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
叶德辉(1864—1927),湖南湘潭人,字奂彬,一作焕彬,号直山、光绪进士。授吏部主事。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撰《轩今语评》、《长兴学记驳义》,斥常州今文经学为“野说”,置康有为是“乱民”,梁启超为“波士”。唐才常起义失败后,他据其“逆迹”,成《觉迷要录》,以作“康梁逆案之定谳”。宣统二年(1910),以囤积居奇,激起饥民抢米风潮,被清政府削籍。1927年大革命高潮中被杀。生平世藏书甚富,于版本目录学颇有研究。所著及校刻书凡百数十种。有《园丛书》。
提问 编辑摘要叶德辉,文字版本学家。宇焕彬,号直山,一号园,父亲叶雨村原为江苏吴县人,太平天国战争时迁居长沙,后以湘潭为籍。叶德辉1864年(同治三年)出生于长沙,8岁入学,习《四书》、《说文解宇》、《资治通鉴》等传统书籍。
17岁就读岳麓书院,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举人,7年后再中进士,授吏部主事,不久就以乞养为名,请长假返乡居住。
叶德辉精于版本目录学,返长沙后编纂了《观古堂书目丛刻》,撰写了系统的书史《书林清话》 ,刻印了《古今夏时表》,校刊了《元朝秘史》,由于他学术成就显著,所以在湖南士中名声渐高。
但叶德辉的政治思想比较保守,于维新运动中反对变法,辑录《翼教丛编》护卫纲常伦理;辛亥革命时避往南岳僧寺,1915年任省教育会长,发起成立经学会,编写《经学通访》讲义;袁世凯复辟称帝时,他组织筹安会湖南分会,赞成复辟君主制,1927年4月,农会请其写联,叶写下“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彘六畜满堂”,后被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团体召开大会处死。
叶德辉(1864年-1927年4月11日),字焕彬,一字渔水,号郋园,一号直山,自署朱亭山民、丽廔主人。因出过天花又称叶麻子。原籍江苏吴县(今苏州市),治我国版本目录学乃至中国文化史学者,恐怕无人不晓叶德辉的《书林清话》,这是一部在近代学术史上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并行的书林名著。
叶家先世为江苏吴江人,到其祖父叶世业因避兵乱才於道光末年移居湖南,故叶德辉好自称为吴人,还曾主持修纂过《吴中叶氏族谱》。叶家原先略有藏书,叶德辉自己则是在光绪十二年入京会时,每天到琉璃厂、隆福寺书肆访书而开始了他的藏书生涯。以后无论乡居湖南还是游览京师亦或滞留吴中,他都随时留心收罗。光绪年间湘潭藏书大家袁芳瑛卧雪庐书散出,精品多为李盛铎所得,叶德辉在财力和权势上都无法和李盛铎抗争,但收拾残零,所获亦十分可观。以后,叶德辉又在北京购得商丘宋氏纬萧草堂和曲阜孔氏红榈书屋旧藏二十箱,至辛亥革命之年,叶氏观古堂藏书已达四千馀部、二十万卷之多。以后又有所续藏,叶德辉之子叶启倬《观古堂藏书目录跋》曾描述说:"家君每岁归来,必有新刻旧本书多橱,充斥廊庑间,检之弥月不能罄,生平好书之癖,虽流颠沛固不易其常度也。"
叶德辉治学以经学、小学为主,故观古堂所藏颇多此二类之书,尤以清人的经义著述为多;又因为叶氏很欣赏陈文述、舒位所撰《乾嘉诗坛点将录》一书,并有意继起汇辑《乾嘉诗坛点将录诗徵》,故又特别注意搜集乾嘉的诗文集,先后收得一百多家,一一为之撰写提要,记述作者生平事迹、诗源派别源流等。叶德辉藏书不佞宋,所以他十分推崇张之洞《藏书答问》以清刻为主、不列宋元旧刻的做法,在其名著《书林清话》中也一再批评藏书家们"薄今爱古"的偏弊,他自己的藏书甚至以咸丰二年桂馥所刻的《说文解字义证》为镇库之宝,就此可知叶氏的基本藏书观。但观古堂亦藏有一些古本,如宋刻《韦苏州集》、《玉台新咏》、《南狱总胜集》等。用叶德辉自己的话说:"宋元本虽不多见,亦时有一脔之尝。"
叶德辉的藏书目录有《观古堂藏书目录》四卷,是目初编於光绪二十七八年间(1901-1902),辛亥革命时"避乱县南朱亭乡中,重编此目",以后陆续修订,一九一五年刻於观古堂。叶德辉又有《<自右加邓的右部分>园读书志》十六卷,是为叶氏的题跋汇录,一九二八年上海澹园刊,其中第十一至十四卷为《乾嘉诗坛点将录徵目》。
叶德辉也是清末的大刻书家,曾刻有《观古堂汇刻书》、《观古堂所刊书》、《丽楼丛书》、《双梅景闇丛书》、《观古堂书目丛刻》等。叶德辉曾将家藏宋版《南狱总胜集》影摹刊行,据说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甚至连精於版本的杨守敬也误以为真宋本而不惜高价购置。一九三五年,叶氏后人就其生前所刊、所著书版片尚存者,汇辑成《<自右加邓的右部分>园全书》一二九种、二百册,以"中国古书刊印社"名义刊行。
叶德辉的著述以《书林清话》影响最大。当时,叶德辉有感於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以藏书家轶事为主,而无历代版刻及校勘故实,乃别辟蹊径,成《书林清话》十卷,以后又撰成《书林馀话》二卷,一九五七年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合印本,又有一九八七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观古堂藏书在抗日战争时被其子卖给了日本人,这是中国典籍自皕宋楼后又一次大规模外流,现国内仅零星藏有观古堂旧物数十种而已。
藏书楼为“观古堂”,与傅增湘有“北傅南叶”之称。整个藏书除少部分流散外,大部分被叶启倬、叶启慕卖与日本,另有30余部现藏于湖南省图书馆,均称善本。 [1]
大革命时期,由省农民协会和全省总工会联衔呈请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于1927年2月即被批准成立。省特别法庭成立后,第一个镇压的就是湖南省著名的文妖叶德辉。
“湖南省委为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猖狂破坏活动,决定对叶德辉这样的典型人物,采取断然措施,密令省农协将他拘捕,交特别法庭公审正法。”
在抓捕叶德辉的过程中,柳直荀等同志作了周密的布置。但老奸巨滑的叶德辉早有戒备,归无定期,宿无定处。 “动员之夜,侦知叶宿于坡子街某老姘妇家,先由农民自卫军训练班总队长伍文生率领精壮自卫队四十名潜伏苏家巷、织机巷、里仁巷、坡子街一带,然后计诱其归。总队长伍文生由耕耘圃叶宅后门掩入捕获,时叶归不久,正在卧室洗脚,并由韩伟、熊志超、余集五等在其书室搜获各种反革命文件, 及与南北各军阀、反革命人物来往函电人两‘护书’,厚几盈尺。人证俱获。任务完成,于是将叶押解送教育会省革命法庭。
时已深夜二时,郭亮和直荀同志等连夜审查证据,并赶发紧急通知,召开群众公审大会。次日十时,各界群众闻讯参加公审的达十万余人,省政府代理主席张翼鹏、厅长邓寿荃,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仇鳌、李荣植、凌炳等亦来参加。主席团将叶之罪状公布后,十万群众一致主张立即枪决,并提议没收其浮财充公。此时呼声震撼全城。猖狂至极,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当众枪决,人心大快。随后赵恒惕时屠杀黄爱、庞人铨两烈士的军法处长李右文,摧残教育、把持教育经费的俞敕华亦相继伏法。省特别法庭威信大增,反革命分子不得不暂时敛迹,而工农运动势力空前高涨。” [2]
叶德辉、不论如何评说,此人至少总是个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刻书家。但多年来此人似已被遗忘。据说1957年古籍出版社重印过他的《书林清话》。大概和那阵“早春天气”有关。鲁迅早年钩稽古藉不止一次提到叶氏刻藏。《鲁迅全集》(1981年版)有四条简要注释。两条说他是湘潭人,两条说是长沙人,都不错。时下又有叶氏辑刻《双梅影闇丛书》面市。影印本、排印本合成一厚册、自右向左直行读过去又自左向右横行读回来,立足现代而发思古幽情,市场操作与文化意趣兼备,妙!由影印摹想原刻,谓之精审,不为过当。叶氏自号郋园。郋,许慎故里,可见其自视志向。这么一位人物,名声事业、几至不传,大概和他的死有关。
《双梅影闇丛书》。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李零、郭晓惠等译),相当长篇幅引述《丛书》所收“房中书”五种(《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玄子》)。在简述叶氏搜求辑佚校勘经过后指出:“叶德辉的书证明,他是一个博学严谨的学者。这亦可从他对这五种书的处理方式得到证实。”顺便谈及他的死,说《丛书》的刊印,“他因此大大触怒了当时的旧派文人,使自己的学者声名扫地以尽。他是那样不幸;甚至惨遭匪徒杀害也未能引起任何同情”。“同情”与否,系于观点、立场,不可一概而论。“扫地以尽”,也许说得过于严重。“匪徒杀害”,则大大有悖于吾人之观念,难以认同,务必澄清。所以,译者于此恪守国情民意特特加注:“叶氏是1927年被长沙地区的革命群众作为‘反革命’而处决”。看来还是太简单。新时期小青年不明究竟,可能误生歧义;以为因这么一部《丛书》而成了被处决的“反革命”,太离谱了。
革命群众“和尚打伞”而处决“反革命”。不过如探囊取物耳。陈年旧事,宜粗不宜细,似可单说这个叶德辉,固然满肚子学问,但其一贯表现,的确够呛。按其生平,似乎是专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戊戌变法,他攻击梁启超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著书立说,批驳康有为。湘人唐才常在鄂起兵反清失败,他竟至编述《觉迷要录》,以为“康梁逆案之定谳”。辛亥,湖南独立,唐的儿子唐蟒任湖南都督府军政部长,怀疑唐之被害与叶德辉有关,将叶逮捕,旋获释。以后,他又拥戴袁世凯称帝,成立“筹安会”湖南分会井自任会长,请愿“劝进”。其实,这位帝制迷,晚清末季,已吃过“帝”的苦头。19l0年,他趁湖南水灾,积谷万石,引起灾民抢米风潮。此时的大清自身朝夕不保,为平民愤,将这位“进士”公“削藉”。功名、面子、统统丢光。次年,其“精神家园”大清皇朝于焉颓圮。一日无君、惶惶如丧家之犬,“终极关怀”便到了袁大头头上。此等花岗岩脑袋,在革命大潮迭起迭落的1927年碰个粉碎,时也,运也,命也。况乎此公又是自己“跳了出来”,正所谓“在劫难逃”,罪有应得。
谈到叶的书藏,杨钧称叶为湖南第一藏书家,版本之考究为湘冠,如叶曾藏有宋胶泥本《韦苏州集》 、宋朱熹同榜题名录等。伴随着湘军中兴,晚清湖南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方重镇,桐城派自皖至湘,似乎也形成了一支文化上的中兴“湘军”。在这种人文传统里,叶德辉跻身湖南第一藏书家,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皕宋楼被日本人廉价收购,江南典籍为之一空,此为我国书坛的一页痛史。原清华大学教授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将叶德辉列于清代最后一辈藏书家,并寄希望曰:“吾人为文献计,甚望其能长守故都也。”这最后的希望也将成为浩叹。杨钧写道:“(叶)身死之后,以其宅为图书馆,后发还,然所损失,则无人理会。”
论学方面,杨钧对叶的批评可谓不遗余力。叶母去世,杨诔曰:“佳儿诚博学,但与我门庭各异,只谈风月不谈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一本专言古籍版本的书,宋雕元刻,如数家珍。杨钧从小的方面补叶所未见,从大的方面抓住叶论措辞不严谨的毛病,几乎将其一生安身立命的学识完全推翻,并断言“专言版本者无功于学问”。对叶的《经学通诂》也说:“幸无人读,否则亦可贻误后生。”叶德辉的儿子似乎比皕宋楼的后代强,还算是肯堂肯构,然则人力终不敌气运。他对父辈之争总结道:“吾父著书,与白心(杨钧号)大异。吾父仅集前人之说,而不辩论是非。白心己见太深,砉然独断。”也许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同庄子和惠施的往复辩驳,没有了叶德辉,杨钧也许会感到寂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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