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氏车改
自购私车
叶青这是为了不给上级、不给同事增加麻烦。有的人认为开公车很神气，又占了便宜，其实，开公车最大的损失是自己。很有前途的干部“因车失足”的例子还少吗？2002年我开过一年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北省委的车，给自己惹了不少麻烦，包括举报信。我发誓再不开公车。2003年5月我买了北京吉普、2007年12月又买了一汽奔腾，价格不贵，但是很实用，开私车很坦然。我建议，有的公务员既然喜欢开车，就买一辆车好好开。
市内一月1000元
我自己上下班、市内开会公干，局里每月补助500元，油价上涨之后改为1000元。在武汉市内，很难区分公事还是私事，有时是“私车私用”，有时是“私车公用”。另外，我自己开车，也最大限度地节约了公共道路的路面。只要我不开，我的车就不会占用路面。
出武汉市实报实销
如果把车贴算到个人后又不包括长途出差，有可能会减少出差的数量而影响工作。差旅费要算在行政费用之中。实报实销对我这个有近十年驾龄的“车迷”来说非常适合，既完成了工作，又体验了自驾游的乐趣。关键是减少了司机的差旅费用，从总量上节约了行政成本。我最近想到的哥交车时的办法，即在出城时，我把车的油箱加满，此后一直到回城时也把车的油箱加满，这个出差期间就是公费加的油。
建议双轨过渡
车改已经进入13个年头，为什么失败的多，成功的少；倒退的多，推进的少，原因是过分追求“一刀切”。要不就是都改，要不就是都不改，其结果可想而知。其实，任何车改方案都会有支持者与反对者，因此应有两种方案供选择，逐步过渡。
烦恼
当然，“叶氏车改”也有烦恼，一是外出开会、考察，停车不太方便。有司机开车，你只要在会议场所下车即可，停车是司机的事，而我却要找地方停车。二是误解不断。比如到一个县去调研，我把车往县政府大楼门口一停，长得威猛的处长一下车，就被县长热情地迎进会议室，我则忙着找地方停车。等我走进办公楼，门卫客气地说：“司机同志，请到接待室喝茶、吃西瓜”。我进去喝茶，县长才发现司机就是副局长。这种事情发生多次。我希望这种误解随着车改而消失。
当前，车改既是拉动内需的途径之一，又是降低行政成本的必由之路。杭州车改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建议各省政府出台“车改指导性意见”，确定各地各部门车补的平均水平，以避免车改中出现的“一月6700元车贴”的荒唐事。
不可能一蹴而就
从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的角度来看，车改是一场势在必行的改革。车改实际上也是一场“低碳经济”的改革和试验。很明显，车改以后各个机关单位的小车数量都将大大减少，这将有利于节能环保高效。叶氏车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但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是，这场改革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太大，有思想观念问题上的，也有体制机制方面的。比如官本位，再比如‘阳光财政’制度没有很好建立。这绝对是一场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改革。可以这么说，哪一天小车不再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仅仅只是一种代步工具，车改就会水到渠成。
杜绝‘权力寻租’
叶青的做法非常值得称道，但是‘叶氏车改’主要依靠道德的力量，恐怕很难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
如何杜绝“权力寻租”，恐怕是目前的车改方案中最难克服的问题。不可否认，不少政府部门都是大权在握，如果车改，公车统一被收上去，像财政、税务、交通、建设等等实权单位，免不了会有一些相关企业为这样那样的利益，去主动“巴结”，承诺提供免费用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难道单纯依靠每个公务员的道德约束力就行吗？完全依靠道德的力量来推动车改显然不现实，如果这种“权力寻租”行为没法杜绝，日后就有可能蔓延开来，这无疑是对社会财富的更大浪费。
“叶氏车改”值得敬重，也值得鼓励和推广，但却注定无法得到多数官员(既得利益者)的效仿。因为，一份科学、公正且具可行性的车改方案，很难在既得利益阶层内部生长。
叶副局长用他的现身说法告诉人们，一年1.2万元的车补(外加长途的实报实销)已经能够满足正常工作的需要。与此相比，高出这一数字6万多元的车改方案，在车改补贴金额上确实还有大幅下调的空间。另一方面，这些数字也再次证明，公车腐败触目惊心，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刻。
“叶青的做法非常值得称道，但是‘叶氏车改’主要依靠道德的力量，恐怕很难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武汉市硚口区区长胡勤华表示。
“叶青的做法确实很好，但要推广却非常难，因为‘叶氏车改’的办法中没有任何体制的约束力。” 武汉市招商局副局长兰鸿波表示。
正因为公权自律是靠不住的，因而“叶氏车改”虽然值得敬重，也值得鼓励和推广，却很难得到多数官员的效仿。应当承认并且正视，一份科学、公正且具可行性的车改方案，注定很难在既得利益阶层内部生长。在遏制公车腐败上，只能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测改革可能影响到的那部分官员。车改这一中国式难题的破解在于公民权利的参与而不在公权力本身。只有跳出“改革就是权力的自我约束”这道藩篱，不再寄希望于手持公权者的自发自觉，而以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来完善政府预算制度和审计制度，完善公车使用的各项监督，完善对公车腐败的外部责任追究，车改才有可能进入法治的轨道。
以叶副局长为例，其个人的“叶氏车改”成本小，见效快，对于有同样良好品行与操守的官员来说确是现实可行的车改模式。叶副局长的另一个身份：全国人大代表应给予更多关注。若真有心推动具有普遍意义的车改，叶副局长和每一个人大代表珍惜手中的每一次投票权——在政府的预算说不清道不明公车费用或政府预算对公车费用的安排极不合理时，请一票否决之。公车费用何等额度才合理，不妨参照“叶氏车改”的费用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