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 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1876年6月24日生于中国杭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也是一位教育家，曾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和校务长。他还是一位外交官，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由于毛泽东写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而使他在中国非常有名，但是在他的祖国——美国却是默默无闻。
司徒雷登11岁随父母返美求学。1896年毕业于汉普登悉尼学院﹐得文学士学位。1902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州南长老会所设协和神学院﹐获神学士学位﹐并获长老会牧师职。1904年携眷来杭州布道。1908～1919年任南京金陵神学院新约教授﹐兼授希腊语。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兼任美联社驻南京记者﹐曾与孙中山相过从﹐每日发电讯报导中国革命消息。此时﹐他还结识了蔡元培﹑王正廷﹑王宠惠等人。1919年春﹐他创办燕京大学﹐被选为校长。他提倡男女同校﹐不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1926年起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燕京大学立案后﹐于1929年改任校务长﹐负责筹集办学经费﹐并协同吴雷川校长主持校政。1922～1935年﹐先后10次返美募捐。1936年中国教育部给予一等褒奖状。普林斯顿大学于1930年授予其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接见司徒雷登﹐询问中国时局及中日问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平津相继沦陷﹐他兼代燕京大学校长职务﹐力主继续在北平开学﹐坚持燕大行政独立﹑学术水平不降低等办校原则。1938～1941年四次访问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在天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拘押在北平。1945年8月17日获释。翌日﹐即招集燕京同事筹备复校。1946年7月任美国驻华大使﹐执行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1949年8月返美。
20世纪中叶，司徒雷登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在华的其他外国人。他的一生复杂而多面，他既是一位传教士、神学教师，又是第一位见过孙中山并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独立战争”系统介绍到美国的人。
他既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张学良、李宗仁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关系甚笃，又曾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座上客。年逾古稀之际，他在中美两国舆论的一片赞誉声中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但由于执行了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而受到毛泽东的谴责。
1949年，他拒绝随国民党政府南撤广州，并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权；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秘密邀请他北上，但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使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稍纵即逝，他不得不带着遗憾无奈地离开生活了50年的中国……
《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是毛泽东当年为批驳美国政府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为新华社撰写的五篇评论文章中的第二篇。白皮书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呢？这还要从白皮书出台的经过说起。
周恩来与司徒雷登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了一部重点介绍从1944年到1949年期间美国对华关系的报告书，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
这部报告书（即白皮书）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征得了杜鲁门总统的同意后，组织国务院工作人员编纂的。全书包括正文八章，附件八章，外加收录在内的《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及《中美关系大事纪年表》，共一千零五十四页，约一百多万字。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用五分之一的内容，介绍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五十年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美国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及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余五分之四的篇幅等于是文件汇编，收集了近二百篇美国政府官方发表过或未发表过的、与对华关系有关的文件。其中既有美国总统有关的演说词、与国民党政府往来的函件及电报、声明，以及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协议、法案，也有相关的会谈纪要、任命、国民党和共产党发表的社论、声明和文告等，还有相当一部分美国派驻中国的特使及大使给国务院写的例行报告。
与白皮书同时见之于公众的还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从这封信中，人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了解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用心所在。
例如在谈到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使华的原因时，艾奇逊指出：“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基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在政府能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的途径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另一个目的是协助国民党政府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事实证明，第一个目的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实现的。在中共方面，他们拒不接受将削弱他们一贯坚持的目的——全中国共产主义化——之自由的条件；在国民党方面，他们不顾美国军事代表的屡次忠告，仍然抱着武力摧毁共产党的幻想。”
 | “抗战”胜利，司徒雷登 重获自由。1945年重庆谈 判期间，周恩来和他曾有 过会面，之后周赠给他一 个五彩瓷花瓶。 |
| 司徒雷登 | |
在信中，艾奇逊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其自身的无能，以及听不进美国的意见：“从1945年一直到1948年初秋，国民政府在人力和军事上较其对手具有显著的优势。的确，在那一时期之内，很大一部分由于我们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他们的部队的援助，他们遂能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满洲的大部分。到马歇尔将军于1947年初离开中国时，国民党在军事的成就上和领域的扩张上，显然是登峰造极的。然而其后一年半的事实显示，他们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建立在沙上。……国民党曾于1946年不顾马歇尔元帅的警告发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马歇尔警告说，这种行动不仅会遭致失败，而且会使中国陷入经济的混乱，最后并将摧毁国民政府。……没有一个对军事情况的估计，比这更完全地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实。”
带领燕京大学闯过重重风浪，出任大使铸成人生转折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被日军囚禁了四年。图为司徒雷登在囚所的留影。
司徒雷登“抗战”胜利，司徒雷登重获自由。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和他曾有过会面，之后周赠给他一个五彩瓷花瓶。
1946年，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强力举荐下，司徒雷登正式出任大使。
1949年8月，司徒雷登回美国时在机场的留影，之后他被美国政府冷落。
声誉顶峰，人心所向
他对政府发了抱怨，蒋介石立即就为他在南京安排了一次讲演
由于燕京大学的成功以及它的影响，司徒雷登在中美两国的声誉也在上个世纪中叶达到了巅峰。有一件事特别能够体现燕京大学以及司徒雷登在当时中国的影响。1935年，那时候的燕京大学已经享誉国际，但对于当时的一些政府部门来说，它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有一次司徒雷登对此发了抱怨，蒋介石知晓之后，立即为司徒雷登在南京励志社安排了一次讲演。那次演讲，蒋介石临时有事未能参加，但是在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的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近二百人出席了集会。在这次演讲中，司徒雷登把燕京的种种状况介绍给当时的官员，以至于此后的燕大毕业生在应聘政府职员的时候，政府部门都不得不对他们青眼有加。
司徒雷登对学生更像是一个慈祥的长辈，在燕京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尝试努力做到这一点。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仿佛就是一体。那所他的朋友捐赠给他作为居所的庭院，就在未名湖畔，冰心给它起了个诗意的名字：临湖轩。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一个人独享它，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地点，很快这座庭院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让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这所庭院离开人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
宽容学运，风起云涌
他说，如果燕大学生没有去请愿，那说明他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对于当时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司徒雷登表现出了比很多大学校长更大的宽容。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的学生在爱国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
司徒雷登返校当日，正是南下请愿的学生们北上返校之时，学生们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的校长，担心校长责备他们荒废学业。但是，大会上校长的话让他们感动地热泪盈眶。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二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要知道，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也正是在燕京大学这所美丽的校园内最先发出振聋发聩的声响。
风雨如晦，与狼周旋
抗战爆发，日本人要求燕大聘请日籍教师，接受日本学生，他对此只是阳奉阴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也在考虑是否把他经营了许多年的燕大迁往后方，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但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正常地得以出版。燕京大学的校友、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在多年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使你顿增光彩。”
由于司徒雷登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中，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这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中发出了时代的声音。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曾经对司徒雷登说“……久仰！
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日本人对于燕京大学并非没有觊觎之心，他们一直寻找种种借口要求燕京大学聘请日籍教师和接受日本学生，对此司徒雷登只是阳奉阴违。为了堵住日本人的口舌，他聘请了一位日籍教师———考古大师鸟居龙藏，一个反对日本侵华的学者。
在后来燕京大学被日寇关闭、燕大师生被赶出燕园的时候，他站在学校门口，向燕大师生鞠躬致歉，因此得到了燕大人尊重和日本人对他一年的软禁。司徒雷登也曾经答应招收日本学生，但是要求他们必须经过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在北京沦陷时期，没有一个日本学生能够在考试中获得及格而被允许进入燕京大学。
日军施威四年铁窗
司徒雷登虽然预料到美日之间会爆发战争，但是他没有想到日本宪兵会到他的下榻之处去逮捕他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不再顾忌美国方面的反应。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早晨，早已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对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锁，并逮捕了燕大师生18人。对此，侯仁之先生在多年之后曾经撰文回忆。
司徒雷登当时正在天津为学校募捐，借住在英商汤生公司。据当时在汤生公司工作的燕大校友杨文泉回忆：司徒雷登之所以不住饭店的原因之一就是饭店当时住客复杂，特务很多。一向关注国际变化的司徒雷登虽然曾经预料美日之间会爆发战争，但是他显然无法预料日本宪兵队会到他的下榻之处去逮捕他。就这样，司徒雷登被日本人押到北京，成为阶下囚。司徒雷登被捕之后，美国国务院一再态度强硬地要求日本释放司徒雷登，这恰恰让日本认为司徒雷登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决定在需要他发挥作用的那一天再释放他。因此，在其他燕大师生被营救出来之后，司徒雷登又独自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多待了4年，一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刚进监狱的时候，司徒雷登受到了审问，但是日本人一无所获。在之后的日子里，他被允许看两份报纸，一份是北京出的英文报纸，一份是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闻》。“到1945年春天，《大阪每日新闻》开始时有时无，最后终于完全停版了。这证明美军对日本的轰炸发挥了威力……”
不过四年的监禁生涯，司徒雷登也并非一无所获，他利用这段相对空闲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传。后来，司徒雷登根据他在狱中所写的自传写成了《在华五十年》一书。
出任大使晚景凄凉
1949年8月，他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成了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
1946年，司徒雷登做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在他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在某个中美联谊会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他突然发现了相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他的即席发言中，他把自己与胡适作了一番比较，他说：“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不过，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对此则有不同回忆：林孟熹曾就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请教当时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陈芳芝回忆，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但是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政治显然没有对于教育那样了如指掌，这段大使生涯让他感到心力交瘁。因为这段大使生涯，司徒雷登得罪了他过去的朋友蒋介石，以至于1950年司徒雷登的75岁寿辰时，当时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请示蒋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冷漠地回答：不必了。甚至他昔日的学生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片苦心。据林孟熹回忆：1948年五六月间的一个下午，燕大的学生代表在临湖轩就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与司徒雷登交换意见，气氛剑拨弩张，因为燕大过去给他们的教育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生活了50年并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在飞机上，他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在那里，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这一侧，毛泽东则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了，到美国后中风卧床不起。
在他身边的，只有过去一直支持他的秘书傅泾波，傅像一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恐怕也只有他，能够体会司徒雷登此刻心情的荒凉。
安葬在出生地杭州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博士的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墓地。现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参加司徒骨灰安放仪式。
司徒墓碑上只有简单的一行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按照正统的介绍，应该加上一句：美国驻华大使。可是没有人会敢于加上这句话，因为中美关系很敏感，也很复杂，估计高层对此也愿意睁只眼闭只眼，维持现状，原地踏步不超越。再说，燕京大学校长的骨灰应该安放在燕京大学旧址，即今天的北大，可不知谁的主意，不顾逝者遗愿，给发配到杭州来了。
这样含糊的异乎寻常的"讲政治"的处理方式，使我想起和司徒大使同时代的一代名流——中共创始人和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其死后评价也遭遇多番尴尬。
我曾到安徽怀宁陈独秀墓地，发现其墓碑上的字更少，更为简单：陈独秀之墓，碑的背面仅有生卒年月(1879—1942)，无其他字样。
堂堂中共第一到第五届总书记，堂堂北大文科学长，堂堂新青年杂志的领军人物，死后连一个"先生"也不配了。
当然，比起司徒雷登先生的遭遇来，陈独秀先生的待遇已经够优越了，因为陈的问题只是"党内问题"，上升不到国际问题的敏感地步。司徒的问题却是事关中美关系大局，中美关系背后还有台海问题，更为敏感。
中美关系好了，台湾问题就不紧张了。这是历史，也是事实。不过，现在司徒骨灰安放杭州，最起码说明中美关系已是最好的时候，只是没有更好。
因为司徒逝世前是想归根燕京大学的。可是1949年中共执政后，居然摘了燕京大学的校牌，让燕大与北大合并，都成了北大，就连北京大学的地也是当年燕京大学的产权，是司徒雷登先生当年购置的，被北大充公了。
燕京大学没有了，当年的燕大学生、后成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的黄华、雷洁琼等也找不到母校了。燕大之所以被并，我认为还是当年中国与美国关系紧张缘故，如果中国美国关系像现在一样好，恐怕燕大也和今天的清华、北大一样名震京华了——历史不容假设。
燕大没有了，成了北大，北大又是五四运动的摇篮，也可以说是中共的摇篮，怎么会容忍一个美国人、美国政府的驻华（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大使占一席之地呢？
对于中共来说，从政治的角度，从中国与美国关系的角度，司徒的骨灰都不适合安葬在北大燕园。那么谁适合呢？另外一个美国人——斯诺，也就是写红军长征故事的美国记者，他的一部分骨灰已安放北大燕园。讲政治，就是条件，也是结果。司徒雷登是国民政府时候的美国大使，司徒不是斯诺，所以他不会享受到斯诺所享受的政治待遇。
当然，其中还有一些内幕，说明中国与美国关系还没有到更好的地步，如果是更好，司徒雷登完全可以在北大燕园入土为安。
1962 年9月19日，司徒先生在华盛顿病故。去世前，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与在中国逝世的夫人一道，合葬在燕京大学校园内，经过种种波折，至今未能实现——恐怕以后也很难实现了。根据公开的资料披露，当年司徒骨灰有望安放燕园，后来不了了之。1986年8月，当时的中美关系似乎有所好转，对司徒当年的助手和学生、朋友傅泾波（1949年被中央特批以助手名义随同司徒出境返美）来说，应该是一个时机。通过各方努力后，北京大学的公函也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馆转到美国，出于人道主义，同意司徒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北大燕园临湖轩。而且经过了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会日常办事机构）圈阅同意的，如上海万国公墓里的宋庆龄陵园和广东孙中山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基地都是先经书记处同意再由国务院批准的。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成员有胡启立、田纪云、王兆国等人，现在看来，他们当时都是中共体制内的开明之士。
不料，接下来的情况急转而下，也就是所谓的国际时局风云突变，书记处同意了，北大的人却是反对与同意参半，说是"缓办"，结果是不了了之，"缓"为无期徒刑；司徒当年的助手傅泾波先生也于1988年10月在美国逝世，逝世前他把这个遗愿委托给自己的儿子们；再往后，甚至到了1999年，北大校庆，北大再次以人道主义为原则同意司徒骨灰安葬北大临湖轩，与美丽的妻子同眠，却不料又因为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再度不了了之——"迟到的春天毕竟是春天"，当年的燕大学生、《司徒雷登和中国政局》的作者林孟熹这样期待，"愿司徒博士的遗愿早日得以实现"。
斯诺曾于1933年至1938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校最高领导就是司徒。长期以来，中共宣传斯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由于斯诺与燕园乃至中国的不解之缘，他逝世后，经中共决策层同意，其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的未名湖畔。 2005年7月19日，北大还要纪念这名国际著名记者诞辰100周年纪念，举办各类活动。而司徒先生，各类纪念活动几乎把他彻底忘记，更别提他曾想安葬燕园的遗愿有几个老师和学生会记得？
现在，司徒入土杭州，只能说"愿司徒博士的遗愿早日得以实现"只实现了一半。入土中国了。这对司徒在天之灵是个慰藉，也是个遗憾。文：（小昝）
注释（9）、（11）、（14）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10）马绍强：《回忆司徒雷登二三事》，载于《燕大文史资料》第十辑。
（12）杨文泉：《司徒雷登在天津被捕经过》，转引自《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13）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转引自《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郝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报料线索一经采纳，奖金至少百元
附：无尽的爱纪念网—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司徒雷登先生纪念馆：http://www.eelove.cn/modules/m/?id=JohnLeightonStu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