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分类： 2009年去世人物 中国人 云南人 人名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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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简历
• 2 主要经历
• 3 婚姻家庭
  • 3.1 延安相识
  • 3.2 形影相随
  • 3.3 贴身秘书
  • 3.4 爱心永恒
  • 3.5 寄托相思
• 4 家庭子女
• 5 家庭分工
• 6 安享晚年
  • 6.1 看待生死
  • 6.2 听戏
  • 6.3 听评书
  • 6.4 献爱心
• 7 北京逝世
• 8 回忆
  • 8.1 一开始我拒绝了他
  • 8.2 爸妈几十年来没红过脸
  • 8.3 携手克服种种困难
  • 8.4 夫妇俩都很喜欢孩子
  • 8.5 带着无尽思念安享晚年
• 9 侄子眼中的她——对家人要求很严格

卓琳，邓小平的妻子，原名蒲琼英，1916年4月6日出生于云南省宣威县，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经人介绍和邓小平相识相爱并结婚，1943年9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处新闻材料室组长，1950年3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人民小学校长，1952年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秘书。“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她也受到牵连，1969年10月随邓小平同志到江西，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1973年任国务院办公厅机要秘书。1978年1月任中央军委办公厅顾问。 卓琳同志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1997年邓小平辞世后，时年81岁高龄的卓琳女士恪守著邓小平关于“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的提醒，在北京家中安享着晚年时光。 2009年7月29日，卓琳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被卓琳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云南队只好撤返。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1932年卓琳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加入抗议洪流，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1936年卓琳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大学物理系学习，是西南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乔装成百姓模样，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后转船倒车，折腾数回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1938年因工作需要化名卓琳。1939年9月经人介绍和邓小平相识相爱并结婚，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此后，便一直跟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八路军129师师部秘书科、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或部门工作，任妇女训练班队长。

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重庆人民小学的校长，负责管理、教育第二野战军干部子女的责任。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随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住进中南海。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实行薪金制后，被定为行政15级（相当于今地、师级）。其政治地位和命运，也随着邓小平地位的变化而改变。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7年，一帆风顺。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便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共同度过了3年零4个月艰难的时光，在相伴走过的58个风云多变的春秋中，始终和邓小平心心相印、患难与共。1997年邓小平辞世后，时年81岁高龄的卓琳女士恪守著邓小平关于“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的提醒，在北京家中安享着晚年时光。

 

延安相识

1939年的秋季邓小平与卓琳在延安相识。因为当时去延安的那些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卓琳就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不是看不起他们，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话说不到一块。但邓小平并不灰心。后来两人亲自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他的希望。卓琳过后，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而且已经23岁了，就同意了。

 

形影相随

结婚没几天，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太行。结婚以后，他就带着我一块回前方去了。到了前方后，他在师部，我在后方，就是总司令部。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赶到那里。

 

贴身秘书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卓琳后来就给他当秘书。当时中央以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存档要有专人负责。他的文件看完的，就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存档，我就（负责）把那些文件登记。登记完了以后，就坐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

 

爱心永恒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他而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他发配到江西去了，住在一个将军楼。在江西劳动时，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少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干过，但此时的邓小平毕竟已经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两人都在工厂工作，他搞锉子。卓琳就拿汽油洗那个油腻。

 

寄托相思

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没想到，仅仅过了3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10年磨难，两度沉浮，世态炎凉，风雨飘摇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的祭日，每年的这个日子，夫人卓琳和儿女们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因为邓小平喜欢花，喜欢香味。花雨洒落，情思绵长。

丈夫：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邓先圣、字希贤，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中共八大元老之首。曾共八次被选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并分别于1978年和1985年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

子女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实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卓琳要他单独吃，邓小平不干。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陪着老爷子吃。可不久，老爷子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儿吃。卓琳没辙了，就单独多给他炒一个菜，但到了饭桌上也叫邓小平“给你点、给你点”给大家分了。最后，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块儿备感天伦之乐的温馨。他们自己的5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的孩子，并尽力帮助老战友。 邓小平也喜爱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喜欢一家子住在一起。在他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在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在孩子中间，邓小平说话不多，可他的品格却深深影响着孩子们，既亲切又威严。

 

看待生死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与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邓小平逝世，很长一段时间卓琳都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她再也见不到相濡以沫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声音了。当国人、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哀思时，卓琳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于是丧事从简，她在家里没有设灵堂，只是将邓小平的书房简单布置了一下以方便亲友悼念。

 

听戏

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邓小平生前关心和爱护高雅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看完戏后只要老爷子没睡着，她就“汇报”表演如何精彩、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卓琳非常关心老戏新演，如战友京剧团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荫记》时，从经费到演出她都给予具体帮助。

 

听评书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

 

献爱心

近些年来，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她多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并一次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领导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她还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央军委办公厅原顾问卓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29日12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一开始我拒绝了他

他和邓发都是从前方回来的。我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我的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

不同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拒绝了。

因为当时去延安的那些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我就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不是看不起他们，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话说不到一块。

后来他亲自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而且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候已经23岁了，就同意了。

　　——卓琳回忆1939年与邓小平在延安相识的情景

 

爸妈几十年来没红过脸

因为我父亲这个人，在政治上，他是不争论的，在家庭问题上也是这样。我父亲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妈妈怎么管，父亲是从来没有意见的，因为他很信任母亲。他们俩的观点也很一致。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这么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

　　——邓小平次女邓楠评价父母相濡以沫的生活　

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伟大的一生。他的一切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予他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卓琳就是这样一位默默站在他身后，不断给予他力量和扶持的伟大女性。

 

携手克服种种困难

1939年初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1939年8月，两人在延安结婚。婚后没几天，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那段日子真是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卓琳就是这样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尽职尽心做好自己认定的分内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在风风雨雨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地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卓琳的活儿则是折线圈。那时工资全部停发，生活很拮据。邓小平夫妇的生活水平明显降低了。邓小平爱喝酒，他们就自己酿米酒，还开垦了一块地。

这一段日子是卓琳终生难忘的。在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享受着劳动收获带来的喜悦。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象后来的邓小平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　

 

夫妇俩都很喜欢孩子

邓榕说：“爸爸老在忙工作，因此对我们来说，妈妈自然就比爸爸更为亲近。我们的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妈妈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卓琳曾是北大物理系的学生，3个子女也都相继选择了北大物理系，可见母亲对子女影响之大。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块儿倍感天伦之乐的温馨。他们自己的5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的孩子，并尽力帮助老战友。

邓小平也喜爱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喜欢一家子住在一起。在他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在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他。在孩子中间，邓小平说话不多，可他的品格却深深影响着孩子们，既亲切又威严。

 

带着无尽思念安享晚年

邓小平逝世，很长一段时间卓琳都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她再也见不到相濡以沫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声音了。当国人、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哀思时，卓琳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
于是，丧事从简，她在家里没有设灵堂，只是将邓小平的书房简单布置了一下以方便亲友悼念。

浦恩志是卓琳的亲侄子，现在宣威蒲山务农，现年73岁的他在记忆里只见过姑姑三次，一次是祖父去世的时候，卓琳赶回来为父亲办理丧事。在他的记忆里当时姑姑卓琳穿做灰色的列宁装，衣服显得有些破旧，多次洗过之后有些泛白。当时他才13岁，正在上小学。祖父去世后，卓琳回家对哥哥们说：“爸爸的丧事从简办理，现在国家刚刚解放，要为建设新中国出更多的力。”他回忆说，按照当时农村的风俗，家里老人过世后要杀猪招待前来吊唁的人，但是当时他们家是用豆花招呼客人，就是家里的豆浆煮点白菜就招呼客人了。同时姑姑还跟家里的人说要听党和政府的话，对成分的划分不要有什么异意。第二次见到姑姑是1980年在昆明的时候跟姑姑一起吃了一顿饭，在他的记忆里姑姑穿着旧军装，在吃饭的时候姑姑非常关心家乡和家里的发展，席间告诉他们要在家好好种地，国家会慢慢好起来的。第三次见到姑姑是在北京一个堂姐哪里见到的，跟姑姑聊了聊家乡的发展变化，姑姑询问他们土地到户后的一些情况。他告诉姑姑土地到户后自己家分到了2亩多的田地，现在种田很有积极性。

在浦恩志的记忆里，姑姑曾经给家里的侄儿侄媳寄过衣服，他们也给姑姑寄送过家乡的土特产，有自家的宣威火腿，还有家乡的玉米面，每次姑姑收到这些土特产后都会打来电话告诉他们已经收到了，并询问以一些家里的情况，告诉他们要勤俭持家，要相信政府，并询问一些家乡的变化。浦恩志现在有两个儿子，一个在部队上做后勤，一个儿子在深圳打工，据说是帮人家搞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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