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典籍
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总集。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章句。原收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该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中《离骚》﹑《九歌》﹑《天问》等篇保存了较多的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可供治史者参考。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初任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因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受怀王稚子子兰及靳尚等人谮毁而革职。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他无力挽救楚之危亡﹐又无法实现政治理想﹐遂投汨罗江而死。《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这篇宏伟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作者的进步理想﹐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和斗争中所遇到的挫折及自己的苦闷。屈原常常征引历史以抒发情怀﹐从中寻找经验教训﹐“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其中有些地方可以和史书互相参证补充﹐例如《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此段所述夏代历史相当完整﹐可与《左传》互相参看﹐而补《史记.夏本纪》不言羿﹑浞之事的疏漏。此外﹐从《离骚》中关于羲和﹑望舒﹑飞廉﹑丰隆﹑宓妃的记述﹐也可窥见上古神话传说的一斑﹔而“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则是考证古代天文历法的资料。
《九歌》本为古代乐歌﹐相传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的《九歌》﹐袭用了古代乐歌的名称﹐共十一篇。其中保存了关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阳神等的神话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贵资料。
《天问》是一首长诗﹐它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中﹐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例如﹐关于鲧﹑禹治水的传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涉及鲧和鸱龟的关系﹐禹和鲧治水方法的不同﹐禹治水时曾得应龙之助﹐禹娶涂山氏女等细节﹔关于后羿的传说所提的问题又涉及后羿射日﹐射河伯而妻雒嫔﹐被寒浞杀害等细节。关于商之始祖契﹐以及自契至汤的历史﹐文献资料十分缺乏。《天问》透露了许多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线索﹐其中涉及契﹑王季﹑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人先公先王的内容﹐尤为宝贵。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大约500年间的诗歌 305篇(另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 6篇“笙诗”﹐只存篇名)。《诗经》在先秦称为《诗》﹐或举其整数称“诗三百”。到汉代﹐《诗》被朝廷正式奉为经典之一﹐才出现《诗经》的名称﹐并沿用至今。
《诗经》的来源与编集 关于《诗经》编纂成集的过程﹐有种种说法。据秦汉时期一些典籍的记载﹐《诗经》作品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周朝廷设有专门采集民间歌谣的官员﹐称“行人”﹐他们四出采访﹑收集民歌﹐以供朝廷考察民情风俗﹑政治得失。采诗的工作由于得到各诸侯国的协助﹐所达到的地域相当广阔﹐所以各地民歌得以集中起来。二是周朝还有“献诗”的制度﹐公卿士大夫在某种场合要给天子献诗。《诗经》中的不少“雅”诗﹐就是这样汇集到一起来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诗经》曾经过孔子的删订。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删诗之说基本上不可信。《诗经》经多人长时期的收集整理﹐大约在公元前 6世纪中叶最后编定成书﹐这是在孔子出生之前﹐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说过“诗三百”的话﹐可见他所看到的《诗》和现存《诗经》的篇目大体相同﹐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请观周乐﹐鲁国乐工为他所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也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那时孔子年仅 8岁。至于《论语?子罕》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话﹐这只是说明孔子整理校订过舛误的《诗经》乐曲。
《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结合的形式。《墨子?公孟》篇说:“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仪礼》﹑《周礼》﹑《礼记》和《国语》里﹐也分别提到《诗》可以用钥﹑管﹑箫等乐器演奏﹔鲁国乐工也曾为季札演出过“风”﹑“雅”﹑“颂”各部分的诗。这些都说明《诗经》在古代与音乐﹑舞蹈有密切关系。只是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乐谱和舞姿失传﹐只剩下歌词﹐就成为现在所见到的一部诗集。
关于《诗经》的编排分类﹐前人有“六诗”﹑“六义”﹑“四始”的说法﹐《周礼?春官?大师》中说“大(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序》(见《诗序》)里﹐把“六诗”叫做“六义”。对这两个名词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以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的解释较有代表性。他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他认为风﹑雅﹑颂是诗的不同体制﹐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这看法被长期沿用下来。至于《毛诗序》中又把风﹑小雅﹑大雅和颂说成是王道兴衰之所由始的“四始”﹐则是出于封建礼教的观点对《诗经》所作的曲解。
《诗经》中的“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大多数是民歌﹐最富于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风”又分为周南﹑召南﹑邶﹑墉﹑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国风》﹐共 160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共 105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用于诸侯朝会﹔“小雅”74篇﹐用于贵族宴享。“颂”是统治阶级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又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 5篇﹐共40篇。《诗经》各部分的产生时间﹐一般认为“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于西周前期﹐“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产生于西周后期和周室东迁之初﹐“国风”中除有一些西周时期的作品外﹐多数篇章以及“鲁颂”﹑“商颂”的全部都产生于春秋时期。就具体篇章说﹐产生年代最早的是《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它们是周民族的早期史诗﹐其原始形态在武王伐纣之前可能就已存在。产生年代最晚的是《陈风?株林》﹐内容是讽刺陈灵公的﹐当作于鲁宣公十年(前599)之前。
《诗经》的内容 《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2500年前漫长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尤其是从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周王朝及各诸侯国横征暴敛﹐攻伐兼并﹐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诗经?国风》中的许多诗篇就反映了这一时代人民的痛苦生活﹐表达了人民的不满﹑怨愤和反抗情绪。如《魏风》中的《伐檀》﹐写一群伐木者边劳动边歌唱﹐对不劳而获的奴隶主领主们作了愤怒斥责:“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硕鼠》更痛斥那些剥削者为大老鼠。《国风》中还有不少作品﹐反映了繁重的劳役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如《唐风?鸨羽》写没完没了的“王事”迫使人民无法从事农业生产﹐赡养父母。《魏风?陟岵》写一行役者望乡思家﹐回忆起父母兄长的嘱咐﹐叫他自己当心﹐不要死在异乡﹐《邶风?击鼓》﹑《王风?扬之水》等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伴随着徭役﹑兵役的苛重﹐因而出现离人思妇之作﹐士兵们厌战思家﹐妻子们怀念征人。这一类作品有《召南?殷其雷》﹑《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豳风?东山》等。《东山》写一士兵出征已久﹐役满还乡时心情。他想到家园可能已经荒废﹐心里感到悲哀﹐但是他仍执着地怀念家乡﹐深沉感人。
在《国风》中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民歌数量最多﹐也最富情采。有的表现热恋的欢乐﹐有的表现相思之苦﹐都显示了古代人民单纯开朗的性格和纯洁质朴的心灵。如《卫风?木瓜》﹑《郑风?萚兮》﹐表现了青年男女两无嫌猜﹑和谐欢乐的爱情﹔《郑风》中的《狡童》和《褰裳》写热恋中的女子对情人的戏谑﹐显得幽默而风趣。另外如《邶风?静女》﹑《郑风?溱洧》﹑《郑风?风雨》﹑《王风?采葛》等﹐写爱情中的各种表现和心理变化﹐都十分真挚动人。而象《邶风?谷风》﹑《墉风?柏舟》﹑《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郑风?遵大路》诸篇﹐或者反映了妇女被遗弃的悲惨命运﹐或者描写了她们敢于争取自由婚姻的斗争精神。其中的《氓》可称为代表作。诗中女主人公是一位弃妇﹐她诉说着自己当初如何钟情于一位男子“氓”??弃了她。诗中唱出了她的悔﹑她的恨和她的决绝。
劳动诗歌也是《国风》中重要的一类﹐象《周南?芣苜》﹐是妇女采集车前子时所唱的歌﹐诗篇以简单的语言﹐简单的韵律﹐唱出了劳动的欢乐情绪和热烈气氛。又如《魏风?十亩之间》﹐写采桑者劳动将结束归家时的高兴心情。《豳风?七月》更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农事诗﹐诗中不仅叙述了农奴们全年的辛勤劳动﹐而且还反映了他们忍受奴隶主经济上的掠夺和人身的侮辱。
此外﹐《国风》中还有些揭露﹑讽刺诸侯荒淫无耻的作品﹐如《邶风?新台》﹑《墉风?墙有茨》﹑《齐风?南山》﹑《陈风?株林》等等。这些诗针对奴隶主贵族的丑行﹐作了尖锐辛辣的抨击。卫宣公把儿子的新娘占为己有﹐《新台》篇里就将他比作一只癞蛤蟆。齐襄公淫其妹﹐《南山》篇里就将他比作一只雄狐狸。
在《雅》诗里﹐有一部分是贵族祭祀用的乐歌。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都是祈求丰年的乐章﹐中间描绘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至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诸篇﹐则颂扬自周族的始祖后稷建国﹐到武王灭商的历史功绩﹐中间有一些神话传说﹐曲折地反映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生活情景。《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和《六月》写周宣王时对玁狁的一些军事活动。到了西周后期﹐统治阶级日趋腐朽﹐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二《雅》中的一部分作品﹐其作者虽为贵族统治集团中人物﹐却反映了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的现实。代表作有《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巧言》﹑《青蝇》﹐《大雅》中的《民劳》﹑《板》﹑《荡》等。
《小雅》里也有少数民间作品﹐如《苕之华》﹑《何草不黄》﹐或写饥寒之苦﹐或写征夫之劳﹐和《风》诗的风格完全一致。
《周颂》全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辞﹐用典重的词章歌颂祖先的功德并祈求降福子孙。其中有几首写到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如《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可以从中了解西周初年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景﹐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鲁颂》是鲁国贵族用于宗庙的乐章。其中《泮水》﹑《閟宫》二篇是臣子对国君的歌颂﹐有许多夸张的描写﹐它对汉大赋的形成﹐曾有影响。《商颂》是宋国贵族用于祭祀祖先商王的颂歌﹐如《玄鸟》﹑《长发》﹑《殷武》等篇﹐描叙商民族在开国时期经过艰苦斗争﹐终于成就大业﹐虽属歌功颂德﹐却颇有宏伟气象。
《诗经》的表现手法 《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种解释比较通行。赋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一般多见于《颂》和《大雅》﹔但象《七月》﹑《氓》﹑《溱洧》等优秀民歌作品﹐也使用了赋的手法。比就是譬喻﹐对人或物加以形像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如《墉风?相鼠》﹑《魏风?硕鼠》用令人憎恶的老鼠来比喻统治者的不讲礼仪﹑贪婪可恶﹔《卫风?氓》中用桑树由繁茂到雕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盛变衰。兴是藉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兴和诗歌内容有一定的联系。如《周南?桃夭》是一首嫁女诗﹐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使人从桃花盛开联想到新嫁娘的美貌。又如《邶风?燕燕》是一首送别诗﹐以“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起兴﹐使人从燕子飞时的差池不齐联想到送别时的依恋之情。比兴手法的运用﹐能加强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增加诗的韵味和形像感染力。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诗经》善于运用章句的重迭来表达思想感情﹐使诗歌在音律上和修辞上都收到美的效果。这种情况在《国风》和《小雅》的部分诗篇中尤为突出。有的通篇重迭﹐各章对应地只换几个字﹐如《周南?芣苜》﹔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迭﹐如《周南?汉广》﹔有的隔章重迭﹐重首重尾﹐如《周南?关雎》。重迭便于记忆和咏唱﹐是民歌的特色之一﹐回旋反复﹐可以增加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更充分地抒发情怀﹐《诗经》中还运用了迭字﹑双声﹑迭韵等修辞手段﹐如“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其中的“凄凄”﹑“喈喈”﹑“萧萧”﹑“胶胶”都是迭字﹔双声如“参差”﹑“踟蹰”等﹔迭韵如“窈窕”﹑“崔嵬”等。这些修辞手段的大量运用﹐不仅增加了诗的音乐美﹐而且表达出细微曲折的思想感情﹔描摹出事物的特征和属性。《诗经》中修辞造句的方法﹐语言的技巧﹐对后代诗人有很大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这段话说明了《诗经》语言艺术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诗经》的形式基本上是四言诗﹐比较整齐﹐这是诗歌发展过程中的早期形式。但它又常常突破四言的格局﹐使用二字至八字一句的形式﹐亦间有一字句和九字句。这种长短不齐的句式﹐错综变化﹐灵活自由﹐读来节奏自然。《诗经》中多种多样的句型﹐可说是后代各种诗体发展的滥觞。
《诗经》的影响 《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当时的士大夫常在外交场合引用《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愿望。这在《左传》﹑《国语》中例子极多﹐当时叫做“赋诗言志”﹐孔子在《论语》里也有“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并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孔子以后的儒家学派人物﹐都把《诗》当作教本﹐传授不绝。经秦始皇焚书﹐《诗》由于学者的口头传诵﹐得以流传下来﹐其中有少数散佚。汉初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诗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定本的﹐属今文经学﹔《毛诗》则属古文经学。《鲁诗》﹑《韩诗》﹐汉武帝时并设博士之官﹐传授讲解。《鲁诗》到西晋时亡佚﹔《韩诗》至南宋以后亡佚﹐现仅存《韩诗外传》 6卷。《齐诗》﹐汉景帝时设博士﹐到三国魏时亡佚。《毛诗》相传出于孔子弟子子夏﹐汉初由鲁人毛亨传给毛苌﹐即所谓“毛传”﹐在西汉时未立于学官。到了东汉﹐《毛诗》逐渐盛行﹐章帝时立于学官﹐经学大师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都治《毛诗》﹐郑玄并为之作“笺”﹐对毛传颇有异同﹐通称《毛诗传笺》。魏晋以后﹐《毛诗》独行于世。
《诗经??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广泛而深刻地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精神﹐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中国古代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诗经》的熏陶。
《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诗经》的译本﹐为这些国家的人们所喜爱。
历史典籍《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最后的编定者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汉代以后，被奉为儒家经典，后来成为历代文人必读的教科书。
《论语》在西汉时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鲁论语》为鲁国学者所传，《齐论语》为齐国学者所传，《古论语》其书为古文字（指战国时通行于六国的文字）。相传秦始皇（公元前二五九---前二一0）焚书坑儒，孔子九世孙孔鲋曾把古文《论语》及孔子的经典著作藏于夹壁中,后世扩建时才发现,其壁称“鲁壁”。今本《论语》，系东汉郑玄混合各本而成，共二十篇。全书记录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相互谈论，多方面表现了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包括孔子的政治主张、教育原则、伦理观念、品德修养、文学理论等。故《论语》成为后人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476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为前 477年﹐《史记?周本纪》为前478年)周敬王卒的中国历史时期﹐因鲁史《春秋》记录了这一阶段的历史而得名。由于周的东迁﹐前人也称这时期为东周。
周东迁后﹐实力大为削弱。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见于《左传》的大小国家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其中以姬姓者为最多﹐有晋(在今山西侯马)﹑鲁(在今山东曲阜)﹑曹(在今山东定陶)﹑卫(先在今河南淇县﹐后迁至今河南濮阳)﹑郑(在今河南新郑)﹑燕(在今北京)﹑滕(在今山东滕县)﹑虞(在今山西平陆)﹑虢(在今河南陕县)﹑邢(初在今河北邢台﹐后迁山东聊城)等国﹔姜姓国有齐(在今山东临淄)﹑许(原在今河南许昌)﹑申(在今河南南阳)﹑纪(在今山东寿光)﹔嬴姓有秦(在今陕西凤翔)﹑江(在今河南罗山西北)﹑黄(在今河南潢川)﹑徐(在今江苏泗洪)﹔芈姓有楚(在今湖北江陵)﹔子姓有宋(在今河南商丘)﹑戴(在今河南兰考)﹔姒姓有杞(原在今河南杞县﹐后迁到今山东潍坊)﹔妫姓有陈(在今河南淮阳)﹔曹姓有邾(在今山东邹县)﹑小邾(在今山东滕县)﹔任姓有薛(在今山东滕县)﹔曼姓有邓(在今湖北襄樊)。另外还有属于风姓﹑己姓﹑姞姓﹑偃姓等小国。各国之中最强大者为晋﹑楚﹐其次为齐﹑秦﹐再次则为郑﹑宋﹑鲁﹑卫﹑曹﹑邾等国。春秋末崛起者为吴﹑越两国。除以华夏族为主的大大小小国家之外﹐还有不少的戎﹑狄﹑蛮﹑夷交错其间。在长期的相互混战之中﹐不少小国被强国所吞并。见于《左传》的一百二十余国﹐到春秋末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了。
经 济
井田制和农业耕作状况 春秋时各国都普遍实行井田制。据《左传》﹐楚人“井衍沃”﹐郑“都鄙有章”﹐“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所谓井田﹐是指田地被分划成整齐的小块﹐田间的土埂和沟洫成为田与田之间的一种界限。《国语》说齐桓公时﹐管仲以为“井田畴均则民不憾”。这是为了消除农民之间的不满情绪。所以强调把田地一定要划分成等量的面积。另方面则出于对农民征收赋役的需要。与此同时﹐农民也被组织起来。如《国语?齐语》说齐国是“制都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把许多分散的农户﹐纳入这类村社组织之中﹐再派官吏去管理﹐可起到巩固统治的作用。后来郡县制下的乡里制就由此演化而来。
井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或贵族﹐农民仅有使用权而已。井田中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小块的私田由每户农民去耕种﹐收获归己。公田则由大家通力合作﹐收成归国家或贵族。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种公田的积极性日益衰退﹐从而影响了国家的收入。于是各国对税收方式也作了相应的改变。齐在桓公时就已实行按地亩征租税﹐鲁则在宣公十五年(前594)也宣布“初税亩”﹐长期以来的力役租被履亩而税的实物税所取代。
除田税外﹐农民还要在有战争时向国家交纳军赋。军赋按井征收粮食﹑草料和牲畜。由于战争频繁﹐国家不断加赋﹐如郑作丘赋﹐鲁季孙“用田赋”﹐都是违反旧制而加重农民负担的一种新措施。
除划分为井田的用地之外﹐还有不划井的零散土地。如《周礼》说在国都附近有官田﹑士田﹑贾田﹑赏田等。官田﹑贾田是分给供职于官府的小吏﹑工商的禄田﹐士田是授予士家属的分田﹐《孟子》所说的“士有圭田”﹐即指这类形状不规则的田。这些田的最高所有权也属于国家。当时卿大夫之间土地虽可以转移﹐但在小贵族和平民中缺乏土地所有权﹐特别是买卖土地的现象还未曾出现。《礼记》说:“田里不鬻”﹐与当时实际状况相符。
耕作状况 春秋时农业工具仍以木﹑石制品为主﹐耕作工具多为木制的耒耜。青铜农具甚少﹐仅在春秋末﹐今长江下游一带才有过较多的铜农具。由于工具﹑技术都和西周相差不远﹐故耕作时仍须共同合作﹐耦耕到春秋末年还未绝迹。
由于农业受工具﹑施肥等条件的限制﹐土地仍须轮休。《周礼》说:“不易之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即田地休闲的时间不等﹐长的两年﹐短的一年﹐也有不须休闲者﹐不过数量较少。《左传》中所说的“爰田”﹐和《周礼》中的“一易”﹑“再易”之田相似﹐说明休闲田的普遍存在。
手工业和商业 手工业分民间的和官府的两种。民间如纺织不过是家庭的一种副业。官府工业则具有较大规模﹐《周礼?考工记》提到的工种有攻木﹑攻金﹑攻皮和刮磨﹑抟埴等项﹐冶铁业大约出现于春秋末﹐但很快就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商业和手工业相似之处﹐除民间的相互交易外﹐就是由官府经营或控制的工商业﹐《国语》说:“工商食官”﹐正反映出手工业﹑商业都以官营为主的这一特点。在各国中﹐可能出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郑国的商业较为发达。从文献记载来看﹐有关郑国商人的情况颇多﹐其足迹遍于周﹑晋﹑楚等国。商人在出卖贵重物品时﹐必须取得官府的许可﹐说明商人尚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
在大的都邑中﹐都有专为交易所设的市﹐如《左传》提到郑﹑鲁﹑齐﹑晋诸国的市。当时民间交易仍以物易物为主﹐但布﹑帛之类已作为一般等价物﹐起到货币的作用。而使用金属铸币则较晚﹐《国语》记周景王铸大钱是在公元前524年﹐现在所见到的铜铸空首布﹐其中有一部分当为春秋末年所作。
庶人﹑工商和奴隶 庶人﹐或称众﹐是靠农耕而自食其力的人数众多的平民阶层﹐也称小人﹐以区别于贵族身分的君子。《国语》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庶人多居于野中﹐故又称为野人﹐或称为甿。庶人不同于贵族之处是﹐只有小家庭而无家族组织﹐故无氏﹐时人称庶人为匹夫匹妇
庶人劳动所得﹐其中一部分要上交﹐成为国家或贵族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除租税外﹐庶人负责沉重的徭役﹐他们要为国家或贵族筑路﹑修城和建造宫室。庶人一般都被束缚于土地上面﹐缺乏迁徙的自由。尽管庶人社会地位低下﹐但他们也能拥有一点财产﹐其中包括少量的牲畜。
庶人以农穑为其职业﹐有时也可在官府充当秩位卑微的府史﹐有军功者有进仕之权利。在天下无道时﹐庶人可以议政。《左传》说:“国将兴﹐听于民”﹐即认为君主能听于民﹐才能使国家走向兴盛和发达。由于民在一国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故各国的贤明君主和政治家都对庶民十分重视﹐提出了利民之类的政治主张。
工﹑商与庶人的社会身分比较接近。当时所谓的工商主要是指为官府服务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与后来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工商业者是有所不同的。工商本人有官府之廪给﹐其家属则仍须耕种官府颁发的“贾田”方能生活。
工商都居于国中﹐身分世袭﹐不能随意改变职业。但与庶人一样﹐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当官府苛求无已时﹐工商往往起而反抗﹐其中以卫国最为突出。春秋晚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工商渐从官府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因走向独立经营而致富。如春秋末﹐晋国绛地之富商可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越的范蠡最后弃官从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孔子弟子子贡﹐经商于曹﹑鲁之间﹐成为孔门弟子中最富裕者。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为以后战国进入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阶段奠定了基础。
奴隶名称不一﹐一般称为臣妾﹐也有称为仆﹑竖或牧﹑圉者。卿大夫家中都拥有较多的奴隶﹐奴隶往往来自于赏赐﹐如晋景公曾赏给克狄有功的魏桓子“狄臣千室”。除私家外﹐官府也有不少的奴隶﹐尤以罪犯奴隶为多。所谓的奚﹑罪隶﹑胥靡就是指这一类的奴隶。《国语》说:“皂隶食职”﹐即罪隶因有职事而受到官府的供养。
臣妾或仆﹑竖一般多从事家内服役﹐而牧﹑圉则是专管牧放牛马的奴隶。官府还有一批具有手艺的奴隶﹐如《左传》有鲁的孟孙曾贿赂给楚人“执斫﹑执针﹑执纴皆百人”的记载﹐这里所说的是木工﹑缝衣工和织工。《国语》说当时有所谓隶农者﹐即使获得肥沃的土地﹐但收成多少都和自己无关﹐当是从事于农耕的官奴隶。由于农业劳动中以庶人劳力为主。故奴隶劳动在生产中起不到支配的作用。
古代国别体史料汇编。最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成帝时﹐刘向进行整理﹐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次序﹐编订为33篇﹐并取名《战国策》﹐《史记?田儋列传》有记载说:“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汉书?蒯通传》亦有类似说法。近人罗根泽据此认为《战国策》始作于蒯通﹐刘向加以增补编次而成。而多数学者认为﹐此书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大约是战国末或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和私人所遗留的史料编纂而成﹐内容庞杂零乱。刘向加以整理﹐才成为完整的著作。
《战国策》主要记述战国时代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当时各诸侯国﹑各阶级﹑阶层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资料。从文学角度看﹐《战国策》文思开阔﹐寓意深刻﹐语言风格辩丽恣肆﹐铺张扬厉﹐后人称赞它“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下绝来世”(宋代李文叔《书战国策后》)。其主要艺术特色是﹕叙事生动形像﹐有不少完整而富于戏剧性的故事。如《齐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从家庭说到朝政﹐从“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写到“虽欲言﹐无可进者”﹐阐明了纳谏除蔽的道理﹐遣词用语生动而又耐人寻味﹐又如《燕策?荆轲刺秦王》中“易水送别”一段﹐描写了“白衣素冠”的人物形像﹐并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歌声﹐渲染悲壮气氛﹐读来令人极受感动。还有《齐策?冯谖客孟尝君》﹑《赵策?鲁仲连义不帝秦》﹑《魏策?唐且不辱使命》等名篇﹐都受到历代读者的赞赏。文笔多采﹐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作者用笔行文﹐当详则尽情挥洒﹐不吝笔墨﹔当简则一字不苟﹐惜墨如金。在许多篇章里﹐成功地描述了君王﹑后妃﹑谋臣﹑义士等不同类型的人物﹐把他们的性格特征﹑身份﹑处境﹐都刻画得入木三分。如《秦策》写苏秦先以“连横”说秦王﹐转而又以“合纵”说六国﹐生动地描写出一个善于机变﹑惯于夸说﹐一切言行以利为转移﹐朝秦暮楚的纵横家形像。又如《齐策》记述齐宣王和颜斶针锋相对的谈话﹐表现了宣王的专权骄横和颜斶的蔑视权贵。这些手法对后世传记文学的写作很有影响。说理论辩﹐言辞犀利﹑精辟。书中主要记谋臣策士们的说辞﹐他们为使听者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尽量把话讲得严密雄辩﹐无懈可击﹐并努力抓住对方最关心之点﹐一语破的。如《赵策》记述触龙的说辞﹐他顺着赵太后的心思﹐从谈家常入手﹐然后引古论今﹐层层深入地分析“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的危害﹐终于使太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劝告﹐让她的幼子长安君到齐国去当人质。善用比喻﹑夸张﹑寓言等多样化修辞手段﹐增强散文的表达效果。如《楚策四》记庄辛说楚襄王﹐层层设喻﹐说明居安不思危之害。《楚策四》通过伯乐识骥的故事﹐说明有千里马在﹐尚待伯乐去发现。这类寓言和比喻﹐写得饶有风趣﹐常隐寓着深刻的道理﹐耐人寻味﹐很多后来成了有名的典故﹐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此外﹐《战国策》还多用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使文章具有抑扬顿挫﹑气势贯通的特色。
《战国策》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汉初的散文家贾谊﹑晁错和司马迁﹐都受到它的影响﹐《史记》的某些史料就直接取于《战国策》。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的散文﹐也都明显得力于《战国策》。另外汉赋“铺张扬厉”的风格﹐直接承自《战国策》﹔而赋中常见的主客对答﹑抑客申主的写法﹐《战国策》也已启其端了。
东汉高诱为《战国策》作注。至北宋﹐刘向整理的《战国策》与高诱的注本都已残佚﹐曾巩校定其书﹐作了订补。南宋初﹐姚宏在曾巩校补的基础上﹐刊印《战国策》﹐为续注本。同时﹐鲍彪取曾氏本而改定原次第﹐作新注。元吴师道在鲍本基础上﹐补正其谬漏﹐作《战国策校注》。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战国纵横家著作27篇﹐其中11篇的内容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文字也大体相同﹐另16篇则为佚文。原书未标书名﹐暂称帛书《战国策》或《战国纵横家书》﹐可据以订正今本书中的一些差误。
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庄周(约公元前 369～前286)﹐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曾任漆园吏。楚威王闻其贤﹐聘以为相﹐不就﹐穷困终生。生平行事﹐略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庄子》为道家经典之一。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52篇。今存33篇﹐分内7篇﹑外15篇﹑杂11篇﹐为郭象注本。内篇的思想﹑结构﹑文风都比较一致﹐一般认为是庄周自着。外﹑杂篇则兼有其后学之作﹐甚至羼入其他学派的个别篇章﹐思想观点与内篇多有出入。如在哲学上不仅仅有唯心主义的虚无之道﹐有时还赋予其某些物质性﹐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在政治上时而主张绝对的无为﹐时而主张在上者无为而在下者有为﹔在处世态度上﹐时而宣扬混世﹐时而赞成避世﹔在人生观上﹐时而提倡寡欲﹐时而鼓吹纵欲﹔在对待其他学派的态度上﹐时而坚持混合齐同﹐时而针锋相对。这些分歧﹐反映了战国中叶至秦汉间社会变革形势下道家学派的发展与分化﹐也反映了各种学派的相互渗透。但从全书总体说﹐唯心主义的本体论﹑相对主义的循环论﹑认识上的不可知论﹑无为的政治主张﹑虚无的人生哲学﹐构成了庄子学派的基本倾向。同时﹐书中也有不少辩证的因素﹐尤其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批判﹐不遗余力﹐十分深刻。
关于庄子思想的渊源﹐司马迁指出:“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书中对于儒墨等当时显学﹐多有诋訾﹐并表现了愤世嫉俗的精神。
《庄子》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作者要阐述的虽然是玄虚的天道﹐但由于其“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所以“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特别是大量地运用了寓言﹐把抽象迷蒙的天道描绘得似乎可感可知。其他子书也运用寓言﹐但多从历史传说与民间故事中引用﹔《庄子》“寓言十九”则多是作者所虚构。其他子书的寓言多为短小故事﹐插入议论之中﹐以资譬喻或论证﹔而《庄子》中的部分寓言﹐则扩展成篇﹐将作者的议论﹐寓于故事人物口中。如《盗跖》﹑《秋水》﹑《说剑》等﹐都是“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刘向《别录》)。这些类似短篇小说的寓言﹐虚构了人物与故事情节﹐有动作﹑有对话﹐还有肖像﹑表情的描绘﹐与《墨子》﹑《孟子》中基于实录的一些对话式语录大不相同。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自觉地运用虚构手段塑造形像的开端。在塑造形像时﹐作者擅长于体物入微的描写。如大鹏的怒飞(《逍遥游》)﹑巨鱼的奋鬐(《外物》)﹑鸿蒙的自得(《在宥》)﹑山狙的见巧(《徐无鬼》)﹐都栩栩如生﹔厉风作而万窍怒呺(《齐物论》)﹐黄帝奏咸池之乐而声满天地(《天运》)﹐都声情并茂﹔庖丁解牛(《养生主》)﹑伯乐治马(《马蹄》)﹑佝偻承蜩(《达生》)﹑庄子弹鹊(《山木》)﹑众史画图(《田子方》)﹑原宪居鲁(《让王》)﹐更是形神俱现﹔至于藐姑射山上的神人(《逍遥游》)﹑隐机而坐的南郭子綦(《齐物论》)﹑能破季咸看相的壶子(《应帝王》)﹑临渊履危而射的伯昏无人(《田子方》)等﹐这些神乎其神的形像﹐也可以按照描写想见其情状。总之﹐太空﹑江海﹑飞禽﹑走兽﹑音乐﹑风云﹐以及人物的肖像﹑心理﹑言行的描画﹐无一不“指事类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维妙维肖﹐大大地开拓了艺术的境界。
《庄子》还以想象丰富﹐结构灵活见长。“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其书虽玮而连抃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天下》)。这是作者写作特色的自白。凭空虚设﹐海阔天空﹐放纵自由﹐宏伟壮丽﹐诙谐怪异。大鹏展翅万里﹐北海虚怀若谷(《秋水》)﹐盗跖声色俱厉(《盗跖》)﹐庄周化为蝴蝶(《齐物论》)﹐凡此种种﹐都说明作者并不按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再现生活﹐而是用丰富的想象﹐离奇的夸张﹐以及大量的比喻与拟人手法去写意抒怀。在行文构思上﹐放得开﹐收得住﹐首尾不落套﹐转接无痕迹。文思跳跃﹐散而有结﹐开阖无端﹐令读者恍惚迷离﹐正如刘熙载所说:“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艺概.文概》)
富于抒情意味﹐也是《庄子》散文的一大特色﹐当作者在描述道家的理想人物或发表议论时﹐必定带着满腔热情。如称“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天下》)而对于昏君乱臣﹑虚伪君子﹑名利之徒﹐则表现得嫉恶如仇﹐常常给予辛辣的讽刺﹑无情的揭露。他敢说“窍钩者诛﹐窍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直叫“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殚残天下之圣法”(《胠箧》)。把曹商求官视为舐痔(《列御寇》)﹐将惠施专揽相位比作嗜食腐鼠(《秋水》)。或爱或憎﹐或褒或贬﹐嘻笑怒骂﹐鞭辟入里。《庄子》行文千变万化﹐总离不开作者的自我表现。栎树﹑游鱼﹑蝴蝶﹑渔父﹑野马﹑海鳖等等﹐都具有庄周的性格﹐体现了庄周某种精神状态。所以尽管是论理文章﹐读来却觉得韵味无穷。其中《马蹄》﹑《胠箧》诸篇简直可作抒情杂文视之。此外﹐词汇丰富﹐句式灵活﹐构思精巧﹐多用韵语﹐善作连类比喻等﹐也是同时代作者所不及的。所以鲁迅认为:“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
《庄子》在文学上的影响很大。自宋玉﹑贾谊﹑司马迁以来﹐历代大作家几乎无一不受到它的熏陶。在思想上﹐或取其愤世嫉俗﹑不与统治者为伍﹔或随其悲观消极﹐自解自嘲。对于《庄子》的艺术﹐或者赞叹﹐或者仿效﹐或者从中取材而化为己意。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从《庄子》那里吸取了许多营养。
《庄子》中《列御寇》﹑《山木》两篇﹐都明写庄周有弟子﹐但姓名不传﹐《管子》中《心术》﹑《白心》等篇﹐《韩非子》中《主道》﹑《扬权》等篇﹐尤其是《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许多篇章﹐都可见到庄子学派痕迹。似乎楚﹑秦一带﹐其学曾颇为流传。秦代专行法治﹐汉代独尊儒术﹐所以对《庄子》一书不甚称道。自三国时何晏﹑阮籍﹑嵇康出﹐此书才盛行。陈寿《三国志.魏书.曹植传》说到何晏好老﹑庄之言﹐《王粲传》说到阮藉以庄周为模则﹐嵇康好老﹑庄之说﹐“于是崔撰﹑向秀﹑郭象﹑司马彪等接踵为之注﹐而风俗亦此移矣”(洪亮吉《晓初书斋初录》)。隋唐之际﹐尊庄周为“南华真人”﹐奉《庄子》为“南华真经”﹐注《庄》之风日盛。成玄英承郭注作《南华真经注疏》着重于文字训诂。以后宋代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明代有焦竑《庄子翼》﹐清代有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都分别为各时期《庄子》注的代表作。
郭象《庄子注》为现存最早的注本﹐除部分篇章在敦煌唐抄本中有保存外﹐以《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为善。中华书局出版的郭庆藩《庄子集释》﹐经王孝鱼校勘﹐以影宋本为底本﹐吸收了唐抄本的优点﹐是目前较为完善的本子。
先秦道家典籍﹐又名《道德经》。相传是老聃所著。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生活时代在春秋后期﹐与孔丘同时而略早﹐曾任周王室的柱下史﹐掌管王室图籍。孔子到周﹐曾向他问礼。老子见周衰﹐即离去﹐莫知其所终。一说老子即太史儋﹐又一说老子即老莱子。
关于《老子》这部书的产生时间﹐一般认为是在战国时期﹐其中虽有一些老聃本人的思想﹐但它更多地表现了战国时期的特征。此书分上﹑下篇﹐共5000多字。后人称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合称《道德经》。近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则先《德经》而后《道经》。
《老子》是一本道家的哲理书﹐但它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不小。它主要阐述自然无为思想﹐其中包含了不少对立转化的朴素辩证观点。在形式上﹐此书是语录体韵文﹐语言精练﹐多排比对偶之句。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58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75章)﹐修词凝练﹐音节铿锵﹐理虽玄远﹐文实多姿。其修辞比况﹐多为后世文士所取法。
古今注《老子》者多家﹐魏王弼《老子注》多言玄理﹐最为通行。清人魏源《老子本义》掘其义蕴。近人马叙伦《老子校诂》详于章句训诂。
荀况的著作集。今存32篇。荀况﹐当时人尊称为荀卿。荀﹑孙音近﹐所以亦称孙卿。赵国人。他的生卒年﹐难于确考。他一生的主要活动﹐一般认为﹐在赵惠文王元年(公元前298)到赵悼襄王七年(公元前238)的60年间﹐他曾游学齐国稷下﹐齐襄王时被奉为最有声望的学者﹐三次担任祭酒。其间又曾归赵聘秦﹐去齐适楚。楚相春申君黄歇曾两次任他为兰陵令。终老于兰陵。
《荀子》一书﹐既是先秦重要的哲学著作﹐也是重要的散文集。全书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专题散文﹐每篇都有题﹐作为各篇内容的概括。其中《大略》﹑《宥坐》等最后6篇﹐疑为门人弟子所记
荀子认为言论﹑辩论十分重要。他说:“志好之﹐行安之”﹐还要“乐言之”﹐所以“君子必辩”(《非相》)。他的文章长于说理﹐尤长于辩驳。正面论述时﹐往往从一个问题上发端﹐演绎开去﹐分析﹑比较﹑综合﹐层出不穷﹐论据充实﹐颇具声势。有些论文﹐先提出论点﹐后加反复论证。如《天论》﹐首先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作为全篇的中心论点﹐然后把属于天的各种现象和属于人的各种行动之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论述﹐从而引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论点。又如《性恶》﹐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为)也”立论﹐然后从正面﹑反面反复论证辩驳。这种集中论证的方式﹐是很具有说服力的。荀子进行辩驳的文章﹐更富特色。有的先列谬论﹐然后以“是不然”三字作为转折﹐加以驳斥﹐如《正论》各段都是如此。有的只强调正面理由﹐令人先行信服﹐然后点出反对者﹐达到不辩而胜的目的﹐如《乐论》对墨子的批评就是如此。他用充满感情的调子﹐一再说:“墨子非之﹐奈何﹗”“而墨子非之﹗”让人感到墨子“非乐”简直不可理解﹐也不值一驳。《非十二子》批评了十二个学者﹐手法是先举错误后点名﹔而《正论》对宋钘﹑《富国》对墨翟﹐则是对其学说的中心﹐进行深入的分析批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解蔽》和《天论》﹐各有一段对战国诸子的评论。高度概括地指出其得失﹐成为学术史上很有价值的资料。
荀子的文章﹐不少地方运用对偶式的句法﹐以铺列论据作论证﹐已开骈俪先河。尤其是重点所在﹐往往连续使用排比手法﹐显得笔墨恣肆﹐气势雄浑。荀子散文中﹐特别善用比喻。比喻在诸子﹑《战国策》中﹐都占着重要位置﹐而荀子却用得更为集中灵活。如《劝学》千余字中﹐连续使用了六十多个比喻﹐比喻套比喻﹐比喻证比喻﹐大大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
《荀子》中﹐还有《成相》和《赋》篇﹐基本上都是韵文。《成相》是以“三三七﹑四四三”为节奏的六句四韵体。内容虽是总结历史的盛衰成败﹑经验教训﹐而形式上却开创了一种新文体﹐清代卢文弨认为《成相》为弹词之祖。
至于荀卿所写之赋﹐《汉书.艺文志》说有10篇﹐现仅存《赋》5篇﹐末附《佹诗》2首。篇中描述了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的性质情状﹐用的是四言韵语的问答体。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以“赋”命名的作品﹐但它与后来铺张扬厉的赋体有异﹐“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带有谜语的色彩。
此书比较重要的注本有唐代杨倞《荀子注》﹑清代王先谦《荀子集解》﹐近人所作有梁启雄《荀子简释》。
韩非的著作集。韩非(﹖～公元前233)﹐出身韩国贵族﹐曾和李斯同学于荀况﹐李斯自以为不及。当时韩国国力衰弱﹐韩非多次上书韩王﹐提出富国强兵﹑修明法制的主张﹐不被采纳﹐退而著书﹐成十余万言。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后十分钦佩﹐于是发兵攻韩﹐索要韩非。韩王派遣韩非入秦﹐秦王却又不加信用﹐后又听了李斯﹑姚贾诬陷﹐将他拘囚下狱﹐李斯送毒药使他自杀于狱中。
《韩非子》为法家重要著作。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共55篇。今传本正合其数。不过今本除《史记》中所举《孤愤》﹑《说难》等十篇外﹐多有窜入文字。
韩非是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从主张变革﹑反对复古的历史观出发﹐宣扬君主集权﹐任法术而尚功利。与此相适应﹐他主张行文写作必须以“功用”为目的。他的说理散文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的风格﹐思想犀利﹐文字峭刻﹐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阐述一个重要论点时﹐韩非经常使用类似归纳的方法﹐即先举论据﹐再作论证﹐最后得出合于逻辑的结论。例如《五蠹》﹐先提出上古﹑中古和近古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继而转入本题:“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在作了这些充分的论证之后﹐即顺理成章得出结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后文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赏莫如厚而信”﹑“罚莫如重而必”等著名论点﹐也都是使用同样的论证方法得出的。
韩非的辩难之作也很有特色。他并不像荀子那样用“是不然”的断然口气﹐动辄否定论战的对方﹐而是从容﹑冷静地分析问题。对不同的意见﹐总是用“或曰”来提出异议﹐有时还连用几个“或曰”﹐客观地列举几种说法﹐引导读者共同进行分析。《难一》至《难四》诸篇﹐可作为这类辩难体的范例。韩非在论辩中﹐还善于运用逻辑上矛盾律的原理﹐“以子之矛﹐陷子之盾”(《难势》)﹐使对方进退失据。《诡使》﹑《六反》诸篇﹐可作为这种论辩方法的代表。
先秦后期散文﹐在议论中使用寓言故事以增强形像性和说服力﹐已成为一时风气。《韩非子》中的许多篇章﹐对寓言故事的运用已经进入自如的境地。《说林》﹑《内储说》﹑《外储说》就集中记录了大量的寓言故事。“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守株待兔”(《五蠹》)等﹐更成为后人常用的成语典故。
今存《韩非子》版本以宋干道刊本为最早。注本中较完备的有清代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今人梁启雄《韩非子浅解》﹑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及周勋初等《韩非子校注》。
记述春秋时齐国晏婴言行的散文作品。旧题晏婴撰﹐实为战国时人搜集有关他的言行及遗闻轶事编辑而成。晏婴(﹖～公元前500)﹐春秋时齐国夷维(今山东高密)人。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景公时为相﹐以节俭力行﹐危言危行显名于诸侯。
今本《晏子春秋》共8篇﹐分215章﹐每章记述一事。其中以晏子即事劝谏景公治国利民﹑贤明为政的内容居多。晏子或犯颜直谏﹐析义明理﹐或婉言讽劝﹐发人自省﹐表现了一位国家重臣忠心耿耿地辅弼君主的思想。此类篇章大多以记言为主﹐而略于记事。书中较富于文学意味的﹐是记述有关晏子行事的一些传说故事。如《崔庆劫齐将军大夫盟》﹑《景公夜从晏子饮》﹑《晏子乞北郭骚米》﹑《晏子使楚》﹑《楚王欲辱晏子》﹑《晏子布衣栈车而朝》等﹐都具有生动的情节﹑鲜明的形像和个性化的语言﹐突出地表明晏子是一位临危不惧﹑懮国恤民﹑廉洁奉公﹑善于辞令的大臣。章末多有“君子曰”﹐或者标举“仲尼”“墨翟”的言论﹐以表明编者对晏子言行的评赞。语言质朴谨严﹐有不少警句格言。
旧本以明代乌程闵氏刻本为佳。近人吴则虞编着的《晏子春秋集释》较为详备。
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的综合性农学著作。南北朝时贾思勰所著﹐成书时间在533～544年间。全书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几个方面﹐其中有不少关于纺织生产技术的内容。全书正文10卷﹐92篇﹐共11万多字。书前有“自序”和“杂书”各一篇。著者贾思勰﹐山东益都人﹐曾任北魏高阳郡(今山东淄博市)太守。他曾到过今山西﹑河南﹑河北等地考察农业生产﹐后回乡经营农牧业。《齐民要术》记载的有关纺织的内容以纺织原料﹐特别是蚕桑生产技术为主。在第5卷中专列“种桑柘第四十五(养蚕附)”﹐讲到桑柘的种植技术和桑的品种﹐第一次提到了荆桑﹑地桑﹑黑鲁桑和黄鲁桑之分。并引用谚语:“鲁桑百﹐丰绵帛”说明鲁桑是当时的优良桑种。选育蚕种﹐是养蚕的关键环节﹐书中记载了关于蚕种的选择﹐首次提出从化性和眠期上分类﹐指出:“今世有三卧一生蚕﹐四卧再生蚕。”并引证《俞益期笺》的“日南蚕八熟﹐……”和《永嘉记》的“永嘉有八辈蚕”的记载﹐保存了中国古代南方和东南炎热地区利用冷水低温控制蚕卵孵化时间﹐从而达到按季节分批饲养8次蚕的科学记录。《齐民要术》卷二﹐种麻第八和麻子第九﹐分别记述了种植枲和苴的技术。卷五第五十二种红花﹑蓝花﹑栀子﹔第五十三种蓝和第五十四种紫等条﹐叙述了几种主要的植物染料的生产方法。卷六养羊第五十七篇中详细地记载了选羔﹑放牧﹑圈养﹑饲料﹑剪毛﹑制毡等方面的生产技术。书中还较详细地记叙了防毡生虫的方法。卷十中有“木绵”条﹐引述了关于木棉树即灌木状棉花的记载。
秦简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的秦国及后来的秦朝遗留下来的简牍总称。中国古代的战国和秦朝时
历史典籍在1975年底，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秦墓葬中出土了战国末期到秦代秦墓时的竹简共一千一百多枚。11号墓的墓主是做过掌管司法的地方官吏。
墓中的竹简有秦律的部分抄本，还有对秦律的问答体的解释，现在称为法律答问。《封诊式》则是关于审判原则以及对案件进行调查、勘验、审讯和查封的规定和文书程式。此外，还有秦昭王元年（前 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 217年）间国家和墓主家庭的大事年表、格言和字书的抄本、两种讲时日禁忌等迷信的《日书》。
秦律制定于战国时代，秦亡以后全部亡佚，新发现的秦律是中国现存的最古法律。秦代统治时间很短，流传下来的秦国和秦代史料，特别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史料，非常贫乏。秦律等新史料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
通过这批珍贵史料，历史学家对当时的国有经济、奴隶劳动、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官制、刑法以至社会一般生活等方面情况，可以获得很多新的知识。睡虎地11号墓所出竹简还抄录了战国晚期魏国的一段《户律》和一段《奔命律》，对于研究战国社会很有帮助。同墓所出的大事年表对《史记》的某些记载起了补充或纠正的作用，也是很有价值的史料。
秦简对于研究中国汉字的发展也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是很重要的史料。相传秦代开始用隶书书写，但秦的隶书真面貌一直无法弄清。而秦简用的字体和小篆已经有很大的区别。利用秦简，我们不仅能看清秦朝隶书的真相，还能确定隶书在战国时代实际已经存在。平常所说的程邈作隶书，应该理解成程邈对当时民间流行的新字体做了些整理改进。在睡虎地 4号墓家书木牍上写的隶书，写得有些草率，可以看作是后来草书的始祖。
西汉末年﹐不少人采集时事﹐续补《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认为这些续补文辞卑俗﹐不足以踵继前史﹐于是另作《史记后传》65篇。班固《汉书》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但他有意识地采取了《史记》汉初一部分﹐再续补昭帝以下至西汉末的历史事实﹐写成断代史﹐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这是班固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故有“史汉”(《史记》﹑《汉书》)﹑“班马”(班固﹑司马迁)之称。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所不同的是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在汉武帝以前的记载﹐大都沿用了《史记》的原文﹐但其中班固也有所取舍﹐订正补充了《史记》的一些疏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则是由班固撰写的。班固从汉明帝永平初年开始撰写《汉书》﹐经过20多年的努力﹐至汉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部分“表”和“志”﹐是他死后由其妹班昭和马续补充整理续写而成。
班固出身于仕宦家庭﹐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极深﹐他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缪于圣人”。在评论历史的事件和人物上﹐他缺乏司马迁那种匡世济民的战斗热情﹐但是班固作为历史学家﹐他赞扬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重视客观的历史事实。因此《汉书》不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汉一代的历史﹐而且在一些传记中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如《外戚传》中写了宫廷中的种种秽行﹐在《霍光传》中揭露了外戚的专横暴虐及其爪牙鱼肉人民的罪恶。还有一些传记﹐如《龚遂传》中接触到了人民的疾苦﹐表扬了能体恤人民的官吏﹐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
作为史传文学﹐《汉书》不如《史记》中的人物写得形像鲜明﹑生动﹐但也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很成功﹐从而成为人物传记的范例。如《苏武传》通过一系列具体生动情节的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为利诱的斗争精神﹐表扬了苏武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品格﹐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朱买臣传》中﹐通过写朱买臣失意和得意时的不同精神面貌以及人们对他的不同态度﹐既揭露了封建时代世态炎凉的社会习尚﹐又活画出封建时代在功名利禄的引诱下没有独立人格的封建文人可怜可憎的形像。
班固写人物又常常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细节来突出他们思想性格的特征。如《陈万年传》写陈万年有病﹐还让他的儿子陈咸在其床下接受他的教训﹐“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陈万年的盛怒之言和陈咸的直率回答﹐活画出一个不以谄事权贵为耻的官僚形像。《张禹传》也完全是通过叙述张禹的日常言行﹐围绕着他“持禄保位”的卑鄙心理﹐来戳穿他“为人谨厚”﹑“为天子师”的堂皇外衣﹐显露出庸俗﹑虚伪﹑阴险的本来面目。
在文学语言方面﹐班固受当时辞赋创作的影响﹐崇尚采藻﹐长于排偶﹐亦喜用古字﹐不如《史记》语言的简洁明朗﹑生动活泼。但《汉书》的语言也因此具有整饬详赡﹑富丽典雅的一面﹐引起后世散文作家的喜好﹐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赞》中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这一论断比较准确地分析了《史记》和《汉书》语言风格的不同。另外﹐《汉书》在人物传记中引用了大量的辞赋和散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叙事的连贯和人物特征的刻画﹐但也因此保存了不少重要文章﹐这也是班固在保存文化遗产方面的一个贡献。
《汉书》流传后﹐由其多用僻字古词﹐比较难懂﹐东汉末年已有应劭﹑服虔为之作注。到了唐代﹐颜师古汇集前人23家的注释﹐纠谬补缺﹐作《汉书》新注﹐流传至今。现存最早刊本为北宋景佑年间刊印的﹐历代均有刊本﹐今通用中华书局标点本。
另补注有清沈钦韩《汉书疏证》﹔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和清代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1955年科学出版社版。
汉简主要指两汉时期保留下来的竹木简。北周时期，在居延地区就曾经发现了汉代“竹简书”，后来，北宋在甘肃等
历史典籍到了1906年，斯坦因又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第二年，他在甘肃敦煌县一带的汉代边塞遗址中发现七百多枚汉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发现汉简。以后就有更多的汉简陆续被发掘，到现在为止，七十多年共发现四万多枚，有非常完整的，也有破碎得只有一两个字的。发现的汉简基本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在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遗址里发现的，简称边塞汉简；另一类发现于汉墓中，简称墓葬汉简。
边塞汉简
边塞汉简又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 敦煌汉简。斯坦因在1907年于敦煌附近发现汉简后，在1914年又在甘肃的敦煌、安西、酒泉等地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一百七十枚左右的汉简。1944年，夏鼐等人在敦煌小方盘城以东的汉代边塞遗址中，发掘出了四十三枚汉简。建国后1979年，考古学者们在敦煌小方盘城以西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里发现汉简共一千二百多枚，收获颇丰。而且这还是敦煌汉简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次。
斯坦因1914年发现汉简的地点横跨汉代敦煌、酒泉两郡，70年代发现汉简的玉门花海也应属酒泉郡，但是习惯上把这些汉简统称为敦煌简。
第二 居延汉简。 1930～1931年, 中国和瑞典学者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在甘肃、内蒙古境内的额济纳河两岸和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东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一万枚左右的汉简。发现地点中，北部的属于汉朝张掖郡的居延都尉辖区，南部的属于张掖郡的肩水都尉辖区, 但习惯把这两个地区出土的汉简统称为居延汉简。
1930年，考查团在甘肃鼎新以西的北大河沿岸，斯坦因在1914年调查过的一段边塞遗址里，又发现了少量汉简。这段边塞应属酒泉郡，所以，在居延简里实际上还包括极少量的酒泉简。
1973年到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属甲渠候官治所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地进行试掘，获汉简近两万枚。1976年，在居延地区又获汉简一百六十四枚。
第三 罗布泊汉简。1930到1934年，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泊北岸的汉代防戍遗址里，获得西汉宣、元、成各帝时期的木简七十一枚。这批简的出土地点接近楼兰遗址，有人称为楼兰汉简。
边塞汉简一般发现于边塞地区的官署和烽火台遗址中，可以断定是守卫的官兵所留，其中有的是有目的地保存的，有的则是当作废弃物扔掉的。西北地区少有竹子，发现的简绝大部分都是木简。从内容看，主要是公文和簿籍，还有私人书信、医方、占书、字书和其他书籍。简的年代基本开始于西汉中期，止于东汉后期, 中间包括王莽“新”朝和“更始”时期。
边塞汉简所反映的不仅是边塞地区的情况，因为在很多方面，边塞和其他地方的情况是一致的，如诏书及中央部门的公文。所以，汉简对于研究边塞地区和整个的汉代史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六七十年来，通过汉简，汉代的边防设施、屯田制度、兵制、官制、行政制度以及汉代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了新的进展。
·墓葬汉简
20世纪50年代后接连发现，重要的有下列几批：
1959年7月，甘肃省武威县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竹木简五百枚左右，主要部分是《仪礼》的九篇抄本，大概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时期。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约当武帝初期）出竹简六千枚左右，但大部分已残碎。
1972年，甘肃省武威旱滩坡汉墓（约当东汉前期）出医方简牍一批。
1973年，河北省定县40号汉墓（为西汉晚期的中山王墓）出一批已经炭化的残碎竹简，字迹勉强能够辨认。
1978年7月，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约当西汉晚期）出残木简四百枚，内容主要是军法。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江陵张家山247号、249号、258号三座西汉前期墓出大量竹简。
汉墓中出土的古书，很多是长期失传的书，有的还可以纠正现在流传版本的错误，甚至可以用来确定书的写作年代，其文物价值极高。银雀山1号汉墓所出佚书中有《田法》篇，有政府授田给农民的制度及农民的各种负担的内容，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史料。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的乡文书，提供了西汉前期田租、赋税、徭役和土地占有等方面的重要参考资料。张家山 247号墓出土的汉律虽然只是一部分，但内容却非常重要，是相关学者研究汉代史的宝贵史料。
另外，汉简还有助于研究古文字的发展史，西汉简可以看出汉字的字体从古隶书演变到八分，以及草书的形成脉络。东汉中后期简则可以看出隶书开始向楷书演变的情况。
记述北朝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及东魏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齐魏收撰，含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共一百二十四卷。原分为一百三十一卷，北宋时，例目一卷和纪传志中的二十九卷已亡佚。今本卷三太宗纪和天象志的三、四两卷,是宋人分别用隋魏澹《魏书》和唐张太素《魏书》所补。其余各卷乃用《北史》、高峻《小史》（亦称《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览》所补。另有二十九卷中也还有缺文。
历史典籍魏收从天保四年专任史职，到次年奏上全部《魏书》，不过年余，这是因为北魏修国史和起居注的工作，自魏道武帝拓跋珪以来始终未断。从开国到孝明帝末年部分，魏收都有所凭借，沿用旧史。只有北魏末和东魏共约二十年间的事迹,需重新搜集编写。至于东晋和十六国各传，是利用了崔鸿《十六国春秋》、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等。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都可能得见，但宋齐时代相去不远,事实易于稽考,他又蔑视南朝文人，所以岛夷刘裕、萧道成传完全看不见袭用南朝沈、萧著作的痕迹。
魏晋以后,佛教逐渐兴盛,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之中。道教也在政治、社会方面起相当作用,都应在史书中有所反映。但魏收之前的裴松之注《三国志》，以佛家事附于东夷传。沈约《宋书》附于蛮夷传。《魏书》中始设释老志，不能不目为卓识创举。北魏时鲜卑部族蕃衍，太和以后又有改鲜卑姓为汉姓之举。魏收师汉人氏族谱牒之意,结合北方民族部落族姓的风习,设官氏志,于百官之外兼志氏族,是适应时代特征的处理方法，为后人研究北魏历史提供了极大方便。《魏书》本纪、列传相连,而志列在最后,符合刘知几《史通》所谓：“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列传的类列和次第，也都各有其意义。书中收录的诏令奏议，大都关系政治,其他文章,也足供考察作者身世和为人。而当时流行的轻浮诗文，所取极少。这些都是《魏书》的显著优点。
魏收在北齐时修魏史，北齐继承东魏，他不得不以东魏为正统，因有不少挂漏，对高欢也多溢美。例如地形志以文书散佚为理由，不依据北魏最盛的宣武帝延昌年间版图，反而采用偏安的东魏武定之世为标准，给后代研究北魏历史造成很大困难。魏收为人恃才傲物，利用修史凌侮别人，“迁怒所至，毁及高曾”。因而申诉其不公平者百有余人，称其书为“秽史”。实际上，作为封建史家，在政治上的荦荦大端，魏收的观点和当时统治阶级公认的看法是相一致的。例如传说他因受金而为尔朱荣作佳传。但《魏书》尔朱传中对他的专横残暴以及给魏朝统治带来的祸害，都有充分的描述和足够的谴责。“秽史”之说，只是一些门阀士族斤斤于自己祖先在书中的反映，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有关个人经历、思想、学识并对子孙进行告诫的古书，作者颜之推，分为七卷，二十篇。颜之推（公元531年～公元591年），字介，原籍琅邪临沂（今中国东部山东临沂北），先祖在东晋（公元317年～公元420年）时渡江，定居在建康。在后来侯景之乱时，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自立，颜之推任散骑侍郎。公元554年，西魏攻陷了江陵，颜之推被俘，后来在北齐任官。此后在北周和隋任职。他的《颜氏家训》是在隋灭陈，即公元589年之后完成的。
颜之推士族出身，受儒家礼法影响，也信仰佛教。他博学多才，处事机敏，因而在多个在政权中任职，地位都很高。他的阅历异常丰富，这是他书中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书中虽然有些观点陈旧，但也有很多涉及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和议论，史料价值很高。
记述南朝陈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姚思廉撰﹐含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少的一部。姚思廉(557～637)﹐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曾撰陈史﹐隋大业时未成而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武德五年(622)﹐姚思廉奉诏修陈史﹐迁延未成。贞观三年(629)﹐又奉命修史﹐贞观十年成书。
陈时修史学士顾野王﹑傅縡开始撰陈史﹐完成了武帝﹑文帝本纪。以后中书郎陆琼继续撰写﹐而失于繁杂﹐姚察曾就陆书加以删改。姚思廉根据其父旧稿﹐续补成书。《陈书》只有第二﹑三两卷的卷末称“陈吏部尚书姚察”﹐与《梁书》将近一半的论赞署名姚察者不同﹐可见思廉所据他父亲的旧稿不多。《陈书》虽也由魏征总其成﹐但编次笔削主要出于思廉之手。该书篇幅不大﹐而需时如此之久﹐可能与时代过近﹐史臣顾虑有关。
托名管仲的一部论文集。不是一人一时之笔﹐也不是一家一派之言。它的内容比较庞杂﹐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哲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而且冶先秦诸子于一炉﹐但以法家﹑道家为主。它的写作年代﹐大抵始于战国中期直至秦﹑汉﹐有些观点源自管仲。其中有关法家的篇章﹐主要出于战国中﹑后期的齐国法家。就法家思想而论﹐它对法律和“法治”的论述﹐都比较精辟﹐并具有综合前期法家法﹑术﹑势三派﹐杂揉道﹑儒的特色﹐自成体系﹐是研究先秦法律思想的重要著作﹐其价值不亚于同时代的《商君书》(见商鞅)。《韩非子?五蠢》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已将商﹑管并列。今本《管子》为西汉刘向所校定﹐著录86篇﹐《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类﹐《隋书?经籍志》改列法家类﹐现存76篇。
《管子》中的法律思想﹐可概括为3大部分﹕关于法律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以法治国”的“法治”理论﹔实行“法治”的方法。
“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管子》给“法”下过许多定义﹐如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俵也”。总的意思是﹐“法”乃衡量人们言行是非﹑功过﹑曲直的客观标准和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这类定义虽然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性的﹐但强调了“法”的客观性和公平性。
《管子》对法律的作用也进行了分析:“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这些作用归结到一点﹐即“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也就是君主用来劝善止暴﹑确定人们的权利义务﹑保护私有财产﹑役使臣民和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这里﹐实际上已涉及法律的本质问题。但它并没有把统治者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反而认为国家与法律是适应“为民兴利除害”的需要而产生的。这正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贵族专制﹐要求建立保护自己利益的国家与法律的反映。因此﹐《管子》把体现新兴地主阶级的“法”﹐说成是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公法”﹐是“天下之至道”。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不过﹐每当触及新兴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时﹐“法”的本质就昭然若揭﹐如《管子?明法解》说:“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可见法家的“法”只是保护富者利益的。
“以法治国”的“法治”理论 在先秦法家中﹐“以法治国”的口号是在《管子》中最先提出的。《管子》认为只要国君集中权力﹐实行“法治”﹐就可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即所谓“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这是因为君主有了“法”﹐也就有了行赏施罚的客观标准。不但可以“兴功惧暴”﹑“定分止争”﹐使国家富强﹐社会安定﹔而且可以得到臣民的拥护﹐使“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因为“好利恶害”的人性是“贵贱之所同有”﹐所以只要实行“法治”﹐就能使包括贵贱在内的所有臣民共同遵守。但《管子》有别于以“重刑”著称的商鞅一派﹐没有把赏﹑罚特别是刑罚的作用绝对化。《管子?君臣下》说:“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至赏则匮﹐至罚则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还说“诛杀不以理﹐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疲民力”﹐就必然会造成“诛罚重而乱愈起”的结局。所以《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种思想显然源于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显然受到儒家“富民”和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所以《管子》中包含大量道家﹑儒家的说教并非偶然。这种以法为主﹐法﹑道﹑儒特别是法﹑道结合的思想﹐正是从战国中期以来开始流行的黄老学派的特征。
齐国法家没有把刑罚绝对化﹐还表现在他们虽然主张“法治”﹐但并不否定伦理道德和教化的作用。不过他们认为﹐“仁义礼乐”必须“皆出于法”﹐而且只有在“法立令行”的前提下才能起作用。所以在德﹑刑的关系上﹐他们既有别于否定教化作用的商鞅﹑韩非﹐也不同于主张“德主刑辅”的儒家。
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治方法 为了实行法治﹐齐国法家给“法治”下过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这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法治”概念﹐它虽然要求“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但又主张法自君出﹐只有君王有权立法﹐人民不过是法所役使的对象﹐而且还有贵贱之别。
齐国法家认为君主要想实行“法治”﹐必须做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着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前一项属于立法﹐后两项属于行法﹐也就是说必须处理好立法和行法两个方面的问题。就立法来说﹐君主虽然有权立法﹐但不能随意立法﹐而应以“道”为法。这就要求﹕必须“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即必须注意适应自然法则(“天则”)。必须从民情的好恶出发。“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必须“量民力”﹐切忌强迫人民去干力所不及的事情和对人民作过多过苛的欲求。所以他们说:“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否则“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立法必须统一﹑严肃和具有相对稳定性。如果“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背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法令虽然必须适应时代要求。“随时而变﹐因俗而动”﹐但不可朝令夕改。
就行法来说﹐齐国法家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出发﹐认为关键在于善于运用赏罚﹕为了使法令成为行赏施罚的标准﹐法令的内容必须明确﹐而且必须公诸于众﹐使人们有所遵循﹐即所谓“号令必着明”。法令公布后﹐必须信赏必罚﹐要求“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使“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否则﹐“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反对君臣﹐特别是君主“释法而行私”。齐国法家认为阻碍法令贯彻的祸害﹐莫过于执法者行私﹐而能否杜绝行私﹐关键在于君主。他们要求君主本人必须以身作则﹐“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主张“重令”与“尊君”。齐国法家认为要使法令得以贯彻﹐首先必须“重令”﹐使法令具有极大权威。《管子?重令》指出:“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藉以造成一种“令重而下恐”和“作议者尽诛”的局面。为了“重令”﹐齐国法家主张尊君﹐赋予君主以至高无上﹑独断专行的权势。正是从这里出发﹐齐国法家在韩非之前﹐初步提出了实行法治必须使法﹑势与术相结合的思想﹕为了实行法治﹐必须尊君﹐君主为了防止失势﹐就必须有“术”﹐以驾驭臣下。这样法﹑势﹑术相结合﹐就可“不身下为”﹐“垂拱而天下治”。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四十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着提要。荀勖所撰《穆天子传》提要尚存。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荀勖等整理时﹐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纠正《史记》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采纳﹐可能仅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该书的附编收入。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晰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卫恒﹑束晰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如荀勖﹑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束晰却认为是魏安厘王﹔古墓也被分别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厘王的坟墓。佚文中有“梁安僖(厘)王九年(张仪)卒”﹐所据即是卫恒﹑束晰的“考正”本。因此﹐《竹书纪年》当时有初释本和考正本两种﹐也可称为荀和本和卫束本。考正本可能名为《汲冢书抄》﹐《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种。但后来通行的﹐一般还是荀和本。《隋书?经籍志》着录有《竹书国异》一卷﹐似为后人据两种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记。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厘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着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
战国至秦汉间讲礼文章的选集。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西汉戴圣所编。戴圣字次君﹐梁郡(今河南商丘)人﹐曾任九江太守﹐与叔父戴德一起学礼于后苍﹐宣帝时为博士。
《礼记》多数篇章可能都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汉书?艺文志》)。孔子死后﹐门徒“七十子”散居各诸侯国﹐他们的学生又各传其师说﹐所传的讲礼的文章流传至汉已有一百数十篇﹐相当繁复﹐戴德选其85篇为《大戴礼记》(今残)﹐戴圣又选49篇为《小戴礼记》﹐即今本《礼记》。选入文章在长期授受的过程中﹐不免有所增益﹐所以其中夹杂着秦汉时的言论。
它主要是对礼制﹑礼意的记载和论述。其中涉及秦汉以前的社会组织﹑生活习俗﹑道德规范﹑文物制度等情况﹐反映了儒家的政治﹑哲学﹑伦理思想。这些都是研究古史的重要材料。
从散文艺术方面看﹐《礼记》中的议论文﹐如《礼运》﹑《乐记》等篇的部分章节﹐雍容大雅﹐气势沛然﹐结构严整。记叙文如《玉藻》﹑《坊记》等篇的部分章节﹐文笔凝练﹐言简意赅。尤其是《檀弓》﹑《仲尼燕居》等篇中的叙事小品﹐写得生动形像﹑意味隽永﹐都是较优秀的作品。如《檀弓》中的“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曾子寝疾”等章﹐以简练的文字传达出不同的生活场面和人物心理﹐情景宛然﹐笔法多变。“孔子过泰山侧”章﹐形容苛政猛于虎﹐令人怵目惊心。“齐大饥”章只80余字﹐却把黔敖的倨傲﹑饿者不为所屈﹐写得活灵活现﹐其中还有服饰﹑神态﹑语气的描绘﹐接近于小说。“孔子蚤作”﹑“晋献文子成室”等章﹐还嵌以诗歌﹑偶语﹑排句﹐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和感情色彩。《檀弓》的不少篇幅糅合着想象的成分﹐而非信史﹐这一点前人已多有揭示。可见七十子的后学﹐对于师说也作了文学性的加工。
《礼记》至唐代列为“九经”之一﹐宋代列于“十三经”中﹐为士子必读之书﹐对后代思想﹑文学都有一定的影响。主要注本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今存宋绍熙三年(1192)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清朱彬有《礼记训纂》﹐孙希旦有《礼记集解》。
汉代关于煮盐冶铁和铸钱等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反映了西汉中期某些冶铁的技术﹑经济状况。全书共60篇﹐前41篇追溯公元前81年朝廷讨论盐铁官营政策的言论﹐后19篇是余论和著者的后序。著者桓宽是河南汝南人﹐汉宣帝的侍从官﹐后任庐江太守丞。
汉武帝刘彻为了筹集抗击匈奴侵扰的经费和防止诸侯王的分裂活动﹐于公元前 119年实行盐铁官营等政策。刘彻死后﹐朝廷召开会议﹐就这一政策展开辩论。会上“御史大夫”代表坚持官营政策的观点﹐认为实行这一政策后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充实边防费用﹐有利于实行“建铁官以赡农用”的方针﹐同时﹐官营后资金充足﹐设备齐全﹐官吏管理得法﹐工匠由国家供给衣食﹐操作细致﹐钢铁质量良好﹐铁器使用方便﹐既满足百姓对钢铁的需要﹐又稳定钢铁价格。“贤良﹑文学”反对官营政策﹐认为实行这一政策后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争利﹐官吏经营不善﹐冶铁费用高﹐产品质量低﹐铁器不合用﹐官商经营﹐购买不便。会议争论结果﹐对官营政策作了修改﹐一度取消了函谷关以西(“关内”)地区的铁官。
《盐铁论》记载盐铁会议上关于义和利(精神和物质关系)﹑官营和民营(政权和经济关系)﹑本和末(农业和工商业关系)﹑贫和富(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原则争论﹐深刻反映封建经济的内部矛盾﹑其影响久远﹐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资料﹐并为后世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战国时期法家申不害的著作。申不害(约前385～前337)﹐郑国人。曾为韩昭侯相﹐十五年间﹐国治兵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申子“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两篇﹐故名《申子》”。《汉书.艺文志》载《申子》六篇。据《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讲:“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二篇已备。”可见只是分法不同。该书已失传﹐从《汉书.宣帝纪》颜师古注知有《君臣篇》。《淮南子.泰族》讲:“申子之三符”﹐不知是篇名还是仅指符验之术。唯《大体篇》保存于《群书治要》第三十六卷。另有马总《意林》收集了申不害的一些言论﹐共六节。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申子》辑本﹐已非原貌。
申不害吸收并改造了道家的学说﹐他主张君主“无为”﹐就是不从事任何具体工作﹐只是不露声色地用“术”去驾驭臣子。所谓“术”﹐据《韩非子.定法篇》讲﹐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就是说﹐君主要根据臣子的才能授以官职﹐并经常对他们进行督促和考核以决定奖惩。韩非认为﹐“术”是必要的﹐但只讲术而忽视法﹐容易使前后法令不一﹐让人有隙可乘。
北朝散文著作。东魏杨(或作阳﹑羊)衒之撰。杨衒之北平(今河北遵化)人。生卒年不详。曾官奉朝请﹑秘书监﹑抚军府司马﹑期城郡太守。有文学才能。曾上书批评佛教。东魏武定五年(547)﹐因行役重至北魏旧京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便撰《洛阳伽蓝记》﹐寄托他对北魏王朝覆亡的哀悼﹐同时也对当时王公贵族耗财佞佛﹑“不恤众庶”的行为进行批评。
“伽蓝”是梵语“僧伽蓝摩”的省称﹐也就是佛寺的别名。《洛阳伽蓝记》实为记述洛阳寺庙之作。全书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5卷﹐记述寺庙70多处。它不仅具体描写了殿堂屋宇的形制规模和建立寺庙的始末兴废﹐而且记述了有关的政治历史事件﹑社会经济情况﹐以及当时社会的风俗人情﹐如尔朱荣之乱﹑皇室诸王的奢侈贪婪﹑北朝南朝间的交往﹑北魏全盛时期洛阳手工业﹑商业的繁盛﹑民间艺人的卓越技艺和演出盛况等﹐深受历代史学家的重视。全书叙事主要用散文﹐形容描写则往往夹用骈偶﹐条理清晰﹐洁净秀丽。如写永宁寺的佛塔﹐仅用“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等语﹐其巍峨庄严之状﹐读之如同亲见。其中有不少历史故事和神怪传闻的记述﹐如“法云寺”条中记军乐家田僧超的吹茄﹑陈白堕的酿酒﹑孙岩的娶狐女﹐与南朝的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内容相近﹐情节虽不复杂﹐文字也颇简练﹐但写得生动具体﹐形像鲜明﹐引人入胜﹐表现了作者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洛阳伽蓝记》﹐有正文﹑子注之分﹐开创了史家自注的体例。但明清以来重要刻本都把正文﹑子注连写﹐今人周祖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正文﹑子注分开﹐作《洛阳伽蓝记校释》﹐今人范祥雍有《洛阳伽蓝记校注》。
简称《说文》﹐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东汉许慎于安帝建光元年(121)写成。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字书的基础。原书十四篇﹐叙目一篇。正文以小篆为主﹐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又古文﹑籀文等异体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解说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该书在流传中﹐屡经窜乱﹐今本为宋徐铉所校定﹐与原书颇多出入﹐徐氏以篇帙繁重﹐将每篇分为上下二卷﹐共三十卷﹐收九千四百三十一字﹐重文一千二百七十九字﹐解说十二万二千六百九十九字。该书改变了周﹑秦至汉的字书的编纂方法﹐即将所收字编为四言﹑七言韵语的形式﹐首创了部首编排法﹐分为五百四十部。许氏又总结了以前的“六书”理论﹐开创了有系统地解释文字的方法﹐先解释字义﹐次剖析形体构造﹐再说明读音。剖析字形的方法﹐是以前字书所未有的。该书对古文字﹑古文献和古史的研究都有重大的贡献。但说解中也杂有主观臆断和迷信成份﹐需要参照甲骨﹑金石﹑竹木简的文字研讨审定。该书现存的版本以徐铉校定的宋刊本为最早﹐《四部丛刊》初编及《续古逸丛刊》有影印本。其次是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有宋刊残本及影宋钞本﹐《四部丛刊》初编二次印本中有影印本。
清代学者以研究《说文》为专门的学问﹐给它作注的有数十家﹐以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释例》和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为最着。近人丁福保将以往各家研究《说文》的专著和其他论及《说文》的著述以及甲骨文﹑金文的材料汇集为《说文解字诂林》﹐后又搜集遗逸编为《补遗》﹐是该书注释的总汇。
书中记载的农作物包括了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麻、瓜、瓠、芋和桑等十三种。区种法（即区田法）在书中也是重点记述的内容。书中还提到了其他的方法，如溲种法、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和桑苗截干法等，既详细又有科学性。
此书早年散失，在北魏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多处引用。到了清朝，很多人搜集整理，其中洪颐煊的较好。
中国北魏时期地理著作，散文作品。郦道元撰。《水经注》是在《水经》基础上扩充成书。郦道元以《水经》为纲，作了20倍于原书的补充和发展，实际上已另成专著。全书共40卷，约30万字，所记水道1389条。逐一说明各水的源头、支派、流向、经过、汇合及河道概况，并对每一流域内的水文、地形、气候、土壤、植物、矿藏、特产、农业、水利以及山陵、城邑、名胜古迹、地理沿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等，都有具体的记述。「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繁征博引，详加考求，态度严谨，引用书籍多达437种。其中以叙述北方水系最为精详，通过亲身调查研究，对前人讹误多所厘正。南方个别水流，因当时南北政权对峙，情况不熟，不免有某些疏误。《水经注》一书集中国6世纪以前地理学著作之大成，为历史地理学、水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考古学、水利学等方面的重要文献，也是魏晋南北朝山水散文中的佳作。《水经注》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在清代已成为一门专门学问。
特点
- 其一，是书不同子《山海经》以山海为纲、《汉志》以郡县为纲，而是独创一柏的以水道为纲的地理撰述。郧氏在《水经》确立了因水证地的撰述方法基础上，开创了“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的方法，对后世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 其二，是书以水道为纲，兼及水道经行各地的地理、历史、经济、人物等各个方面，内容至为丰富详实。这种撰述是只有在汉魏以来出现大量的地方性地理记述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此可见《水经注》比《汉志》又有了明显的进步。它与后世地理学的研究，不只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队又在体例上给后区以至要启示。此书内容所及，几乎涉及到汉晋正史地理志著录的一切郡县乃至域外地区，由是成为此后续写任何地方志书及中西交通史书者，无不征引的重要参考书。
- 其三，是书繁征博引以地理为主的四百三十七种古籍以及汉魏碑刻，原书多已散快，因此书流传，才使后人得见吉光片羽，凤毛鳞角，为我们保存了大量宝贵文献。它还收集和汲取了当代各地水文、水利、灌溉、农事、建筑、林园等现实材料。因此成为南北朝以前我国古代地理知识的一个结集。
- 其四，是书继承了《山海经》和《禹贡》大一统思想的传统。它撰写于南北朝时代，作者却能超脱自己出身北魏的束缚，超脱南北分裂局面，而是把汉族活动的范围，作为统一记述的对象，表现了作者无限热爱统一的祖国及共壮丽山河的崇高情操。
- 其五，是书行文简洁雅驯，并带有骈体修辞特色，可谓生动优美的山水散文。
记述南朝萧梁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姚思廉撰﹐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共五十六卷。
姚思廉(557～637)﹐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称。陈时任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陈灭后入隋﹐任秘书丞﹐隋文帝杨坚命他继续修撰早已着手的梁﹑陈两代历史。史称其“学兼儒史﹐见重于三代”。大业二年(606)姚察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这两部史书。贞观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三年(629)﹐奉诏撰梁﹑陈二史。他参考诸家著述﹐贞观十年撰成《梁书》。书中有二十六卷梁朝前期人物列传的卷末论赞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云云﹐可以推想﹐这些部分是姚察的原稿。姚思廉受唐太宗诏撰《梁书》时﹐已年过七旬。太宗命秘书监魏征主持梁﹑陈﹑齐﹑周﹑隋五史的修撰﹐并参预撰写论赞﹐所以卷六敬帝纪后总论梁朝一代兴亡的论赞署名“史臣郑国公魏征”。
《宋书》未立文学传。《南齐书》和《陈书》各有文学一卷﹐而《梁书》文学传两卷﹐共收二十五人﹐反映了梁代文学的兴盛。
记述西晋、东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含本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卷。叙事自司马懿始，到刘裕取代东晋为止。并用载记形式兼叙割据政权十六国史事。
历史典籍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李世民下诏撰修《晋书》，二十二年成书。今本《晋书》题作唐太宗文皇帝御撰,因书中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陆机、王羲之四篇论赞出于唐太宗之手。实际上主持编纂工作的，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分头执笔的，有中书舍人李义府、起居郎上官仪等。最后由令狐德棻、敬播等审阅订正，全书体制多取决于德棻。
《晋书》主要以臧荣绪的《晋书》为依据，又采择诸家旧史和晋代文集中的材料,以及《十六国春秋》、《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书。唐代以前纪传体的史书中，对于在今天中国境内建立过政权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大都归入列传，排在末尾。南北朝时所修史书中，南北政权更是互相贬低，南朝称北方为索虏，北朝称南方为岛夷。东晋时，各族（主要是匈奴、鲜卑、氐、羌）在北方、东北、西北、西南纷纷建立政权，即五凉（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三秦（前秦、后秦、西秦），二赵（前赵、后赵），夏，成汉这十六国。除前凉、西凉外，《晋书》把它们的历史作为纪传以外的独立部分，称为载记。载记之名始于班固撰述后汉史事，其书已不传。在二十四史中，载记是《晋书》独有的体裁，可能即臧荣绪《晋书》中列于纪、志之间的录的内容。
《晋书》列传中收录不少文章，如刘实传的《崇让论》，裴传的《崇有论》，陆机传的《辨亡论》，江统传的《徙戎论》等，对于了解当时历史都大有帮助。
刘知几《史通》对于唐修《晋书》颇表不满，主要理由是：①取材于晋代杂书，记述了一些诙谐和神怪的故事传说，不符合圣贤之道。②论赞的文体和内容不求笃实,仿效南朝徐庾体,失于轻浮，不如《史记》、《汉书》的论具有补充本文的作用。第二点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晋书》旁搜博采，从广泛保存史料，以供知人论世而言，是有益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受刘知几影响，认为《晋书》之大量采录《世说新语》乃是"稗官之体"，不得称为史传，显属偏见。
该书后附唐何超所撰《晋书音义》三卷，有天宝六载 (747)杨齐宣序。《音义》引用了包括字书在内的一些亡佚的古书，有助于古典文献和文字音韵的研究。吴士鉴《晋书注》将后人对《晋书》的有关考证一一收入，广列异说、补充遗漏并订正错误，可供读《晋书》时参考。
战国时期慎到一派的著作。慎到，赵国人。齐宣王时曾在稷下讲学，至湣王末年离开。《汉书·艺文志》法家类著
历史典籍 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或称《春秋古文》(《史记.吴世家》)。西汉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左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
六朝人书《左传》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彝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丘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已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弒﹑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大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晋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公不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刚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卫人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谷梁传序》)﹐“《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像﹐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谏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像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秦晋殽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邲之战(宣十二年)﹑齐晋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一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左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殽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冑﹑执榼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传》。”
应对辞令也是《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罃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艺概.文概》)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邲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兵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兵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左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中国古代以“山”和“海”为纲领﹐广泛辑录多种巫师﹑方士所记各地山川﹑神话﹑巫术的资料汇编。西汉末由刘歆(后改名秀)编定。
《汉书.艺文志》本于刘秀所撰《七略》著录《山海经》十三篇。刘秀在《上山海经表》说:“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十八篇。”其后﹐《山海经》在流传过程中又有变动﹐较重要的有晋代郭璞等版本(图156 晋代郭璞整理的《山海经》 现可见《山海经》的一些版本(据袁珂《山海经校注》) )。今本《山经》26篇﹐合为南山﹑西山﹑北山﹑东山﹑中山经 5卷。《海经》13篇﹑13卷﹐凡海外南西北东经﹑海内南西北东经8篇﹐各篇1卷﹔大荒东西南北经海内经5篇﹐各篇1卷。全书共39篇﹑18卷。《山经》约 21000字强﹐《海经》约10000字弱。
《山经》末行云:“右五藏山经五篇”。“藏”﹐意同“内”﹐“山经”上加“五藏”两字﹐是说这5篇所记述的山川都在内地﹐即华夏范围之内。《海外四经》﹑《海内四经》的“海”﹐用的是《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之义﹐指不在华夏范围内的地区。较近者为“海内”﹐较远者为“海外”﹐“大荒”为极远之地。荒经是海经的补充﹐故一般将《山海经》全书分为山﹑海两部分时﹐荒经包括在海经之内。
刘秀在《上山海经表》中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着山海经”。汉晋以后多沿用其说。近今学者或认为它是战国中后期作品﹐或认为它成书于秦汉﹐或仍主它是战国以前的书籍。多数人认为非一时一人之作﹐而各经各篇孰先孰后﹐又众说纷纭。被公认的大致有4点﹕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已提到此书﹐故成书时代的下限是汉武帝时﹐即公元前 2世纪后期。编纂成书和书中资料是两回事﹐说此书成书于战国或秦汉﹐不等于否定书有许多资料源出远古传闻。成书以后在流传过程中﹐可能有后人的附益。《海内东经》自“岷三江”以下26条水不是海经原文﹐疑本为郭璞所撰﹐后人抄附于此。
全书内容庞杂﹐自然方面的山﹑川﹑泽﹑林﹑野﹑动物﹑植物﹑矿物﹑天象﹐人文方面的邦国﹑民族﹑民俗﹑物产﹑信仰﹑服饰﹑疾病医药﹐以及古帝王世系﹑葬地和发明制作﹐无所不包。
《山经》所载山川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正确性。部分偏远地区资料采自传闻﹐无从核实﹐离地理实际就相当远。记述方式是先按大方位分成5区﹐即以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命名﹔次将每区的山分为若干行列﹔然后每一列从首山曰某山叙起﹐依次叙又某向若干里曰某山﹔山下叙某水出焉﹐某向流注于某水或泽或海﹐或无水。全部《山经》共载有447座山﹐其中见于汉晋以来记载﹐可以指实确切方位者为140座左右﹐占总数三分之一弱。这140座中的半数属于《中山经》﹐半数分属于南﹑西﹑北﹑东四经﹐而极不平衡。对今豫西﹑晋南﹑陕中地区的记载最为详确﹐离开这个地区越远﹐越疏略差谬。
《南山经》东起今浙江舟山岛(漆吴山)﹐西抵湖南沅水下游(柜山)﹐南抵广东南海(《南次三经》诸水所注海)。可指实的最北一座山“浮玉山”﹐即今浙江东天目山。连带叙及的“具区”﹐即今太湖。
《西山经》东起山西陕西间的黄河﹐南达陕甘秦岭山脉﹐北抵今宁夏盐池西北(申首山)﹑陕西榆林东北(号山)一线﹐西南抵甘肃鸟鼠山以及青海湖(西海)﹑倒淌河(凄水)﹐西北可能到达新疆阿尔金山(翼望山)。
《北山经》西起今内蒙古腾格里沙漠(﹑滑﹑彭水注于此)﹐东抵河北中部(北次三经所见河水下游)﹐南起山西中条山﹐北抵内蒙古阴山以北﹐北纬43°迤北一线(嚣水所注敦题山所临)。
《东山经》西起今山东泰山﹐东抵成山角(胡射山)﹐北抵长山岛(山)﹐南尽安徽濉河(水)。
《中山经》自首山经至七山经﹐当今晋南豫西地。八山经为今鄂西地﹐十﹑十一山经为今豫西南地﹐十二山经为今湘北赣北地﹐皆在南﹑西﹑北﹑东西经之中。惟九山经地处西南﹐西起四川盆地西北边缘(来山﹑崌山﹑岷山﹑章山)﹐东至四川东部﹐并不居中。
《海经》13篇﹐内容几乎全是神话﹐地理学价值远不及《山经》。
《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又﹐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吴棫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鷟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着《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宋代刻本《尚书》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 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像。《无逸》篇中周公劝告成王:“呜乎﹗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秦誓》篇写秦穆公打了败仗后﹐检讨自己没有接受蹇叔的意见时说:“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懮﹐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话语中流露出诚恳真切的态度。此外﹐《尧典》﹑《皋陶谟》等篇中﹐还带有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因此﹐《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尚书正义》20卷﹐现存北京图书馆。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历有著录﹐但篇数不等﹐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存世﹐5卷﹐24篇﹐9000余字。另唐魏征《群书治要》辑存4篇﹔1972年﹐银雀山汉初墓出土残简6篇﹐与其他版本相应之篇大同小异。《隋书.经籍志》注称《尉缭子》作者为尉缭﹐梁惠王时人”﹐有疑为秦王政时尉缭所作﹐也有疑为后人伪托。据现有资料推断﹐成书似在战国中期。
《尉缭子》围绕“刑德可以百胜”之说﹐广泛论述用兵取胜之道。天官﹑兵谈﹑制谈﹑武议﹑治本等篇﹐着重论述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战威﹑攻权﹑守权﹑战权等篇﹐主要论述攻守权谋和战法﹔将理﹑十二陵﹑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兵教﹑兵令等篇﹐着重论述治军原则﹑要求及各种军事律令。
它强调农战﹐富国强兵。认为“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制〕则国治”﹐这样才能“威制天下”(《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下同)。它强调人事﹐专篇论述靠天官(天象)﹑阴阳﹑求鬼神等﹐“不若人事”﹐不如“求己”﹐注意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在文武的关系上﹐提出“兵者﹐以武为植(支干)﹐文为种(根基)﹔武为表﹐文为里”的卓越见解﹐含有军事从属于政治﹑是政治的表现的意思。这在古代军事思想史上是一个进步和发展。
它注重谋略和战前准备﹐讲究“廊庙”决策﹐主张“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先料敌而后动”。在攻守上﹐讲奇正﹐重变通﹐注意争取主动。在进攻中﹐主张先发制人﹐出其不意﹔并论述了前锋﹑后续部队与大军的任务区分和行动配合。防守时﹐要守不失险﹐鼓舞士气﹐守军与援军要“中外相应(内外配合)”﹐“守必出之(必要的出击)”﹐这种守中有攻的思想是积极的。
它在治军上主张“制必先定”﹐赏罚严明﹐强调三点﹕将帅要爱威并施﹐执法公允﹐并要以身作则﹐暑不张盖﹐寒不重衣﹐临战忘身﹔把教练作为必胜之道﹐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提出分级教练及大部队合练的要求﹔“号令明﹐法制审(缜密)”﹐使军令﹑军制完备﹐赏罚有据。其所拟制的一系列律令﹐内容最为丰富﹑具体﹑突出。其中有战斗编组﹑队形﹑指挥信号﹐平时和战时奖惩﹐士卒官将上下联保﹐营区划分﹑宿营﹑戒严﹑通行以及旗色﹑着装﹑徽章等规定。这些都留存了中国早期的战斗﹑内务﹑纪律等方面法规性的一些具体内容﹐为其他先秦兵书所少见﹐对研究中国军制史有重大价值。
《尉缭子》具有素朴的唯物和辩证思想﹐大致反映战国时军队和战争情况﹐继承《孙子兵法》﹑《吴子》有关军事思想。其所论甚广博﹐颇得用兵之意﹐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唐﹑宋时杜牧﹑何延锡﹑张预都引有《尉缭子》文注释《孙子》﹐在一些类书和兵书中亦多引述。该书主张重刑﹑杀戮﹐甚至称道“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可“威加海内”﹐反映了封建阶级治军思想的残暴性。
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传文有残缺﹐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纪﹑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江南大族。历仕宋﹑齐﹑梁三朝﹐曾自称“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齐永明五年 (487)时﹐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奉诏撰《宋书》。他依据宋代何承天﹑苏宝生﹑徐爰等修撰的《宋书》及其他记述宋代历史的书籍﹐增补宋末十几年的事迹﹐只用一年时间﹐到六年二月就完成纪﹑传七十卷﹐后又续修八志三十卷。沈约以文字称世﹐有文集九卷。
《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该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沈约在宋时曾撰《晋史》﹐未成。当时流行的诸家《晋书》﹐记述典章制度的极少。他在《宋书》诸志中的叙述﹐往往上溯到魏晋﹐可以补《三国志》等前史的缺略。礼志把郊祀天地﹑祭祖﹑朝会﹑舆服等合在一起﹐乐志详述乐器﹐记载乐章﹐都是较好的体例。州郡志对于侨州郡县的设置分合记载简略﹔律历志详细记载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祖冲之《大明历》全文﹐从中可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特设符瑞志﹐从远古叙起﹐既乖体例﹐又荒诞不经﹔缺食货与艺文两志﹐亦是该书的缺点。
孟轲及其门人所著散文集﹐儒家经典之一﹐孟轲(公元前372～前289)﹐邹(今山东邹县)人﹐是孔子之孙孔伋的再传弟子。战国时﹐各诸侯国互相攻伐兼并﹐孟子标榜唐虞三代之德。提倡“仁政”﹑“王道”﹐不能为世所用。他曾往见齐宣王﹐宣王不能用。又到魏﹐见梁惠王﹐惠王认为他的主张迂阔不合时宜。
《孟子》在后世被列为儒家经典。孟子把孔子侧重于道德修养的“仁”﹐发展为他的政治论“仁政”﹐主张行王道﹐制定民产﹐省刑薄赋﹐申孝悌之义。他又提出“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就是仁政。他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这是十分可贵的。他常以救民于水火的姿态﹐奔走呼号。书中揭露了“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滕文公下》)的悲惨现实﹐发出对暴君的声讨:“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梁惠王下》)他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与捍卫者自居﹐故后世常“孔孟”并称﹐元文宗时封他为“亚圣”。
《孟子》发展了《论语》的语录体。《论语》中单人的语录占总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对话体不到三分之一﹔而《孟子》则基本上是对话体。对话比单人语录更能把论题阐发得具体深入。《论语?述而》:“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语焉不详﹐仅仅提出了论点。《孟子?告子下》则记录了曹交与孟子的一段对话﹐说明“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且不需要受业于师﹐“归而求之﹐有余师”。同一论题而后者说得透彻﹑具体。《万章》篇几乎全是辩难式的对话﹐先树靶子﹐有的放矢﹐中心明确。至若《滕文公上》的“许行”章﹐《公孙丑上》的“四十不动心”章﹐《梁惠王上》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则已挥洒成洋洋大篇﹐与专题论文相差不远。
《孟子》文章向以雄辩著称。好辩﹑善辩为战国诸子所同。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说明时势使然。读孟子文﹐令人感到气势磅礡﹐感情激越﹐锐不可当。出于对当时执政者贪婪残暴行径的愤慨﹐对挣扎在苦难中人民的同情﹐对别家学说的敌视﹐对贯彻自己主张的强烈愿望﹐以及那种“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的救世责任感﹐使孟子的文章激切﹑刚厉﹑理直气壮。他又善于运用各种驱诱论敌就范的手法﹐使辩难对方往往堕入他所设的陷阱之中。加上文辞铺张扬厉﹐时露尖刻﹐喜用一连串的排偶句式﹐所以笔锋咄咄逼人。
孟子以“言近而指远”为“善言”(《尽心下》)。他的文章浅近如话﹐明白晓畅﹐而又寓意深远﹐真正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如“专心致志”﹑“与人为善”﹑“舍己为人”﹑“明察秋毫”等﹐都成了很有生命力的成语。赵岐《孟子章句?题辞解》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如将百姓盼望出现能使自己生活得到安定的君主﹐喻为“大旱之望云霓”﹔把行为与目的之背谬﹐比作“缘木求鱼”﹔把见小不见大﹐比作“能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都很形像准确。寓言也是孟子常用的手法之一。“揠苗助长”(《公孙丑上》)﹑“日攘其邻之鸡者”(《滕文公下》)﹑“五十步笑百步”(《梁惠王上》)﹑“学弈”(《告子上》)﹑“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等﹐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它们既不似完全虚构﹐也非历史传说﹐大概是采自民间故事﹐具有通俗﹑诙谐的特点。
《孟子》一书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如贾谊﹑韩愈﹑苏洵等著名散文家﹐他们说理的痛切﹐感情的激烈﹐气势的奔放﹐词锋的锐利﹐都可看出吸取了《孟子》的长处。
《孟子》注本最早是东汉赵歧的《孟子章句》﹐以笺释文句为主﹐为后代注家所本﹐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大多阐发宋儒理学的观点﹐后代颇为流行。清焦循《孟子正义》﹐则以赵注为基础﹐集清代学者考订训释之大成﹐较为详备。新注有杨伯峻《孟子译注》﹐便于初学。
历史典籍《孙膑兵法》早有著录， 《汉书·艺文志》载：“《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其后失传， 《隋书·经籍志》即不见著录。1972年4月，山东 临沂 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批孙膑论兵的竹简,经过整理、注释,编纂为《孙膑兵法》，由中国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2月与7月两次公开出版。共364简，11000余字，分上、下两编，各15篇。上编直接辑录孙膑的有关事迹和言论，下编是否完全属于孙膑的论著，尚难确断。1985年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将下编移出，补入“五教法”一篇，共16篇、294简,文字亦有较多修正。这批竹简由于自然剥蚀和出土时发掘上的原因，残断散乱十分严重。虽经文物部门大力整理，已不能恢复原貌。但可以看出，其书应是孙膑及其弟子所著。
该书继承了《孙子兵法》等书的军事思想，总结了战国中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在战争观、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上都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
它明确主张，“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1975年7月文物出版社《孙膑兵法》，下同）,否则就会“削地而危社稷”。它用历史经验说明，奢谈仁义礼乐不能“禁争（夺）”，只能“举兵绳之”，用战争解决问题。这是符合当时七强并立，全国渐趋统一的客观要求的。
在军队建设上，它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富国”，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者也”。关于强兵，它重视训练、法制和将帅条件。提出“兵之胜在于篡（选）卒，其勇在于制”，即士兵要严格挑选，严格训练，有良好的组织编制，做到赏罚严明，“素听”、“素信”，令行禁止，才有战斗力。将帅不但要具备德、信、忠、敬等品质，还要善于掌握“破强敌，取猛将”的用兵之道──“阵”（布阵之法）、“势”（有利态势）、“变”（战法变化）、“权”（争取主动）。并重视人的作用，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在作战指导上，强调要“知道（取胜之道）”，认为“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又说“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所谓“知道”,就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强调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即所谓“孙膑贵势”( 《吕氏春秋·不二》 )。诸如未战之前要“事备而后动”，准备好了再打。既战之后要灵活用兵:己强敌弱时要“赞师”──示弱以诱敌出战；敌强己弱时要“让威”──先退一步，后发制人；势均力敌时要调动、分散敌人,然后集中兵力,“并卒而击之”；击穷寇时要“待生计”──引而歼之，等等。它还要求善于“料敌计险”,利用地形,做到“居生击死”──自己居于有利的“生地”，逼敌处于不利的“死地”。并要求根据地形情况和车、骑、步特点,“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因情用兵,掌握主动,强调实行“必攻不守”的进攻方略。认为“赏”、“罚”、“权”、“势”、“谋”、“诈”，是益胜的重要条件，而较之于以上六者更为紧要的是“必攻不守”。
孙膑兵法问世之后,虽曾失传,但在《史记》、 《通典》等古籍中仍然保存了少量佚文，在历史上颇有影响。孙膑提出的“围魏救赵”（见桂陵之战），已成为军事史上一个著名战法，毛泽东在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给予了高度评价。竹简《孙膑兵法》出版后，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但是，该书因袭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杂有一些迷信观念，则属糟粕。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兵书，又名《孙子》、《孙子兵书》、《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孙武兵书》等。历来受到兵家的重视，据说拿破仑战败后还曾为没有早日得到此书而后悔。宋朝以后被列入了《武经七书》之首，在唐初传入日本，近代以来又传入欧美，翻译成多种文字。
历史典籍此书是春秋末期（公元前476年前后）的孙武所著，孙武，原为齐国人，后来到了吴国，因为献上兵法十三篇，被吴王阖闾重用，拜为大将，和伍子胥共事，辅佐吴王，后来领兵攻破楚国都城郢。
《孙子兵法》从汉代开始一直认为是孙武所著，但宋朝以后，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此书有着明显的战国特征，是不是孙武所作值得怀疑。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北宋时期注释《孙子兵法》的名家梅尧臣。南宋的叶适也推测《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在梅、叶等人说法的影响下，后来又出现了不少怀疑之说，影响较大的是“孙膑所作说”，主要是近代的一些中国和日本学者，他们认为，汉代人所说的孙武不见于先秦古书，疑点很多，可能由孙膑的传说演化而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关于《孙子》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也有争论，通行的看法认为，《孙子兵法》是孙武草创，但最后整理成书的是孙膑。
《孙子》全书共十三篇。《计》讲的是庙算，即出兵前在庙堂上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估算战事胜负的可能性，并制订作战计划。这是全书的纲领。《作战》主要是庙算后的战争动员。《谋攻》是以智谋攻城，即不专用武力，而是采用各种手段使守敌投降。《形》、《势》讲决定战争胜负的两种基本因素：“形”指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势”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虚实》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最后以多胜少。《军争》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九变》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行军》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地形》讲的是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九地》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火攻》讲的是以火助攻。《用间》讲的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书中的语言叙述简洁，内容也很有哲理性，后来的很多将领用兵都受到了该书的影响。
在1972年 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它证实了《史记》关于《吴孙子》和《齐孙子》从汉初就各有其书的记载，澄清了一些误解。
《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它重在记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如《鲁语》记孔子语则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管仲语则谈霸术﹔《越语》写范蠡尚阴柔﹑持盈定倾﹑功成身退﹐带有道家色彩。《国语》与《左传》﹑《史记》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类评语。所以作者的主张并不明显﹐比较客观。
就文学价值说﹐《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比《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还有所发展和提高﹐具体表现为﹕作者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通过召公之口﹐阐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论题。在叙事方面﹐亦时有缜密﹑生动之笔。如《晋语》记优施唆使骊姬谗害申生﹐《吴语》和《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多为《左传》所不载﹐文章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之名篇。又《晋语》记董叔将娶于范氏﹐似绝妙的讽刺小品。所载朝聘﹑飨宴﹑辩诘﹑应对之辞。有些部分写得较精练﹑真切。由于原始史料的来源不同﹐《国语》本身的文风不很统一﹐诚如崔述所说:“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洙泗考信录.余录》)
现存最早的注本﹐是三国时吴国韦昭的《国语解》(其原序中提及东汉以来各家注本均已散佚)﹐有天圣明道本(宋明道二年取天圣七年印本重刊)和公序本(宋代宋庠《国语补音》本﹐庠字公序﹐故称)。其后有清代洪亮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董增龄《国语正义》及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
东汉晚期崔實仿照古代月令形式撰写的﹑叙述大地主田庄从正月至十二月例行农事活动的专书。从全书记载来看﹐所反映的大地主田庄基本上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农业是田庄的主要经济部门﹐因此该书以农事活动为重点﹐记述了各种谷类﹑瓜菜﹑经济作物的种植时间﹐以及与种植相关的农事安排﹐如正月灾田粪畴﹐九月治场圃﹑涂仓﹑修窦窖﹐十月储藏五谷﹐十二月合耦田器﹑养耕牛。此外﹐还提到纺绩﹑织染和酿造﹑制药等手工业﹑副业生产。因为内容侧重农事﹐所以《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入农家类。
对大地主田庄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该书也有一些记载﹐从中可以看出田庄内部有明显的主仆之别。地主掌握生产资料﹐剥削农民﹐贱买贵卖﹐发放高利贷。在青黄不接和寒冻季节﹐地主役使农民守卫田庄﹐防范“寇盗”。这种阶级剥削和对立﹐在书中却被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所掩盖﹐如地主九月“存问九族”﹐十二月“讲和好礼﹐以笃恩纪”﹐使人们看到的似乎只是一些带有温情色彩的宗族之谊。
根据书中正月“陈根可拔”﹐句下原注“此周雒京师之法”和所记农事安排节气﹐可以肯定该书内容是以洛阳一带为地方背景﹐不过它对于了解东汉时期其他相似地区地主田庄的历史情况仍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除《隋书.经籍志》外﹐《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对该书均有著录﹐又见于《太平御览》“图书纲目”﹐可见该书宋初尚存。《宋史.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大约佚于北宋中期至南宋灭亡期间。遗文主要保留在《齐民要术》﹑《玉烛宝典》﹑《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太平御览》等书。清代以严可均辑本较好﹐近人唐鸿学也曾辑集﹐收入《怡兰堂丛书》﹐比严本完善。今人石声汉撰有《四民月令校注》﹐缪启愉撰有《四民月令辑释》。
商鞅及其后学的言论著作集。《汉书?艺文志》称《商君》29篇﹐《诸葛武侯集》中始有《商君书》之名﹐又称《商子》﹐现有26篇﹐其中第16篇存目无文﹐第21篇有录无文﹐实存24篇。旧题商鞅撰。据后人考证﹐多为商鞅之后的人﹐“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四库全书总目》)。
商鞅(﹖～公元前338)﹐卫国人﹐曾辅助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在位)实行变法﹐取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李斯《谏逐客书》)的实效。他在思想上属前期法家。《商君书》即阐发了他这一派的学说﹐以推行法治﹑注重农战﹑极刑厚赏为中心主张﹐而以富国强兵为宗旨。语言风格冷峻廉悍﹑朴实无华﹐体现了法家不事文饰﹑务求明白实用的特点。
从论说文的角度看﹐《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商君书》有严万里校本﹐近人朱师辙撰有《商君书解诂定本》﹐王时润撰有《商君书集解》。
中国古代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一部著作﹐是古代儒家主要经典之一。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故本名《周官》﹐又称《周官经》。《周礼》一书问世较晚﹐西汉成帝时﹐刘歆(﹖～公元23)校理秘府所藏书籍﹐才将《周官》列入书目﹐但缺冬官一篇﹐遂以《考工记》补足。王莽建立新朝﹐刘歆为国师﹐始改《周官》为《周礼》﹐并宣称这是周公居摄时所制订的典章制度。此书自郑玄(127～200)作注后﹐与《仪礼》﹑《礼记》并列为《三礼》。唐人将全文刻入《开成石经》﹐宋代列入《十三经》﹐遂成为中国古代法典。但早在东汉时就有人指出此书是战国以后的作品﹐既不成于一人﹐也不作于一时﹐是战国一些思想家为适应统一天下﹐成就帝王事业的需要而设计的一套制度。《周官》通过各官官制﹑职掌的规定﹐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经济思想。其中关于经济生活的规定﹐主要在地官﹐其次是天官。冬官《考工记》专记手工技艺。
土地关系思想 《周礼》规定﹐全国的最高土地所有权属于王(天子)。千里王畿为王直辖之地﹐王畿内的土地有由王直接占有的王田﹐有分封给王直属的公﹑卿﹑大夫﹑士的采邑﹐而以王田为数最多。王畿外的土地﹐天子则分封给诸侯﹐其占有情况﹐与王畿类似。这就形成了经济上的土地等级占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政治上的等级从属关系。
《周礼》将耕地都按方块田形制进行规划。其具体规划办法有井田制和沟洫制两种。基本单位都是一百亩(又称一夫)﹐成正方形。井田制﹐九夫一井﹐不同于孟子所说的八夫一井。井以上一律是四进位﹐为邑﹑丘﹑甸﹑县﹑都﹐一直都成正方形。沟洫制﹐一夫以上是十进位﹐纵横皆十对﹐成正方形。田间有相应的水道系统﹕遂﹑沟﹑洫﹑浍。采地用井田法规划﹐可使分封给公﹑卿﹑大夫的土地都成正方形﹐集中在一起﹐对王田的计算则无此必要。土地不论划井与否﹐皆无“公田”。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地位﹑地租剥削形式﹐也不因划井与否而有所不同。
无论是王田或采地﹐全都役使农民耕种。农民受田以家或夫为单位﹐受田办法﹐或是:“不易(不须休耕)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种一年﹐休耕一年)家二百亩﹐再易之地(种一年﹐休耕二年)家三百亩”(《大司徒》)。或是:“上地﹐夫一廛(宅地)﹐田(不须休耕)百亩﹐莱(须休耕)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遂人》)。通算一夫受田约为二百亩。
贡赋思想 《周礼》的中心思想﹐是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以求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在上述贵族占有土地制度下﹐天子﹑诸侯要其臣民缴纳贡赋。贡是人民和诸侯对天子的献纳﹐包括生产实物和各种珍品。《大宰》“以九职任万民”﹐将全体人民﹐分配从事九种职业。《闾师》根据人们的不同职业﹐分别规定其应向统治者贡纳的物品。这就是贡的主要内容。赋包括兵役﹑各种徭役和田税﹐是土地占有者贵族对直接生产者的课征。《周礼》规定地税税率为:“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载师》)。距王城近的负担劳役多﹐故地税轻﹔距王城远的负担劳役少﹐故地税重﹐体现了负担公平的原则。
财政思想 《周礼》规定一定的财政收入用于一定的用途。财政支出以节用为原则﹐各地都应有结余财物﹐以备他用。掌管全国财政的最高机关为大府﹐下设各自独立的会计和出纳机构。出纳机构有﹕王府﹐为王的私库﹔内府﹐是掌管货贿的国库﹐供颁赐等公用﹑“大用”﹔外府是掌管百物的国库﹐供一般支出。掌管会计的最高机构为司会﹐其属官有﹕职内﹐专管岁入会计﹔职岁﹐专管岁出会计﹔职币﹐专管结余。这套财政管理制度比较完备﹐特别是关于实行会计与出纳分立和王的私库与国家公库分立的制度。
商品交换思想 《周礼》作者虽重视农业﹐但并不忽视商业的作用﹐对于不同情况的商品交换﹐规定了不同的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司市》)。三市各自有其处所﹐不相杂乱。管理市场的官员有﹕司市﹑胥师﹑肆长﹑胥﹑司稽﹑司暴等等。严格规定可以入市的货物﹐凡“伪饰之禁”所列的十二种情况是不准入市的。商品按品种﹑按价格分别列肆﹐使商人不致以次货冒充好货﹔并主张统一度量衡﹐以便利商品的交换。商品价格由胥师核定﹐而不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自然形成。主要商税为布﹐征收对象为出售的商品。官卡也征税。泉府(征收商税的机构)在商品滞销时﹐可以收购﹐使市场得以活跃﹐泉府在卖出这些商品时﹐又注意防止投机倒把﹐使市场物价得以稳定。整个商业活动都是受官府控制的。
《冬官》(《考工记》)将手工业者与王公﹑士大夫﹑商旅﹑农夫﹑妇功同列为国之六职。手工业曾号称“百工”﹐规模大﹐技术水平也高。它的记述﹐也表明作者对制造品和生产技术的重视。
《周礼》对历代封建王朝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王莽改制以《周礼》为主要依据﹐宋代李觏的《周礼致太平论》﹑王安石新政﹐以及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都从《周礼》中吸取过某些思想。
古代占筮用书。简称《易》。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关于它的作者和写作年代﹐众说纷纭。旧说伏羲作八卦﹐“文王拘而演《周易》”(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对此西汉前无异议。东汉马融及唐孔颖达则指出﹐爻辞说的多是文王以后事﹐认为文王演卦辞﹐周公演爻辞﹐对前说作了修正。但今人据《周易》所反映的史实﹑所表现的思想以及语言特点﹑与他书的关系等分析﹐多认为是西周末年卜筮之官根据旧筮辞编撰而成。作为占筮之书﹐《周易》在形式结构上比较特殊﹐全书分《经》﹑《传》两部分。《经》以八卦两两相覆﹐得六十四卦。卦有六爻﹐爻分阴(－－)﹑阳(─)。《经》文以“九”表示阳爻﹐以“六”表示阴爻。六爻的顺序是从下往上数﹐如《恒》卦的“”﹐其六爻依次是“初六﹑九二﹑九三﹑九四﹑六五﹑上六”。每卦包括卦画﹑标题﹑卦辞﹑爻辞四部分﹐如《泰》卦:“(卦画)。泰(标题)。小往大来﹐吉﹑亨(卦辞)。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九二……(爻辞)。”卦辞较简单﹐一般作说明题义之用。爻辞是各卦内容的主要部分。每卦六爻﹐各爻一般依据内容的时间先后或逻辑层次安排。卦爻辞中又分筮辞与非筮辞两类。筮辞是占筮的内容和占筮结果的记录﹔非筮辞是作者的理论说明。非筮辞在全书中份量较少﹐但在表现作者的思想﹑主张方面则很重要。
周人占筮的范围很广﹐包括祭祀﹑战争﹑生产﹑商旅﹑婚姻﹑水旱等。所以《周易》收集的旧筮辞﹐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从中可以看到渔猎﹑畜牧﹑农﹑商等各部门生产的不断发展﹔还有“君子豹变﹐小人革面”(《革?上六》)的社会矛盾﹐尤其是贵族内部的斗争﹔频繁的战争﹔原始社会的婚姻遗俗﹔雷电﹑卫生之类科学知识﹐等等。其中还渗透了作者比较辩证的哲学思想﹐以及实行德治﹑反对钳制压迫的政治主张。
《周易》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编撰人将零散﹑简略的旧筮辞﹐经过选择﹑编排和加工﹐组织成有中心﹑有层次的卦爻辞﹐除了几个对立组卦要两卦合看和一些散杂之卦的事类不一外﹐大多数都一卦说一类事。如《睽》卦记叙了旅人途中的所见所遇﹐很像一篇惊险的旅人日记。《贲》卦写对偶婚﹐按次序叙述了男方氏族成员迁往女家的行前准备﹑途中情况和到女家后送上礼物等过程﹐条理十分清楚。在《井》卦中作者还运用了追叙手法﹐从旧邑主被迫迁走叙起﹐写邑主统治下这个邑所遭到的破坏和邑人生活的困苦﹐再写新邑主来后着手改善生活条件﹐直到最后邑中饮食完全改观﹐与过去形成鲜明对照。虽然由于受到占筮书形式的局限﹐插进了不少不甚连贯的贞兆辞﹐显得不十分紧凑﹐但这样的记叙﹐比之甲骨文那些简略的﹑甚至是片言只字的记事大大前进了一步﹐反映了中国文学从占卜语录向记叙文章的演进。
散韵结合﹐是《周易》语言艺术的一大特色。卦爻辞中的短歌韵语﹐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可说是用文字记下的中国早期歌谣。这些歌谣大都朴素﹑流畅﹐三言两语就勾画出一个鲜明的形像。如:“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归妹?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大壮?上六》)﹐前一首写青年男女牧羊剪毛的欢乐情景﹐后一首写公羊触到篱笆﹐进退不得的狼狈状态﹐都写得生动有致﹐情趣盎然。又如:“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屯?六二》)﹐“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屯?上六》)﹐“屯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贲?六四》)﹐这三首短歌说的都是骑马抢亲事﹐可能是古代氏族社会劫夺婚的遗风﹐写得有声有色。诗中连用几个“如”字衬托﹐把抢亲者的赫赫威风﹐被抢者的惊慌悲泣﹐表现得活龙活现。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到民歌的原始面貌﹕简短洗炼﹐多为二﹑三﹑四言﹐节拍鲜明﹐韵律和谐﹐与《诗经》中的一些风诗颇相类似。采用这样的短歌形式﹐显然是便于巫师和占筮人的记诵。
在写作手法上﹐《诗经》中的“赋﹑比﹑兴”﹐《周易》都已具备。“赋”如《睽》卦﹐直叙旅人途中的所见所遇:“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兴”如《渐?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比”如《履?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比喻干一些超越自己能力的事是会闯祸的。用比喻来象征吉凶﹐可以有较大的灵活性﹐便于占筮者把问卦者的遭遇﹑身世﹑命运联系起来加以附会﹐并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推断﹐因此在《周易》中使用较多﹐这也是符合占筮书的实用功能的。此外﹐《周易》中运用了不少虚词﹑同义词﹑双声迭韵词﹐尤以迭字为多﹐表明在词汇的灵活运用上﹐它是取得了成就的。
解《易》之作最早是《易传》﹐共7种10篇﹕《彖》上下篇﹑《象》上下篇﹑《系辞》上下篇﹑《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统称“十翼”。旧说它们是孔子辅《易》之作﹐自宋欧阳修开始﹐就对此提出了怀疑。近代学者多认为它们非一人一时之作﹐杂出于战国﹑秦汉间人手。《彖》与《象》中的大传(解说卦辞部分)﹐主要是宣扬儒家政治﹑伦理﹑修养等观点的。《象》中的小传(解说爻辞部分)﹐强调爻位说﹐是为尊奉君位而作的。《系辞》与《文言》是前人解经遗说的辑录。《系辞》上下两篇﹐是《周易》的通论﹐以论述《周易》的义蕴与功用为主﹐是《易传》思想的主要代表作。它阐述宇宙事物间的矛盾与发展﹐如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观点﹐具有朴素的辩证因素﹐但也有一些唯心史观的论述。《系辞》的文字结构不甚谨严﹐常有文义相重复的地方﹐《文言》是《易传》中专门用以解说《干》《坤》两卦的。解《干》卦的卦辞与爻辞部分通称《干文言》﹐解《坤》卦的卦辞与爻辞部分通称《坤文言》﹐内容只是藉解说卦爻辞来提出一些观点﹐供统治者借鉴﹐后出的《说卦》收录了汉初经师的“卦象”﹑“卦德”说﹔《序卦》和《杂卦》是对卦义的两派解说。以上这些﹐都是早期对《周易》的解说。
在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解释《周易》的著作不下千种。《四库全书总目》说自汉至宋﹐说《周易》者有所谓“两派六宗”:“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房)﹑焦(赣)﹐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经部?易》)其实﹐这许多“派”和“宗”﹐大都是“援《易》以为说”﹐合于《周易》真义的并不多。
北京图书馆藏王弼《周易注》宋刻本。旧注比较通行的有阮元校勘《周易注疏》本﹑李鼎祚《周易集解》本﹐新注有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李镜池《周易通义》﹑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等。
叙述北朝宇文周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令狐德等撰。含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五十卷。该书北宋时已残缺不全。今本每卷纪传都有史臣论﹐而第十八﹑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二共五卷缺﹐大约不是令狐德的原本。其中三十一﹑三十二两卷全用《北史》补。二十四﹑二十六两卷大约是用高峻《小史》所补﹐而第二十四卷脱漏尤多。
令狐德(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在唐初颇有文名﹐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武德五年(622)﹐任秘书丞﹐向唐高祖李渊提出﹕梁陈和北齐还有记载保存﹐而由于隋末战乱﹐周隋文献多有遗缺。现在耳目所及﹐还能得到可以凭信的史料。唐因隋继承北周历数﹐唐朝祖先建立功业都在周时。因此令狐德建议﹐修梁﹑陈﹑齐﹑周﹑隋五朝之史。高祖采纳其意见﹐并给每一史都委派了主持人。时过数年﹐修史事业未能成就。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又下令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周史由令狐德和秘书郎岑文本负责﹐德又推荐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协助。贞观十年成书。北周诏令文书多仿先秦文体﹐《周书》如实照录。但书中叙事纪言﹐也往往过于文雅﹐华而失实﹐不能恰当反映北周当时风气﹐因而《周书》在《史通》中多处受到刘知几的批评。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著﹐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分上下两卷。
《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著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它主张兵不在多﹐“以治为胜”。治﹐就是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当。”要求选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作为军队的骨干﹐并“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对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以发挥各自的特长﹔按照同乡同里编组﹐同什同伍互相联保﹐以对部众严加控制﹔采取“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教战方法﹐严格训练﹔明法审令﹐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以恩结士心﹐使其“乐战”﹑“乐死”﹔要“任贤使能”﹐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能“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的人为将。
它强调料敌用兵﹐因情击敌。针对齐﹑秦﹑楚﹑燕﹑韩﹑赵六国的政治﹑地理﹑民情﹑军队﹑阵势等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例如﹕对齐作战﹐“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对秦作战﹐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再“乘乖猎散﹐设伏投机”﹔与楚作战﹐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疲而劳之﹐勿与争战”﹔同燕作战﹐则“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和“谨我车骑必避之路”﹔与韩﹑赵作战时﹐则“阻阵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
它还强调“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指出有八种情况﹐不需再卜问吉凶﹐即可向敌进击﹐在十三种情况下要“急击勿疑”﹐旨在乘隙蹈瑕﹐不失战机﹔又列举了不需占卜即可决定不与敌作战的六种情况﹐要“避之勿疑”。并进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它还注重“应变”﹐提出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具体战法。它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
《吴子》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有关思想﹐在历史上曾与《孙子》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因而为历代兵家所重视。现有日﹑英﹑法﹑俄等译本流传。
《后汉纪》
《后汉书》
《史记》
《南齐书》
《南史》
《华阳国志》
《十六国春秋》
《北齐书》
《北史》
《六韬》
《公孙龙子》
《东观汉记》
《世说新语》
《三国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