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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在十年动乱中，徐向前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历经风险和坎坷。从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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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海报 |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红卫兵。那天，除了林彪之外，徐向前和其他各位元帅，都没有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临时得到通知说，接见完红卫兵之后，毛主席要和元帅们照相。元帅们的工作人员，都急忙返回住地取军装。贺龙元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帽子又太小，搞得很侷促。那张照片，是毛泽东和元帅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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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六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
1966年秋，红卫兵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不久，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军队院校有的“造反派”向林彪当面告状，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限制太多”。于是林彪提出：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机关、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10月5日，以军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取消了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宇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从此以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就大乱起来，军队与地方的一些“造反”组织，相互串联、勾结，相继发动了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11月8日，一批“造反派”把木板搭到警卫部队战士的身上，踏着“人桥”，疯狂地冲进国防部大院和总参谋部大楼。随后不久，在林彪的坚持下，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的通知。徐向前向林彪提出，各大军区开展“四大”不要全面铺开，可分批进行。因为军队肩负着战备任务，特别是地处沿海、边防的军区，即使内地军区，也要区别情况，如武汉军区地处水陆交通枢纽，搞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要搞，可以在一两个军区试点。徐向前这个意见，实际没被采纳。
1966年国庆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肖华向徐向前说，请老帅们接见一下军队院校来京的学生。徐向前说，你们准备个稿子，请叶帅代表大家讲一讲就行了。肖华说，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好。
过了几天，肖华给徐向前送去了讲话稿。徐帅看后，加了加强战备的话。11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军院校10万来京师生大会。周总理、陶铸副总理，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参加接见，周总理、陶铸副总理接见后退场，由四位老帅讲话。他们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共同的是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性。陈毅在讲话中说，有的同志头脑发热，给他一条冷水毛巾擦一擦有好处。徐向前在讲话中强调：“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叶剑英说：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主席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老帅们从稳定军队出发，苦口婆心地引导。叶剑英讲话时，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一张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贺龙元帅当时已受诬陷，他出席大会，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忌恨。江青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把贺龙拉出来亮相，是向中央示威！”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怂恿、支持下，“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几位老帅的讲话。有几个院校成立了“批资筹备处”，在大街上公开刷出“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军队内的“造反派”开始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斗军队的领导干部。
11月29日，全军文革再次安排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几位老帅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会场上气氛有些紧张，贴满了批判几位老帅11月13日讲话的大标语，还有什么“炮轰”、“火烧”之类的话。叶帅和陈帅发了火，规劝大家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徐向前因头疼加剧，没开完会议，就先退出了会场。
老帅们的两次接见，都使江青恼火，她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全军文革”。1967年1月初，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斥责为军队中“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被撤掉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
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使徐向前越来越难以理解。他忧心忡忡，不知道这场“大革命”会导致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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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像章，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 |
1967年1月6日，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毫无思想准备。
会客室里气氛沉寂。徐向前这位领兵几十年的老元帅，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对于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从不计较。他认为升迁和调动，对一个革命者、特别是一个军人来说，只有“服从”二字。由于他多年身体不好，患着严重的偏头痛和胸膜炎，这些年抱病参加一些工作，已是力不从心了。他的身体状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是了解的。真不明白，是什么人，在这个严酷的动乱之中，把他推了出来！是信任呢，还是其他的原因？
沉默了许久，徐向前自知难以胜任，便说：“我多年有病，对干部不熟悉，请转告毛主席，这个工作我担当不了。”杨代总参谋长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主席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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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残存标语 |
听说是江青的提议，徐向前一时难以相信。他和江青从没一起共过事，也从来没有私人接触。徐向前心里划着问号，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情，更加烦躁和不安。对这场“大革命”，他和许多人一样不能理解，他期望着毛主席能更改对他的委任。
1月10日，江青派人送来了全军文革成员名单以及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看来，中央文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徐向前明白他这个全军文革小组长已成定局，看了“通知”，当即表示了三条意见：
第一，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座谈一下，交代一下政策；
第二，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委领导不行。现在有的机关干部起来要求成立革命战斗组织，有这种苗头。尤其是空、海军，担负着保卫空海防的任务，战备任务比较频繁，指挥失灵了不好。机关干部成立战斗组织，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
第三，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讲一讲。北京军区抓廖汉生，又要抓杨勇、郑维山；空军今天又把王辉球、成钧和常乾坤带走了，这个问题要研究解决一下，否则大家没有底。
这三条意见的意思很明确，要稳定军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乱揪乱斗。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人，从而埋下了下一步徐向前被打倒的祸根。
第二天，徐向前接到一个急件：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就这样，徐向前被迫仓促上阵，担任全军文革组长。命令还未公布，消息已经传了出去。许许多多的电话，各种各样的问题，蜂涌而来。
新的全军文革小组1月12日正式成立，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14日建立办公机构，在三座门开始办公。徐向前眼看军队各机关、院校一天比一天混乱，上任后，决定狠抓一下军队的稳定。他每天在电话机旁，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一样，下达命令，回答各方面提出的种种问题。原有的两部电话机不够用了，又新增加上两部。他在电话里，不止一次作出这样回答：
“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
“军队不准大串联！……”
“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打砸抢，不准乱抓人！……”
海军司令肖劲光被北海舰队的“造反派”抓到天津。徐向前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海军文革办公室，命令那里的“造反派”立即把肖劲光送回来。他语气坚定，态度明确，“造反派”不得不照办。后来他说话也不灵了，有些“造反派”公然在电话里和他争辩起来。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工厂和机关的师生员工、干部大批涌到北京，要求澄清和解决问题。大批群众，大量问题，都压到全军文革来。
全军文革小组18名成员，有些人在中央文革，有些人只是挂名兼职。有的成员刚开始工作，就被揪去“澄清问题”了。办公室经常没有人主持日常工作，最后只剩下徐立清一个人左右招架。每天来访人员多至200多批。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的头头，整天包围着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公机关。静坐、绝食、哄叫，有时连电话机都被占领着，搅得办公机关无法工作。一些文革小组成员陆续被揪斗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的叶群，隐藏在幕后，连电话都不接。中央文革还经常下达一些与军队要求相反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几乎每天要接见“造反派”头头，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者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纠缠不休。徐向前常常恼怒发火，头疼症频繁发作。周恩来总理关怀徐向前，对他说：“和他们(指‘造反派’)打交道，你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1月10日，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突然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乱军口号。接着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大军区领导人的事件不断发生。有的军区作战室被封，一些领导人被挂黑牌，画鬼脸。一些军队“造反派”组织的人员，开车直接到徐向前住地，要求他回答问题，无理取闹。
徐向前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在一次军委碰头会上，他根据“十六条”精神和一些人的建议，断然提出5个不准：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戴高帽，不准挂黑牌，不准游街等。会上，周恩来总理表示赞同，但陈伯达、江青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
1月中旬，陈伯达、江青蓄意整肖华。陈伯达在接见群众组织时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在陈伯达的煽动下，总政机关大楼里贴满了打倒肖华的大字报。周总理得知后，很生气，站出来辟谣。消息传到了毛主席那里，江青很紧张，赶忙令人覆盖大字报。1月19日下午，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江青一伙叫嚷军队“不能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争来争去，僵持不下。陈伯达、江青等人节外生枝，又对肖华进行突然袭击。江青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叶群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等。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肖华，都有发言稿，说明他们是早有预谋的，只是老帅们都蒙在鼓里。散会时，徐向前郑重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条纪律。”但是，会后杨勇在排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传达，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被“造反派”抢走。所以，晚上，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就抄了肖华的家，肖华被转移到西山才免遭揪斗。
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地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
1月23日，徐向前开了一夜的会，早上7点才回到家。他接近古稀之年，疲惫不堪，正想休息一下，这时墙外传来“我们要见徐向前”，“我们要见徐向前”的吵闹声，徐帅闻声心烦，抓起大衣旋风般地冲出房门，身后留下“哐！”的一响关门声。他面对“造反派”，正襟坐下，气势凛然。“造反派”多是些娃娃兵，没想到徐帅真的坐到了他们面前，一时手足无措，愣了半天，才有一个头头要徐帅对杨勇的事表态。徐帅在前一天已听说上面有人说了话：杨勇要“烧而焦了”，此时徐帅仍然说：对杨勇同志要“烧而不焦”，有错误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
这帮“造反派”没有捞到什么，但他们总算见到了徐向前，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呼啸而去。
揪斗肖华后，又揪斗杨勇。眼看着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瘫痪了，军队如果再乱下去怎么办呢？身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心急如焚。他多次叫人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却得不到回音。在全军文革刚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再报告他。但实际情况是，陈伯达、江青都很难找到。徐向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他既不能眼看着军队乱下去，又不能按自己的见解行事。几次叫秘书打电话给林彪的办公室，要求见林彪。回答不是说“身体不好”，就是说“已经报告过了”，林彪不肯见。
1967年1月24日晚上，徐向前毅然决定要直闯林彪的住地。他坐上汽车，才告诉秘书给“林办”电话通报一下。
在西城区一个名叫毛家湾的深宅中，住着林彪和叶群。外表不起眼的大门和普通建筑，掩盖着住宅内部的奢侈豪华。林彪忌风又怕见水，后院内却专修了一座庞大的室内游泳池，四季温水不断。林彪为了坐在室内晒太阳，用进口的石英玻璃，安装了一个晒口。徐向前的突然到来，打断了林彪和陈伯达的密谋交谈，使他们有些不悦。不过，林彪还是以元帅对元帅的礼貌，接待了徐向前。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当前全军混乱的情况，提出：“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林彪听了，连连点头。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当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于是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并请叶帅、聂帅到毛家湾来研究。陈伯达当即告退。上述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去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去前，徐帅特意打电话给陈帅，请他也到会助阵。
因为陈伯达知道九条的内容，所以，老帅们到钓鱼台时，中央文革的人都在，还把总理也请来了。经讨论改为七条。当时陈伯达正和林彪关系甚密。他边把“七条”稿子装到徐帅口袋里，边说：已经通过了，你赶快回去吧！徐向前即刻把通过的稿子送到“林办”，回到家已是早晨4点钟。后来，林彪把七条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主席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又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修改后的八条交住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同意照发。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文件以“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具体内容是：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八条”的中心思想是：军队要稳定。这是不合乎江青一伙人的思想的。因为“八条”是林彪参与制定的，她不便反对，把嫉恨集中到徐向前头上。就在讨论“九条”的那次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板着脸说：“徐帅老了，不能工作了！”她原以为徐向前既老又多病，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他可能挂挂名，不会管多少事，没想到他和她们唱起了对台戏！可是，“八条”经过了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她只有内心不平。
“八条命令”起到了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然而，在“八条”下达后不久，由于江青一伙捣乱破坏，军队混乱的局势，仍然不能阻止。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连续发生。在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努力下，2月8日，军委又发布了通知：明令外出串联的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明令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各单位接待站，从2月21日起，一律停止接待。2月21日，军委又发出了《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强调军队肩负着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军(含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13个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接着，军委又发出一些指示和规定，但未能奏效。特别是对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战斗组织的指示，许多地方很有低触。各大军区开会宣传军委“八条命令”时，“造反派”冲击会场，说这是“镇压群众”，“又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毛泽东主席和老帅们一样，都在维护“八条”，1967年3月27日晚，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讲到“八条”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也是不行的。”
尽管历史的长河滔滔向前，也难免碰到暗礁，遇上逆流。“文化大革命”正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徐向前和一些老革命家，迎着险恶的逆流，和林彪、江青一伙奋勇拼搏。
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主要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陈伯达、康生一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在九日的会上，陈伯达诬陷被撤职的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是“叛徒”。刘志坚的情况徐向前是了解的。他是放牛娃出身，很小就当红军。红军长征路上，在川西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徐向前就认识他。
抗日战争中又在冀南同事。在冀南的一次战斗中，刘志坚受伤被俘。冀南部队负责人接到地下党的情报，立即组织部队，在敌军押送刘志坚的途中进行伏击，把刘志坚抢了出来。徐向前说明了当时的情况。语气肯定地说：“我们是带兵打仗的人，跟我们打过仗的人，难道还不了解吗？他不是叛徒！”陈伯达不让徐向前说下去，蛮横地从中打断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定了，再不能改变了。”徐向前很气愤地质问：“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徐向前和陈伯达公开争论，这是第二次了。在1月中旬的一天，总后的部分群众在三座门外静坐，全军文革派人做工作，没有做通。后来陈伯达接见这批人，他们才离开。为此，陈伯达指责徐向前。徐向前生气地说：“那些战斗组织的人，他们不怕冻，要呆在那里，那就让他们呆在那里好了”。陈伯达还说：“我也是保你的。”徐向前即回他说：“我用不着你保。”那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2月11日下午的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敲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两位老帅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得到了一些同志的支持，使康生、陈伯达等人无言可对。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了。开始，谭震林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春桥推托说回去和群众商量。谭震林恼怒了，他大声质问：“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嘛！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谭老义愤填膺，越说越激动。他斥责清华大学蒯大富之流搞的“百丑图”，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又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越说越气，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他回来。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接下去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还讲了他和周总理在延安挨过整。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谢富治插话辩解说，中央文革是保谭震林的。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又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还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说：“我看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参加会议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成了受审的被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散会后，他们急忙跑到钓鱼台去向江青汇报。江青听了他们几个人夹叙夹议的报告，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接着她亲自打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说张春桥、姚文元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到了毛主席那里讲时，毛主席却只是笑。他们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主席的意思，当张春桥汇报到陈毅说延安整风的问题时，毛主席突然变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张春桥绷紧的脸才松弛下来。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林彪处，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听后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会议，在会上大发雷霆，盛怒地说：“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岗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会议确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断断续续开了七、八次会，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实际上是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其他人。林彪、江青一伙诬蔑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举动为“二月逆流”。而徐向前则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
所谓的“二月逆流”，倒并不是逆流，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几位老革命家大义凛然的庄严举动，是对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乱军分子的英勇反击，是捍卫真理、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行动。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的领导人，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大光明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一场新的大路线斗争”。徐向前和几位领导人，受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的批判。陈伯达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和地位，一方面继续在全国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老革命家大兴问罪之师；说“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特务”。共产党的民主原则受到了践踏，一场危机真正到来了。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全军文革的工作由肖华主持。4月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对几位老帅说，由于“三支两军”仓促上阵，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准备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前一段“三支两军”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要追究个人的责任，希望老帅们和大家一起把会议开好。由于会议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操纵，几位老帅连会议的进程和日程安排都不知道。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小报、漫画就涌上街头。
1967年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搜了又搜。徐帅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被劫去。幸得叶剑英得悉有人要抄徐帅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徐帅才没有被揪斗。
残酷的迫害，无情的打击，继续发展。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事件。一些“造反派”无中生有，说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黑后台”，是陈再道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到处是“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在首都所谓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挺的同时，大街上游行的人不断呼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许多正直的革命者，反对打倒徐向前。叶群公开出面，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负责人说：“徐向前还有什么值得保的嘛！”于是，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一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屉铁皮柜。书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们还在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徐向前的秘书，立即将上述情况报告总理值班室。总理指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由于总理这三条指示，徐向前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才从危难中得到解脱，被抄走的文件、资料和信件，才陆续找了回来。
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无情的折磨，使徐向前的身体越来越难以支持。他的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担心。徐向前身经数百战，什么苦头都吃过，草地来回走过3次，严重的路线斗争，他经历过，惊涛骇浪都不可能使他低头。他依然冷静、安详地面对着眼前的处境。他教育子女，并鼓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担心，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我看天塌不了！”这时，唯一使他为难的是：要检查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检查任全军文革组长以来犯的所谓的“方向路线错误”。怎么检查，怎么认识，他实在说不清楚啊！他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1967年的“八一”建军节，是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作为人民军队的一位元帅，这时心情是极度不平静的。他回顾军队40年走过的道路，越发感到责任重大，他坚信这支军队是无敌的，是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他希望出席纪念建军节的招待盛会，看一看许多老战友。可是会不会要他这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二月逆流”中的一员到会呢？他不知道。
事情正像他预想的那样，为出席“八一”招待会周恩来总理正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斗争。依照惯例，军队的老帅都应出席，林彪、江青一伙却持反对的态度，周总理只好去请示毛泽东主席最后决定。7月31日下午5时左右，叶剑英来到徐向前住处，说周总理打电话给他，请他通知徐向前，准备出席招待会。总理说，关于出席招待会的名单，讨论了一下午，争论不休，他准备报告毛主席，等请示主席后，正式电话通知。叶剑英还带来了一名理发员，要徐向前先理好发，等待通知。老战友的深情和周到安排，使徐向前深为感动。他刚刚理好发，周总理打来电话通知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周总理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了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并对沿线布置了警卫。
徐向前乘车离开住处后，周总理又亲自打电话，问徐向前的夫人黄杰：“徐帅走了没有？”黄杰听到总理亲切的声音，心情无比激动。大革命失败后，她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周恩来忘我的工作精神，高尚的品德和作风，深深记忆在她心中。她向总理报告说：“已经走了……”她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总理说：“你和徐帅要保重啊！……”
这天，周总理亲自在大会堂门口迎接徐向前。在危难时刻，总理的关怀，使徐向前夫妇倍感温暖，经久不忘。
徐向前出席招待会虽然意味着毛主席是“保”他的，可是已经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成员，仍然继续受批判。谢富治对“造反派”说：“上面保上面的，你们搞你们的。”一切重要的文件停发徐向前，会议不能参加。“文革组长”这个头衔，早已名不符实了。9月12日，徐向前经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正式向毛主席写了报告，要求辞去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请毛主席另选贤能。报告没有得到批复，徐向前继续挂着名。
全国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声势，从中央到地方闹得相当厉害。1968年3月24日，林彪、江青一伙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杨、余、傅事件”。这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亲自出面讲话，公开批判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次大会，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全坐在主席台上，把所谓搞“二月逆流”的人，都安排坐在台下，接受批判。林彪讲话中影射攻击“二月逆流”；康生讲话中说，“杨、余、傅”的后台是“二月逆流”；陈伯达说，“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五个回合。他们在抓杨成武时，居然把和杨成武为邻的徐帅家所有电话线掐断，还撤换了哨兵。
在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原定讨论召开中共“九大”、修改党章。会议开到第三、四天，林彪一伙突然扭转会议方向，改为批判几位老帅。他们把“二月逆流”的老帅分割开来，让到各个小组去受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徐向前被编在第5组。在这个“西北小组”的会上，黄永胜、邱会作等人，带头攻击徐向前。有人阴阳怪气，有人大声质问。这个说：“你徐向前不老实，要叫红卫兵来！”那个说：“你不说话，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还有人拿着“小红书”向徐向前念语录。
会上充满了恫吓的气氛。然而，徐向前稳稳地静坐一旁。他最多回答一声：“有错误请大家批判，总要实事求是嘛！”他更没想到，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诬陷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诬陷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也是“叛徒”。徐向前深深感到，斗争更加严重了。他不禁又回想起鄂豫皖斗争的年代，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为了搜集诬陷他的材料，竟以“改组派”的罪名，把他的爱人程训宣逮捕，严刑拷打逼供不成，最后杀害了她。35年之后，竟又重演历史的悲剧，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哭笑不得。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老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徐向前激怒而又不平地向黄杰说：“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彼此都了解，他们说你是‘叛徒’，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黄杰心中明白，在这个时候遭到诬陷，与有人要打倒徐向前有关。她不加思索，坚定而又心酸地说：“我绝不是叛徒，让组织去审查好啰，要不，我们可以离婚，免得你连我，我连你，说不清楚！”
徐向前从来不哀叹，不流泪。他听了黄杰的这句话，不由得落泪。他不光是为黄杰受诬陷，而是想到了许许多多被诬陷的好共产党员，什么“内奸”，什么“六十一个叛徒集团”，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他一生讲究实事求是，最讨厌说谎，从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胡言乱语。他现在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公开发表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上，又严厉指责了“二月逆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黄永胜在总参谋部亲自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老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周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林彪批示的最后一句话，使徐向前完全明白了：是要他老老实实靠边站，不允许再提相反的意见。不然就是“制造新的障碍”，就要问罪。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对一位老革命家来说，暂时禁止活动可以做到，但要他不思考，要他屈服不是真理的“真理”，永远做不到。
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所谓的“二月逆流”黑干将，不断受到批判、声讨。1969年2月初，毛泽东提出，要让一些老同志到“六厂二校”去蹲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徐向前被指定去了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
这是一幢二层楼的宿舍。徐向前和一些接受“再教育”的老人，分别住在楼上、楼下。铺盖是随身带的，睡的是单人床。冬天还没过去，夜晚寒气袭人，往往不能成眠。徐向前患着病，和工人们吃一样的饭食，还要到车间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工厂开批判大会要参加，车间的批判会也要参加。
这时，在“二七”厂参加“接受再教育”的还有王恩茂、廖志高、江渭清、江华、朱德海等，住在徐向前的楼下。大家看到徐向前瘦弱的身体，上下楼步履艰难，都暗暗为老帅的健康耽心。每天见了面，总要问候几句。徐向前笑笑说：“没什么，这样很好嘛，你们都要注意保重。”过普通工人的生活，大家看来，太委屈老人了。但是，徐向前过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并不觉得有什么难熬。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日子里，徐向前仍把心思放在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军队安定上，虽然被指责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一次次受到批判，但他始终认为，要稳定军队，要注意国家的经济建设，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他和工人、干部交谈时，总是鼓励大家要把生产搞好。一位老工人回忆起徐向前等人在那里“接受再教育”的情景时说：“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们工人！”
在“蹲点”后期，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让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成立一个“国际形势研究组”。组长陈毅虽然受到批判，还是以饱满的热情，每周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大家开一次讨论会。老帅们每次坐到一起，谈笑风生，忘却了对他们的种种指责。他们看材料，交换思想，以他们丰富的经验和高瞻远瞩的胸怀，分析研究世界局势。这种座谈会召开了许多次。经过认真讨论，最后写出了《对国际战争形势的分析》；针对苏军人侵珍宝岛事件，写出了《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报告，以精僻的见解，分析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美苏之间的矛盾，提出国防建设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会议的议程，本来是讨论“修改党章、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但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却借机批判“二月逆流”。在选举“九大”代表时，中央碰头会议成员作为当然代表，而与“二月逆流”有关的几位老共产党员，经毛泽东提名，下面非选不可，才当上了代表。上海的代表，专门带了材料来批陈毅。朱德在会上几次检讨过不了关，最后还是毛主席说了话才算罢休。徐向前和叶剑英分在军队的一个组，两人轮番受批判。会上，有人公然指着徐向前说：“你态度不老实，我们要做你的喷气式。”逼着徐向前承认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其他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徐向前只回答一句话：“总要实事求是嘛！”他的沉默和冷语是最好的回答。
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一伙又践踏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玩弄阴谋诡计，对几位老革命家，采取各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以达到控制不准超过得票半数太多的目的。1500名代表的大会，徐向前得票最少，只有808票。徐向前回家后苦笑着说：“我得了五个鸡蛋。”林彪的政治报告和“九大”结束的公报，又公开批判“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是“为刘邓翻案”，是“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等。“九大”闭幕后，全国各地传达“九大”会议精神时，都批判“二月逆流”的“错误”，点名批判陈毅、徐向前等人是“老右”、“老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黑干将。然而，错误的批判和咒骂无损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声誉。在共产党内和人民群众中正直的人们，都从心底热爱着这些老革命家。
“九大”之后，徐向前又返回“二七”厂，继续“接受再教育”。10月20日，中苏两党决定会谈，接着，两国总理在北京会晤。10月17日，林彪借口防止敌人搞突然袭击，要加强战备，快速疏散人口，遂发出反革命政变预演的第一号号令。借机将几位老帅、副总理等，从北京“疏散”到外地。
所谓的一号号令——“紧急通知”，作为国家元帅和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的徐向前，事先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他于10月18日接到“疏散”通知，要他去河南开封，20日晚就离开了北京。到达郑州时，有关单位还没来得及安排住地，在一个招待所暂住一晚上，第二天才移到开封军分区一个师团干部休养所。徐向前到开封的第二天，《开封日报》上便披露出“二月逆流”黑干将到了开封的话。徐向前到开封，当地负责接待的单位是按照“不冷不热，偏重于冷”的规格对待的。在此期间，因为房子改装暖气，徐向前一度移居到一家银行的楼上。楼下，有一间阴暗的屋于，没人居住。徐向前后来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囚禁死在那里。
徐向前被“疏散”在开封一年半之久。当地冷淡他，北京也很少有人过问他，和许多被“疏散”的老革命家一样，他每日每时思虑的是：国家的前途，军队的命运，人民的生活。他期待着什么，又耽心着一切。孩于们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大学里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老人心里牵挂她们啊！1970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徐向前上庐山参加会后，又回到开封。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军队中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徐向前是被“疏散”的人中最后一个回北京的。
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至庐山会议，在5年的大混乱中，徐向前经历了建国以来空前的一场灾难。他莫明其妙地被推进了全军文革小组，很快又陷入了受批判的大包围。先后3次被抄家，多次受围攻，又从“接受再教育”被迫“疏散”到河南。他和许多老革命家一样，精神、身体上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摧残。但是，他对革命事业始终怀着无限的希望。他光明磊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彻底败露，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上。这一事件犹如在中国上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大感意外，无不惊喜林彪终于自食其果，人民拍手称快。
“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帅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帅。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老帅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帅。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
会议由黄永胜传达中央第57号文件，通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黄永胜作贼心虚，浑身颤抖，念文件语不成句，只好由别人代读。
自从批判“二月逆流”以来，老帅们难得相聚。这天相逢，格外高兴。又闻林彪自我爆炸，更是内心喜悦。一向豪爽的陈毅老总提议，就地摆宴，举杯相庆。这时，陈老总已身患重病，老帅们关心他的健康，纷纷劝说作罢。
会议一结束，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帅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主席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他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特别是请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毛主席握着徐帅的手，满怀深情地连声说：“好人！好人！”
1972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群众都觉得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会进政治局，有的还买了鞭炮，准备庆祝。结果大出意料，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们又一次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
周恩来总理带病支撑着困难的局面。他为老帅们能出来工作花费了许多心思。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徐向前参加了频繁的国务活动。
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是徐向前复出后第一项工作。西哈努克亲王在1971年出国访问，国内发生了政变。在困境中，他来到中国，受到中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接待工作，并请德高望重的领导人陪同他。从1972年到1974年，徐向前承担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的任务。先是于1972年5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东北，到了丹东、沈阳、抚顺、大连、鞍山、长春、吉林、哈尔滨、大庆等地，历时近一个月。又于7月，访问了山东济南和青岛，所到之处，受到数十万群众的盛大欢迎。1973年11月2日，徐向前和夫人黄杰专程到广州，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1974年10月8日徐向前又和黄杰一起参加了周总理为庆祝西哈努克亲王52岁生日举行的宴会。西哈努克亲王在为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斗争中，把中国政府和人民作为忠实的朋友，和徐向前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1973年5月，徐向前受周总理委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使，出访斯里兰卡，出席中国援建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落成典礼。把国际会议大厦的金钥匙，移交给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国际会议大厦成为中斯友谊的象征，屹立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1973年7月10日，阿尔巴尼亚建军30周年。这时，中阿两党已出现分歧，但尚未公开。周总理从多做团结工作，维护中阿友谊的愿望出发，拟派一高级军事代表团前往地拉那参加庆祝活动。周总理提议徐向前为代表团团长。叶剑英也十分重视徐向前这次出访，并向徐帅开玩笑说：“我给你派一架最好的飞机。”徐向前肩负重任，飞赴阿尔巴尼亚，受到了热情欢迎。徐向前的阿尔巴尼亚之行，既坚持了原则，又注意了团结，圆满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从1972年到1975年，徐向前还先后参加接待了赞比亚副总统齐纳、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尼日利亚总统戈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加蓬总统邦戈。
徐向前一方面为国事忙碌，另一方面又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他和夫人黄杰对江青一伙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有时也和亲密的战友谈谈自己的忧虑。特别是在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之后，徐向前的这种忧虑日深，常常夜不能寐。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顺应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同伙，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75岁高龄的徐向前，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望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欢腾的群众队伍，仿佛觉得中国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看到了劫难后的新中国的光明前景。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焚烧，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知名学者往往不堪羞辱，选择自杀。
有些人认为当今中国人普遍难以建立信任关系问题，以及道德沦丧问题，甚至腐败成风问题都是文革时期人整人，人斗人，互相出卖，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的教育结果。因为不论是当时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还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这些经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也就是说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甚至几代人都在承受着文革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成为中国的主导政治理论，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经出版《毛主席语录》3.5亿册，这对在中国扫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泽东热爱法家思想，不爱儒家，因此在1966年兴起了“兴法批儒”运动。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任何修正主义倾向都会受到批评和批判，全国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法律完全受到漠视。全国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迹被破坏，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出身成分论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成为文艺歌颂的主角。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一部分科学工作者被迫下乡，研究工作因而停顿。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直接对准了中华文化自汉朝后的主流儒家文化。
1.刘少奇国家主席
2.彭德怀国防部长、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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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 |
3.贺龙国家体委主任、元帅
4.陶铸国务院副总理
5.张霖之煤炭工业部部长
6.贾拓夫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
7.许光达国防部副部长、大将
8.张学思海军参谋长，张学良之弟
9.田汉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
10.赵树理作家
11.邵荃麟文学评论家
12.侯金镜文学评论家
13.邹大鹏中央调查部副部长
14.刘秀峰建筑工程部部长
15.章伯钧民盟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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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 |
16.何伟教育部部长
17.南汉宸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委
18.陈正人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
19.钱瑛监察部部长
20.廖鲁言农业部部长
21.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
22.胡锡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23.刘锡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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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龙 |
24.王其梅西藏军区副政委
25.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26.谢家荣中科院地质所
27.沈知白音乐学家
28.李嘉言古典文学专家
29.喜铙嘉措佛学家
30.胡先（马肃）文学评论家
31.陶然文学评论家
32.陈翔鹤小说家
33.伊兵戏剧评论家
34.彭柏山小说家
35.张宗燧中科院物理所
36.杨伟名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农民党员
37.潘天寿著名画家
38.盖叫天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江南第一武生
39.叶渚沛冶金学家
40.张家燧昆虫学家
41.吕荧美学家
42.周信芳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43.刘芝明文艺活动家
44.蔡楚生电影导演
45.杨朔诗人作家
46.孙维世导演
47.陈翔鹤作家
48.郑君里导演
49.巴人文艺评论家
50.孟超诗人剧作家
51.焦菊隐导演
52.魏金枝作家
53.肖也牧作家
54.周洁夫作家
55.曹荻秋上海市长
56.傅连璋卫生部副部长
57.陶勇海军副司令员
58.刘仁北京市副市长
59.张国峰山东省公安厅厅长
60.高心泰淮北市委书记
61.刘国璋宜宾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62.吴亚雄南昌铁路局局长、党委副书记
63.张国士市建筑公司经理
64.刘健上海外轮公司副经理（越剧演员傅全香的丈夫）
65.张志新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批评林彪割喉枪杀
66.遇罗克工人
67.毛应星教师批评文革江青枪杀
68.吴晓飞南昌市第一中学高一学生、抨击林彪江青枪杀
69.时传祥掏粪工，著名劳动模范
70.张坤豪工人、为刘少奇辩护枪杀
71.忻元华技术员、批判文革
72.官明华云南兵团四师女医生，“文字狱”，反林彪
对于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国官方自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始终采取否定的态度。其长期正式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文革爆发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对国内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功绩，使他的声望达到高峰，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逐渐脱离实际而个人专断，凌驾于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严重破坏。
在大陆的教科书(上海教育出版社)称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的失误.是有领导人错误发起被四人帮所利用,危害非常大.(对文化大革命完全否定)1.国民经济损失巨大,高达3000亿元以上2.科技严重滞后,与世界发达国家相差巨大3.历史文物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教育程度落后,社会伦理道德失准
受此文件影响，多数中国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经济文化停滞甚至倒退，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的承受了这场不幸。由于文革是由毛泽东策划、发起和基本控制的，毛泽东应为这场灾难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还有一些人认为，文革本质上是毛泽东等人依靠支持群众夺回丧失的权力而发起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正是包括江青在内的文革中坚的后台人物，他在文革爆发初期不断对当时的党中央施加压力，引致文化大革命一发不可收拾。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便出现了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流行，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从1978年开始撰写的《随想录》中，对于文革也进行了反思。并且在此后不断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在2005年春节，广东省澄海市塔山风景区上、民间组织的文革纪念馆正式开放，但直至4月17日，经《汕头都市报》报道后才引起注意。
此外文化大革命后军队长期战力受到严重损毁，造成军队“红而不专”和训练不足与沟通不良的结果，使后期的中越战争所造成严重的死伤就是一例。
在台湾，国民党执政时期对文革的评价一直非常负面。虽然台湾在这二三十年来有着非常惊人的变化，国民党推行的许多价值观已经被颠覆，但是对文革的负面评价完全没有被挑战；多数台湾人（不论蓝绿统独）对于文化大革命抱着极为负面的观感。文革、红卫兵一直是台湾人拿来骂人的用语，因为文革被台湾蓝绿双方视为中国共产党最恶毒的统治罪行，而且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大灾难之一。
但也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后改革开放措施使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性质变质，而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用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有很多人，特别是不少中国农民，怀念毛泽东时代平均主义和有免费的赤脚医生医疗的生活；他们不满现在的医院收费过高、房价暴涨、教育市场化的现实，甚至称“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为所谓的“新三座大山”。很多人痛恨现在的党员官员大规模腐败，认为文革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是真正动真格的反腐败。有人认为，毛主席时代倡导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和“下级批判上级、群众批判权威”等是真正的民主体现，相对于西方民主而称文革为“大民主”。还有一些人认为，那时中国人全民族拥有信仰，充满斗志，不像现在这样迷茫困惑无助。在世界上的毛主义者，比如尼泊尔毛主义党，更认为“文革只有小过，无大错”，1978年以后的某些人则是背叛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修正主义者”。
文革期间，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和基础建设的成就：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红旗”高级轿车，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宝成铁路，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第一艘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光电等高仪，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三门峡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葛洲坝的建成，杂交水稻，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有人认为，与之后相比，“文革”时期的经济增长水分不多，几乎都是工农业生产的增长。
外交方面，从70年代初期起，出现了日本、德国等大批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到1976年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由1965年底的49个增加到111个，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扩大，并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
[1]《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刘青峰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
[2]《形形色色的造反：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徐友渔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3]《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杨克林编，香港东方出版社，1995年4月初版，ISBN962-8102-02-8（上册）、ISBN962-8102-03-6（下册）
[4]《文革受难者》王友琴著，开放杂志出版社。
[5]《形形色色的造反：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徐友渔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