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拉木姓
达斡尔族
单一渊源：源于达斡尔族，出自清朝时期索伦部卜拉木氏族，属于以氏族名称汉化为氏。
索伦部达斡尔族卜拉木氏，为部落姓氏，亦称布喇穆氏、布拉穆氏，满语为BulamuHala，世居索伦(今黑龙江嫩江以西广大地区)。
清朝初期，满清王朝将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一起统称为“索伦部”，诸部主要分布在西起石勒喀河，东至黑龙江北岸支流精奇里江，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小兴安岭一带。
实际上，“索伦”这一名称，是达斡尔族人对鄂温克族人的称呼，意思是“山林中生活的人们”。由于他们英勇善战，因此周围诸部也都被称为“索伦部”。
清朝初期，鄂温克族以博术博果尔为首领形成了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他们与汉族早就发展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与达斡尔族人一起建立了许多木城和村庄。木城有雅克萨城、阿萨津城、挥陈城、乌库尔城、多金城等，村庄有杜喇尔屯等。每个村屯以氏族为单位，有自己的酋长。
鄂温克族人的社会经济，正如清代文献所记载：精奇里江和牛满江地区河中盛产鱼类，其中大鱼一二丈许，鄂温克、达斡尔族人即捕此大鱼进贡。山中有虎，貂，猞猁，野猪，鹿，驼鹿等，以打牲射猎为本，无庐舍，游牧止养马匹，无它牲畜”。这里指的养马匹的居民，即为使马的鄂温克部落。他们有几个大氏族，即杜拉尔、墨尔迪勒、布喇穆、涂克冬、纳哈他等。
达斡尔族部落被称为“索伦部萨哈尔察地方”，“萨哈尔察”是满语，意为“黑色貂皮”，主要是由于盛产黑貂而得名。当时的达斡尔族人已进人阶级社会，村落而居，达斡尔族与鄂温克族人杂居于精奇里江，主要从事农业，饲养大批牛马等牲畜，种大麦、燕麦、黍米和大麻、养麦、豌豆及蔬菜、果树等。
索伦部主要用牛架车，以长柄木犁耕地，用小镰刀收割庄稼，把收割物保存在帐篷或地窖里，也从事狩猎生产，用貂皮和其他毛皮换取内地的朝服、布匹、铁质生产工具同日用器皿等。
满、汉族商人和官员经常到索伦部的达斡尔、鄂温克部落进行交易。由于深受满族文化的影响，已建造用薄纸糊窗的房屋，改穿满洲服饰。
索伦部达斡尔族卜拉木氏，在清朝晚期以后多冠汉姓为卜氏、布氏、索氏、穆氏、木氏、黄氏等。
黑龙江索伦据史籍记载，明末清初时期便已出现所谓“索伦部”之称，当初是数个民族的合称。索伦散居之处还有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由于索伦性强悍，雄于诸部，与其相邻和杂居的民族“不问部族概称索伦，而黑龙江人居之不疑，亦雅喜以索伦自号说者，谓索伦骁勇闻天下，故借其名以自壮”。今许多学者认为，所谓索伦部，包括鄂温克、达斡尔和鄂伦春族。当初，上述三个民族总是以“索伦部”的名称出现于史籍。当索伦部归属清朝编入八旗之后，“索伦部”的概念起了变化。清乾隆年间，一部分索伦官兵及其眷属被调迁驻伊犁，组建索伦营。起初，索伦营基本由鄂温克和达斡尔族组成，后来加入锡伯族成份。现塔城的达斡尔族和霍城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的锡伯族和达斡尔族就是清代索伦营的后代。
西迁伊犁的索伦营军民均为黑龙江土生土长的民族。清初他们在嫩江流域居住和生活。被清朝编入八旗后，大部分被调他处驻防。而留居该河流域的，一部分披甲当差，另一部分则为清政府承担贡貂官差而被称为“布特哈索伦”和“布特哈达斡尔”，有时被统称为“布特哈索伦”。康熙间，在此处设总管管理，并归黑龙江将军管辖。
清朝乾隆年间，新疆重归统一，伊犁需要派兵驻守。因此，清政府在考虑调遣携眷锡伯、察哈尔和额鲁特蒙古、满洲官兵的同时，又考虑和决定自黑龙江抽调一部分索伦官兵携眷迁驻伊犁。经过几次廷议，最后决定自布特哈索伦和布特哈达斡尔中拣选青壮年一千名作为兵丁携眷迁往伊犁。黑龙江将军接到上谕及军机处咨文后，通过做充分的思想工作，最后确定自布特哈索伦中挑选五百名青壮年兵丁，又从布特哈达斡尔中拣选五百名青壮年兵丁，总计一千名兵丁，由一名总管、一名副总管、十名佐领、十名骁骑校负责带队管理。
关于索伦军民分队起程及时间、迁移工具等问题，从上到下进行过几次讨论。最后确定，一千名官兵分六个旗，其中三个旗五百兵丁，均为布特哈索伦，另三个旗五百兵丁，均为布特哈达斡尔；按三个旗为一队分两队依次起程，每队各携其眷属一同出发。关于军民的服饰、饮食、置办兵器等费用以及交通工具、帐房等问题都作出了细致的安排，这些支出均由国家负担。
伊犁新疆地区的达斡尔族、锡伯族人，主要源自清朝“索伦部”，是明末清初出现的民族名称，系世代生活在黑龙江、嫩江地区的土著民族。
据史籍记载，明末清初时期便已出现所谓“索伦部”之称，当初是数个民族的合称。索伦散居之处还有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由于索伦性强悍，雄于诸部，与其相邻和杂居的民族“不问部族概称索伦，而黑龙江人居之不疑，亦雅喜以索伦自号说者，谓索伦骁勇闻天下，故借其名以自壮”。今许多学者认为，所谓索伦部，包括鄂温克、达斡尔和鄂伦春族。当初，上述三个民族总是以“索伦部”的名称出现于史籍。当索伦部归属清朝编入八旗之后，“索伦部”的概念起了变化。清乾隆年间，一部分索伦官兵及其眷属被调迁驻伊犁，组建索伦营。起初，索伦营基本由鄂温克和达斡尔族组成，后来加入锡伯族成份。现新疆塔城地区的达斡尔族和霍城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的锡伯族和达斡尔族就是清朝索伦营的后代。
西迁伊犁的索伦营军民均为黑龙江土生土长的民族。清初他们在嫩江流域居住和生活。被清朝编入八旗后，大部分被调他处驻防。而留居该河流域的，一部分披甲当差，另一部分则为清政府承担贡貂官差而被称为“布特哈索伦”和“布特哈达斡尔”，有时被统称为“布特哈索伦”。康熙间，在此处设总管管理，并归黑龙江将军管辖。
清朝乾隆年间，新疆重归统一，伊犁需要派兵驻守。因此，清政府在考虑调遣携眷锡伯、察哈尔和额鲁特蒙古、满洲官兵的同时，又考虑和决定自黑龙江抽调一部分索伦官兵携眷迁驻伊犁。经过几次廷议，最后决定自布特哈索伦和布特哈达斡尔中拣选青壮年一千名作为兵丁携眷迁往伊犁。黑龙江将军接到上谕及军机处咨文后，通过做充分的思想工作，最后确定自布特哈索伦中挑选五百名青壮年兵丁，又从布特哈达斡尔中拣选五百名青壮年兵丁，总计一千名兵丁，由一名总管、一名副总管、十名佐领、十名骁骑校负责带队管理。
关于索伦军民分队起程及时间、迁移工具等问题，从上到下进行过几次讨论。最后确定，一千名官兵分六个旗，其中三个旗五百兵丁，均为布特哈索伦，另三个旗五百兵丁，均为布特哈达斡尔；按三个旗为一队分两队依次起程，每队各携其眷属一同出发。关于军民的服饰、饮食、置办兵器等费用以及交通工具、帐房等问题都作出了细致的安排，这些支出均由国家负担。
据史籍《清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记载：“管带携眷移驻伊犁一千名索伦兵迁往之总管一员、以副总管作为委营总一员、佐领十员、骁骑校十员，应支给伊等之整装等项银、口粮，遵照军机处议奏之例，统共二十二名官员，按其各自职衔，支给一年俸禄，共计一千八百八十五两；一千户兵丁，按每户各赏银三十两计，共支给银三万两；因兵丁不携带跟役，按每人各赏置办兵器银十两计，共支给银一万两；总管、以副总管作为委营总每人各给马十匹，佐领每人各给马十匹，骁骑校每人各给马六匹，一千户兵丁大小人口共两千八百三十八名，每口各给马一匹，共两千九百九十八匹，按每马折给价银八两计，共支给银两万三千九百八十四两；一千户兵丁，每户给驼一只，共给驼一千只，按每驼折给银十八两计，共支给银一万八千两；每户各给帐房一顶，锅一口，共计应给帐房一千顶、锅一千口，按每帐房价银四两、每口锅价银二两计，共支给银六千两；总管、以副总管作为委营总每月各支给盐菜银六两、各拨给跟役六名，佐领每月各支给盐菜银四两、各拨给跟役四名，骁骑校每月各支给盐菜银二两、各拨给跟役两名，兵丁每月各支给盐菜银一两五钱，官员之跟役每月每名各支给盐菜银五钱，共支给盐菜银三千二百十六两；官员之跟役七十二名，按每名各赏银二两计，共支给银一百四十四两。以上共支给官员、兵丁、跟役银九万三千二百二十九两。一千户兵丁之大口两千四百零五名、小口四百三十三名，连同管带前往之官员及其跟役七十二名，共计大小人口两千四百九十九名。按大口每月各支两石四升九合、小口减半支给计，应支两月口粮共一千三百五十二石三斗一升九合。所有应支银两、口粮，均由库存备用银两、仓存粮食内支拨。”
一切准备就绪后，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农历4月10日，由布特哈索伦组成的三旗五百名兵丁及其一千四百二十一名(军民总计一千九百二十一名)眷属为第一队，在十一名总管、佐领和骁骑校的带领下起程，踏上西去的征程。他们由蒙古高原西进，于农历8月中旬抵达乌里雅苏台。在此得到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的给养补充，如口粮、茶叶、盐菜银、驼马等。农历8月底启程继续西行。年底，伊犁将军明瑞接到带队总管努门车要求派人携带给养在额敏河处来接迎西迁队伍的呈文后，即派官兵携带给养赴额敏河一带。又委派官兵赴博罗塔拉以接济和迎接大队。这样，第一队西迁大军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农历1月19日胜利到达伊犁。
第一队人马起程后隔二十四天，即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农历5月3日，由布特哈达斡尔组成的三旗五百名兵丁及其眷属一千四百十七人(军民共一千九百十七名)为第二队，在副总管、佐领、骁骑校等十一名官员的带领下起程。他们也由蒙古高原西进，至农历9月下旬到达乌里雅苏台。因当时已值蒙古高原的深秋，牧草凋萎，天开始放冷，故在乌里雅苏台附近过了一冬。此间，带队副总管色尔默勒图根据西迁队伍面临的实际情况，呈文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一是要求给养补充，二是改变行走路线，要求自乌里雅苏台启程后经巴里坤、乌鲁木齐再到伊犁。成衮扎布均作了允准和安排。
队伍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农历3月中旬自乌里雅苏台启程，农历4月26日抵达巴里坤。在此又得到补给并休整了半个月。于农历5月11日启程续行，至农历6月19日抵达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得到补养并歇息四天后又起程，于农历7月26日胜利抵达伊犁。至此，索伦一千零二十二名官兵连同眷属共三千八百六十人的远征胜利完成。
索伦官兵抵达伊犁后，伊犁将军根据他们的谋生方式，将其安置于霍尔果斯河两岸周围从事游牧(后来部分人习耕种，从事农业)，并组建了索伦营，成为伊犁四营之一。
索伦营初设六旗，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增设二旗，完善八旗建制。营分左右两翼，左翼四旗为索伦(鄂温克族)，在霍尔果斯河以西之奎屯、萨玛尔、齐齐罕、博罗呼济尔等地游牧，故又称西四旗；右翼四旗为达斡尔族，在霍尔果斯河东部之霍尔果斯、克、富色克等地或游牧、或耕种，故又称东四旗。
营设领队大臣一员，驻惠远城，总管、副总管各一员、佐领八员、骁骑校八员、防御两员、委官八员、空金顶八员、世袭云骑尉一员、空蓝翎九员、委笔帖式两员、前锋校尉四员、前锋三十六员、领催三十二员、披甲一千零三十八名。
武器装备有：弓一千一百五十八张、撒袋一千零五十八副、战箭四万四千四百五十枝、腰刀一千零五十八把、战马一千一百多匹。
官兵俸银标准与惠远城满营标准低，如总管岁支俸银一百三十两，副总管和佐领各岁支俸银一百零五两，云骑尉岁支俸银四十五两钱，骁骑校岁支俸银六十两，以上皆岁供茶十二斤，委笔帖式和领催各岁支俸银三十六两、茶六斤，卡伦侍卫月支钱粮银一两、盐菜银二两五钱、口粮六十斤、茶一斤，披甲岁支钱粮银二十四两。
索伦营与伊犁其他三营一样肩负着驻守卡伦台站、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吉尔吉斯)边界的重要军事使命，并且随时听候伊犁将军的调遣，完成平内御外的各项战事任务。
清乾隆初年，索伦营领队大臣管辖的卡伦有近十处，其中有的是常设卡伦、有的系添撤卡伦，其职能为管理游牧、稽查逃人、监督贸易、管理重要山场、渡口、通道等禁区、防止外敌入侵等。这些卡伦如下：
霍尔果斯卡伦：驻侍卫一员、委官一员、索伦兵三十名；每年农历9月间雪冻之时，由本卡伦内派遣兵十名，加上由博罗呼吉尔卡伦派遣的兵十名，由空蓝翎一员带队，到霍尔果斯“开齐”(交界处)外作为“布克申”(伏兵)安设，以防人员、牲畜等自由流动，至次年农历3月开春雪化，空蓝翎率该兵员各回各的卡伦。
齐齐罕卡伦：驻侍卫一员、索伦委官一员、索伦兵十五名、厄鲁特兵五名，系两个营共守卡伦。
奎屯卡伦：驻侍卫一员、索伦空蓝翎一员、索伦兵十五名、额鲁特兵五名，系两个营共守卡伦。
惠番卡伦：驻侍卫一员、索伦委官一员、索伦兵四十名、额鲁特兵十名，系两营共守卡伦。本卡伦地处要隘，系比较重要的戍所，曾派有锡伯族贺叶尔·文克津作为该卡伦侍卫换防一任，期间，他著书信体散文《惠(辉)番卡伦来信》流行于世，成为重要的史料。
博罗呼吉尔卡伦：驻侍卫一员、索伦空蓝翎一员、索伦兵三十名、额鲁特兵十名，系两个营共守卡伦。此处每年春季有哈萨克牧民来游牧，故每届开春，满营派遣官一员、兵五名来监督游牧，冬季牧民转场后该满营官兵也撤回本营。这时，该卡伦也派兵十名到霍尔果斯开齐外作为“布克申”。
空鄂罗鄂伦卡伦：驻侍卫一员、索伦空蓝翎一员、索伦兵三十名、额鲁特兵十名，系两个营共守卡伦。
霍尔果斯安达拉(“安达拉”系腰站)：驻索伦官两员、索伦兵三十名。每年春季哈萨克牧民来此游牧，届时设该腰站，派官兵监督游牧，冬季撤回。
图尔根布克申：驻索伦空蓝翎一员、索伦兵二十名，每年农历9月添设，农历3月撤回。
另外还有齐齐罕安达拉、河岸、奎屯色沁等与霍尔果斯安达拉同样的添撤卡伦。
清乾隆朝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逐步复杂以及城镇、定居点的日益增多，伊犁将军在各处又增设了不少卡伦台站，索伦营领队大臣管辖的卡伦台站等最多时已近二十处。
索伦营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的军事任务，是从索伦营组建伊始便开始执行。和锡伯、察哈尔、额鲁特、满营官兵一样，官兵不携眷，亦非长期驻扎。初期，索伦、锡伯等各派遣弁兵一百三十名，计一千二百～一千三百名不等官兵，由满洲或蒙古官员总领前往塔尔巴哈台南北各处卡伦台站驻守和巡查，每两年轮班一次，后来因塔尔巴哈台驻防力量的增强，减为索伦、锡伯等官兵各派一百名，三年一换。公元1864年爆发了伊犁农民起义，接着换防制度也遭破坏。
喀什噶尔是南疆重镇，系天山南麓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不久即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便制定了派遣伊犁各营官兵到该城定期换防制度。换防兵包括锡伯、索伦、察哈尔、额鲁特、满洲官兵(后来只派锡伯、索伦官兵)。索伦官兵换防也是不带家眷，与各营官兵轮换更替。
公元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喀什噶尔计有索伦、锡伯官兵各九十六名。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又增派索伦兵二百名，驻防喀什噶尔，并在当地“安插游牧”。
清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清政府又决定每年派往喀什噶尔三百名换防兵，由索伦、锡伯平半更换。到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喀什噶尔边外诸部已经“安静”，为了不使“伊等疑惧”，将三百名索伦、锡伯官兵都撤回伊犁。但是到了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由于本地形势起变化，又恢复了换防制度。到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全疆农民起义后又停止换防。
巡查布鲁特和哈萨克边界，也是索伦营的重要职责之一。据史籍《总统伊犁事宜》记载，每年秋季，伊犁将军便“派两满营协领一员，惠远城满营官两员，兵七十名，巴燕岱城(惠宁城)官一员，兵四十名，锡伯营官一员，兵三十名，索伦营官一员，兵三十名，察哈尔营官两员，兵六十名，额鲁特营官两员，兵七十名，共官十员，兵三百名”。依次巡查上千公里的哈萨克边界。隔一年的春季，再巡查布鲁特边界。此外，清政府又规定了巡查卡伦的制度，并要求伊犁各营共同派官兵执行：“伊犁沿边大小卡伦七十余座，周围地逾数千里，各卡相离数十里至百余里之遥。每卡仅设弁兵十余名及三十余名不等。惟按月周巡，可期声势联络。其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四营，每月派总管、副总管、佐领等官一员，各带本营兵丁三十名，于该管卡伦换次行查，至各营交界会哨，其中隔大山、无路可通及所管各卡伦隶于境内者，均每须巡查会哨，统计各营每月各派官兵会哨一次”。
索伦营作为伊犁驻兵中较重要部分，在平内御外斗争中曾作出了很大的民族牺牲。
清嘉庆二十五年～清道光八年(公元1820～1828年)，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发生了历时八年的武装叛乱，称“张格尔之乱”或“西四城叛乱”。
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叛乱乍起，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派领队大臣色普征额率领在喀什噶尔换防的索伦、锡伯等官兵平叛，杀叛匪五十余人，活捉一百余人，张格尔率二百余匪徒逃脱国境。
伊犁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张格尔第三次作乱。庆祥指挥千余名索伦、锡伯等官兵平叛，农历9月底因敌强我弱，喀什噶尔城陷落，庆祥自杀殉国，索伦、锡伯、满等数百名官兵牺牲，仅八百名官兵成功突围。之后其他三城也相继陷落。在西四城陷落之前，清政府派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以署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军务，调各省官兵三万六千人，又增派索伦、锡伯、满等营官兵两千多人赴阿克苏。同时动员索伦、锡伯等营青壮年数百人作为预备官兵随时调用。
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农历9月底，伊犁派往阿克苏的索伦、锡伯、满等营官兵在阿克苏南面的浑巴什河与敌军交锋，清军歼敌一千多人，取得胜利。在这次战役中，索伦官兵表现勇敢、英勇杀敌，数十名官兵献出生命，受到清政府的嘉奖。在以后一年多时间的平叛战役中，索伦、锡伯官兵更是冲锋陷阵，屡立战功，也有许多官兵献出生命。叛乱被戡定之后，不少索伦、锡伯等勇士被清廷赐号嘉奖。
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浩罕挟持张格尔之兄玉素甫和卓入寇南疆。在伊犁援兵到来之前，伊犁将军急令喀什噶尔领队大臣额尔古伦(锡伯族)率索伦、锡伯换防官兵弹压。同时又调动索伦、锡伯、满等营官兵数千人赴阿克苏。同年底，叛乱被平定。数十名索伦官兵在此次平叛中牺牲。
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和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南疆又分别发生“七和卓之乱”和“倭里罕之乱”。在这两次平叛中，索伦营和锡伯营官兵又是首当其冲，不少官兵冲锋陷阵，不避血刃，英勇顽强，付出牺牲，荣立战功。战争结束后，都曾受到清政府的奖赏、升迁。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全疆农民起义前后，一直对我国西部领土富有侵略野心的沙俄侵略者，又趁伊犁动乱之机，加快了将我伊犁地区蚕食的步伐。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夏天，沙俄侵略军数次试探性地向我索伦营驻守的博罗呼吉尔卡伦推进，并向清军开枪炮击，当即遭到索伦等官兵的强烈反击。伊犁将军得悉情报，速遣索伦、锡伯等营官兵数百人“防堵”，打退了敌人，保卫了该地区的安全。
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之前，沙俄侵略军趁农民起义动乱、清政府在伊犁的统治暂被推翻之机，用重兵控制了索伦营西四旗世代游牧和驻守之地。因此，在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农历5月，沙俄侵略军从其已构筑的军事堡垒——博罗呼吉尔出动，长驱直逼霍尔果斯河。在此期间，沙俄侵略军受到了索伦营达斡尔、锡伯官兵的英勇抵抗，使沙俄侵略军的侵略计划多次受挫。同年农历6月底，沙俄侵略军大举进犯驻守阿克肯特前哨的伊犁抗俄军民。当时，清朝军民防守在阿里玛图至阿克肯特一线，包括索伦、锡伯、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汉、回等军民四千余人。但终因抵抗中寡不敌众，伊犁抗俄军民节节败退。最后沙俄侵略军占领伊犁，开始了伊犁长达十年的殖民统治。
索伦营官兵在平内御外的多次战斗中能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敢打硬仗，与锡伯营一样，得益于平时的严格训练和一年一度伊犁八旗的共同演练制度——“哈什围”演练。按清政府的规定，八旗军在本营内有固定不变的经常性练兵和考核制度，并进行弱兵淘汰制，被淘汰便失去俸银，在锡伯营也同时失去六十亩俸地。因此，每个旗兵必须自觉练武，而且个个要练出高本领。哈什围演练是由满族早年的狩猎撒围形式演变而来的，是将该狩猎形式与军事训练结合的形式。哈什围在伊犁八旗军训练中一开始便形成了制度。
据史籍《总统伊犁事宜》记载：“每年八月间，由哈什演围之时，派惠远城协领二员、官十六员、兵三百六十名，巴燕岱(惠宁城)协领一员、官五员、兵一百名，锡伯、索伦两营副总管一员、官五员、兵七十名，索伦官五员、兵七十名，察哈尔营副总管一员、官八员、兵一百三十名，额鲁特营副总管一员、官十二员、兵二百七十名，共官五十七员、兵一千名。本处开单呈阅，将军、参赞大人传饬该营，照数派官兵，预备定日起程”。从此可以看出其对哈什围的重视和演围的规模。所谓哈什围就是，在伊犁哈什河地区(今尼勒克地区)划出一大片地区作为演围区域。届时，一千多名各营官兵按一定的队形、一定的步骤和一定的演练内容等，进行模拟实战训练和演习，包括马上武功、步战、刀枪箭功比武，满营还有鸟枪演练。通过哈什围，各营可以相互交流经验，相互学习技艺，以共同提高战斗力。有些官兵在二十几年的从戎生涯中，有十几次参加哈什围的记录。
索伦营军民因天灾人祸，人口曾两次锐减。一次为乾隆年末，因人口减少严重，导致兵源枯竭，开始影响巡边守卡。人口减少的原因，一说是瘟疫流行导致了人口锐减，一说因与哈萨克发生冲突被杀数百人。当时的伊犁将军保宁面对索伦营的状况，于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不得不向嘉庆皇帝上奏，明陈索伦营目前的状况和人口锐减的原因，并要求自锡伯营十八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强壮之闲散、西丹内，挑选能够披甲者选出一百六十户移补索伦营。次年初经清帝允准，在索伦营各旗先后建房屋，农历4月，自锡伯营挑选十八～二十三岁青壮年户一百六十户、六百五十八人迁入索伦营。
清嘉庆二十五年～清道光八年(公元1820～1828年)的张格尔之乱和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玉素甫和卓之乱时，清政府曾数次选派数百名索伦营官兵前往戡乱。索伦官兵不畏强暴，英勇顽强，为维护祖国边疆的安全，前后有数百名官兵献出了生命。因此，人口增长率本来就很低的索伦营，在补充兵丁缺额时，又出现了兵源枯竭的现象。当时的伊犁将军特依顺保无奈于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农历10月向清帝上奏，陈明原委，并又一次要求自锡伯营补充人口，以补索伦营官兵额缺。当年底，道光皇帝下旨谕允准。次年农历4月，自锡伯营挑取十八～二十三岁之间青壮年户一百户、六百二十一人补入索伦营。至此两次补充二百六十户、一千二百七十九人。这些锡伯户，据史料记载，都补入了索伦营西四旗，即布特哈索伦四旗之中。从此，索伦营出现了“锡伯索伦”的历史名称。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伊犁农民起义，作为伊犁八旗的索伦营也成为义军攻击和打击的目标。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末，在义军的多次打击下，为了保护无辜平民免遭屠杀，索伦营军民(多为东四旗军民)多数退入拱宸城，但不久城被攻破，很多军民遭惨杀。
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农历4～8月间，索伦营的锡伯、达斡尔族同部分察哈尔营军民一起，分三批退入俄国境内，被俄国当局安置于库库乌苏、喀拉塔拉、喀帕儿、阿拉木图等地耕种和牧放。
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底，经过中俄双方多次交涉，两年多时间在俄国颠沛流离的索伦等营军民陆续迁入塔尔巴哈台境，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移入塔尔巴哈台城。接着，清政府将这些官兵和自阿尔泰撤回的锡伯、索伦营部分官兵组建为“索伦部尖锐营”。
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清政府收复伊犁并恢复八旗制度，部分索伦营军民返回伊犁。而留居塔城的索伦营部分达斡尔和锡伯族军民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被编入塔尔巴哈台新满营。现塔城的达斡尔和锡伯族就是他们的后裔。
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中俄签订《伊犁条约》，沙俄对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的占领合法化，原索伦营西四旗军民无奈基本迁入该河以东地区。次年底清政府开始恢复伊犁八旗。伊犁将军将原索伦营未出走的军民同从塔城返回的部分军民一起编入恢复的索伦营，军民以锡伯族为主。
恢复后的索伦营在现霍城县水磨沟(加尔苏溪)与紫泥河之间继续筑城，历数年建成，史称佛嘎善(锡伯语旧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弃而另建新城，称伊车嘎善)。恢复后的索伦营设领队大臣一员、总管一员、副总管一员、佐领八员、骁骑校八员、防御四员、委笔帖式两员。据史籍《新疆图志》记载：索伦营“户口：正黄旗九十四户二百三十丁口，镶黄旗九十七户一百八十丁口，正白旗九十五户一百九十四丁口，镶白旗九十七户二百四十六丁口，正红旗九十九户二百五十丁口，镶红旗九十七户一百八十四丁口，正蓝旗九十七户一百九十四丁口，镶蓝旗九十五户二百四十九丁口。职业职官九十四，马步甲七百二十八，闲散一百五十九，孤二”。
恢复后的索伦营仍然担负着防守卡伦的任务，其驻守的卡伦有：河源卡伦、登无卡伦、察罕鄂博卡伦、尼堪卡伦、红山嘴卡伦和哈尔素胡尔卡伦。
伊犁地区辛亥革命爆发后，满清政府在伊犁的封建统治彻底结束，其八旗制度也寿终正寝，索伦营军民弃甲归田。现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的锡伯族、达斡尔族就是当年索伦营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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