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指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中国的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据中国学者考证，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伤的中国民众高达30万人以上，而日本学者则众说纷纭，但有部分人却试图抹杀事实。
编辑摘要南京大屠杀指1937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关注点。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份极右份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外交及人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南京大屠杀一般英译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杀）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强奸）等字眼，但总体上人民对其认知往往远不如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的认知。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但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
南京下关码头尸体堆积如山（村濑森安（Murase Moriyasu，南京大屠杀参与者）拍摄）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手无寸铁的南京民众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南京大屠杀可谓惨绝千古人寰！
南京陷落之后最早出现在美国报刊中的一张关于大屠杀的照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展开全面侵略中国的大规模战争。7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声明中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全国上下掀起全民抗战的浪潮。
同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展开淞沪会战。战役初期，日军于上海久攻不下，但日军进行战役侧翼机动，11月5日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间登陆，中国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形势，战局急转直下；11月8日蒋中正下令全线撤退；11月12日上海失守，淞沪会战结束。
淞沪会战结束后，中国军队向南京方向溃退，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由于从上海的撤退组织的极其混乱，中国军队在上海至南京沿途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中国将领唐生智力主死守南京，主动请缨指挥南京保卫战。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
经过淞沪会战三个月鏖战，日军也损失甚巨。日本参谋本部原计划让上海日军“凯旋归国”，并没有进攻南京的计划。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给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命令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追击的战线为苏州、嘉兴以东”。 然而日军中下级军官不愿就此罢休，11月15日的第十军军团扩大会议达成决议：“全军独断敢行，全力向南京方向追击。”11月22日，松井石根致电多田骏：“为了尽快解决事变，要求军部批准向南京进军和占领南京。”12月1日，日本参谋本部正式下达占领南京的命令。日军经过数月连续作战，此时进攻上海以西数百公里的南京，几乎没有后勤支持。日军军官称：“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在西进途中，日军抢劫、杀害平民、强暴妇女的暴行已经开始。
自从命令下达后，罪恶感就消失了，军人们变成了到处偷袭抢夺谷物、家畜来充饥的匪徒。这个就地征收的命令，使下级军官发狂，不但抢夺粮食，并且强暴了中国妇女……对于反抗的人就以武力解决。（曾根一夫，《南京大屠杀亲历记》）
12月4日，日军逼近南京外围。8日，日军占领南京外围阵地，已从北、东、南三面包围南京，此时南京守军只剩西面的长江一条退路，然而唐生智做出“背水一战”的姿态，一方面下令集中力量固守复廓阵地，另一方面命令销毁长江上全部渡船，并令宋希濂三十六师看守城内通向下关的唯一通道挹江门，严禁部队从此处退出。自此，南京城内守军和平民的退路被全部切断。10日，日军发动全线进攻，但直到12日仍未能突破南京城防。12日晚7时，唐生智突然下令突围撤退，自己乘保留的汽艇出逃。南京守军瓦解，大部向下关溃退，在挹江门与三十六师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击破城门逃至下关。由于渡船已经销毁，许多难民与士兵仅试图依靠木板渡江，最终大多冻溺江中。其他人见渡江无望，返回城内。许多士兵脱下军装躲入南京安全区。
大规模集体屠杀
城南雨花台的一处屠杀地。这是屠杀后尸首枕籍的情形。进城兵力约50000，执行军纪维持的宪兵却仅有17人的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中国人，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进行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大规糢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12月15日（日军占领第3天）：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多当场遇难。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夜，解往鱼雷营的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又在宝塔桥一带屠杀3万余人。在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枪杀200人。
12月16日（日军占领第4天）：位于南京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男女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日军用机枪射杀后，弃尸于长江以毁尸灭迹。5000多人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日军在四条巷屠杀400余人，在阴阳营屠杀100多人。
12月17日（日军占领第5天）：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在放生寺、慈幼院避难的400余中国难民被集体射杀。
12月18日（日军占领的第6天）夜，下关草鞋峡。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的中国难民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数已被饿死或打死，全部用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此次屠杀仅有伍长德一人被焚未死，得以逃生。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射杀4000余人。
被强奸后杀害的妇女杀人竞赛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有关杀人竞赛的报道。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150名中国人。这些暴行都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被称为“皇军的英雄”。日本投降后，这两个战犯终以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中人员“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的罪名在南京执行枪决。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强奸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他们不分昼夜并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强暴。有些妇女被日军强奸了好几次，往往有妇女受不住日军的折磨而死。除此之外，日军还强迫乱伦行为。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可能超过20,000宗。
文化掠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参与大屠杀的中支派遣军主要由上海派遣军第10军构成。
中支那方面军 - 司令官：陆军大将 松井石根
上海派遣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 朝香宫鸠彦王
第3师团先遣队 - 连队长：陆军大佐 鹰森孝
第9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吉住良辅
第16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中岛今朝吾
山田支队（第13师团的一部分） - 歩兵第103旅团长：陆军少将 山田栴二
第10军 - 司令官：陆军中将 柳川平助
第6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谷寿夫
第18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牛岛贞雄
第114师团 - 师团长：陆军中将 末松茂治
国崎支队（第5师团歩兵第9旅团） - 支队长：陆军少将 国崎登
收尸记录
据统计，世界红十字会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总计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具，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机构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体就达18.5万余具。另有中国平民芮芳缘、张鸿儒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余具；湖南木商盛世征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区死难者遗体28,730具。
此外，日军支持的傀儡政权对尸体也进行了掩埋。如伪下关区公所在下关、三汊河一带收埋尸体3240具；第一区公所在城东南一带收埋尸体1,233具；南京市政公署命伪卫生局于1939年1月收集中山门外灵谷寺一带遗骨3,000具，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碑”记录埋尸经过。
南京沦陷前，日军曾在上海、苏州、嘉兴、杭州、绍兴、无锡、常州等地屠杀平民。有日本部分历史学家曾经怀疑中方声称的三十万被杀平民，实际上包括了这批南京以外被杀的华东人口。而中国历史学家认为若华东地区被杀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总数可能高达一百万人。
根据孙宅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兴祖（南京大学教授）的研究认为死亡30万人以上。
广田弘毅在致日驻美国大使馆电中承认日军在南京等地用血腥手段使“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非交战国人证物证
·《拉贝日记》
·《魏特琳日记》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印有222名“历史证人的脚印”的铜版路。路长40米、宽1.6米。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937年用一架1930年代的老式16毫米摄影机、拍摄记录了迄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杀影像，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2001年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亲自将它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翰·马吉在当时的信件中也有大量关于大屠杀的描写：“强奸妇女的行为已无法形容和想象”，“我能说的是，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死尸，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下关地区。”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费区目睹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暴行，将马吉牧师拍摄的记录日军暴行的胶片偷运到上海柯达公司，制作并带到美国各地放映，并在美国《读者文摘》上揭露日军违反国际战争法的暴行：“日本人从我们的宿营地抓人时，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都当作当兵的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
193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公布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痛斥日军制造了“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1937年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救助中国难民时，详细记录了日军的杀人暴行：“12月14日，日军士兵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恐怖活动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
受害者人证
李秀英，怀着7个月身孕，与3个日本兵搏斗身中37刀，在鼓楼医院收治并留下了影像资料。她并赴日本进行对日索赔诉讼，在审讯期间逝世。
夏淑琴，全家9口人被杀7口，她被刺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
姜根福（1929年12月20日-），弟弟被日本兵摔死，母亲因为反抗强奸而被开枪打死，父亲被抓走，二姐因反抗强奸被刀劈死。
崔金贵，亲眼见慈善团体崇善堂的收尸埋尸过程，并确定崇善堂在埋尸时有计数。
尚德义，1937年12月6日上午11时被日军抓获，同时与1000名以上的中国男子一起被机枪扫射，绝大多数当场死亡。他由于被尸体压住晕倒而幸免于难。
伍正禧，在南京新华巷62号避难时，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云馆、三表哥三云、表叔老王被抓走并枪杀。祖父被刀捅死，30岁的表娘被强奸。
邵翰珍，父亲邵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发和被日军枪杀。
皇甫泽生，保卫南京的一个士兵。被日军俘获后与几百人一起，在板桥镇一个山沟里集体被日军用机枪射杀。日军在射杀后再用刺刀捅死幸存者。他和另一个重伤难友为仅存者。
孟宪梅，在淌水沟接水时，亲眼看到日军用多辆卡车把老百姓押到现在的汉中门新桥桥口下面用机枪射死。
陈光秀，在南京汤山镇许巷村，父亲被枪杀，包括弟弟在内的村里100多个年轻人被刺刀刺死。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多名女性被强奸。母亲因为父亲和弟弟被杀导致忧郁而死。
刘文静，大方巷广场集体屠杀（一百多人）见证人。
天津工商银行退休职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钟铭当年在南京一家商铺当学徒，说道：“日本鬼子进城后见人就杀，城里到处都是尸体，载着日本兵的汽车就从尸体上开过去。那个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侵华日军及战后日方的人证物证
侵华日军各级指挥机构当时的命令和军官的记录为直接物证：
攻占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司令部曾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
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中也记道：“大体上不保留俘虏，全部处理之。”
1938年1月1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电文中称：“自从前几天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不下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吴天威，译自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公开的《日、士兵的日记、证言也被列为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侵入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辎重第6联队小队长高城守一日记中说，1937年12月14日，他看到南京下关江边：“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冲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可能有几千、几万，数目大得很。”
日军第16师团老兵东史郎的日记（《东史郎日记》）为重要实证，例如他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哭喊着的支那（中国）人被装进邮袋中，西本（日本兵）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来。就在这时袋子里发出了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袋中人用浑身的力气使袋子跳了起来，自己滚动。……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水面一下子鼓了起来，然后平静下去。”
其他重要的日本兵日记还有：《高岛市良日记》、《小原孝太郎日记》、会攻南京的日侵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等。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著作《中国之旅》，记录“百人斩”等屠杀事件。
笠原十九司教授，日本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学者之一，曾多次提供南京大屠杀证据（《侵略亚洲的日本军队》，大月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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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发指的屠杀场面 |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整理档案时发现：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国民政府即公开进行了强烈谴责，并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间分别派人赴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及日本东京，全方位开展了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行动。其中，1938年初春秘密派遣人员赴日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是二次大战中绝无仅有的在敌国首都宣传的范例。这不仅仅是将一段被埋没的历史事实披露于世，而且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所叫嚣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出来的谎言，”“当时从未听说过中国政府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说法”等谬论。
据该馆副研究员、民国档案杂志副主编郭必强介绍，他们在整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档案卷宗时发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1938年4月致蒋介石的一封密呈，密呈中称：“国际宣传处”曾派外人四人赴日，将国际宣传处嘱其秘密携去之英日文宣传品广为递送。此中有甚多外人叙述日军暴行之文件，更携有外人在南京所摄日军暴行影片四百尺，曾密约东京各使馆人员及开明之日本士绅作数次演映等等。
郭必强说，之后又发现了一份《三名外国友人日本之行报告》的英文档案，虽然与《董显光致蒋介石密呈》不是同一案卷，但两相对照，内容竟相谋合。通过这个案卷，了解到，“国际宣传处”因为工作需要，一般派外籍人士开展工作，这次秘密赴日宣传工作的就是4位外国人，其中有3位是日本人，由于当时仍在日军大屠杀期间，同时这又是一次秘密行动，所以他们都没有留下姓名、身份、甚至性别。另外一位外国人，我们在费奇的日记中找到了答案。费奇(A.Fitch)1883年生于中国苏州。南京沦陷前后，在基督教南京青年会工作，受命担任南京安全区总干事。他在1月18日的日记中写到：他将约翰·马吉摄制的日军南京暴行的影片送到上海柯达公司冲冼，赶制了四套拷贝，然后在上海美国社区的教堂中放映。“调查委员会(英国)的莫瑞尔.莱斯特(小姐)碰巧看到了一场放映，她认为如果日本一些基督教和政治领导人能看到这些胶卷，他们将会着手停止敌对……几个星期后，她报告说她已经给东京的一小组基督徒领袖放映。”从时间上看，莱斯特小姐的义举与3位日本友人赴日是一致的，应为同一行动。
郭必强认为，这两宗案卷的发现表明，中国政府当时派员赴日本东京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不仅是一次在敌对国首都揭露真相的行动，还是一次受害国政府和人民对日军暴行的一次近距离的最直接的抗议和呼吁。
南京保卫战示意图 1937年11月19日——12月13日
淞沪战场施行全线撤退侯，日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同时向吴(苏州)福(山)线与乍(浦)嘉(善)线突进。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军吴福线既设阵地和乍嘉线先后失守。
十一月十九日
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刘兴为副司令长官。
苏州、嘉兴失守。
十一月二十日
我军主力部队由苏州退入江阴无锡一带。
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宣言。
蒋介石调第二十三集团军刘湘部五个师(第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一四八师)、两个独立旅(独立第十三、十四旅)集结广德、泗安、安吉间，以为策应。自即日起先后向该地运动。
我军主力由苏州推入江阴无锡一带。
十一月二十一日
日军第十军之第六、十八、一一四师团和国崎支队向吴兴(湖州)推进。
十一月二十二日
日军猛攻江阴炮台。
日军华中方面军向本国大本营呈报：“为了使事态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同日，来自第十军的报告也有同样意见。
宋希濂率第三十六师残部抵达南京。
日机空袭南京。警报解除后，蒋介石夫妇同乘汽车巡视全城。
十一月二十三日
蒋介石到常州，召集前方将领训话。
从广东赶赴前线的第八十三军(前第一五四师)即日到达无锡，担任掩护主力撤退任务。
日军第十六、十三、九师团以主力向无锡推进，二十三日起向无锡东面我军阵地猛攻。
十一月二十四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布告，任命唐生智卫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已于二十日视事)
十一月二十五日
沿太湖南岸西进之敌人以第一一四师团主力进攻长兴；以一部进攻宜兴；以第十八师团主力在湖州附近集结，依次向我守军阵地进攻。
无锡失守。
十一月二十六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日作战大本营发布南京卫戍部队战斗序列。
十一月二十七日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在中央文化协会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愿与南京共存亡”。
日军第十三师团兵分两路向江阴猛攻，守军第一一二师和第一〇三师及江阴要塞守备部队顽强抵抗。
俞济时率第七十四军残部退至南京东郊，被编入南京卫戍军战斗序列。
十一月二十八日
蒋介石指示南京战略，盼能固守两周以上。
十一月二十九日
蒋介石率唐生智、罗卓英、周斓、桂永清、孙元良以及江宁要塞司令邵百昌等，到紫金山、雨花台、狮子山等地视察南京复廊阵地。随行的还有顾祝同、胡宗南、钱大钧。
沿太湖南岸西进之日军已经抵广德前郊。广德、泗安守军先后向宁国、太平方向转移。
日军侵占宜兴。
十一月三十日
我军在南京城东七十五公里处完成弧形防御线，起自镇江经丹阳、金坛、溧阳而至兰溪。
日军占领广德，守军第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殉国。
侵占广德之日军第十八师团未追击守军直趋芜湖；第六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北上，形成围攻南京的态势。
十二月一日
江阴失守。日舰在江阴被我击伤击沉七艘。守军一部沿沪宁路西撤，另一部北渡长江。
日军大本营下达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令(由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军组成)；方面军司令官未松井石根。同时又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十二月二日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抵达南京。
第八十三军(欠第一五四师)在武进一带完成掩护主力撤退任务后，退集镇江附近。
日军第九、十六师团占领丹阳、金坛，是日续向南京推进。
日军侵占溧阳。
十二月三日
第七十一军调赴龙潭，以一部继续留驻镇江，参加守城战。
日军第十军主力于今日开始行动，以一部从芜湖方面进入南京背后，以主力进入溧水附近。上海派遣军于今日以第十六师团沿句容——汤山——南京公路地区，以第九师团沿天王寺——淳化镇——南京公路，均向南京攻击；山谷支队以攻占镇江为目的，沿常州——丹阳——镇江公路向镇江攻击；第十三师团一部也于四日沿江阴——常州——奔牛镇——孟河城——镇江公路向镇江附近推进。
十二月四日
第二军团徐源泉部(辖第四十一师、四十八师)奉命从湖北开赴南京，其先头部队第四十一师一部今日抵达浦口，即进入栖霞、龙潭一线阵地。
我第一线、第二线部队进入阵地完毕。
蒋介石由林园官邸搬移至清凉山林蔚别墅暂住。
十二月五日
第六十六军前进部队在句容栗子里附近与敌接触。
第五十一师与窜入湖熟之日军接触。
日军第十六师团追击队于今日突破句容附近守军阵地。第九师团一部进入南京第一线阵地淳化镇附近。
十二月六日
罗卓英任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
南京市区实行戒严，划定以新街口为起点至山西路止，中山路以西为难民区。
第八十七师一部奉命向南京转进归还建制，阻击任务由江阴西撤之第一〇三师接受。
句容失守。
十二月七日
临晨五时四十分，蒋介石乘机飞离南京。
国民政府宣布南京为交战区。
南京警备部队在军火库、飞机库、汽油库及工厂实行有系统的破坏，各军事要点的房屋也开始焚毁。
第四十八师抵宁，当即开赴南京北郊杨坊山、乌龙山一线布防。
十二月八日
拂晓始，日军三路兵力同时发起对南京的正面进攻，至晚上进入南京附近郊区，东北面到达栖霞山、东面到达大胡山、南面到达汤山和淳化镇、西南面到达秣陵关和江宁镇。
晚，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下令守军退守复廊阵地，其部署如下：
右侧部队固守板桥镇大山之线；第七十四军固守牛首山一带据点至河定桥之线；第八十八师固守雨花台；第八十七师固守河定桥至孩子里之线，右与第八十八师及第五十一师左与教导总队联系；教导总队固守紫金山；第二军团固守杨坊山，乌龙山之线及乌龙山要塞；第三十六师固守红山、幕府山一带；第六十六军至大水关附近集结待命；第八十三军之第一五六师及第三十六师之一团在青龙山、龙王山一线掩护撤退；在镇江之第一〇三师、第一一二师残部向南京急进。
运输司令部向江北转移。
夜、唐生智公馆被炸。次日将部分卫戍司令长官部人员迁至铁道部。唐生智与罗卓英、刘兴、周斓率少数幕僚继续留驻唐公馆，凭电话指挥。
十二月九日
晨一时许，日军一部以坦克车为前导，由淳化镇与东山间的土路向南京近郊猛攻，由于守军占领复廊未稳，高桥门失守，日军复占领七桥瓮，向光华门紧逼。上午光华门被突破，通济门亦遭猛攻。守军教导总队谢承瑞团和第八十七师一部里外夹击，将大校场之敌击退，盘踞通光营房内及城门洞内之少数日军则始终顽抗。
牛首山阵地被突破后，第五十八师伤亡严重。至晚，该部向水西门附近集结。
第四十一师与围攻栖霞山之敌展开要点争夺战，三进三退，伤亡严重。该师于当日退出栖霞山，向和尚桥东西之线第四十八师阵地转移。
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牒唐生智投降书，劝(限)其十日午前交出南京城。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发布命令，要求各守备部队“应与阵地共存亡”，同时派第三十六师担任沿江警戒，禁止任何部队渡江。
十二月十日
唐生智拒复松井石根通牒，并令炮兵开炮予以回答。同时长官部令城内部队构筑工事，准备巷战。
光华门战事再次白热化。卫戍司令长官部调第一五六师和宪兵一部增援光华门；以第一五九师控制明故宫附近，策应第一五六师；以新由镇江撤退回京之第一〇三师担任中山门城垣守备，归桂永清指挥。至日暮，光华门守军将城门洞内之敌焚毙，并歼灭通光营房之敌。
教导总队在紫金山以东地区作战，至今日退守第二峰。
十二月十一日
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向南京城外部队下达总攻命令，以主力一面向紫金山、雨花台攻击，同时以一部攻占杨坊山和银孔山，并以一部由大胜关渡江至江心洲向我第七十四军右侧背攻击。
日军连日攻光华门不下，方以主力转向雨花台方面。雨花台右翼阵地被突破，中华门城门亦被敌炮击毁，有少数敌军突入，但被歼灭。夜，长官部下令第八十八师缩短阵线固守城外主要阵地，右与第七十四军左与第八十七师联系，其城垣防务(除中华门雨花台附近外)由第一五六师及第七十四军分担。
因银孔山失守，第二军团与城内联系中断，午后战况不明。
中午，顾祝同用电话向唐生智转达蒋介石的撤退命令。
当晚十一时，卫戍司令长官部接到蒋介石下达的撤退命令：如情势不能久持，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镇江、当涂失守。
十二月十二日
自复廊战以来，南京各城门均受到压迫。中午起，中华门、中山门、雨花门、水西门、安德门、光华门等先后被突破。
下午五时许，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召集守城将领开会，宣布撤退命令，决定以大部突围，一部渡江撤退，要求各部本晚开始行动，并对具体时间、路线作了详细规定。(由于情况异常混乱，突围撤退命令无法下达，除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涌至江边。)
晚九时许，唐生智、罗卓英、刘兴等卫戍司令长官部人员在煤炭港乘轮渡江北撤。
十二月十三日
日军侵占南京。至此，开始了持续三个月的大屠杀——南京大屠杀。
死亡数字：1948年11月4日，远东法庭认定，在1937年12月13日之后的六个星期里，共有20万人死于南京屠杀，而中国官方认定死亡人数为30万人。
３４万中国无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几十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日军的破坏和掠夺，这样滔天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 。
1、日军士兵和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普遍地杀人和强奸。随军记者小俣行男的报导∶“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另有《每日新闻》社的记者铃木二郎出席“东京审判”为“南京百人斩竞赛”作证明时说∶ “在城内扫荡残留的中国军人。如果捉到军官，就绑在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及劈刺的方法当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让他坐在坑前砍头。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国兵。” 世人多熟知的两位“杀人竞赛”日军向井敏及野田岩两少尉在入句容县城（距南京２０公里）时即分别杀死我无辜平民７８和８９人，当两位抵达南京城外紫金山时，已分别杀至１０５和１０６人之数，但两人相约杀至１５０人为止。这两位 “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但“杀人竞赛”之主凶为田中军吉大尉，以其“宝刀”砍死中国人３００余人，惜尚未为世人所周知。 事实上，所有来侵略的日本军官都是“杀人犯”，极少例外。田中、向井、野田三位日军官仅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曾来纽约参加北美廿世纪中华史学会主办的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前日军第十二军军曹冢越正男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地说∶“ 当上了下士官，变成了拥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骑兵分队长，而且被允许佩带日本刀。 佩有日本刀具有什么意义呢？变得想杀人，有一个叫试新刀的斩首项目。”冢越说 他在中国四年多，共杀死１０６个中国人。 凡是被派到中国战场的排长必须当众，通常是团长营长和连长的面前，以其战刀砍杀中国俘虏，否则便无资格作排长。最近在美出版颇引起读者重视的库克夫妇所著之《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最惊人的莫过于中岛今朝吾以中将师团长之尊，在南京当众以中国俘虏试刀，砍下战俘两人的头颅，其怂恿部下之任意屠杀我无辜百姓当可想见一斑。派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需再经三个月的训练始能成为 一个合格的士兵，最后一个训练节目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
由此可见，“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现象，日军在华暴行，屠杀和奸淫并未因“南京大屠杀”使举世震惊抗议而终止，或真正收敛。
2、残暴为日本军事训练之核心。日军以严格纪律、打骂、生活干扰、个人 尊严之摧残，呆板的阶级制度造成无条件的服从，使下级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 仅来自上级或直接发号施令者，更认为所有命令皆来自大帝国的最高峰，最高统帅天皇本人。日本之残酷和轻生与其地理环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 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输了每个士兵，培养其使命感及为“大和民族 ”的自负感。中国受帝国主义数十年之凌辱，尤其是甲午战争，使日本人对中国人 普遍轻视。３０年代，日本以纳粹希特勒为师，增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在“南京大屠杀”中，很多日军官兵称中国人为“清国奴”，任意杀戮。正如宫崎县的一位士兵记录所说∶“杀一个支那人，在我们就如杀一只猫或狗一样”；梅奇牧师所说 ∶“日军像猎取兔子一样在街上射杀中国平民”；郭岐营长所说∶“敌人视我同胞之生命简直不如一虫蚁了！” 复次，掠夺与征收也与“南京大屠杀”有关。日本对华的七十年侵略就是抢掠 。在战时国家有计划的侵略掠夺与个人犯罪的抢劫就混而为一了。日军２０万自上 海和杭州湾向南京进攻，交通破坏，部队分散，粮食无法补给，乃实行“就地征收 ”。如日军一排长曾根一夫所述，他们的部队自距上海三十公里的太仓开始即“就 地征收”维持生命。征收成为各部队的主要活动，经常进行，迅即演变成为抢劫、强奸、焚烧及屠杀。曾根并说∶那时已有一部分部队采取“三光作战”，“即对敌 人不分军民全部的杀光，将财物资源全部抢光，将人民居住的市街、村庄全部烧光 。”
3、“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问题，马吉与田伯烈在东京审判作证时，都认定大屠杀系在南京战地指挥官与东京统师帅部完全知悉与同意下进行的。贝德士在作证时更说∶“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 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受到处分了。”按着上述东京审判所获的 日军命令所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部是杀人、抢劫 、强奸的犯人”，则２０万进入南京的日本官兵从上到下几乎全是犯人，应对“南 京大屠杀”负责。但是，日军是层层节制，阶级服从，迄止日本战败，维持不变。
中外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命令来源多追溯至1932年上海事变祸首之一， 后任日本陆军部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少将，在其１９４８年东京新风社出版之《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中所作的回忆。于１９３８年４月曾在朝香宫指挥下的“上海派遣军”任情报主任参谋的长勇中佐（后调任第七十四联队长晋升大佐），对田中夸口说，是他擅用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令屠杀俘虏∶ “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 ，他们丢下武器，向我投降。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 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 了。” 我们对田中和长勇的话实在难以相信。以区区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发令，而且是口头命令，恐在任何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都不可能，何况可谓当时世界上最讲阶级服从的日军。另据第十六师团一位炮兵观察班长泽田正久的证言∶ “俘虏数目一万左右，遂报告军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枪决。” 这个命令显然来自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因为泽田还批评他说∶在五个月 前在东京听饭沼演讲时，他还讲应该善待俘虏，今却说∶“应立即予以枪决”。参 谋长是幕僚，为主官出谋划策，处理日常工作，如此关系成千上万的俘虏的生命问 题，他既无权也不敢擅自处理。参谋长当然可以代主官下达命令，可是处理这样重 大问题绝不能作主。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为日皇裕仁的叔父，于１９３７年１２ 月２日始被日皇任命继松井（晋升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而于１２月５日赶至前线就职，他势必与各师团长经常以电话电报联络，就近指挥 。另据第十六师团第三十八联队副官儿玉义雄的回忆（连同泽田正久之回忆，均载 于亩本正己所著《证言∶南京战史》（５）１９８４年８月份《偕行》杂志）∶ “当联队的第一线接近南京城一、二公里，彼此正在混战时，师团副官以电话 说是师团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并予以处置。’……师团长中岛今朝吾 这个命令我实在无法接受，我曾对参谋长及其他参谋建议过几次，但未能获得其同 意，所以我也有责任。” 第三十八联队长助川静二大佐在证言中说，屠杀俘虏的命令是师团长所下的。 中岛师团长在其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的日记（《增刊历史与人物》，中央公论 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说∶“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屠 杀）之，……据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１５０００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 长处理掉１３００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虏还在 不断来降。” 上海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属下之山田支队（即第六十五联队）于１２月１４日 在南京东北幕府山附近获得中国俘虏１４０００余名。经山田少将支队长上报请示 处理办法，军部三次向东京大本营军部请示，第三次复电为“按照军司令部的责任 去干”，遂有朝香宫司令官及师团长所下达的一连串“处理掉”的命令，该批俘虏 延至１９日上午始动员予以全部杀掉。
“南京大屠杀”中杀我军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师团。其次是第六师团。第六师团是属于自杭州登陆的第十军。其军司令官是日军皇道派，支持１９３６年“二二六 ”政变的三将领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将（１８７９——１９４５年）。他在杭州湾登 陆的演说中曾说∶“山川草木都是敌人。”该军“军参谋长的注意”有“对支那老 百姓的注意”一项∶ “在华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战场，一般支那老百姓，纵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孩，很多干敌人的间谍，或告知敌人以日军的位置，或加害于日军的单独兵等等， 有这样的实例，故不能粗心胆大，需要特别注意，尤以后方部队为然。如果发现这 些行为，不得宽恕，应采取断然处置。”（见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杀》，东京 岩波书店，１９８８年）。 柳川第十军的随军记者乃说∶柳川兵团的进攻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在官兵 之间有“可以任意掠夺、强奸的暗默谅解。” 柳川麾下的第六师团，其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为中国军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杀” 而判处死刑的最高将领。他本人就是罪魁。如同第十六师团长中岛，谷也亲自用军 刀杀人，他本人强奸中国妇女十余人。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曾在该师团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级传达的命令∶“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 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难怪该师团进入南京后 ，立即屠城。 “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松井石根大将，于战后经东京审判以 “南京大屠杀”罪行责任，与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处绞刑。松井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 ７日发出“南京城攻略要领”之作战命令∶即使守军和平开城，日军入城后也要分别“扫荡”。对战俘问题未提只字。在“扫荡”的名义下，不仅可屠杀战俘和散兵 （日军称之为“败残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杀平民。南京沦陷第三日（１２ 月１５日），松井再发出作战命令∶“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在各自警备地 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收集隐匿之武器与军需器材，扫除战场。”所谓“扫荡败残兵”，意即屠杀战俘与散兵（见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责任问题》，载 于１９９０年５月《日本侵华研究》第二期）。 松井和各师团长的“不要接受俘虏”，“枪毙俘虏”，甚至“难民”的命令已 昭然若接。事实上，松井入城后（１７日）山田支队在幕府山所获之１４０００余 名俘虏于１９日上午才动员杀掉。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即进驻南京，一直留到翌年１月。同时，１２月２１日第十六师团接替第六师团担任南京城防，不但杀人 放火、强奸、抢劫未能如日驻南京副领事田中及梅奇牧师所期望的减少，而且更行 加剧，第十六师团成为在“南京大屠杀”中屠杀我军民最多的部队。 日本上海总领事馆获悉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报告东京外交部。该部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在其１９３８年１月６日的日记中写着∶ “上海来信，它详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强奸，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这就是‘圣战’和‘皇军’的真面目！”（见陈鹏仁译∶《石射猪太 郎回忆录》，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 石射自那时起便称之谓“南京大屠杀”，并提出于三省（陆、海省及外务省） 事务局长会议，警告陆相和外相予以制止。“南京大屠杀”当然不可避免地在１９ 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设立的“大本营”会议上讨论。大本营的联席会议，首相、陆相、法相、外相、参谋总长等及各部门次长和局长都出席的，会议内容由首相亲奏天皇，同时陆相及参谋总长经常不通过首相、直接上奏天皇。日本重大问题之最后 决策均操于天皇之手。裕仁对进攻南京极为重视，支持军部及内阁之主战派，扩大 对华侵略战争，密切注意南京战事之进展，何况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宫接任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翌年２月２６日，裕仁亲自召见松井石根、朝香宫及柳川平助，对于他们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并各赠一对镶皇家菊花的银瓶为奖。毋庸置疑的，裕仁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远超过这三位受奖的现行战犯。
 1937年12月28日，上海英文报纸报导侵华日军在南京集体大屠杀中说：“城内无辜居民的尸体铺满了街道。靠江边的城门口，尸体堆成山，高及一米。汽车和载重汽车来来往往在尸体上面走过”。 |  《画刊周报》（1943年10月1日出版）记载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原件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画刊周报》（1943年10月1日出版）记载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1937年12月，《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了日军“片桐部队”的向井敏明、野田岩两名军官在南京紫金山一带进行杀人比赛的消息。 |  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记者蒂·德丁发自南京的首篇报道。 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记者蒂·德丁先生发自南京的首篇报道。1985年4月、1988年6月，德丁先生曾两次访问南京，并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随之而来的是30万中国同胞惨遭杀害的灾难，武藤章是制造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关东军侵略东北期间，为了达到分裂中国并侵占绥远的目的，策划了德王成立伪“蒙军政府”事件，但因中国军队傅作义部发动绥远抗战，德王失败。武藤章参与了绥远事件的全部过程，并出面善后，指挥德王后撤以保存实力。1937年，武藤章调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课长，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建立兵站、组织兵员等。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对于武藤章来说，如同服了兴奋剂，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时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的河边大佐说：“愉快的事情发生了！”但战争开始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出现了战争指导方面的意见分歧，发生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所谓“不扩大派”，只不过是从“北进”的战略考虑，希望有更多的兵力以备将来向苏联开战，因而希望把对中国的侵略暂时限定在一定区域；而“扩大派”则是从“南进”的战略考虑，希望以速战速决占领全部中国，继而向太平洋地区扩张。武藤章是“扩大派”主要成员，坚决主张立即扩大侵华战争，不仅向华北，同时向青岛和上海出兵。最后，武藤章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日本的侵略战火很快在中国大地蔓延。武藤章也因提出扩大侵华战争计划，得到参谋本部的赏识，破例让其赴皇宫晋谒天皇。武藤章不仅提出扩大侵华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成为扩大侵华战争的先锋。“八·一三”事变后日军进攻上海，但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并未达到速战速决的目标。于是，武藤章又提出派兵在杭州湾登陆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采纳后，日军攻占上海的计划得逞。因献策有功，他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就任新职后，又提出立即进攻南京的建议。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采纳了他的建议后下达进攻南京的命令。
抗日战争胜利后，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血腥暴行得到了清算，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为了纪念这场震惊世界的惨案，1985年，南京人民在当年日军集体屠杀中国人的现场遗址之一的江东门建立了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在展厅陈列了大量的资料、文献、图表、照片和实物，揭示了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杀、烧、淫、掠的种种暴行。此外，还在其他屠杀现场如燕子矶、草鞋峡、中山码头、汉中门等遗址及遇难同胞尸骨丛葬地中华门外等处，建立了15块纪念碑。
12月13日上午10点，凄厉的警报声响彻南京城上空。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省市的各界代表，驻宁部队代表，以及专程来宁的外国友好人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行“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0周年暨纪念馆扩建工程竣工仪式”。
裕仁天皇是富有现代知识的人，在未继位前，曾漫游欧洲，特别向往英国社会 及皇族，应该了解近代英国标榜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公法的存在；也无须重温日本为签字国之一的１８９９年海牙第二公约和１９２９年的日内瓦陆战公约。裕仁天皇和普通日本人都会明了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和非战斗人员是应该予以保护，绝对不可杀戮的。否则，日本政府及军部为什么一直对日本人民隐瞒“南京大屠杀”呢？
日本人在没有相应的实力的时候他们是采取一种迷惑的手段来学习和改进自己，一旦觉得自己的实力足以挑战任何一个他们野心的对象就会揭下他们的伪装，暴露出真实的兽性，所以对我们来说，时刻保持对日本的警惕和战备，时刻将他们设置为我们的假想敌。时刻牢记他们是我们的仇敌，时刻牢记这些人处心积虑要推翻历史的兽行。
中国要想不被别人欺负，首先就要牢记历史，牢记用武力来保卫自己，不要去搞那些噱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