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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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仲耘 |
进入1940年，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战地服务团在国民党军队中无法坚持。卞仲耘打算继续上学深造，遂考入已迁移到陕南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1941年，她在那里加入了中共党组织。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5年毕业。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尧一起去了共产党的解放区。
建国后，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学校教导员，副教导主任、主任，校中共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长。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在文革开始时，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1966年夏，被红卫兵（实际上都是自己的学生）打死时，50岁的她，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同时，她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丈夫王晶尧，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背景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西城区，是该市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由于学校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加以文革前该校即为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读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的；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
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被毛泽东“赞扬”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的负责人之外，又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个学生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作了类似的攻击。在这张大字报上领头署名的学生叫宋彬彬，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就取代原校领导，开始掌管学校。 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也就是开会、贴大字报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物件。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卞仲耘的“罪状”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的第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即便是由这么一个军事政变，那也不可能让一个中学副校长知道。在当时，没有人敢质疑，没有人能辩解。 第二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卞仲耘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 类似这样荒诞的“罪名”还有很多。例如，反毛泽东思想，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反对党的政策，破坏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学率，反对和工农结合，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培养资产阶级教师队伍，反革命暴动和与黑帮联系，低级趣味等等。有一张贴在她的卧室门上的大字报，这样写道：『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这就是文革开始后中学女生所使用的语言。
死亡“前奏” 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卞仲耘受尽凌辱和摧残。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
黑幕”终降临
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8月5日下午2时左右，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因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五点来锺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脏东西。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红卫兵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体用大字报纸、竹扫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将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邮电部医院。而此时，卞仲耘的尸体早已僵硬。当时丈夫王晶尧买了一部相机，为她拍摄血迹斑斑的遗照。三十多年后，王晶尧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台“神州穿梭”节目采访时表示：“当时，北京正值夏天，最热的时候，不要说是一个饱受摧残和虐待的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也要捂出事儿来。” 在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邓榕等人的虎视眈眈下，医生开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证明书。最终，王晶尧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提及曾亲眼目睹卞仲耘被杀害的情景，指行凶者用脚踢卞仲耘的头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诒和暗示行凶者是某前领导人的女儿，更在电视清淡节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亲在文革受到的对待而鸣冤。
卞仲耘全家福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她的死被当作“在工作时死亡”处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1976年，毛泽东死去，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一年后，开始了审慎缓慢的否定文革的过程。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王晶尧一再要求，用那400块钱在卞仲耘曾经工作和被打死的学校里建一块碑或者种一排树表示纪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没有结果。 但同时，王晶尧也开始设法通过法律的途径，为妻子讨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除了要求调查和处理直接的杀人凶手；并控告一个曾因跟人私怨在“斗争”卞仲耘大会上制造伪证的外校人员，以说明卞仲耘有男女关系问题。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原因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198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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