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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量才
史量才（1880～1934年），名家修，祖籍江宁，清同治三年（1864年），其父移居松江府娄县泗泾镇，开设泰和堂中药店，遂入娄县籍。早岁颖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中秀才。戊戌变法后，受维新思想影响，放弃科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学习。年假归里，与地方人士筹款，在泗泾创办养正小学堂。蚕学馆毕业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后该校迁至苏州浒墅关）。同时，又先后在南洋中学、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务本女校任教，并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参加收回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曾亲至石湖荡桥梁工地现场擘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时报》主笔。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响应革命，曾清理江海关财务，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
民国元年（1912年）接办《申报》，任总经理。从此，倾毕生精力，锐意经营。民国5年（1916年）还清了张謇等在《申报》中的股款，从而使《申报》摆脱了张謇等影响。民国10年（1921年），与南洋侨商黄奕住
合办中南银行；继又集股创办民生纱厂；民国16年（1927年），经办《时事新报》；民国18年（1929年）收买《新闻报》大部分股票，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界企业家。民国19年（1930年），接受《申报》总主笔陈景韩的辞职，并解除经理张竹平的职务，使自己的办报方针得到贯彻。“九·一八”事变后，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颇为不满，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在《申报》上全文刊载了宋的宣言；还发表社论，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顶住了国民党当局施加的种种压力。
在此期间，还在汉口路，如今山东路汉口路附近用70万元左右修建了申报馆，现址同为此名，为一办公楼，当时之现代化为世人称叹。英国《泰晤士报》前来人员参观，惊叹世界上唯有申报及《泰晤士报》有此气势。
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被推为会长。从事筹集钱物和人力，以应前线急需，并做好伤兵救护、难民安置等工作。将购纸款七万美元全部捐献。并在《申报》上连续发表社论，大声疾呼，从而推动了上海市民的抗日爱国运动。
沪战结束后，上海地方维持会改组为上海地方协会，仍被推为会长。支持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剿匪”内战。为此，《申报》被蒋介石手令禁止邮递达35天之久。国民党当局任以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上海临时参议会会长等职，不为笼络，虚与委蛇。
尝与陶行知、黄炎培、戈公振、李公朴等进步人士共商《申报》发展大计，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出版《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申报丛书》和《中国分省地图》等书刊；聘黎烈文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刊登鲁迅等著名左翼作家的文章，使《自由谈》一度成为反文化围剿的重要阵地。当时，《申报》成为全国拥有众多读者的最大报纸。
由于思想倾向进步，国民党当局威逼利诱均无效，遂遭忌恨，直接导火索为其刊登国母文章后，蒋介石阅后批上6个红字，申报禁止邮寄，于是长达35天的停刊，随后，在与蒋的一次会面合照时，蒋威逼说：“我有100万军队。。”史却说：“我有100万读者。。”于是蒋遂下定了去除史的决心。
于民国23年（1934年）11月13日，在由杭乘汽车返沪途中，经海宁翁家埠附近时，被戴笠所指挥的军统特务狙击逃至一池塘内，头部被击中2枪后遇害。
史量才故居为一座一层的砖瓦房，墙上有2000年3月原江宁县人民政府所立的一块牌匾，上书“史量才故居”五字。故居内陈列有史量才的生平事迹及政界要人为史量才所题的字。史量才原名史家修，1880年生于湖熟镇杨板桥村，原《申报》总经理，著名新闻事业家，社会活动家。史家世代务农，唯有他的父亲出外在松江县泗泾镇经营药店，他随母留在家乡。8岁丧母后随伯父生活，15岁时才同父亲在泗泾居住。史量才从小刻苦攻读，1899年应童子试考中秀才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毕业后任教。1904年他在上海创办了蚕桑学堂，受到上海商学各界重视，1905年参加上海学界组织的宪政研究会，与黄炎培等发起并组织成立江苏学务总会。1907年参加江浙两省绅商拒借外资保护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1912年被委任主持沪关清理处与松江盐务处工作。史量才1908年曾一度担任《时报》主笔。1912年借助他人的资金合作，购进我国出版最早的报纸之一《申报》，被推为总经理。从此，他抱着新闻救国的理想，以办好《申报》，作为终生事业，悉心经营，锐意改革，使《申报》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他的声望日益提高，财富也越来越多。1931年，史量才在与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人士的频繁接触中，爱国思想得到进一步提高。他经营的《申报》不仅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妥协退让，而且成为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实行民主的阵地。蒋介石政府为控制上海舆论阵地，曾拉拢史量才，给他以“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荣名高位，但他坚持正义不为利用。最后，蒋介石指使戴笠派遣特务于1934年10月13日杀害了史量才。史量才生前关心家乡建设，给家乡人民很多支援。1907年他在南京发动全国务农联合会，被推为总干事。他还与江宁人士陶保晋等组织南汤山建业公司，集资购地造林，筑路凿泉。他成名后几乎每年出资援助家乡修圩、造桥、救灾、办学，为家乡人民解难济困。
1934年11月13日下午，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与夫人、内侄女、儿子及儿子的同学、司机共6人乘自备汽车由杭州返沪、途中遭国民党特务狙击、史量才和他儿子的同学、司机3人当场遇害，其子逃脱。
史量才，1880年1月2日生于江苏修宁。1908年任上海《时报》主笔。1913年任《申报》总经理。1929年又陆续购进《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等大部分股权，成为国内最大的报业资本家。1931年“九-一八” 事变后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满，常在《申报》上发表抨击国民党政府内外政策的文章，并出资援助十九路军抗日，支持宋庆龄等人组织人权保障同盟，要求结束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触怒了蒋介石，遂被暗杀。
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
《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对戴笠下令准备谋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参议会任会长。
戴笠原计划在上海实行暗杀，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难绕过那里的警察保护。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
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和他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横在公路上的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他的同学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轰动。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由于此案一直未破，鲁涤平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在耻辱中病死。
政治谋杀很快就与抗日的恐怖主义密切相连：先是在长城抗战期间和之后的华北，然后是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南。而与此同时，“刺杀王”王亚樵，继续刺激着公众的想像力，尤其是在发生于1935年11月南京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刺杀汪精卫的轰动事件之后。
在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先生诞辰１２５周年的日子里，我作为给他竖碑立传２１年的后人，忙着为他编写画传。忽一日，广播里传出可以制作个性化邮票的好消息，我立刻给邮政局领导写信，告诉他们当年史公与邮政的往事：《申报》被禁邮时，是邮局职工仗义写匿名信告知，被扣压的《申报》全在邮电局地下室，每晚车到龙华焚烧，使史公加快了寻找肇事者的速度。不久，史公成了“邮制研委员”。史遇难后，邮局工会、市邮局发唁电，派代表赴哈同（现铜仁）路史公馆吊唁、送行。
信寄出近一个月后，我接到上海集邮总公司金昂国处长来电，表示给史量才做邮票没问题。知道我是个人制作，量小，金处长说：“优待你，随你做多少。”接着，就派承办人张国庆登门服务。我挑了象征中华大地的“万里长城”作主图。一日，我为争取赎回已８４年的史公馆（正逢水利局搬走）去静安区文史馆商谈，说了此事，掌管区“名人故居”的杨继光馆长很是赞赏此举，当仁不让地说：“你养老金少，集这么多钱不容易。我们帮你分担一半，再加印３００张，封套也由我们出钱做。我们给你开个首发式，再登报广而告之一下。”这及时雨般的配合支持，太令人高兴了。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５日，邮票首发仪式举行，８７岁的老报人王维、原市记协主席丁锡满、市文联党组书记李伦新纷纷前往签名助阵。
在“千秋报业百世留芳——纪念报业泰斗史量才先生诞辰１２５周年”文字下方的主图配有１６张资料照片（多未发表过），展示了史公一生的重大经历。让这传递佳音的绿色使者给九泉之下的史公送去后人温馨的“生日蜡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