神，1969年，中苏之间爆发了严重的边境冲突。加之中、苏之间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唇舌之争，两国大战似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紧要关头，周恩来在北京机场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作了一次紧急会晤。他指出：中苏之间的争论不妨碍两个国家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并且建议应首先采取临时措施使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这一务实性的冷处理得到了苏方的明确肯定，迅速缓解了两国边界的紧张局势。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与世长辞终年78岁1976年1月8日，一个极平常的日子却因为一位伟人的去世而平添了几分凄凉悲壮，增加了无限的哀思愁绪。每逢这个日子人们就会回想起当年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围，就会感受到当年那万人空巷送总理的感人场面，每逢这个日子，人们的心就会颤抖，泪眼中浮现出那难忘的往事。
林彪、“四人帮”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道路,极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在那种极端复杂困难的环境里,周总理一方面要保证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一方面又要花大力气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确实很难啊!但是,周总理为了党的事业,无私无畏,旗帜鲜明地为广大干部说话,为广大干部伸张正义。他曾经讲过:“对干部就是要挺身而出,该保就是要保。要一分为二,要功过分明。”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凡是周总理力所能及的事,他都为干部们想到了、做到了；凡是周总理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的事,他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给那些处于逆境的干部送去党的温暖,鼓舞他们的斗争勇气。傅崇碧同志曾十分激动地谈起,在他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被投入冤狱前,周总理一再叮咛他,要经受住考验,好好读书,注意身体,将来工作总是有的；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那时，仍然是“四人帮”当道，他们肆意横虐，提出种种限制，刁难人民群众悼念自己的好总理。其中感人最深的是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他给总理理了20余年的发，两人感情至深。总理病重期间，朱师傅多次恳求去给总理理一次发，总理怕朱师傅看到自己的病容难过，宁肯自己的胡须长得很长，也谢绝了朱师傅的好意。如今，谁也无法再阻止这位老人的请求，他饱含着热泪，小心翼翼地为总理理完了最后一次发。事后他告诉我，为了表达对总理崇高的敬意和永志的怀念，他悄悄地将总理的头发屑保存了起来。这就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和一个平民百姓之间感人至深的生死之交。周总理无私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人民，甚至连自己的骨灰都毫无保留地归还给了养育他的土地，但是，人民留住了他。
1976年1月11日下午，根据周总理生前的遗愿，他的遗体将送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这对全国人民来说，不啻又是一声晴天霹雳。连日来，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往治丧办公室，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保留住总理的遗体，以便今后瞻仰。办公室里也电话声不断，许多老同志抽泣着希望不要让总理离开我们。把他们的请求转告给了邓颖超大姐，邓大姐说，“感谢大家的好意，但烧骨灰、撒骨灰是恩来生前和我约定的，这也是一场革命，希望你们理解、支持。”她嘱咐我和统战部副部长李金德同志主管好火化事宜。随即请来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冯晋臣同志，叮嘱他万无一失。下午3时许，总理的灵车缓缓地离开北京医院，驶向长安街。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扶老携幼，冒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伫立在道路的两旁，秩序井然，象往日迎候着总理的来，今日又迎送着总理的去。灵车所过，哭声四起，撕心裂肺，人们翘首仰望，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好总理，希望自己的好总理再看一眼他心悬不下的人民。灵车最后驶入八宝山，总理的遗体静卧在鲜红的党旗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邓大姐向她的亲人、战友作最后的告别，人们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任其宣泄，一下子扑向总理的棺椁，嚎啕大哭，希望唤醒总理，希望留住总理。最后的告别终于不可避免了，在人们的哭唤声中，身穿崭新制服的殡仪工人恋恋不舍地将总理的遗体送入粉刷一新的火葬炉，熊熊的烈火燃起，总理在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周恩来与邓颖超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就在这一天，邓颖超同志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总理留下了对他的骨灰处理的遗嘱，也体现了他对台湾问题的关心。邓大姐（邓颖超）根据总理“不留骨灰”的遗嘱，尽快作了处理。
1976年1月12日，邓大姐对总理生前的两位警卫高振普和张树迎说：“恩来同志（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就不称呼总理了）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你们俩跟随恩来同志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由你们2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们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
邓大姐说到这里嗓子哽咽了，她强忍着眼泪，克制住自已的感情，继续对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我岁数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们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
听了邓大姐的一番话，我们更加理解邓大姐此刻的心情。总理去世后的这几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非常悲痛，人们冲破各种戒律，用各种方式悼念总理，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为了给人们以安慰，给广大群众更多的悼念机会，高振普向邓大姐提出，是否可以把总理的骨灰多保留几天，然后再撒。邓大姐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们俩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邓大姐让她的秘书赵炜和高振普、张树迎去找一找，哪个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但当时天气寒冷，很多地方都结了冰，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规定了投撒的时间、地点。
罗青长说，晚7时半左右，邓大姐带着总理生前的工作人员缓步走入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盒已安放在那里。工作人员随邓大姐向总理的遗像默哀，然后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同志打开骨灰盒，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喃喃自语，像是在向总理倾吐着心曲：“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恸哭失声。原来，总理生前早已和邓大姐有约定，死后骨灰不保留，撒向祖国的大地。邓大姐将总理的遗愿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党中央决定由我和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代表中央治丧办公室，由张树迎、高振普代表总理生前党支部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使命。我们一行人穿过大会堂地下室，护送着总理的骨灰，离开了他生前熬过无数不眠之夜的地方，邓大姐的车紧随其后。大约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型农用飞机。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掩盖不住送行人的哭泣声，飞机缓缓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透过朦胧的泪眼，仍然能看见邓大姐久久地、久久地挥动着双手，向他的亲人、战友做最后的告别……总理骨灰撒放的地点，是邓大姐根据总理生前的遗愿，与中央有关领导反复商量后确定的，极具象征意义。第一个地点是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周总理曾提议将长城作为我国的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激励民心、凝聚民心；第二个地点是北京密云水库，这是总理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的地方，在这里他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这里也倾注着他对首都建设的心血和对首都人民的关爱；第三个地点是天津海河，这是总理参加革命的发祥地，他在这里认定了自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他也是在这里播下了爱的种子；第四个地点是黄河入海口（原垦利县，现在的滨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为中华民族哺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最后又无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总理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总理也要从这里走向他魂牵梦萦的台湾岛，去看看那里的台湾朋友……我们眼含着泪水，按照预定的地点将总理的骨灰撒出，那晶莹洁白的骨灰在风中飘啊、飘啊，他是多么眷恋着他的祖国、眷恋着他的人民、眷恋着他的未竟之业……
在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撒下了最后一包骨灰。整个过程经历了近4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有停留，没有惊动任何人，更没有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遗愿和邓大姐的重托。
历史性握手外国朋友
1、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啥尔德于1955年在北京会见过周总理后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2、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亲自为周总理脱大衣，时间：1972年2月22日上午，地点：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3、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4、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说：“毛主席真幸运，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就好了。”
5、建国前，斯大林和米高扬也说过：“你们在筹建政府方面不会有麻烦，因为你们有现成的一位总理，周恩来。你们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总理呢？”
6、苏联前总理柯西金对毛主席说：“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家。”末了，他又补了一句：“前天美国报纸上登的。”
7、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会见日本创价协会会长池田大作时说：“请你转告周总理，周总理是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他在世一天，我们是不会进攻的，也不可能进攻的。”
8、英国前外交大臣艾登对美国记者说：“你们早晚会知道，周恩来可不是平凡的人。”
8、苏联前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对西方记者说：“你们认为我是难以对付的话，那你们就等着与周恩来打交道吧。”
9、印度印中友协会长说；“世界上的领导人，能多一些像周总理的，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在国内也同样，要是能多几个像周总理这样的领袖和中国共产党员，国家就会很好了。
10、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
11、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也说过：“周恩来是我唯一的偶像！”
1975年1月 周恩来在报告工作情况中国人民
1、两弹元勋钱学森说：“许多party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
2、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说：“中国中国共产党因为有周恩来而增添了光辉，中国人民因为有周恩来而增强了自豪感。”
3、著名作家冰心老人说：“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4、胡耀邦同志于1984年瞻仰了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后题词：“全party楷模”。
5、毛泽东于1974年在长沙对王洪文说：“对周恩来的任何攻击，必将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
6、文革中当红卫兵向毛泽东提出批斗周恩来的要求时，毛泽东说：“好吧，让我也去陪斗吧！”
7、文革中极左分子提出要批判周恩来时，毛泽东又说：“周总理打倒了，哪谁来治理国家呢？根本办不到。反周民必反。”
8、国民party元老于右任和蔡元培说：“周恩来先生的人格真是伟大！”
9、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原北大校长马寅初说：“周恩来总理是最得民心的中国共产党员。”
10、著名地质专家李四光曾说：“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胸怀宽阔，不计恩怨，广交朋友，用人唯贤，关心体贴，无微不至，为中国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一大批人”。
11、陈云、彭真、宋庆龄、叶剑英、罗瑞卿、余秋里、谷牧说：“没有周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12、更多的人说：周恩来是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楷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是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的化身，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是人民的好总理、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周恩来逝世后 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时全体起立默哀国民党高层军政
李宗仁说：“周恩来作为国共和谈的首席代表，高瞻远瞩，立地生辉，抛开国共两党各自的信仰不说，仅以有这样的杰出领袖人物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天经地义的，顺乎情理！”
阎锡山说：“周恩来乃神才也！，周恩来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我在国民党里没见过，国民党里没有这样的人才。”
张治中说：“我的一切进步与我的老朋友周恩来的帮助、教育是分不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情怀，他那广泛团结人的思想是国人学习的楷模。”
于右任说：“周恩来的人格真是伟大”！
冯玉祥评价说：“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见过周恩来后，在日记里写自己是吃饭太多。
古耕虞说：“国民党把我往外推，中国共产党把我往里拉，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是周恩来的力量，使我改变了对国共两党不偏不倚的立场，逐步靠拢中国共产党”
国民party内传言：得周恩来者得天下，委员长若有周辅佐，何至于有今天的局面（重庆谈判）
一个作者：记得著名影星秦怡被关起来后,，孩子在家没有人管。有一天总理从他家门前过，偶然看到秦怡的孩子，一问才知道这回事，他马上指示手下办事人员与相关部门联系，给孩子安排个地方。秦怡出来后，感动不已，她没有想到一国总理居然关心到这样的小事。人民的事，没有小事，我们的总理心里全是人民，所以在在处处会体现出他的关爱，这于他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们这代人经过了文化革命，又经过了文化革命的反思，我们知道周恩来确实是千古以来少有的好人，好总理。我不指望一些年轻人一下子理解他，但希望大家多看看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再进行认真的比较，我相信任何一下有带有偏见的人都会最终承认周总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集智慧，风采，操行，才干于一身的少见的完人。
联合国
周总理死后，联合国降半旗（不是联合国旗降半，而是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国旗全降半旗）。其中有一些国家的领袖不高兴了，说：“为什么不给我们国家死去的领袖没有降半旗？”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掌管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却无儿无女，如果你们国家的领袖可以在海外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谁做的到的，我也给降半旗。” 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20世纪60年代周总理看完川剧后曾叮嘱过，变脸是国家机密，不能随便泄露。1987年，文化部正式出文，将川剧变脸艺术列为国家二级机密，这也是中国戏剧界唯一一项国家机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条例，故意或者过失泄露，情节严重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人们所熟悉的周恩来总理，或者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或者威严冷峻、坚定顽强。然而，“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还不是全部的周思来。
他的自控自制能力极强，但是他的感情也太丰富太充沛，所以仍然不乏失去自控自制而任由情感自然流泄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有不形于色的时候，也都有自然流泄的时候。比如我多次见到总理泪水涌流，难过伤心，悲不自胜。其中印象深刻，震颤心灵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1942年7月，在重庆市红岩嘴发生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周老太爷突然中风了。
周老太爷就是周恩来的父亲周助纲，我们工作人员都按那时的社会风俗称他周老太爷，邓颖超大姐叫他老爷子。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重庆住的时间长，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都先后来到重庆。
周老太爷突然中风，那时的医疗技术不行，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很快就死了。
周老太爷去世的消息瞒了周恩来。
其实，以周恩来的聪明，早已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这一悲痛的现实。
“老爷子……去世了。”邓颖超终于小声地说了一句。周恩来的身体一阵悸颤，随即摇晃一下，我忙扶住他左臂。他没有感觉，两眼仍然痴痴的，好像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邓颖超继续小声说：“中风，很快就不行了，三天前去世的……”
周恩来静静地站着，嘴唇微张着一直在颤栗，凝滞的眼睛里慢慢地泌出一眶泪水；我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并且越来越清晰，那是鼻腔和喉咙壅塞的原因，这种粗重颤动的呼吸终于变成抽泣呻吟的节奏，泪水已经盈满眼眶，泉水一样漫溢下来，丰饶地淌过灰白的面颊。
“呜――”一声长长的凄哀的号哭，周恩来的手捂到脸上，仿佛流泪已经无法减轻内心尖锐的痛楚，他终于松开喉咙，大放悲声，并且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向父亲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泪花迷离的两眼中，流出深深的忆念和哀痛……
周恩来的第二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的4月8日。王若飞、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叶挺将军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刚被营救出狱。本来周恩来劝他多休息几天，另乘飞机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坚持搭这趟飞机走，并且带上了他的女儿小扬眉。邓发是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归国的。
周恩来接到飞机失事的电报时，两道浓眉毛猛地抽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吸，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书脸孔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得犹疑而艰难。周恩来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颤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咳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渐渐地，眼角开始闪烁。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眼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仿佛是从心头一点一点绞出来的，终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他张开了嘴，以便让壅塞的喉咙畅通一些，但眼角又开始闪烁，痛楚在他的心头一点一点绞紧，绞出来那颗晶莹的泪珠，然后又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无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
周恩来终于也跟着哭出了声。那是一种不忘领导责任又无法完全压抑住的沉重的抽泣声，一边将食指弯曲着拭抹颊上的泪水。
周恩来的第三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10月28日。他的这一次痛哭，有个过程，是国共谈判以来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的总爆发；是在付出巨大心血和牺牲之后，谈判终于破裂时爆发出来的。
周恩来本是个笑口常开，“宰相肚里能行船”的人物，并且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开怀大笑时，常常是双手抱臂，把头向后仰去，笑声响亮，热情洋溢。建国后这种时候很多，留下的“镜头”也多。但是在1945年到1947年，我一次也没见过他这样笑，反而多次见到他悲痛落泪。
1946年10月2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末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
周恩来拿到方案，听说方案已经送给了孙科和马歇尔，脸色就开始有变。因为前不久，他刚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道订有“君子协议”，记得当时谈得热烈真诚，一致同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要事先打招呼，相互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党。现在，梁漱溟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个君子协议。
周恩来看着方案，勉强听梁漱溟解释了几句。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忽然把手一摆，双眉深锁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他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
梁漱溟赶紧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
周思来就是讲到“你们不够朋友”时哭的。这一次的哭来得急促突然，没有“眼圈一红”和“泪溢眼堤”的过程，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泪水下下子就进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这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的指责：
“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周恩来作着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成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更有灼人的火星进出：“你不用辩解。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现在你们是怎么做的？哪一条够我们的君子协议？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烈士吗？”
说到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周恩来哭得更悲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心灵受到极大震颤。因为周恩来与民主人士交往，历来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像这样激烈地发泄情绪确实是绝无仅有。
周恩来的第四次痛哭，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记得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总理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蹙紧，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从我们这个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和耷下眼皮的两眼，嘴角抿紧，向里抽回。我们了解总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
民政部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这时，总理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来，附在脸上默默地闪烁。他稍稍抬起一些头，泪花迷离地望住会场，喉结使大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出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他哽住了。附在脸上的泪痕尚未干涸，又盈上了更为丰饶的泪水，终于有泪珠掉在了胸襟上。
会场静极了，静极了，静得能听到总理泪珠掉在胸襟上的卜卜声。于是，会场起来一阵隐约的唏嘘，大约在场的政府官员都哭了。毕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极少极少有人以权谋私，不敢不会甚至想也想不到。他们是一批有理想，热衷于献身的人，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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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 1914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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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本求学，这是他与留日同学的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 |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怀着对真理的渴望，搭乘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轮启程，赴欧洲勤工俭学。这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周恩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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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他与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在柏林万赛湖的合影 | 1924年，周恩来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的部分成员在巴黎的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左一为聂荣臻，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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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周恩来奉命从欧洲回国。这是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周恩来 |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这是他们结婚期间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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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和秦邦宪、叶剑英等亲赴西安，通过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这是周恩来和秦邦宪（左一）、叶剑英（左二）在西安合影 | 1937年8月，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五次谈判后回到延安。这是他和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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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2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到国民党所在地武汉，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参与领导中共长江局的工作。1938年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抗战初期的周恩来 | 1938年，周恩来和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左三）等国际友人在武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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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周恩来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右）、副军长项英合影 | 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坠马，致使右臂粉碎性骨折。这是8月赴苏治疗前和刘少奇的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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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初，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莫斯科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等合影。右起：蔡畅、张梅、任弼时、陈陈琮英、邓颖超、周恩来、孙维世 | 1940年9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被日本飞机炸毁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楼前留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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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时的周恩来 | 1945年8月，为谋求国内和平，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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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这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南京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30号院内的留影 |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关闭和谈之门，并宣布中共代表团即将撤回延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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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陕北迁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是周恩来在西柏坡办公室签署作战命令时的留影 |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运筹决策，组织指挥具有战略意义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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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是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 | 1949年9月17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作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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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周恩来和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 1950年6月，周恩来和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会议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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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6月，周恩来和朱德在全国政协会议上 | 1950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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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上 | 1953年1月，周恩来在庆祝著名画家齐白石九十三寿辰宴会上同老人促膝谈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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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日内瓦出席日内瓦会议，会议排除美国的干扰，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 |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1954年6月下旬，应邀访问印度时，和印度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右一）、副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右三）、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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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这是由二十九个亚非国家组织的，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大力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求同存异”方针，促使会议获得圆满成功。这是会议期间的周恩来 | 1955年6月，周恩来出席中国科学院四个学部成立大会，代表政府表示一定要“重视、尊重科学家的劳动”。这是周恩来与科学家们在一起交谈。右起：周扬、范文澜、翦伯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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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9月，周恩来迎接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 | 1973年1月，“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
[1] 周恩来论坛 http://www.zelbbs.cn/index.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