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桢
| 人物基本信息 | |
| 中文名： | 吴国桢 |
| 别名： | 峙之 |
| 家乡： | 湖北建始 |
| 性别： | 男 |
| 国籍： | 中国 |
| 出生年月： | 1903年 |
| 去世年月： | 1984年 |
| 所处时代： | 现代 |
| 职业： | 军事 军事领域人物 |
| 重要事件： | 吴国桢事件 |
| 代表作品： | 《建始文史资料》;《档案时空》 |
| 还有未完善内容， | |
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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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
吴国桢早年先后入南开中学、清华大学学习，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受蒋介石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湖北省税务局局长、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重庆市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国民党逃台后，为了争取美国的好感和支持，1949年12月，蒋介石任命吴国桢取代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远赴美国。吴国桢后来一直在美国居住，从事教育和写作。1984初年曾接受《蒋经国传》作者江南的采访，披露了大量当年与蒋氏父子尤其是与蒋经国的恩怨情仇。1986年6月，吴国桢在美国病故。
吴国桢和他的哥哥吴国柄都曾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当时吴国桢只有十岁，是南开中学年龄最小的学生。张伯苓校长晚上查巡学生宿舍时，看见他把被子踢掉了，还曾为他盖被。
当时，年仅15岁的周恩来也考入南开中学就读，看见吴国桢年纪小，有些生活上的事情难以自理，一向“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的周恩来便常常以大哥哥的身份多方照顾吴国桢。天长日久，二人感情倍增，情同手足。在校期间，两人曾合影留念，周恩来坐在长靠椅上，吴国桢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牵着手，面带笑容。这张照片现在还悬挂在天津市“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里。
周恩来等在校期间发起成立了敬业乐群会，原本性格内向的吴国桢也加入了该会。在周的帮助下，吴国桢的活动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并在演讲比赛中获奖。周恩来担任会长时，吴国桢担任童子部部长。后来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恩来东渡扶桑，而吴国桢则考进了清华学校。
1921年，吴国桢清华毕业后，被保送到美国留学。他先是在美国格林奈尔大学学习，主修经济，兼修市政。毕业考试时，吴国桢各门课的成绩都是A（最好成绩），惟独思政课得了个B＋（仅次于A）。巧的是，后来吴国桢大半生都在出任各省市的行政长官，像1932年出任汉口市市长，1939年出任重庆市市长，1946年出任上海市市长。
1926年，吴国桢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起程回国。不久，吴国桢步入仕途，开始其将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
戏剧性的婚姻
1929年，吴国桢担任汉口市财政局长。有一天，他路过一家照相馆，看见橱窗里陈列着一张少女的相片，婀娜多姿。吴国桢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但不知她是谁家的小姐。他见这位少女的照片是和当时一位名声不大好的电影明星杨耐梅的照片放在一起时，便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吴国桢装着很生气的样子，走进照相馆，质问老板：“你们怎么可以把人家千金小姐的相片，和电影明星的相片放在一起招揽顾客呢？”紧接着，吴又追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位小姐是一位有声望人家的女公子？”老板见吴国桢西装革履，胸前还挂着市政府的圆形徽章，知道他是当官的，于是赶紧回答：“知道，知道！她是汉阳铁厂黄厂长家的大小姐。”
这位黄厂长名黄金涛，早年也曾在美国留学。黄小姐是黄的长女黄卓群，当时正在上海中西女校读书，因天生丽质，被誉为该校校花。黄放假回汉口时，在这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被老板私下添印放大，陈列在橱窗内，招揽顾客，结果引起吴国祯的注意。
后来，在吴国桢哥哥的安排下，吴国桢和黄卓群见了面，两人一见钟情。1930年，二人在汉口租界的一所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吴国桢和黄卓群的这段姻缘非常美满，两人相依相伴走过了一生。半个世纪后，吴国桢已经在美国定居，他的一位邻居曾这样评价黄卓群：“吴夫人美丽贤惠，且能文能画，多才多艺。平日除料理家务外，尚能发豆芽，做豆腐，蒸馒头。最令人佩服的，她自己还能缝制西服，手艺精巧，式样大方，不逊于职业裁缝。”
吴国桢的仕途生涯可谓一帆风顺，曾做到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市的市长。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吴国桢也携家离开大陆去了台湾，并继续在台湾官场中任职。后来，由于与蒋氏父子产生矛盾，1953年5月，吴国桢夫妇离开台湾飞赴美国，并最终在美国定居。吴国桢从此在美国开始了一种新的学者生活。
学者生涯
吴国桢初到美国，以演讲和笔耕为生。他与《芝加哥论坛报》签订了三年的合约，为其撰写评论，同时他也到美国各州去作巡回讲演。吴国桢更希望能到一所高等学府任教，其实，凭借吴国桢的学历、经历和才干，他应该是诸多高等学府争相聘请的对象。但在50年代，美国许多高等学府都歧视华人，同时，一些名牌大学有一些所谓的“中国通”，把持讲坛，操纵刊物，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也排斥中国学者。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的胡适于1949年4月来到美国，本来也打算在美国东部的大学里谋一教职维持生活，正由于人为的因素，被排斥在大学讲坛之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胡适只好到哥伦比亚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当管理员，月薪300美元，每日埋首故纸堆里编目整理，很是委屈。
在这种背景下，吴国桢想在大学中谋一教职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直到1963年，吴国桢应邀到美国乔治亚州的阿姆斯特朗学院作特邀讲演。吴国桢的人品、伦理观、道德标准以及渊博的学识都给该校校长亨利•阿西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阿姆斯特朗由三年制的学院改为四年制的大学，正缺少历史和哲学专业的教授，亨利校长便热情地邀请吴国桢到学校任教。1965年，吴国桢应邀到阿姆斯特朗大学担任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年薪4000多美金。
吴国桢在阅览美国出版的关于清朝地方政府的书籍时，发现这些书籍的内容既不够充实，又常有谬误之处。为了澄清有关清代地方政府的性质、组成、职能及人事制度等问题，吴国桢用英文写成《中国帝制时代的地方政府》一文，投寄给《亚洲研究》。
吴国桢本人担任地方高级官职达二十年以上，就地方政府的问题积累了不少资料。他在这篇文章中着重论述清朝时期县级地方政府的人事制度、县官职责，以及当时地方政治状况，纠正了美国某些出版物的谬误。
《亚洲研究》的总编辑克伦邀请了两位学者评阅此文。其中一位认为吴国桢并没有读过关于中国帝制时代地方政府的主要著作，比如1962年在麻省剑桥出版的瞿同祖撰著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并指出吴的学术论文没有将所引用的资料来源以注释或参引书目的方式详细列明；另一位学者认为吴国桢的论文虽然对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诠释，但这只是根据个人观察、了解，而非采自研究材料。据此，克伦将该文退了回来，并附上了评审的意见。
但是，吴国桢不服退稿的理由，他表示为了维护学术研究的崇高地位，以及使美国学术界能够获得正确的中国历史的知识，有必要将此问题澄清。此后的两年间，吴国桢连续向《亚洲研究》的总编辑克伦发出信函，指出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在内容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建议把瞿同祖书中相关内容加上吴对瞿的这本著作的批评，作为他那篇《中国帝制时代的地方政府》的篇末注释。
在吴国桢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克伦请自己的女秘书与吴取得联系。而吴国桢依然不屈不挠，执意要将这个问题弄清楚。在多次书信来往交涉、争论有关评审这篇文章的意见之后，克伦给吴国桢写了一封信，声明以后对吴的这篇文章将不再讨论和答复。
后来，吴国桢又去函数次，均被原封未拆地退回。为了这篇文章，双方来往信件多达40封，历时两年，邮电费用所耗不少。其实，该稿件即使被刊载，也并无稿酬，只是让个人的研究心得，受到应有的重视罢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吴国桢准备上法庭控告亚洲学会，但由于昂贵的律师费用，以吴的经济情况，实难承受。最后，吴国桢只好把他和亚洲学会的来往信件，连同那篇文章，自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美国为何不理解亚洲事务？》。
吴国桢书生本色还在1948年上海市市长任内时，吴国桢就与太子蒋经国发生冲突。蒋经国经济上的铁碗手段以及其掌握特务大权后对岛内民众滥捕乱杀的白色恐怖做法，又引起了受过美国教育的吴国桢的不满，他时常利用省主席的职权对蒋经国进行牵制。此外，吴在举办台湾县市政权选举等方面也与蒋氏父子的看法不合。
在50年代初，随着美台关系的加强，吴国桢被蒋介石用于向美国示好、拉关系的作用已经不大，于是，在吴与小蒋的争权中，蒋介石开始公开偏袒蒋经国，排斥吴国桢。据说，蒋介石还曾想制造车祸暗害吴国桢。在这种情况下，吴国桢自感已成蒋氏父子的眼中钉，难以继续在台湾立足，乃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远赴美国。但老父幼子却被留作人质，不准同行。
1953年11月，蒋介石以“蒙混舞弊，不尽守责”罪名突然免去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的职务。王与吴国桢关系十分密切，王下台后，从台湾传出他曾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12万美元的消息，实际上是影射吴“携资外逃”，台湾当局并要求他尽速返台。吴国桢认为这是蒋氏父子蓄意陷害，于是拒绝返台，并致函要求国民党辟谣。在得不到国民党的答复后，吴又想在台湾报纸刊登澄清广告，但居然没有一家台湾报纸同意刊登。于是，吴国桢决定向蒋氏父子发难。
１９１４年，吴国桢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成绩优异。很快就与年仅１６岁的周恩来结为金兰之交。他曾加入周恩来为会长的"敬业乐群会"。该会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足。"吴时任该会童子部部长。周逝世后，吴在美甚为哀痛。１９８２年，得长婿从中国带来与周恩来结拜兄弟时之照片，其心中有感，特作诗云："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结为兄弟，后来异主。龙腾虎变，风风雨雨。趋途虽殊，旨同匡辅。我志未酬，君化洒土。人生无常，泪断沙埔。"表达了对这位６０余年前同窗挚友的深深思念，也对其未能在有生之年与周恩来重逢而遗恨终生。
周恩来与吴国桢，对于中国20世纪的这样两个人物，用吴国桢夫人黄卓群女士的话来说是“同窗不同路”。“同窗”指周、吴两位是当年南开极要好的中学同学。“不同路”是指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周恩来固可不说，如果开一份吴国桢的简历：南开毕业考入清华，清华毕业负笈北美。北美五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归国后投身政治，加入国民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后任汉口市市长。抗战爆发，任陪都重庆市长。光复后接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去台后又官拜“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这样一个“芝麻开花”的履历和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自然是“道不同”了。尽管后来(1953年)吴国桢和一手提拔他的蒋介石也割袍断义，离台赴美，在北美痛揭蒋氏父子的党国体制，但这并不意味他反蒋就认同周。作为一个有着留美背景的自由主义者，他反蒋就是反专制。因此，从他一生看，他反蒋(后半生)同时也反共(一生)，但并不反周。非但不反，“道不同”却“相与言”，而且私谊长存。
同窗南开
约七十年前，周、吴相识于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天津创办的私立南开中学。吴是学校中最小的学生，小周五岁，比周低一年级。他们的相识乃至熟识，当属偶然。1915年，南开中学的壁报上有这样一则以孟子的话作的灯谜：“犹兽之走圹也，打一新名词。”等到谜底公布后，这新名词却是“田径赛”。顿时学校哗然一片，有人觉得牵强，更有人认为这是骂人。尤其是那些参加田径赛的学生，愤愤联名，要求学校查明处理。学校正在为难时，周恩来主动站了出来，承认灯谜是自己出的，并且表示道歉。周的举动博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只是有些运动员余怒不息，周便个别地到其宿舍，当面致歉。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便是学校享有名气的田径运动员，周是特地向吴国柄道歉时而吴国桢又在场才有了以后正式的交往。几天后，周恩来路遇吴国桢，主动问及那天自己向吴的哥哥道歉时，吴在一边写什么。吴答“写日记”，周恩来连称“好极了，好极了”。以后周经常阅读吴的日记，还在自己办的学生会的会刊上将其摘要编出。
在南开，周恩来是各项社群活动的积极分子，而且他还喜欢拉吴国桢和吴的另外一位李姓同学参加。由于三人经常接触，有些学生称他们为“三剑客”。这一次，南开要举办讲演比赛，周报名参加，还动员这两人一道报名。由于吴、李两人那时还没有见过讲演什么样，表示要先看看再说。结果周一人上场。据吴回忆，周讲得不错，只是面相比较女性化，声音偏尖而深厚不够，结果得的是第五名。
由讲演三人对演话剧也产生了兴趣，周扮演的是女性角色，李也有了个角色，因为吴国桢自小爱笑，一笑则一发而不可收，哪怕就是拼命掐自己手心也无济于事，当他看到周的扮相后忍俊不禁，所以无法登台。这一次，是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从美国学戏归来，他编了个《一元钱》的剧本，女主角非周莫属。两朋友转而鼓励吴出演，也让他演个女性角色，不过是个丫头。为怕他笑，还特地作了补台的准备，一旦吴笑，那太太就说：你这丫头，没事就笑，你还是回家等着我打你吧，不必跟我去了。并让吴听了这话，往后台跑去便行。演戏非吴所长，但周恩来扮演的角色却非常受欢迎，以至收到大量向他表示崇拜的信件。
也就在排戏的过程中，周恩来提议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吴国桢首先赞成，李姓同学也点了点头。后来，正在周恩来考虑选择一种庄重的仪式来结拜时，李姓同学说只要感情真，结义倒不必。如果结义，彼此就要以大哥、二哥、三弟相称，这样太露痕迹，反而不好。但既然兄弟感情特殊，也要用特殊的方式来表示。现在民国都称名而不用字，我们不如用字来彼此称呼(以后周就称吴为“峙之”，而吴称周为“翔宇”)。李的说法是托辞，周吴都感觉到了，但不明原因。周恩来有个特点，凡事都要弄个清楚。周后来曾为此事专门到李家拜访。李父虽未明言，但意思也表达出来了。原来李姓同学三代单传，按迷信说法，结拜兄弟可能有不良后果。这已经是1917年春夏之交的事了，因为李有心思，三兄弟结拜未果。周甚至主张和吴两人先结拜，然后再说服李。吴认为让李知道反而不好。这期间，周恩来曾到吴国桢在北京的家，并拉他到照相馆去照相。当时周身着薄长衫，吴也想如此穿戴，但吴母没同意，硬叫他穿学校的童子军制服。就是这张七十年后又到了吴国桢手上的照片，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周吴两人的结拜纪念了。
照相过后不久，三个好友就在南开分手。这时南开已经由中学而大学，周留在了这里，而吴则考入北京的清华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周在南开组织学生罢课，并被监禁几天。吴也参加了清华学生的游行，以及后来的校园抗议活动(驱逐校长)，这个运动的领头人就是罗隆基。
街头偶遇
吴在清华时，曾收到过周的信，说他打算去法国学习。临行前，周还专门到清华，因为清华园中从南开来的学生甚多，周是特来告别，几乎每个人都寒暄过了。可见周为人交游既广，又为事精细。在吴国桢眼中，那时的周恩来几乎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儒家信徒。晚年的他曾这样表示：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周将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敢用我的生命打赌说不会。
吴国桢是1926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回国的。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是共产党的“有名人物”了，同时也是一个被一般人认为的“危险人物”，而此刻吴国桢尚未出道，在国民党那边谋个职员，科长而已。按照吴的口述，1927年他在上海时，曾经路遇一次周恩来。关于这次路遇，吴本人的口述倒很简单，而他夫人黄卓群的转述，却较详切。
那是一个星期日，吴乘电车去法租界探访朋友，途中一车站，吴见一人赶上电车。那个人开步走路及上车的步态，让吴立即感觉到这是周恩来。正起身要过去，电车启动，车身一晃，吴复又被晃而坐下。却见来人上车后，手把车柱，眼光向全车一扫，见到吴时陡然一愣，随即目光转往别处，不再回视。这时隔着人群，吴看见了此人的侧面。头上带帽，低压额角，颊上留有胡须，不像周恩来。吴不禁有点迟疑。可是观其眼角，又觉十分相像。然而此时，那人突然把身一转，完全背对着了吴。不想这转身的动作，使吴又确认此人为周无疑。吴知道这是化了妆，而且对方不愿意认自己(请注意，这时是国民党“清党”的1927年)。在吴心想，也许周有急难，自己不能置之不顾。于是他挤到对方身边，低低地喊道“翔宇，翔宇”，对方却推说不认识。双方在欲认不认时，车到一站，车门刚开，那人几乎是跳下车去，头也不回，匆匆消失在人流中。
以后，吴有机会见到周恩来时，曾当面问及当年电车上的事，周予以否认。以至那次路遇，在他们两人之间，尤其对吴国桢，成了个悬案。
两次宴请
真正等到两人正式见面，则是十年后的1938年了，因抗战而国共合作，共产党又可以公开化。此时，吴国桢已是国民党的汉口市市长了。
那天吴下班回家，夫人黄卓群说：你的共产党的好朋友今天来看你了。吴讶问是谁，黄说是周恩来。吴问夫人，你看见他了吗？夫人说他丢了张名片给佣人就走了，自己并未见着。吴拿过名片当即就去了八路军办事处的驻地。一勤务兵应门，吴表明身份，他就接引吴进了屋。吴刚坐下，周恩来就从里屋出来，一面与吴握手，一面叫道“峙之，峙之”，吴接握双手，也不禁回叫“翔宇，翔宇”，毕竟从清华最后一次见面，到彼时已经二十年了。可是，喊过各自的私字后，两人居然长久地相顾无言。由于吴比周小五岁，少长有序，所以和周在一起，吴都是让周先说话。这次也是这样，吴等周先开口，可是周只是仔细看吴，而且看了又看，并无说话的意思。不安之下，吴只得开口道安，无非住地是否合适，需要什么帮忙。周的回答也很简单。彼此应答之间，没有兄弟的亲热，却显出了因“道不同”而形成的“隔”。
隔了好一会儿，周仍无言。吴又张口：我们二十年不见，今天你到汉口，我想请你订一时间，我与夫人请你晚餐。不请外人，只请南开旧日同学陪你。你说好吗？周说“很好”，于是订在六天之后，吴便告辞，周亦未挽留。前后不过十五分钟，两人二十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客套完了。
等吴国桢回家后，和夫人商量这一顿饭怎么请，却发现是个难题。二十年的弟兄不见面，吴此时又是汉口市长，好好请一次，本在情理之中，且也不困难。但吴夫人犹犹豫豫，她试探着说：汉口最好的厨子是银行公会的厨子，最贵的酒席是三十六元一桌的。我们就这样办，好吗？可未待吴说话，自己却又摇头：不好，不好。他是共产党，共产党天天骂国民党人是贪官污吏，只图自己享受，不顾民众福利。我们请他，他如问起这宴席是何处叫的，我们如实说，这不是证明了共产党的话，官僚阶级和买办阶级攫取特殊权力了吗？汉口平常酒席只十六元，它却贵上一倍多，就算周恩来相信你不贪污，但传到其他共产党人那里，不就间接证明你也贪污吗？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与其奢也宁从简”，就叫一桌十六元的普通席。
宴请那天，到吴家的都是南开同窗，他们对于这位共产党著名人物有一种神秘心理，想先向吴打听一下周的情况，因此，不约而同提前一刻钟到场。可惜，他们不知道，吴同周的接触也只比他们多了十五分钟，还没说上几句话。好在周很守时，彼此寒暄入桌后，吴以为旧日同窗满可以自己向周发问了，但大家反而默然。直到彼此敬酒时，气氛渐渐融洽。大家也只谈南开旧事，借以回到二十年前的生活。最后是周恩来说，时间不早了，客走主人安。我想和主人商量一下，我住的地方不宜宴请，但想借主人这块地方请大家一次。主人什么都不用过问，酒席由我供给，日期则由大家决定。要紧的是原班人马，一个都不能少。
很快，第二次聚会的日期到了。那天吴特地提早下班回家准备。刚进家门，夫人黄卓群迎面就说：糟了，我们上次叫席叫错了。吴不明所以。夫人问，你知道周恩来今天叫的席是哪里的？不待吴回答：他叫的是银行公会的。那银行工会的大师傅已经来了，这席一定是三十六元一桌的了。
这次是周恩来提前十分钟到来。由于是第二次见面，大家的拘束感没有了。入席后，有个叫段观海的南开同窗，时任国民党外交部的秘书(后升任大使)。菜刚一上来，他就睁大了眼，看了看，甚至又拿起筷子夹了块冷盘里的肉尝了尝，接着就叫喊起来：这是汉口最好的酒席，一定是银行公会大师傅承办的，恩来，是不是？
周恩来笑容满面，点了点头。
当周恩来向全桌同窗敬酒时，那位段观海又喊了起来，这是陈年上好的花雕！
如此好的酒菜入口，又是共产党人请客，共产党著名人物的神秘感当然也就没有了。还是这个段观海，笑着对周恩来说：恩来，我有一事一直闷在心里，现在有机会问你，希望你不要怪我莽撞。你能欣赏这花雕，当然知道这好酒难得。据说，八路军过贵州，把所有茅台陈酒和造酒的炉子都毁坏了，这又何必。
周恩来笑容满面，点了点头。
当周恩来向全桌同窗敬酒时，那位段观海又喊了起来，这是陈年上好的花雕！
如此好的酒菜入口，又是共产党人请客，共产党著名人物的神秘感当然也就没有了。还是这个段观海，笑着对周恩来说：恩来，我有一事一直闷在心里，现在有机会问你，希望你不要怪我莽撞。你能欣赏这花雕，当然知道这好酒难得。据说，八路军过贵州，把所有茅台陈酒和造酒的炉子都毁坏了，这又何必。
周是笑着回答的：是的，我们把茅台陈酒都带走了，但没有毁坏造酒的炉子。造酒的工具是当地人民生活所需，我们没理由毁坏它。当然，我们行军到处需要火酒，只好把能带走的酒都带走了。
段观海话头一转：恩来，你这酒席是汉口最好的，我知道它是三十六元一桌。加上这样好的花雕，今夜你破费约在五十元，那么你的薪金是多少呢？
周简单地说：五块钱。
轮到大家吃惊了：那么，你怎么付得起这顿昂贵的饭钱呢？
周依然笑着说：这顿饭钱由组织出，是组织允许我可以用这笔钱请你们的。
段观海因为正坐在周恩来身旁，周今天穿的是缎子狐皮袍。段伸手把周的皮袍翻了一翻，说：这是上好的狐皮袍啊，价值可到百元。难道也是组织供给你的。
周说：是的。
有人又问：你们的伙食费是不是也由组织供给？
周答：是的，每人每月发五元，只为私人零用。
那么，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组织提供的呢？又有人好奇。
周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组织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
这时，坐在旁边的段观海再也忍不住了，他哈哈大笑：
“这样我也可以做共产党员了！”
轮到大家吃惊了：那么，你怎么付得起这顿昂贵的饭钱呢？
周依然笑着说：这顿饭钱由组织出，是组织允许我可以用这笔钱请你们的。
段观海因为正坐在周恩来身旁，周今天穿的是缎子狐皮袍。段伸手把周的皮袍翻了一翻，说：这是上好的狐皮袍啊，价值可到百元。难道也是组织供给你的。
周说：是的。
有人又问：你们的伙食费是不是也由组织供给？
周答：是的，每人每月发五元，只为私人零用。
那么，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组织提供的呢？又有人好奇。
周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组织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
这时，坐在旁边的段观海再也忍不住了，他哈哈大笑：
“这样我也可以做共产党员了！”
在美期间，他与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之弟郭泰桢交谊笃厚，又与宋子文及宋美龄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日后归国从政伏下契机。晚年赴台后，文官吴国桢、武将孙立人同遭蒋氏猜疑而被抛弃，孙氏为蒋终生软禁，吴氏却在蒋夫人的关照下安然赴美。他晚年在回忆中仍称蒋夫人是"很有吸引力和魅力的女人"，"蒋夫人个人对我和我的妻子一直很好"。战时，国民党高层中甚至传出吴国桢与宋美龄有染的绯闻。而吴国桢与宋子文也是过往甚密，甚至在宋氏与蒋介石发生冲突时，宋氏会想到请吴国桢居间疏解。
吴国桢台东巡视吴国桢能够四次出任中国重要省市长官，首先在于他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宠爱和信赖。１９２６年秋由美归国后，吴国桢初任上海政治学校教授，后由张群推荐入政界任职。１９３２年被蒋介石揽任为私人秘书，其才华深受蒋氏赏识，虽然吴氏任此职时间不长，但由此与蒋介石结成密切关系，成为其屡受重用和进入中枢任职的重要原因。
其次，吴氏在四任省市长官期间所显示出来的为人与才能也为各方所赞赏。新中国成立前夕，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到北京参加国共谈判，颜氏对吴国桢非常赏识，他对毛泽东说："你们只想做对中国有益的事，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上海市长，但你们却把他列入头等战犯。"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内战战犯名单中，吴国桢位列第１７位。毛泽东回答："那丝毫没有关系，瞧傅作义将军，他也是头等战犯，但他到我们这边来了。你回去告诉吴国桢。要他就呆在那里，既然你们喜欢他，我们让他留在上海当市长。"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几天后，中共地下党果然派人与他联络，惜未为坚持反共立场的吴国桢所接受。
吴国桢接触中国外交事务始于其归国不久，他曾任外交部江苏特派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际科长、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兼条约委员会委员等职，初步积累了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在我国已与英美等国结盟共同反抗日德意法西斯，外交活动十分频繁之际，吴国桢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其时，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吴国桢肩负辅佐宋子文掌理战时外交的重任，曾一度对外暂代部务。其间，他参与主持了中美、中英新约签署、筹组联合国、争取国际军事政治援助等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参加了接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等重大外交接待任务，并负责处理外交部日常的外交活动，见证了战时中国争取美英支持和大国地位的外交活动。
１９４５年８月，吴国桢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国共内战期间的对外宣传。１９４９年１月，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吴国桢也称病辞去了上海特别市市长职务，表示与蒋介石共进退。
随后，吴国桢随同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湾。７月，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稳住局势，设立了"总裁办公室"，掌理台岛内外事务。"总裁办公室"下分九个组，吴被任命为第二组组长，负责经济财政金融等问题的研究与建议事项，同时兼任"总裁办"外交组副组长，主要负责对美事务。他曾随同蒋介石访问菲律宾和韩国，并先后协助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与菲总统季里诺、韩国总统李承晚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倡导组织远东反共联盟，以"抵抗"共产势力的威胁。
１９４９年８月５日，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将丢失大陆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国民党政权及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这极大冲击了台湾政局和美蒋关系，被称为是给国民党这口棺材钉上了最后一个"钉子"。国民党内群情激愤，很多人主张要公开与美国当局辩论。吴国桢主持外交组进行研讨，提出了三点"应对"方针：第一，白皮书已成过去，此后美国对华政策与战略必将有所变更，对此宜持冷静态度；第二，国民党应于短时期内在若干区域厉行改革，在较能作战之区域作若干军事能力上之表现，此为目前一切宣传成功所不可缺乏的条件；第三，民间舆论对白皮书所指责事实有所辩正时，国民党及"政府"不宜阻止，但不论辩正或批评，均有一致观点。这些意见均为蒋介石采纳。８月１６日，国民政府发表了由蒋亲自审定的声明，一方面表示对"白皮书"中许多问题"持严重异议"，"将于适当时期对它作详切之声明"；另一方面又强调两国不能因过去问题的辩论而影响互相间的"传统友谊"及"共同目标"，希望美国捐弃前嫌，继续援华。此举稳定了当时的美蒋关系，使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
逃台初期，蒋介石曾以“改造国民党”为由，铲除了CC系等党内异己。但是，旧的矛盾解决后，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一直没有间断。对于党内异己势力，蒋介石的做法是软硬兼施，不择手段，坚决打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事件。
吴国桢事件在50年代初，蒋介石有求于美国，因此对于吴国桢尚能容忍。随着美台关系的加强，吴国桢被蒋介石用于向美国示好、拉关系的作用已经不大，于是，在吴与小蒋的争权中，蒋介石开始公开偏袒蒋经国，排斥吴国桢。据说，蒋介石还曾想制造车祸暗害吴国桢。在这种情况下，吴国桢自感已成蒋氏父子的眼中钉，难以继续在台湾立足，乃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远赴美国。但老父幼子却被留作人质，不准同行。
1953年11月，蒋介石以“蒙混舞弊，不尽守责”罪名突然免去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的职务。王与吴国桢关系十分密切，王下台后，从台湾传出他曾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12万美元的消息，实际上是影射吴“携资外逃”，台湾当局并要求他尽速返台。吴国桢认为这是蒋氏父子蓄意陷害，于是拒绝返台，并致函要求国民党辟谣。在得不到国民党的答复后，吴又想在台湾报纸刊登澄清广告，但居然没有一家台湾报纸同意刊登。于是，吴国桢决定向蒋氏父子发难。
1954年2月7日，吴国桢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称如不从速实行民主，台湾难以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并表示他出走美国完全是因为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不为所容。此言一出，即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一周以后，吴再接受美国一家通讯社记者采访，指责蒋介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国民党钳制言论，大搞特务政治，并要求彻底清查国民党的经费来源。蒋介石闻言恼羞成怒，除组织岛内舆论进行围剿外，并于3月17日以“总统”名义发布命令，指吴国桢“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分化国军，挑拨政府与人民及侨胞与祖国的关系，居心叵测”，网罗了十三条罪状，宣布解除吴国桢所有职务，开除党籍；对于有关“违法渎职”罪行，将彻底查办。台湾当局并向美国政府提出引渡吴国桢回台的求，但遭美国拒绝。
吴国桢后来一直在美国居住，从事教育和写作。1984初年曾接受《蒋经国传》作者江南的采访，披露了大量当年与蒋氏父子尤其是与蒋经国的恩怨情仇。
1950年8月7日时任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头像曾经刊载在《时代周刊》的封面
（1）专著：《分子振动光谱学基础》，化工出版社1990年。
（2）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其中三十余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
（3）有关表面增强拉曼谱学的工作获1994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2）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其中三十余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
（3）有关表面增强拉曼谱学的工作获1994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1、吴国桢博士及其父兄(<<建始文史资料>>第五辑)
2、《档案时空》-2008年1期 -27-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