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交通工具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的国家之一，相传黄帝时已知做车。但由于车是一种形制较为复杂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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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车 |
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随着手工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创制出许多轮转工具，如纺线用的纺轮，制陶用的陶车和琢玉用的轮形工具等等。纺轮出现的时间最早，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七千多年）遗址中就发现了它的踪迹。
(1)继纺轮之后，陶车出现了。山东、河南、河北、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都出土了轮制陶器，
(2)这标志着陶车在当时已普遍使用，其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某些自然现象，也给古人以启示，“圣人见飞蓬转而知为车”（《淮南子·说山训》），“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续汉书·舆服志》），“蓬”，指蓬草，“转蓬”，即蓬草团随风旋转。
古人运送物品，最初主要靠背负肩扛或手提臂抱。进而采用绳曳法，即将绳子系在物品上用人力拉曳。但这种运输方法，物体着地面积大，因而磨擦阻力很大。为减少磨擦，后来利用树枝为架，两杈之间绑以横木，横木触地，其上载物，即所谓橇载法。但是这种木橇在平滑的地面上行进，还比较省力，如遇颠簸不平的路面时，仍很费力。古人进而把圆木垫在木橇之下，借其滚动而移动木橇。这种圆木与木橇的结合，可以说是车的雏形，装在木橇下的圆木可以视为一对装在车轴上的最原始的特殊形式的“车轮”，其车轴的直径恰好等于车轮的直径，而且两者是一个整体。
这种车轮的出现，是人类在更高的阶段上对轮子的功能的利用。因为陶轮仅在转动中带动泥坯作回旋运动，而车轮则在滚动中减轻了车子对地面的磨擦，因此，陶轮这一类轮转工具可认为是车轮的前驱。
在古代西亚美索不达米亚苏末（Sumer）部族生活过的地区的岩画中，就有在一个木橇底下加上两个圆点的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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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印纹陶纺轮 |
(3)这种原始车的图形虽然在我国目前尚未发现，但可以推论，我国古车也必然经历过类似的演变过程。由于圆木触地面积仍然较大，滚动时要以人作原动力，靠杠杆撬动，依然很费力，于是人们便缩小车轴的直径，以减少圆木的触地面积。最初的车轮和轴是固定的，轴与车辕之间有一个滑动槽，轴在滑槽中转动，车轮就随着车轴滚动。车轮是一对用圆木砍制成的没有辐条的圆盘，后来为了不受圆木直径大小的限制，改用木板拼接，这种圆盘式车轮在古代叫作“辁”。
(4)有了车轮，车的创制就成为可能的事情了。利用车轮滚动而行，减少了车与地面的磨擦，既省人力，又可多载重物，还可以长途运输。车的问世，标志着古代交通工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 二、商至秦的独辀车 《史记》记载，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
相传夏代还设有“车正”之职，专司车旅交通、车辆制造。当时有一个叫奚仲的人，就曾担任过夏朝的车正，在其封地薛（今山东滕县）为夏王制造车辆，并“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级”（《续汉书·舆服志》）。可以推测，车子在夏代已相当普遍。虽然夏代车的实物至今尚未见到，难言其详，但从有实物可考的晚商的车制已较为完备这点来看，上述的推测是合乎事物由简到繁的发展顺序的。 到目前为止，我国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车形象和实物均属商代晚期，即公元前14世纪前后。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车”字作（《甲骨文编》卷十四）、（《商周金文录遗》二三○吊车觚），是车的象形字。车的实物，在河南安阳殷墟先后发现了十八辆，
(5)由于深埋地下，年深岁久，出土时车子的木质结构已全部腐朽。考古工作者根据黄土中保留下来的朽木痕迹成功地对它们进行了剥剔和清理，经过复原，使距今三千多年的商车完整地再现在人们面前。综合这十八辆车的资料可以看出，商代的车子都是独辀（辕），辐条多为18根，车厢平面为长方形，面积较小，一般为0.8×1.3米，通常可立乘二或三人。衡多为长一米左右的直木棒，衡的两侧各缚一人字形轭，用以架马。从商代车马坑中大都埋一车两马来看，商代的车大多为两马驾辕，至商末周初始见四马驾车。以上资料表明，至商代，我国古代造车技术已相当成熟，商代的车基本上具备了汉以前独辀车结构的大致轮廓。在其后的一千多年中，独辀车虽然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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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为人们了解周代的车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从形制上看，周代的车与商车基本相同，但在结构上却有所改进，如直辕变曲辀，直衡改曲衡，辐数增多，舆上安装车盖。在车马的配件上也更加完备，增加了许多商车上所没有的零部件。如车轐、铜銮、铜輨、铜。为求坚固，在许多关键部位都采用了青铜构件，如变木辖为铜辖，轭上包铜饰，并有一套用铜、铅、金、银、骨、贝和兽皮条等材料制成的饰件和鞁具，制作精美，名目繁多。驾车的马也由商车的二匹增加到三匹、四匹、甚至六匹。车驾二马的叫“骈”，车驾三马的称“骖”，车驾四马的名“驷”。《诗·大雅·烝民》：“四牡騤騤，八鸾喈喈”，四牡，即四匹公马，其中驾辕的二马叫服马，两旁拉车的马叫骖马。车驾六马为“六騑”。
周车以驾四马为常，因此，周人多以“驷”为单位计数马匹，又因先秦时经常车马连言，说到车即包括马，说到马也意味着有车，所以，“驷”也是计数车辆的单位。《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就是说齐景公有一千辆车和四千匹马。四马加一车称为“一乘”，说到有多少乘，也就意味着有多少组与之相应的马。“元戎十乘”（《诗·小雅·六月》）即指战车十辆，马匹四十。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独辀车发展的鼎盛时期，流行了上下近千年。这一时期的车，在构造和装饰方面远比商代车坚固、豪华，可以说已达到完美阶段。尽管已出土的周代的车多已腐朽，但如根据车上保存下来的铜车器和车饰，把一些年代接近、结构相当的车的部件和饰件综合装配在一起，就可以组装出一辆在形制和尺度上比较准确的周代车子。虽然它并不是某个车马坑或墓葬里的完整车子，但它却再现了周车昔日的风貌。
构成周车的主要部件有：辀驾车用的车，为一根稍曲的圆木，长一般在2.8—3.2米之间。《左传》隐公十一年：“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辀以走。”即指这种高而曲的车辀。辀和辕是同义词，其区别是单根称辀，双根叫辕。衡 辀前端一根用以缚轭驾马的横木。
周代车衡为曲衡，长度达2.5米。衡的正中部位装有“Ｕ”字形或桥形■钮，缚衡的革带（即“■”）穿过■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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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身上拴有一根革绳，供乘者上车时手拉，名绥。贵族男子登车要踏乘石，妇女则踩几。车厢左右的軡因可凭倚，故又称輢。在立乘时，为了避免车颠人倾，在两边的輢上各安一横把手，名较，形如曲钩。车厢前端置一扶手横木，叫轼。这种横木，有的车三面皆有，形如半框。行车途中对人表示敬意即可扶轼俯首，这种致敬动作也叫作“式”。车厢底部的四周木框叫轸，轸间的木梁称桄，桄上铺垫木板，构成舆底，名阴板。阴板上再铺一块席子，名车茵。早期茵席为苇草编织，晚期则用锦类丝织物编织而成，豪华的车则以兽皮辅垫。讲究些的车，舆上还立有车盖，形似雨伞，因此又称伞盖，用以遮阳避雨。
轴 用以安轮的圆木杠。《说文·车部》：“轴，持轮也。”横置在舆下，固定方法是在舆两侧的轸与轴交接部位，各安一块方垫木，名轐或輹，因为其形状像伏着的兔子，所以又叫伏兔。用革带缚结，以防舆、轴脱离。轴外为车毂，毂外的车轴末端套有铜车軎（即）来固轴阻毂。軎呈圆筒状，上有穿孔，用以纳辖。辖俗称“销钉”，铜制，上端铸以兽首或人像，约三四寸长。车轮贯在轴端上，为防其外脱，就要用辖插入軎孔里。辖是古代车上关键的零部件之一，没有辖，车就不能行驶，故为保险起见，辖端还有健孔，以穿革带，缚牢防其脱落。轮 多用坚木制成，轮径多在1.4米上下。
由毂、辐、辋等部件组成。毂是车轮中心有孔的圆木，中心孔名壶中，用以置轴。为了美观，毂上刻画有各种纹饰，称篆。由于毂是车轮上最吃力的部件，所以在其上加装金属饰件，用以固毂，套在毂两外端的铜帽名輨，嵌在毂壶中的金属管称辋。车轮的外圆框，是用两条直木经火烤后揉为弧形拼接而成。因此弯木称，两的接合处凿成齿状，以求坚固，所以辋又叫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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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记》称，造车的工匠为“车人”，车人又有分工，制造车轮和车盖的叫“轮人”，而轮人之间也有分工，先制成毂、辐、牙的所谓“三材”，然后“三材既具，巧者和之”，即一些制轮工匠先各自按分工制成“三材”，最后由技术最高的工匠将它们组装成车轮。另外，“舆人”负责制车厢；“辀人”专管制曲辀；“鞄人”则为“攻皮之工”，制做各种缚扎车部件的革带和马的鞁具。其它如“攻金之工”，负责铸造各式铜饰件，“设色之工”负责绘画纹饰、髹涂油漆。可见一车之成，是经过木工、金工、皮革工和漆工等精细分工、集体劳动的结果。
所谓“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正是对当时制车业的真实写照。周代马车性能之优越、结构之合理、做工之精巧、装饰之华丽，在同一时期的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在周代，马车已不仅是王公显贵出行游猎时的代步工具，而且也是战争中的主要“攻守之具”（《六韬·虎韬·军用第三十一》）。为了掠夺他国的人畜和土地，各诸侯国之间经常发生争战。当时各国军队的主力是战车兵，军事编制是以战车为主，攻防的主要手段也是战车。所以，拥有战车数量的多寡，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当时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君”之说。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也是为了赢得战争，各国都把先进的制车技术运用到制造战车上，于是各类战车应运而生，一度成为时代“骄子”。
战车，按用途不同，可分为几个类型，如戎路，又称旄车，以车尾立有旄牛尾为饰的旌旗作标志，是一种主帅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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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甲士，位在车右，因此名“戎右”，其任务是披甲执锐，直接与敌方厮杀格斗。如车遇险阻或出故障，他必须下去推车和排除故障。另一位是驾车的驭手，称“御”，位居车中，作战时只管驭马驾车。马车装备的武器有远射的弓矢，格斗的戈戟，自卫的短剑和护体的甲胃与盾牌。主将所乘的旄车，还要设置“金”（即钲）鼓和旌旗。主将或鸣金或击鼓，以指挥所有战车的进或退。旌旗标明主将所处的位置，它的树立和倾倒成了全军胜败存亡的象征。每辆战车还配备十几名步兵（后来有的增到七十二人），称“徒兵”，分列在车两边，随车而动，配合作战。作战时，每五辆战车编成一个基层战斗单位。车战时，战车先呈一线，横列排开，“五车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队间六十步（《六韬·犬韬·均兵第五十五》），使各车之间保持适当的间隔距离，既防敌车冲阵，也使各车互不妨碍。先秦时期，曾发生过大小无数次的车战，对这些戈戟如林、车马交错的车战场面，文献中多有记载，其中以屈原在《楚辞·国殇》中的描绘最为形象和悲壮。
马拉战车速度快，南征北战，进退神速，从而增强了军队的机动性；长短齐备的青铜兵器和完善的防护装备，发挥了当时武器的最大威力；战车上置鼓建旗，可充任指挥中枢，方便了各车之间的通讯联络。所以说战车是当时军事装备技术的集中体现者。战国时期，七国争雄，战争已由过去的“中原逐鹿”扩大到北方山地和江南水网地区，适于平原作战的战车已难以施展其冲锋迅速，攻击力大的特长。“毁车以为行”（《左传》昭公元年）的事时有发生，因此战车的地位开始下降，随着步兵地位的提高和骑兵的出现，战争开始由车战向以步、骑拼杀为主的形式转变，于是战车逐渐失去了“天之骄子”的宠位。汉代以降，曾盛极三代的战车和车战终于被淘汰了。先秦时期，马车分两种类型，即立乘与坐乘，但至今考古所发现的先秦的车实物除舆有大小之分外，形制大同小异，均属于立乘的“高车”，即战车，而坐乘的安车尚未有实物发现。1980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的车马坑中发现了两乘彩绘铜车，八匹铜马，两个御车铜俑。
(6)其中一辆（简报上称二号铜车马）的辔绳末端清楚地标有“安车第一”四个字，说明该车当是安车模型。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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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车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