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 人物基本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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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周其仁 |
| 性别： | 男 |
| 国籍： | 中国 |
| 出生年月： | 1950年8月7日 |
| 职业： | 教育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其他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主任 |
| 毕业院校： | 中国人民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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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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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生于1950年8月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主任。
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访问求学。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
大学毕业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工作，主要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其间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主要的成果包括著作两本，重要论文若干篇，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奖励。
工作部门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学者语录
我是不赞成大型企业首先搞国企改革，它有垄断资源，利润很高，把利润分给高管或者经理人员这个不行，是不是公正我不知道，但是首先不妥当。
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访问求学。
先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研究所、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并获得博士资格。
周其仁
1995年底回国定居和工作，一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教学工作
自1996年以来，为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1997年被评为“北京大学最受同学欢迎的老师”。1999年后，并为北京大学国际MBA开设“中国商务活动的制度环境”。
组织学生进行的主要研究项目
1、1997年和1998年夏天，组织学生参加劳动部就业司对绵阳、上海等地的劳动市场的进行了系列调查，本次调查研究的文集已经出版。
2、1997年至1998年，组织学生对淄博资本市场调查研究。
3、1996年至1998年，组织学生参加山西引黄工程咨询专家小组，先后就水价制定、水机构改革、工程合同、监理制度等课题进行专项研究。
4、1998年以来，组织关于电信业市场开放的研究。
5、1997-2001年以来，开展有关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研究。
研究领域
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人力资本与企业理论，竞争、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
主要作品(1995年以后)
最新文章
市场禁入的长期后果
咬文嚼字的权利
“自然垄断”不自然
农民收入系列文章
解释、判断与建议（农民之二十）
不可操作的产权？（农民之十九）
可顶大梁的收入（农民之十八）
又见粮改
市场的底部（农民之十七）
产权可能也是副产品（农民之十六）
产权与农民负担（农民之十五）
公司办城镇（农民之十四）
城市化是副产品（农民之十三）
无奈的法外世界（农民之十二）
地盘经济（农民之十一）
反思农村金融（农民之十）
市场经济，岂能无契（农民之九）
资产不是资本（农民之八）
“国土制”剥夺农民（农民之七）
放弃农地的代价（农民之六）
抑商就是抑农（农民之五）
封锁市场，保护农民（农民之四）
自由交易是产权的重点（农民之三）
粮价冲击土地承包权(农民之二）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农民之一）
电信重组系列评论
“电信问题专家”的由来
三网聚合，数网竞争
再论数网竞争
发表在《21世纪评论》上的专栏
可怕的“国际惯例”
不相干的炭疽病
科斯定理与国资转让
“救市”压力缘何而来？
资产管理的责任链 试说“国有股减持”及其暂停
国有资产出售和定价的新答案
控制权不买卖的市场
试说“国有股减持”及其暂停
从产权看“垄断”（二之二）
从产权看“垄断”（二之一）
买家不怕卖家精
世事胜棋局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序
残缺的土地承包权
守夜人的经济学
政府的正业是守夜
尴尬的手机单向收费
家族经营与非家族经营
教育考核系统失灵的原因
境外上市的卖点：市场竞争实力还是独家行政性垄断
看得见的手定价，看不见的手定量
考核学生质量的困难
理性的局限----《电信竞争》书评
企业家是钱财不够用之辈
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上、下）
市场间竞争和股市规范
手机单向收费：究竟利好还是利空？
手心手背都是肉
为市场性重组留下空间
梧桐树下的进步
信誉在分派市场运气中的作用
学生质量的考核
企业和企业家研究
入世与中国企业价值的重估
——为《中国企业家》出版第200期而作
产权改革与新商业组织
公有制企业的性质
横店个案
景气低迷
攫取与公有制体制改革
能力定价
企业家人力资本经验研究(1)
三种私人资本和中国经济(5-9)
真实世界
资市与人
秦镇米皮的启示
周其仁:增加人民自食其力机会是扶贫第一要务
没有谁喜欢贫困。历久以来，各国的执政者和有识之士常常把反贫困作为一面旗帜来高举。不过口号归口号，愿望归愿望，能不能实际做到，是另外一回事。要是拿效果来衡量，欲大幅降低贫困、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究竟什么事情最重要？
从我略知一二的一段历史经验讲起吧。1978年中国农民差不多全部是贫困人口。官方统计报告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好像只有130多元——那是把公社分给老乡的粮食和柴草之类通通折价算进去的，现金收入每人每年不过几十元而已。我自己下乡的地方，属于国营农场还好一点，因为好歹每月开现金工资。不过走进老职工的房子，连接大、小两盘火炕的地方能放上一个刷了红漆的木板箱子的，就算富户了。农场周围的老乡，远要苦得多。“人民公社是金桥”唱了20年，家徒四壁的所在多有。东北可是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地”，所以正常年景种地的还可以吃上饭。全国情况就没这么好，当时约2.5亿农村人口常年缺粮。
怎么弄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招是“休养生息”，就是降低国家征购农产品的数量，城市需求的不足部分，动用外汇进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给农民“减负”——横竖政府少拿人家10斤，农民就多了10斤。是新政策，因为多年来统购统销压得农民没有喘息余地，“卖油娘子水梳头”，种田人吃不饱饭。
外汇有限——没有今天直逼10000亿美元的储备——港口粮库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在减少征购的同时，国家决定提高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是最早的“两轨制”：征收任务内低价，超任务部分加价。这一招重要，因为与单纯的“减负”不同，提价有刺激农民增加生产的作用。当然也是收入分配的调整——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财政要给尚领低工资的城镇职工发食品补贴。
第三招就是包产到户，废除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不错，提升粮价可以刺激增加生产的意图。但农民要对价格信号做出增产的反应，非通过生产体制不可。如果你想多干，但多劳不能多得；别人磨洋工，却照领报酬，你还会保持增产的意图吗？不幸的很，人民公社就是这样一套不刺激增产意图的生产体制。结果是，一头市场迫切需要粮食和农副产品，另一头农民更迫切需要增加收入，可是中间架上了公社这座“金桥”，就两头满拧，怎么也不搭调。
早就知道问题所在，否则为什么最早的包产到户在1956-57年就出现了？为什么后来几起几落，怎样“斗争”也无从根除？无奈那僵化得比化石还要硬的死教条，活活捆住几亿农民的手脚。非弄到天大旱、饥荒和死亡的威胁迫在眼前，才逼着农民采取秘密行动。这是1977年安徽等地农民故事的背景。谢天谢地，这一波来自底层的包产到户，遇到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上层建筑”——“实事求是”成为执政党的思想路线，凡事可以先试验再定夺。
从此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以我的第二故乡黑龙江为例，“粮豆总产300亿斤”喊叫了多少年——任什么办法也用过了，包括让昔阳大寨干部接管省地县农业指挥权，也包括“用无产阶级专政办农业”——硬是在包产到户之后才达标。全国看，粮食年增产量翻番，农民增收，“希望的田野”就是那个时候唱起来的。
依托这个实例——上世纪80年代初几亿农民大幅度提高收入、显著减轻了贫困——我们可以讨论本文的问题：究竟什么最重要？我看到的经验说，大规模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多种条件的配合，但决定性的一招是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机会。
不是说治标不重要。给定当时的历史条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压得那样苦，不立竿见影地调整一下，缓一口气，真翻了大船，就什么也不要谈了。问题是，仅靠“减负”所能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即便完全减除农民的负担——当时根本不可能做到——农民还是很穷。根本问题是农业生产率低，而数量巨大的人口又被城乡隔绝体制强制在低生产率农业部门“就业”。不改变基本构造，提升生产率，从何大规模提高农民收入？
有没有让农民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可能空间呢？有，很巨大。最明显的，就是粮食、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严重不足。工业化几十年了，只容纳2亿城镇人口，还每家每户发了粮本和五颜六色的票证。后人所谓“短缺经济”，首当其冲就是食品短缺。我小时生活在上海，妈妈要在阳台上养鸡，受到干预后，就把鸡养在壁橱里！这是说，潜在的农产品市场容量巨大，只要生产出来，农民就可以增收。
奇怪的是，就是不让农民靠他们的力气增产农副产品来致富。其一是统购价格过低，其二是公社生产体制吃大锅饭。加到一起，农民要自食其力也施展不开。于是，穷困不但与生俱来，而且仿佛永远难以改变。每年的扶贫款、救济粮，把农村干部忙的一天世界。
先让人家把可以赚的钱赚到手不好吗？区区在下总算当过十年农民，知道很多普通的农民群众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根本就不愿意靠救济和补助过日子。自食其力在哪里都给劳动者带来莫大的愉快。没有劳动能力的是另外一件事，凡有谋生能力的，第一位的要求不是给点救济，而是给致富的机会。真正把机会之门打开，到底谁是“弱势群体”还未可预知哩！
实在是匪夷所思的逻辑：一手紧闭机会之门，一手扶贫救济帮困。也是那个年代，我和同道去过一个“老、边、少”地区调查，那里产的木材、药材、矿产——都可以在市场卖大钱的——全部被低价统购，或者干脆就是国家垄断专营，本地老乡不得染指。同时，年年自上而下拨付大量款项，分配再分配，干部忙得不亦乐乎。记得调查报告有一个概述，叫“一手白拿，一手白给”。
很幼稚地想过，白拿100，再白给100，当地人民是不是就没有吃亏？或者更慷慨一点，白给大于白拿，那个地区岂不就发了？后来才知道错、错、错！道理是，让当地老百姓在市场上挣他们可以挣得的钱，除了挣得当期收入之外，还有能力的提高、信息的获得、以及契约关系的培育——下一步登堂??全然不见了。至于“白给”，要把补助发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手里，又谈何容易？别的不提，一晃差不多20年过去了，那个地方官员坐骑之高档和新潮(进口的日本越野汽车)，至今历历在目。
不曾回应关于起点平等、过程平等、机会平等的议论，因为我不清楚，它们究竟是人们的一种愿景(vision)，还是对现实的记录和陈述？如果是后者，那么很对不起，我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于是我的愿景就只好实际一点：无论起点、过程和机会的不平等怎样难以避免，给普通人多增加一点机会吧。无论今天还是将来，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机会是扶贫的第一要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