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编辑摘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全会前，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骨干，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政治方面的重大决策，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等，提出了积极的建议。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6年10月6日， 毛泽东接班人，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联同中共元老叶剑英、李先念及在中共中央办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公厅主任汪东兴所支持下，在中南海怀仁堂拘捕了四人帮，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10月7日，华国锋被选举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但华国锋为了巩固自己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及稳定局势，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并没有因为四人帮被捕而改变自己立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意图延续毛泽东时代的错误方针路线，并欲藉“两个凡是”阻止老一辈政治家复出。由于“两个凡是”延续毛泽东执政时方针决策，华国锋因而作茧自缚，不能改变原有的错误方针，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不能得到平反，令人们强烈反对。后期华提出要继续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及展开批判四人帮运动，但批邓运动不得人心。
1977年，邓小平在“永不翻案”保证下和部分中共元老支持下复出，同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恢复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被撤销的一切职务。邓小平复出后，对于平反冤假错案有了进一步进展。但由于受到两个凡是限制，大量案件未得到解决，包括批判四人帮运动所揭发的案件，例如震惊中外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虽然有大量民众党员要求平反，但受到文化大革命得益的汪东兴、吴德等人反对，有着严重阻力。
1978年，局势开始转变，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期新华社亦转发了这篇文章，《实践》一文在全国各地产生巨大影响，全国展开一系列讨论，令长期受到蒙蔽、愚弄、迷信的人们思想解放，导致“两个凡是”开始被人们怀疑攻击。在此背景下，需要召开一次讨论，谋求解决办法，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开幕，出席者有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23名政治局委员及3名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王震、粟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等人。中央工作会议原先主要讨论农业问题、1978年至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议题，但后期突破了原先讨论重点 。
11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在会议上发言，指部分批判四人帮揭发出来的问题要由中央作考虑或决定，他先指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牵涉者并非反共，是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应予以平反，第二谈到彭德怀冤案，应予以平反。第三是四五天安门事件，指出四五事件并非反革命，中央应平反并肯定。最后是对康生在文化大革命所犯的种种罪行，应予以批评调查。陈云的发言得到很大响应，大量出席者就陈云的意见提出反应，会议展开突破性进展。
11月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承认解决问题不彻底，没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28日由北京市委宣布为革命行动，正式平反）并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决定，决定撤销全部中央文件，并为二月逆流、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受害的干部平反昭雪。并给予陶铸、杨尚昆平反，对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交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审理。并交由三中全会批准审查。
11月2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政治局委员吴德被批评，吴德在会议上作了检讨。汪东兴在会上被批评盲目支持两个凡是，“鹦鹉学舌”式跟着华国锋讲话。会议上又批评了华国锋的不切实际的经济计划、建设思想。会议主旋律开始转向讨论文化大革命遗留的种种问题。汪东兴亦被批评为兼任太多职务，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8341部队政委、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并兼着中央专案组负责人，由于中央专案组是处理、主管文革案件的机构，大量冤案不能平反，是汪东兴不批准，阻碍了冤案平反进度。
当天晚上，华国锋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给予四五天安门事件、彭德怀、陶铸等案平反，并宣布撤销中央专案组、辖下所有办公室，并将所有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办审查干部。并决定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进行审查。
12月13日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分别在会议上作出讲话。
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散会，历时36天的工作会议，基本上解决了文革以来的重大问题，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理论及其追随者在会议上均遭到批判，华的执政理论基础动摇。在其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其权力更逐渐被邓小平等改革派取代。
会议以1978年12月18日整天阅读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和传达闭幕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的讲话。
这次全会没有做主题报告。从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三位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内容来看，邓小平的讲话由于精辟地、全面地论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务和组织问题，出席者都知道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全会的主题报告。
18日晚上，在京西宾馆举行三中全会第一次大会。大会上华国锋讲了这个会议的开法、会议的议程等。这些话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已经讲过的那些。他的讲话很短，从内容上看很明显地不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三天分组会的内容，概括起来有四条：
第一条是原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委们以发言的形式向未参加会议的中委们介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
第二条是所有出席者都对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表态，对全会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表态，对中央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表态；
第三条同中央工作会议一样，对“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康生问题等发表意见。
第四条便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草稿表态并提修改意见。
三天分组会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但是会上不再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会上对汪东兴和有些同志继续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并揭露了一些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揭露出来的新情况。
最后一天晚上举行了大会。大会首先通过关于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原则通过两个农业文件和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全会公报。在增补前，三中全会的正式列席人员还没有表决权，增补通过后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时他们就有表决了。
选举结果，候选名单100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全部当选，并选出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还有副书记11人、常委23人。陈云当选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共302名十一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并有9人被允许列
1978年12月，邓小平和陈云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席会议，分别为宋任穷、黄克诚、黄火青、胡乔木、韩光、周惠、王任重、习仲勋。
由于早前已召开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主要继续对以两个凡是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发表意见并落实决定。全会并继续讨论农业及经济问题。会议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作的作用。并批准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决定，平反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冤案。会议召开后，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速度。全会并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教训，提出要按实际情况来发展经济，反对不顾实际情况的经济理论，洋跃进方针被否决，取代之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全国各地试行。另外，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问题，在会议上亦受到批评，会上提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及法制的任务。
三中全会会议上，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理论被抛弃，两个凡是被指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左倾，促使华国锋被迫提早辞职，而其领导地位亦在三中全会起改变，邓小平等改革派占了上风，其实际领导权力已逐渐减少。
12月22日，三中全会进行最重要的人事任命，增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会议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增补邓颖超、王震、胡耀邦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决定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充分肯定三中全会的作用。
三中全会闭幕后，12月25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进行了人事任免，会议决定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免去其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并任命胡乔木为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出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宋任穷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免去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8341部队政委、党委书记，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保留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免去华国锋追随者吴德政治局委员职务。
经济调整
对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必须进行调整
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左起）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会指出，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进行妥善解决。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
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国务院修改后提交五届人大讨论通过。会议认为，这个计划安排是积极的可行的。
经济管理改革
经济管理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分集中，必须加以改革。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减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提高工作效率。
抓农业
要尽快把农业搞上去
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具体措施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障，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帐目公开。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1975年“一定5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许购过头粮。
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1979年和1980降低10％到15％，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后，一定要保证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粮食销价一律不动，群众生活必需的其它农产品的销价，也要坚决保持稳定；某些必须提价的，要给予消费者以适当补贴。
会议还讨论了加强农业科学教育，制定发展农村牧业的区域规划，建立现代化农林牧渔业基地，积极发展农村社队工副业等重要问题，并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
改善人民生活
改善城乡人民生活
全会还指出，城乡人民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同时，我国经济目前还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时不可能很大，必须把有关的情况经常告诉人民，并在人民和青年中继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教育，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以身作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各种决策，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道路，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现改革开放，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路线、方针，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这条正确路线指引下，在坚决推进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党领导全国人民紧紧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开辟了党的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工农业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大大提高。在政治领域，尽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安定因素甚多，但是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思想领域，那种死气沉沉的僵化局面，已被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潮流所冲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景象正在逐步形成。在文化领域，科技、教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广播电视、卫生、体育等事业逢勃发展，欣欣向荣。在军事国防领域，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外交领域和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上，外交格局的调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实践，使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大大提高。总之，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这条路线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 , 中国共产党围绕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政策创新。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 ,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中心 ,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了党的总政策 , 并构建了全新的政策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第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
第三，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背景
1976年10月6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叶剑英这样一个方针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干部其中包括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强烈反对。1977年5月，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信件，局面开始有所改变。两个多月后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被撤销的所有职务，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又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十一大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也有了进展。特别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期间，大批“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回到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由于处理重大案件的大权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中，仍有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
1978年2月举行十一届二中全会和第五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中央全会我列席了，五届人大我是代表)。这时候国务院也得到了改组。许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在国家机关中担任了领导职务。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开始步人正轨。但是当时思想上受“两个凡是”的禁锢，讲的还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那一套。我参加了五届人大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文件的基本调子改变不了，我只能做到讲一通拨乱反正的言论，在起草组内同一些人争论一番，但改变不了他们的观点，只能做到“我讲了，我的灵魂得救了”。
至于揭批“四人帮”中遗留下来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
邓小平但是“四人帮”的覆灭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一个大解放。人们比以前敢说的话多了，谁也恢复不了“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那种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而人民暂时无可奈何的局面。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进入1978年之后，局势有所进步，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路线尚未端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国各地区、各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在讨论中遇到了颇为顽固的抵抗。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需要开展一次讨论，让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碰撞较量，才能求得一个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要从科学体系上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切照搬照抄，不能搞“两个凡是”。否则，党和国家就会失去生机，就要亡党亡国。全会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中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第二，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建国之初，党就要求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党的八大确定要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这以后的失误，归根到底，就是背离了八大路线，搞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中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八大正确路线的恢复和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第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第四，全会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肯定了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绩，肯定了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四人帮”干扰破坏进行的斗争，肯定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第五，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全会讨论并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决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全会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遭到破坏的情况，指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六， 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在讨论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正式发布，接着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它在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从此将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从此中国逐渐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道路。因此三中全会亦被认为是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