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票万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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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北票台吉万人坑死难同胞纪念碑万人坑是对非正常死亡者大规模丛葬地的一种通俗称呼。在中国，北起
黑龙江，南到
海南岛，凡是
日本侵占时间较长的地方，都存在着数量不等的万人坑。万人坑中那层层白骨，以他们永远不变的姿势，向世人诉说着当午置他们于死地的日本侵略者残害、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一段惨痛的历史，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地方——辽宁北票万人坑! 日本侵略者强迫劳工开采矿山和修筑工程，中国劳工饱尝被迫害、压榨的奴役之苦。一桩桩刑具，一具具白骨在诉说着中国劳工的苦难经历。 日军除将大批死难劳工扔进“万人坑”外，还将无数死难劳工扔到炼人炉里“火葬”，甚至将一些有病的劳工扔进炼人炉里活活烧死。一座座炼人炉，一块块炼尸板，一只只接人油的油桶是侵略者犯下血腥罪行的铁证。 日本侵略者在强制奴役劳工开采北票煤矿期间，１９４３年截止１２月底，辽宁
北票煤矿的５个万人坑，已被矿工尸体填满。北票
煤矿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被日军侵占。１０年来，日军不断扩大开采规模，矿工人数激增到数万人，日军从关内山东、河北等地将大批抓捕的青壮年；八路军被俘人员；抗日民众，押送到北票“罚劳工”。 在日军的血腥统治下，北票煤矿每天都有一批工人死亡。该矿设有死人仓库，有专人、专车负责往外运尸体。从１９４３年初起，该矿平均每月死亡二三百人，腊月死亡达三四千人。日军用大车往外拉尸首，一车拉２０多具，往大沟里一抛了事。死人太多，大沟已填满，日军就派人再挖死人坑，一排排的坑等待用尸体来填满。日本统治者不但把被折磨死的矿工扔进万人坑；而且还把有病或受伤尚未死的矿工也扔进万人坑。 经过积极争取申报和上级有关部门的综合评定，北票市日伪时期死难矿工纪念馆被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等5个部门命名为省爱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该馆俗称“万人坑”，始建于1967年8月，占地17000平方米，埋葬31200多具无辜死难矿工的尸骨，是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到1945年掠夺我国煤炭资源，残害中国人民的历史佐证，每年都要接待许多人前来参观凭吊，一直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这次被重新命名后，将发挥出更为显著的作用。意抓服务，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力以赴创佳绩，打造平安和谐军休中心努力工作。
北票万人坑 台吉南山万人坑
台吉南山万人坑形成于1938年。台吉一坑从建设到投产的两年，死亡劳工埋到今台吉六工村附近。那时那里是一片荒地，有附近居住人家的祖坟。劳工埋的多了，当地百姓叫苦不迭。1938年4月，台吉二坑开工建设，坟地离坑口太近，仅500米，劳工上下班从此路过，怕引起劳工的不满和反抗，便用这块坟地改建了劳工房，掩埋劳工尸体的地址迁移到了台吉南山，即今台吉南山万人坑。台吉南山万人坑，占地25.48亩，原是一片山坡地，地是农户李振文的,山坡上部长满蒿草,下部是片耕地。从1938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对台吉煤田进行疯狂掠夺，1939年4月，一坑开始出煤，当年即产煤120385吨,1940年和1941年，二坑、三坑相继建成投产，几年中，劳工人数大量增加。这几年，又由于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处于紧要关头，掠夺煤炭更为疯狂，迫害劳工更趋残酷，劳工死亡人数大增。当时，“报国寮”设有专门收尸的人，人死了，先放到“死人库”，然后由专门负责拉死尸的大车拉到万人坑。拉死尸的大车夫邓树芳证实: 往南山万人坑拉死尸，有时一天就拉两趟，那人死的无法计算,一年冬天，拉死尸总有500多具。“报国寮”东厢房对面炕住着40多人，一冬连饿带冻死了30多。另一间屋，头一天晚上拉出一个病死的，第二天早晨发现，27个人都让煤烟熏死了，用大车拉了三趟，都扔到万人坑了。他说，看那些劳工死的惨，每拉一趟死尸，都心里发酸。每年秋天，台吉采炭所都雇人事先挖一些坑，准备冬天埋死人。曾在南山万人坑挖过埋死人坑的李国庆回忆说:“我22岁和23岁两年秋天，都在台吉南山‘万人坑’给炭矿挖埋死人的坑子，是外包工头子修景年雇的。每年秋天，都找10几个人挖坑。我们挖一个坑给3角钱。每个坑挖一尺宽，二尺深。每年秋天都挖二三百个，等不到春天就埋满了。以后小坑埋不下了，还挖了几个大坑，成垛地埋，埋好几层，有的坑埋几十人，看着实在太惨了。”在“报国寮”内，有病重未死被抬到“死人库”的，也有还未死即被拉到万人坑的。1943年秋的一个傍晚，给地主放牛的李老汉赶牛下山，忽听山洼里传来呼救声。过去一看，见几只野狗围着一个露着胸肩的青年狂吠，那青年手中攥块石头与野狗殴斗。李老汉用赶牛的鞭子赶走了野狗，救了青年一命。那青年就是在病中还未死被拉到万人坑的。北票煤矿的5处万人坑，唯有台吉南山万人坑至今保存比较完好。1967年5月，北票矿务局对台吉南山万人坑进行一次全面挖掘整理。挖掘整理工作力求保持原貌，对尸骨未做任何移动。在25.48亩山坡上，就挖掘出劳工遗骨6500多具，只要挖开地表，就可见粼粼白骨。挖掘中发现，日本侵略者掩埋、处置劳工的尸体，分几个不同阶段，有几个不同形式。其中有一少部分是单人单坑，两坑距离不到一米，有一簿皮棺材，可称作“排列型”，这是初期。其后是多人一坑，有个大薄皮棺材，一个大簿皮棺材装三四个到五六个尸体，在同是70平方米的地段，挖出的尸骨有31具的，有100多具的，200多具的，有个60平方米的坑，挖出尸骨240具，尸骨一颠一倒，分层码成垛，可称做“人窖型”，这是中期。再后是往大沟里抛扔。这种形式的出现，是在1943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期间是日本侵略者垂死挣扎的时期，也是对劳工的迫害最残酷的时期，也是劳工死亡人数最多的时期。据拉死尸的大车夫说，一辆拉不过来，又添了一辆。在这种情况下，已不再挖坑掩埋，先是在山坡下盖了幢小房，做“炼人炉”，把大车拉来的尸体码成垛，先是倒上“洋油”，后改为架上木柴，用火炼、火葬。最后嫌这种火葬费时费物，即随便往大沟里扔，抛尸沟底，任雨水冲刷。挖掘时在这条沟底发现700多具尸骨。已经挖掘出的劳工尸骨，有的大张着嘴，像是在呼救，也像是在怒吼；有的举着手臂，像是在呐喊，也像是在抗议；有的曲着腿，拱着腰，像是在蠕动，也像是在挣扎；有的臀部翘起，双手前扒，像是想冲出尸群，想活下去。看得出，这些都是或者没病而被迫害死的，或者虽有疾病但还没死而被强拉到万人坑的。在挖掘的劳工遗骨中，还有几种姿态特异的遗骨。有的头上有个窟窿，说明是被榔头之类铁器击伤而致死的，有被催班的在劳工家中打的，有被监工在坑下打的，也有被冠以“思想犯”之类罪名，在矿卫队、宪兵队打的。有的遗骨缺了条腿，有的遗骨没了条手臂，这有的是被矿卫队员、宪兵队员用利器、刃器砍断的，有的是在坑下事故中砸成骨折后被医院大夫割掉的。有的尸骨腰间缠着两道铁丝，有的尸骨脚上带着脚镣子，有具尸骨，下肢4处被打断。遗骨虽然在地下埋了20多年，挖掘时骨折处血痕还清晰可见，这些劳工死得多么凄惨，致他们于死地的日本侵略者又何其狠毒！台吉南山万人坑挖掘出的尸骨就有6500多具，加上水冲流失的，炼人炉炼的，野狗吞噬的，全部尸骨当在万具以上。 北票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境内，民国时期属热河省。北票煤炭资源丰富，清代以前就有民间用土法采掘，清末民初，开始小规模开采。北票煤矿的煤质结构致密，呈玻璃光泽，黏结性强，发热量高，含磷、硫成分极低，是炼焦、动力和化工的优质原料。被日本侵略者侵占前的北票煤矿为官商合办，称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官股为京奉铁路局，商股60％为民国政府军政要员如张学良、徐世昌等及银行家如胡笔江、蒋旭庄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京奉铁路关外一段亦被侵占，改称奉山铁路局。当时，北票煤矿是热河境内最大的煤矿。1933年2月，日本侵占热河，随即霸占了北票煤矿。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日本从北票掠夺优质煤炭830多万吨，同时造成3.12万多矿工死亡，在北票留下了5处较大的万人坑。
日本侵占北票煤矿
北票万人坑日本侵略者对北票丰富的煤炭资源早已垂涎三尺。早在侵占北票前，日本关东军特务部即会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对北票煤矿作过调查，并在《北票煤矿现状调查》一文中对北票煤矿的现状及前景描绘得相当详尽。“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于1933年2月进攻热河，2月21日上午11时，关东军早川部队和田中部队逼近北票，守军汤玉麟部队不战而退。爱国军民组织的义勇军奋起反抗，但势单力薄，22日上午9时，早川部队在飞机、坦克、装甲车、骑步兵配合下攻克北票县城。从此，北票煤矿沦陷为殖民地，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广大劳工饱尝了被迫害、盘剥、压榨的奴役之苦。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票，一方面是为扩大其殖民统治，另一方面是为掠夺煤炭资源。侵占北票煤矿后数日，关东军即从日本国内招聘石松真一郎等38名职员来北票煤矿就职。接着即一面攫取、霸占北票煤矿的矿业权，一面着手恢复冠山竖井的生产（冠山竖井在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停产状态），日本侵略者掠夺北票煤炭的迫切心情由此而知。日本侵略者攫取、霸占北票煤矿矿业权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在1933年3月初，即侵占北票煤矿后十几日，日本关东军即授意奉山铁路局协同伪满洲政府实业部接管北票煤矿，强令解散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北票炭矿复兴委员会特置北票炭矿临时营业局。第二步，同年8月，日本关东军特务部德田大佐以参谋长小帆的名义宣布奉山铁路局的股份（实为京奉铁路局的股份）不实，失效，解散北票炭矿复兴委员会特置北票炭矿临时营业局，并根据日满双方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享有筑路、开矿特权的协定，由日本关东军大崎中佐为日方代表，与伪满洲政府签订协议，成立日满合办的北票炭矿股份公司，日方万表片仓出资，满方满洲炭矿株式会社出资，日方万表喜藏任总经理，由日方直接经营。之后，原北票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商股中政府官员和银行家的股份多被判为“逆产”，予以没收；商股的另一部分股份，则以“煤炭由国家开采”为由强行低价收买。日本侵略者攫取、霸占了北票煤矿的矿业权。
掠夺煤炭资源
北票万人坑侵占北票后第二年的1934年，即从冠山竖井掠夺走煤炭27万多吨。这当然满足不了侵略者的贪婪胃口。1936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确定了《满洲国第二期经济建设要纲》，提出关于国防上需要的产业，要实现自给自足，“特别要集中力量开发铁、煤、石油、电力等基础产业”。随之制定的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也把煤炭生产放在了重要位置。为适应这一要求，北票炭矿于1936年10月在三宝开凿调查斜坑，开始扩大掠夺范围，建设新矿井，增加煤炭产量。1936年和1937年，先后成立三宝开发事务所和台吉开发事务所（新建坑口投产后改为三宝采炭所和台吉采炭所），开发三宝、台吉两新区。1937年至1939年，每年有两对新坑口开工建设，1939年至1941年，每年有两对新坑口建成投产。一对坑口从开工建设到建成投产，仅用两年左右的时间，速度是相当快的。6对新坑口建成后，年增加生产能力100万吨。日本侵略者从北票煤矿掠夺的煤炭，多用于制铁业，为它们的侵略战争提供物资保证。据日本《战时石炭构造论》一书记载，仅1933年到1936年4年间，供给日本制铁和昭和制铁的北票炭矿的煤即达93万多吨，几乎是北票炭矿这4年产煤量的全部。在北票煤矿，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是“掠夺式”开采，夺肥扔瘦，乱采乱掘，不仅在当时致使瓦斯
爆炸、透水、发火等事故频繁发生，给劳工带来诸多灾难，而且严重破坏了煤炭资源，给以后开采带来很多困难，造成很大损失。一方面，日本侵略者为少投资、多出煤，只拣厚煤层采，而把薄煤层丢弃不采，斜坑、坑下主要运输巷道布置在厚煤层和煤层群中间，不顾薄煤层的开采；另一方面，他们采用的是房式、柱式采煤法，这种采煤方法虽然出煤快，但回采率却很低，只在50％左右，致使800多万吨煤炭资源丢弃于坑下。由于日本侵略者采取的“掠夺式”开采，给以后开采带来许多隐患，致使解放后开采时，瓦斯、冒顶、透水等事故防不胜防。日满合办的北票炭矿股份公司成立时，即建立了较庞大的组织机构，之后又多次改组，逐步扩充，日益庞大，法西斯高压统治逐步强化、升级。到1943年3月，隶属伪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改称北票炭矿株式会社时，组织机构也随之庞大到极点，下设2部、10课、2所、1院、54个系（包括同一级的科、所、场等），另有冠山、台吉、三宝3个采炭所，3个采炭所又有26个系，上下有100余个部门。其中的防卫部，原隶属庶务课，称矿卫系，后升格至炭矿直属的部，下设本社防卫队和冠山、台吉、三宝3个防卫队，人员由三四十人增强到三四百人。防卫部的任务为：调查劳工中的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在各出口、材料场、工村站岗放哨；押送“特殊工人”入坑升坑等。1943年，由锦州派遣来的宪兵队，有宪兵、密探、翻译30多人，在各课、系、坑口建有情报网，并与当地旗公署警务科、协和会、火车站等有直接联系，任务是侦察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了解劳工尤其是“特殊工人”的思想动向，秘密检查邮政局的函件、电报和到工村以查户口为名搜捕可疑分子等。宪兵队设有刑讯室，备有捕绳、锁链、手铐、脚镣、刺刀、皮鞭、电椅子、老虎凳等刑具。防卫部和宪兵队，有抓捕、刑讯以至处死劳工的特权，是镇压、迫害、摧残劳工最严厉、危害劳工最严重的两支持枪武装。加强防卫队，增设宪兵队，日本侵略者以劳工的生命换取煤炭，而又不许劳工反抗的目的一览无余。劳务课，负责招募、采用劳工；雇员计工、考勤；员工生活管理；工村家属及独身寮（即宿舍）管理；公私伤处理；另设移动防止班，在工村要道、附近村头设有暗哨，防止劳工逃跑。劳务系有890多名员工，大多经过侵略者选拔、培训，效忠侵略者，打骂劳工，敲诈勒索，索贿受
北票煤炭公司贿，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是日本侵略者统治、盘剥、奴役劳工的得力工具。随着掠夺煤炭日益疯狂，随着新坑口陆续开工、投产，所需劳工日渐增多，招募劳工成为迫切问题。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招募劳工有四种手段，就是招、骗、抓、派。以时间为序，起初主要是招，中间则招、骗、抓并用，后期主要是强制摊派。从1933年3月至1945年8月，共招、骗、抓、派劳工5.6万多人次，因而使北票炭矿在每年有大批劳工死亡、大量减员的情况下，劳工仍能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 一招。日本侵略者侵占北票煤矿初的两三年，只有冠山竖井生产，所需劳工为数不是很多。资料记载，1933年仅有1 000余人，到1936年，也只有3 000余人。每年增加劳工700人左右，可以靠大柜把头去招。方法是在炭矿劳务课招募系的督导下，由大柜把头在北票附近各县或到大柜把头家乡去招，即可满足需要。到1936年，虽已扩大掠夺范围，向东西两翼扩展，东部开凿三宝调查斜坑，所需劳工，还是大柜把头倪维章及其弟倪福臣，在三宝开拓事务所配合下，从河北遵化招来200多人，解决了斜坑开凿所需的劳工。从1937年起，三宝一坑、台吉一坑相继开工建设，所需劳工随之增多，加之劳工逐年死伤，不断减员，只靠大柜把头在附近招或到其家乡招，已难满足需要，又加上附近农民对北票炭矿恶劣环境已有所闻，即使再穷也不愿来这儿卖命，日本侵略者、把头只好把眼光放远些，到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去招。为此，北票炭矿在济南、青岛还建立了两个出张事务所，作为招劳工的落脚点。日本侵略者为更多、尽快地招到劳工，制定了鼓励政策，多招到劳工，可在“手当费”、“安家费”等项多得到报酬，刺激了大柜把头的积极性，争相多招募劳工，多拥有劳工。台吉一坑开工后，大把头宋玉见是个机会，亲自给开发事务所日本所长山本送了200元钱的礼，请求协助招劳工。在山本看来，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即白得一笔不算小的钱财，又可保证建矿井任务的完成，何乐而不为，于是亲自出马，协助宋玉去一次河南，又去一次江苏，两次招来劳工600多人，保证了台吉一坑建设工程的如期竣工。各大柜把头竞相招劳工，劳工人数增加很快，宋玉、费先等大柜的劳工很快由三四百人增加到上千人。1937年末，虽又有一批批劳工死伤，一次次减员，北票炭矿劳工人数还是增至5400人。二骗。骗是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招劳工的一种手段。他们是招中骗，骗中招。每当急需要大批劳工入矿时，一帮帮、一群群大柜把头、书记、查头子、劳务课系人员，由日本职员、系员领队，打着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的招牌，摇着红蓝白黑满地黄的旗帜，到河北、山东、河南、江苏等地，扯起嗓门，到处游说。话说得很响，很动听，如说到北票炭矿做工如何好，挣钱如何多，吃的大米、白面，住的高楼、洋房；还有一些许诺，如可以带家眷，有安家费，保证有处住
北票万人坑等。这一套欺骗性宣传是很迷惑人的，不少人因此上当受骗，应招到了北票炭矿，见这里如人间地狱，完全不是说得那样，才知悔之晚矣。1941年，三宝二坑建成投产，需要增加劳动力，大把头之一的倪维章与绥中地方官员相勾结，用欺骗性宣传，将1 000多名渔民骗来北票炭矿当劳工。 日伪时期在冠山竖井当童工的张福才说，他家住河北蓟县，日本侵略者大搞“集家并村”，实行“三光”政策，一家人只好外出逃荒，逃荒途中，遇上北票炭矿招工的把头，把北票炭矿说得人间天上，说你们逃荒没有出路，不如跟我们去挖煤，保你全家能过上好日子。他父亲被说动了，带领全家同一块招来的100多贫苦农民来到北票炭矿。三抓。伪满洲政府曾就此制定过一系列法规，采取过一个个措施，北票炭矿的侵略者不甘坐等，在继续招、骗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采取了更野蛮、更凶残的手段，那就是“抓”。日本侵略者抓劳工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从“集家并村”中抓。日本侵略者从1941年开始，在绥中、北票、朝阳、凌南、凌源、平泉和承德一带搞“集家并村”，以阻止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加强对老百姓的统治。北票炭矿的日伪统治者趁火打劫，乘“集家并村”之机，大抓劳工。据不完全统计，在“集家并村”的3年中，被强抓去当劳工的有2500多人。1941年夏天，在榆树台部落一次抓来青壮年劳工几百人。在朝阳董家店乡，一年之内抓二三次，每次40多人。二是从“清乡扫荡”中抓。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山东青城、高密、惠民等县及河北任丘、丰润等县的大扫荡中，抓了很多青壮年，押来北票当劳工。1941年，在沂蒙山区的扫荡中，七八十名游击队员被俘，因全穿着老百姓服装，日本侵略者把他们和老百姓一起押到临沂，后又用闷罐车押到北票炭矿当劳工，住在冠山“协和寮”。1943年，在山东武定府一带的扫荡中，一次就抓了青壮年500名，北票炭矿派人接来当劳工。三是将战场上被俘人员押来北票炭矿当“特殊工人”，日本侵略者称之为“死囚劳工”。从1941年起，石家庄、唐山、充州的监狱，多次给北票炭矿押送过被俘人员。从1939年到1942年，这个“教习所”先后押送到北票炭矿的“特殊工人”就有 4 000多人。四派。派是强行摊派，也称“强行征集”，即强迫农民到炭矿当劳工。其主要方法一是“地盘育成”，二是“勤劳奉公”。“地盘育成”，就是在本地区内培育成功，即炭矿用的工人，可由炭矿周围的人充当，无需到外地招、骗、抓。提出“地盘育成”方案的是一个日本侵略者，名叫板本登。1938年，板本登由伪奈曼旗公署调到伪吐默特中旗公署任职，此人能讲中国话，对中国风土人情有所了解，可称为一个“中国通”。当他了解到当时冠山、台吉、三宝多个坑口均在建设和生产，掠夺煤炭数量日增，劳工人数虽已逾万，仍不能满足需要，还要到关内河北、河南、江苏等地去招、骗、抓时，便认为这种用工制度有一些弊端：每年外出招工需付出大量费用，且劳工挣的钱每年要往老家寄，这岂不让大量资金流向“国外”（由伪满洲国流向中华民国）；关内有八路军、游击队活动，如招工不慎难免让他们中少数人混入，让他们煽动闹事，破坏采炭计划。如果在炭矿附近招收劳工，不但可避免这些弊端，且便于看管，因为他们的家都在附近，“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不怕他们不老老实实在炭矿劳作。 板本登的“地盘育成”方案规定，炭矿用劳工，必须由当地人承担。凡附近之男性公民，年龄在8岁至55岁者，没有特殊病症的，都有到炭矿当劳工服役的义务，每年4个月，期限为3年，期满发给证书。“方案”经伪满洲政府兴安局批准，1939年在北票炭矿试行，试行结果，伪满洲政府兴安局认为是个成功之举，指令全满炭矿到北票炭矿学习，并于1941年在全满炭矿推广。吐默特中旗公署和板本登本人还受到“传令嘉奖”。 推行“地盘育成”后，吐默特中旗公署内成立了动员科，北票炭矿劳务课招募系改为动员系，和旗公署动员科共同负责动员、体检、接收劳工任务。旗公署指令各村公所，对居民进行普查，凡符合劳工条件的，均登记注册上报。每次动员多少，根据炭矿需要确定，由动员科提出动员数额，下达各村公所，然后由旗公署动员科和炭矿动员系共同验收。每年动员10次左右，每次动员500人左右。
1942年11月，伪满洲政府公布《国民勤劳奉公法》，接着又下达了《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勤劳奉公制度在伪满洲国全境执行。实行勤劳奉公制度，就是强行征集征兵剩余的适龄壮丁，组成所谓的勤劳奉公队，和服兵役一样，从事为期3年的义务劳动。这是伪满洲政府“国民皆劳”政策具体实施的办法之一，也是最残酷的办法之一，是“紧急就劳”、“行政供出”的具体化，“供出”即被迫出卖，即群众说的派劳工或者说是抓劳工。“地盘育成”和“勤劳奉公”这两项强行征集劳工制度，给日本侵略者使用劳工、掠夺煤炭创造了方便条件，比原来使用的招、骗、抓省力得多，容易得多，据《北票煤矿事业史》记载，1945年4、5、6三个月，即接收劳工4 455人，平均每月接收1 461人，可见其增加劳工之便。且使用的劳工都是无偿服役，不需给报酬。这两项制度带给劳动人民的却是严重的灾难。
北票煤矿五个万人坑及形成的原因
北票万人坑日本侵略者霸占北票煤矿，掠夺煤炭资源，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对劳工进行政治上的迫害，经济上的盘剥，生活上的虐待，精神上的蹂躏，十数年间，造成31 200余名劳工死亡，在北票煤矿长28.6公里，宽2.2公里，总面积不足63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就有万人坑日伪时期死难矿工墓地5处。这5处万人坑内的粼粼白骨，记载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票煤矿，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疯狂掠夺煤炭资源，用劳工的生命换取煤炭的罪恶行径，记载着广大劳工遭受日本侵略者、封建把头残忍到极点的迫害、盘剥、压榨的悲惨史实。日本侵略者在北票煤矿犯下的滔天罪行，事实俱在，铁证如山，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抹煞不了的。 ①冠山东山坡万人坑。冠山东山坡万人坑，旧址在今冠山二、三工村所在地。当时是两片山坡，山坡上长满了荆棘和篙草，下边是农家开垦的熟地。两片荒芜的山坡，面积共31.47公顷，下面的熟地为4公顷。早在1933年前，附近百姓家中亲人故去都埋葬到东山坡上，所以人们称东山坡为“义地”，也称“坟莹地”。
日本侵略者侵占北票煤矿后，便开始掠夺煤炭，迫不及待地恢复冠山竖井的生产，开始招募劳工。由于日本侵略者以劳工的生命换取煤炭，致使劳工不断伤亡，东山坡这块“义地”便成了死难劳工的墓地。开始，对死亡劳工还给一口旧坑木制作的薄皮棺材，抬到东山坡埋个坟丘子，后来，见死的人多了，旧坑木消耗量大，炭矿长便下令用席子卷了埋葬。从此，死亡劳工即席子压面，就差黄土压面了。先是在北面即今三工村所在的山坡埋，埋到没有空地了，越过中间的大沟，往南面即今二工村所在的山坡埋。到1937年初，即相隔4年时间，东山坡从北到南已是一个挨一个的坟丘子。据当年的劳工崔鹏举说，1937年前，冠山只有个一工村，是民国期间建的，住户大部分是劳工，另有几家大柜把头。招来的劳工为外工，独身的住“协和寮”，带家眷的住附近民房，再多了就搭个席棚暂时住着。那时，经常死人，累死的、病死的、井下瓦斯熏死的、冒顶砸死的，还有上吊自尽的。有个叫刘生的，一年四季赶着辆大白骡子车，从井口、医院、“协和寮”往东山坡上运死尸。在东山坡至少埋有2000多具劳工尸体。埋的人太多了，所以人们称东山坡为万人坑。1937年春，北票炭矿劳工人数增加到5400多人，炭矿决定在东山坡盖劳工房，东山坡万人坑劳工尸骨多被迁移到北大墙外。②北大墙外万人坑。北大墙外万人坑是在东山坡盖房前就选定了的。这处万人坑形成于1937年春。它的特点是一条大沟，沟长1 700米，宽43米，深30米，总面积为7.3公顷。大沟从山洼直通西河套，水流入大凌河。这条大沟距冠山竖井1 500米，距围绕井口的北大墙500米，所以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北大墙外。大沟的上梢是沿沟建的石灰窑，称“王记灰窑”，下边是一群乞丐的聚集地，在沟帮上掏成大小不一的窑洞，晚上在洞中宿营。窑洞下边就是万人坑。车夫刘生赶的大白骡子车，车上装劳工尸体，盖张席子，一年四季，往大沟运。他将车赶到沟沿，大白骡子早已习惯，主动拐弯，倒车，刘生解开骡子肚带，一掀车辕子，车上的尸体便咚咚几声滚到沟底。可叹这些劳工，死后无人葬埋，让成群的野狗撕咬、吞噬。野狗吃红了眼，居住在大沟附近农民的孩子无人敢到沟边上玩耍。 长年的山洪冲刷，死难劳工的尸骨一部分被泥沙压在沟底，一部分被冲入西河套，大雨过后，河套里、两岸边淤着横七竖八的尸骨，白骨粼粼。据当时矿上的技术工人、雇员杨晓锋估计，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1937年3月至1940年6月），被扔进北大墙外大沟里的劳工尸体少说也有3 500具。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煤炭，在加紧冠山竖井生产的同时，加紧建设冠山二坑（时称南山坑，1938年2月开工建设，1940年6月建成投产），所需劳工随之增加，死亡率也随之上升，日本炭矿长长久美决定把北大墙外万人坑转移到城子地，原因是冠山二坑死亡的劳工往北大墙外运，需经过窑营、达子营等住劳工较多的村子，太招摇过市，怕引起劳工及家属的反感，影响他们的情绪。这样就把北大墙外万人坑转移到了城子地。③城子地万人坑。城子地万人坑形成于1940年，位置在北票炭矿西北2500米的郊区，是一片平坦的沃土良田，规模为1.33公顷。在北票炭矿的5处万人坑中，城子地万人坑最大。这并不是说它的面积大，而是它坑多、坑深，埋的劳工尸体多。曾在北票炭矿当翻译的张凤祥说，每年秋天，在未上冻前，炭矿都雇一些农民挖坑子，一挖就是好几排，一人来深，两米多宽，20米长。这是他亲眼看到的。蒋化民，北票炭矿的老人，曾经在冠山采炭所“协和寮”事务所干过。他说，“协和寮”是北票炭矿最大的独身宿舍，住的劳工最多，87间房子住得满满的。先来的死了，后来的很快补进来，究竟死了多少，真是不计其数。当年的老工人杨晓峰说，城子地万人坑埋
北票万人坑的人最多，主要有三点根据：一是北票炭矿三个采炭所，冠山采炭所产煤最多，劳工最多，死亡的人也自然多；二是“协和寮”独身宿舍的总头目是日本人佐佐木，此人心狠手黑，是个活阎王，打死的，电死的，烙铁烙死的，还有装进麻袋摔死的，迫害死的人多；三是冠山采炭所工人闹了几回罢工、逃跑，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被弄得晕头转向，所以对劳工的迫害逐步升级，逃跑抓回来的，十有九个被致残致死。城子地万人坑解放后不久即变为耕地，现在已是星罗棋布的建筑物。但经多方调查，经众多目睹者证实，城子地万人坑确实是北票炭矿的一处最大的万人坑，埋葬的劳工尸体当在万具以上。④三宝万人坑。三宝，俗称尖山子，距北票市区9公里。这里在未开矿前是个闭塞山沟，地域偏僻，人烟稀少。万人坑因之先后占地三处共达6公顷。这处万人坑的特点是很少挖坑，基本上是漫山遍野乱抛。从1936年至1945年，这6公顷土地上已满布劳工的遗骨。在三宝一坑西北约1 000米处有片1．33公顷的杨树林子，它在日本侵略者开发主宝一坑前，是附近农家的“义地”，林子内早有稀疏的坟墓。自从三宝矿一坑往林子里乱扔劳工尸体后，农家的坟墓均悄悄迁走。林子里尸体与日剧增，招来了成群野狗。杨树林被劳工的尸骨占满了，三宝采炭所指令往姚沟扔。姚沟是一片荒芜的山坡，在三宝一坑北2 000米处，山坡上荆棘丛生，原是农家放牧牛羊的牧场，乱扔劳工尸体后，这里便再无人来往，无人行走。运尸的车老板是个好心人，自带铁锨，铲些沟沿上的土将尸体草草掩埋一下，但沟沿上土很少，尸体过多，到无土可埋时，便将一排排尸体用领席子盖上，席子又经不住野狗撕扯，车老板再来这里时，上次盖着席子的尸体已被野狗撕扯的东一个西一个，被啃得面貌全非，十分凄惨，好心的车老板只有望尸长叹。经过一段时间，姚沟这片山坡又布满了尸骨，三宝采炭所总务系又物色了个新地点—距三宝一坑3 000米的扎兰营子河南岸，即后来的红砖窑附近。当时这里是片沼泽地，春夏两季进不去车，车老板只好沿着岸边扔，四面八方又聚集来成群的野狗，撕咬、吞噬着劳工的尸体。据目睹者和知情的老人说，三宝采炭所从1936年至1945年近10年时间，惨死劳工足有8 000人，死后多数连张席子也没有，没有人埋，全是暴尸荒野。 ⑤台吉南山万人坑。台吉南山万人坑形成于1938年。台吉一坑从建设到投产的两年，死亡劳工埋到今台吉六工村附近。那时那里是一片荒地，有附近居住人家的祖坟。劳工埋得多了，当地百姓叫苦不迭。1938年4月，台吉二坑开工建设，坟地离坑口太近，仅500米，劳工上下班从此路过，怕引起劳工的不满和反抗，便用这块坟地改建了劳工房，掩埋劳工尸体的地址迁移到了台吉南山，即今台吉南山万人坑。台吉南山万人坑，占地1.70公顷，原是一片山坡地，地是农户李振文的，山坡上部长满篙草，下部是片耕地。从1938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对台吉煤田进行疯狂掠夺，1939年4月，一坑开始出煤，当年即产煤120 385吨，1940年和1941年，二坑、三坑相继建成投产，几年中，劳工人数大量增加。这几年，又由于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正处于紧要关头，掠夺煤炭更为疯狂，迫害劳工更趋残酷，劳工死亡人数大增。当时，“报国寮”设有专门收尸的人，人死了，先放到“死人库”，然后由专门负责拉死尸的大车拉到万人坑。拉死尸的车夫邓树芳证实，往南山万人坑拉死尸，有时一天就拉两趟，那人死得无法计算，一年冬天，拉死尸总有500多具。“报国寮”东厢房对面炕住着40多人，一冬连饿带冻死了30多。另一间屋，头一天晚上拉出一个病死的，第二天早晨发现，27个人都让煤烟熏死了，用大车拉了三趟，都扔到万人坑了。他说，看那些劳工死得惨，每拉一趟死尸，都心里发酸。每年秋天，台吉采炭所都雇人事先挖一些坑，准备冬天埋死人。曾在南山万人坑挖过埋死人坑的李国庆回忆说：“我22岁和23岁两年秋天，都在台吉南山‘万人坑’给炭矿挖埋死人的坑子，是外包工头子修景年雇的。每年秋天，都找十几个人挖坑。我们挖一个坑给3角钱。每个坑挖一尺宽，二尺深。每年秋天都挖二三百个，等不到春天就埋满了。以后小坑埋不下了，还挖了几个大坑，成垛地埋，埋好几层，有的坑埋几十人，看着实在太惨了。”在“报国寮”内，有病重未死被抬到“死人库”的，也有还未死即被拉到万人坑的。1943年秋的一个傍晚，给地主放牛的李老汉赶牛下山，忽听山洼里传来呼救声。过去一看，见几只野狗围着一个露着胸肩的青年狂吠，那青年手中捏块石头与野狗殴斗。李老汉用赶牛的鞭子赶走了野狗，救了青年一命。那青年就是在病中还未死就被拉到万人坑的。北票煤矿的5处万人坑，唯有台吉南山万人坑至今保存得比较完好。1967年5月，北票矿务局对台吉南山万人坑进行一次全面挖掘整理。挖掘整理工作力求保持原貌，对尸骨未作任何移动。在1.7公顷山坡上，就挖掘出劳工遗骨6500多具，只要挖开地表，就可见粼粼白骨。挖掘中发现，日本侵略者掩埋、处置劳工的尸体，分几个不同阶段，有几种不同形式。其中有一少部分是单人单坑，两坑距离不到一米，有一薄皮棺材，可称作“排列型”，这是初期。其后是多人一坑，有个大薄皮棺材，一个大薄皮棺材装三四个到五六个尸体，在同是70平方米的地段，挖出的尸骨有31具的，有100多具的，200多具的，有个60平方米的坑，挖出尸骨240具，尸骨一颠一倒，分层码成垛，可称作“人窖型”，这是中期。再后是往大沟里抛扔。这种形式的出现，是在1943年至1945年 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期间是日本侵略者垂死挣扎的时期，是对劳工的迫害最残酷的时期，也是劳工死亡人数最多的时期。据拉死尸的车夫说，一辆拉不过来，又添了一辆。在这种情况下，已不再挖坑掩埋，先是在山坡下盖了幢小房，做“炼人炉”，把大车拉来的尸体码成垛，先是倒上“洋油”，后改为架上木柴，用火炼、火葬。最后嫌这种火葬费时费物，即随便往大沟里一扔，抛尸沟底，任雨水冲刷。挖掘时在这条沟底发现700多具尸骨 。
劳工的生存状态
在日本侵略者法西斯高压统治下，劳工没有任何言论、行动的自由。谈论时政，绝对不准，（满洲劳工守则）规定：“闲谈莫论国事，私论者为思想犯，交宪兵队处刑”。就连唠句闲磕也不允许，甚至劳工间互相打个招呼，道声问候，都要给扣上“政治犯”、“思想犯”、“嫌疑犯”、“私谈国事犯”、“预谋逃跑犯”等罪名，轻则遭顿毒打，重则抓去刑讯、坐牢、处死。曾在三宝一坑当劳工的王景瑞说，1943年夏，下坑支灯时和一同班劳工小声说了两句话，被采炭所一日本系员看到了，说他说的是“反满抗日”的话，不容分说把他送到宪兵队，对他刑讯通供，还惨无人道的上了电刑，被折磨个死去活来，在脸上还留有道道伤痕。住在冠山“协和寮”的马洪志，说了句对日本人、把头不恭的话，有人告了密，被宪兵队抓去，严刑拷问致死。台吉一坑劳工刘喜孔，被扣上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帽子，抓到宪兵队，轮番吊打刑讯，后押送锦州宪兵队，不知死活，炭矿宪兵队为此还受到了奖赏。住在台吉“报国寮”的王大根，不甘忍受迫害、摧残，准备逃跑，被事务所负责人日本人高本发现，他立即把全寮的人召集在一起，当众将王大根打死，然后贴出告示：“王大根图谋纠众逃跑……违法抗规，罪不容赦，处以极刑，特告全寮，如有效法者亦遭同罪”。1967年，在台吉万人坑挖掘出的死难矿工的遗骨，有的呈向外挣扎状，显然是被活埋的；有的头上有被打的窟窿，有的下肢被打断，是用酷刑致死的；有的尸骨上捆着铁丝，有的脚上带着脚镣子，都是被无故冠以“思想犯”、“政治犯”、“国事犯”而被刑讯致死和惨遭杀害的。
劳工暴动逃跑，常有或因行动迟缓，未能走远被抓住的，或因逃出后暴露行踪，被抓回的，这些劳工多被迫害致死。一次，矿卫队从朝阳押解回6名逃跑的“特殊工人”，押到矿卫队本部，当夜全部处死。“特殊工人”耿孝金证实，1942年一次劳工暴动逃跑被抓回20余人，在警察署关押了一个多月，打死了四五个，剩下的押到“报国寮”内，双手绑着，跪在地上，毒打、灌凉水，让其他劳工在旁观看，一边打一边问：“还跑不跑？”打完关在“报国寮”内。 日本侵略者不准劳工有任何逾越行为，更不允许有抵触情绪、敌对表现，稍有类似行为，就要大祸临头，定遭严厉惩处。据日本特务，当时在台吉医院化验室工作的张绍恩供认，1941年6月初的一天晚上，他到劳工马洪志家串门，一进屋见马洪志匆忙地往炕底下藏东西，问是什么，说是个破广播匣子。张绍恩要拿出来听听，马洪志面有惊慌之色。张绍恩感到可疑，第二天向警察署告了密。马洪志被抓到警察署，数日后死于狱中。
日本侵略者政治迫害的另一招是推行愚民政策，在思想上、精神上麻痹劳工、蹂躏劳工，泯灭劳工的民族意识、反抗精神。日本侵略者给劳工制定了一个（训令），强迫劳工按傀儡皇帝溥仪在（训民诏书）中说的与日本天皇“精神为一体”，与日本友邦“一德一心”，每天早晨必向天皇行致敬礼。强迫劳工相信日本侵略者鼓吹的‘旧满亲善”、“民族协和”、“共存共荣”，强迫劳工“采炭报国”，意在使劳工不作反抗，听从摆布，当顺民,任人宰割。（训令）中有条规定，劳工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只能说是“满洲人”，违者就是违规，就是抗法。
1940年，溥仪发布（国本奠定诏书），说伪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光”护佑下建立的，在之后的《国民训》的第一条要求“致崇敬于天照大神”。所谓“天照大神”，是日本人迷信的“神”，是统治阶级为维护本阶级利益而编造出来的。就这样一个谎言、邪说，日本侵略者硬把它加在劳工头上，在冠山、台吉、三宝均建有“建国神庙”，强迫劳工要敬仰、遥拜“天照大神”，每天早晨上班前，都要面朝东南，鞠躬致敬，如有违犯，就要惨遭毒打。有的劳工因此被打伤后致死。日本侵略者还制定了个《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之不敬罪处罚法》，更使劳工提心吊胆，不知何时就有灾难降临。日本侵略者、把头还用迷信愚弄劳工，强迫劳工出钱修建“老君庙”，信奉“太上老君”。当时，在北票炭矿各采炭所、工村共修建“老君庙”八处，所需资金全由劳工负担，侵略者、把头还从中渔利。侵略者、把头宣扬“太上老君专管开矿，能保护矿工平安无事”。逢年过节，劳工都要到“老君庙”烧香上供，否则就是违规，常有因此被无辜治罪的。 二是过度劳累致死。日伪统治时期的北票炭矿，生产方式落后，劳动强度大，效率低。侵略者为多掠夺煤炭，强迫劳工多干活，劳累是加在劳工头上的一把刀，随时消耗劳工的体质，以至夺取劳工的生命。当时的劳工家属关秋月揭露，她丈夫李邦国，被把头宋玉招骗来北票，在台吉一坑采煤，下坑没几天就说“这累受不了。这活不是人干的。监工的监视着，一会不能休息，准得累死。”又下了三次坑，升坑后回到家已经摇摇晃晃，支持不住了，饭也吃不下，只想躺着，第二天就死去了。好端端一个人，就这样活活累死了。1941年起，日本侵略者迫于战争的需要，更加疯狂地掠夺煤炭。伪满洲政府制定了《物资动员计划》、《生产扩充计划》，用以推动战时生产，北票炭矿便不断地开展“大采炭”、“采炭报国”等运动，给劳工带来更大的灾难。一是增加月劳动日数，规定“劳工每月勤绩30个者奖，达不到者不给饭票”；二是延长劳动时间，由12小时延长到14至16小时；三是接连不断地搞什么“努力出煤日”，这时，日本职员、系员、大柜把头一齐出动，手持榔头、木棍、皮鞭到采煤掌子上监督，稍有迟缓、懈怠，轻则一顿痛打，重则治你个“破坏采炭报国”罪；四是增加出煤限额，完不成扣发工资，还要受另外的处罚。当时的劳工王春说：“我在台吉一坑采煤，有个班，日本系员佐藤硬给我们下了个12个人小班出煤200车的任务，下的指
北票万人坑标过高，根本就完不成，大家拼命干了16个小时，才出130车煤，升坑后，佐藤下令扣发我们的饭票，也不给开工资，还打了我们每人几个耳光子。” 伪满的劳工徐守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44年8月的一天晚上，台吉一坑劳工孙玉廷，在坑下一连干了十五六个小时的活，已筋疲力尽，日本监工的说没完成任务，不准升坑。孙玉廷实在乏得厉害，坐在柱腿下就睡着了。日本监工看见了，破口大骂，说是“思想不良，破坏大采炭”，先打了一顿，升坑后又把他叫到公事房，几个监工拳打脚踢一顿，又把他装进麻袋里，用脚狠劲踢，踢得他满地滚，以此取乐。踢死过去，不见动了，便朝麻袋上泼凉水，见他动了，又狠劲踢。本已体乏身弱的人，怎经得住这么折腾？几小时后，见他再没动过，就被装麻袋扔进了万人坑。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机关算尽，大量招用童工，让童工担负成人一样的劳役，付给的工钱却只有成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40年到1943年，就招骗童工4213人。这些童工小的只有9岁，大的也不过13岁的孩子，和成年劳工一样，受着侵略者、把头的迫害，受着沉重劳役的折磨，因年幼、体弱、力气小，劳累成疾致残、致死者甚多。冠山选煤厂一个姓郑的童工，身上无衣，肚内无食，本来就身单力薄，哪干得了重活，一天，拣矸子，皮带尽头矸子太多，他用铁锹去捅，身上无力不灵活，被矸子埋住了，没有力气爬出来，在旁的日本监工看热闹，不准别人上前去救，不一会没了声息，活活被埋死了。当时的劳工刘万山回忆说，伪满康德九年(1942年)秋后的一天，三宝选煤厂一个姓白的13岁童工在手选车间拣矸子，因为矸石特别多，紧忙活也拣不过来，累得筋疲力尽，倒在传送皮带上，被皮带活活绞死。三是严重饥饿致死。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让劳工拼命给他们多出煤，却只给劳工以极低微的报酬，以致劳工和家属生活艰难，忍饥挨饿，甚至因饥饿而死亡。劳工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流：“枕的砖头木头头，披的麻袋头，吃的窝窝头，死了盖块破席头。”这是劳工生活的真实写照。劳工工资本已够低，还要从中扣去数不清的苛捐杂税。以一张当时的工票为例，这是一名叫吴进臣的劳工的工票，上面记着，1941年9月，他在台吉一坑采煤，上了30个班，应得工资28.20元，他是二头子，手当费2.00元，勤绩奖励金0.35元，共应得30．55元。从中扣去饭票12．00元，共济金2.45元，前贷金2.50元，货与物品贷2.44元，石炭贷2.70元，共扣去金额24.20元，只剩下6.35元，是他应得工资的4.7％。这张工票记录着劳工所受的剥削程度，也记录着劳工的辛酸与血泪。幸存的劳工郝永利揭露说，他听说北票炭矿一天能给五六角钱，便来当了劳工。头一个月，上了满班，算算可得十五六元。可到领工资时，只得到5元多钱，其余全扣去了，到账房去问，还挨了白眼。第一个月，还挣到几块钱，往后，连折带扣，倒欠了柜上的债，再去开支，不能说是开支，只能说是借债，不借，吃什么？那时吃粮靠配给，要到配给所去买。按配给规定，劳需的（下井采煤的）每月15公斤，一般的（干杂活的）每月12公斤，家属和小孩只7公斤。粮食品种，初期还好些，有红高粱米、玉米面，而后来，按伪满洲政府（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伪满洲国生产的粮食，多数运往日本，支援它的“大东亚圣战”。粮食配给发生巨变，据当时的劳工赵福瑞说：劳工连好一点的红高粱米、玉米面也吃不到了，只配给些发了霉的红高粱米、混合面、橡子面，还有从黑龙江运来的土豆，从吉林运来的甜疙瘩，这些也是按量配给。住工村的劳工如此，住独身宿舍的单身劳工尤其是“勤劳奉公”队员、“特殊工人”，就更艰难，一天两顿饭，每顿都是一碗稀粥和一个窝窝头，这还是上班的，不上班的后吃，粥不够吃时，往里掺凉水，劳工编个顺口溜说：“一进锅门，稀粥一大盆，勺子舀三舀，还能照见人”。当时在“报国寮”住过的劳工徐庆连说到他到“报国寮”吃头顿饭的情景：他们同来的27个人，每人先给一小块咸菜（第二顿饭还没了），饭是红高粱米粥，从大锅掏到大木桶里，掺进几瓢凉水，上边是水，下边才是饭。有人在跟前看着，谁捞下边干的就要挨打。看着的人说：“把稀的喝完，不就是干的了？”他们各喝了三碗水样的饭汤，才看到饭粒，还没等吃完一碗饭，时间又到了，吃饭是有时间限制的，时间到了，吃不饱也得放下碗筷，饿着活该。饥饿，是跟随着劳工的魔影，随时吞噬着劳工及其家属的生命。劳工及其家属因饥饿致死者不计其数。当时在三宝一坑当劳工的王兆魁说，和他同时来矿的有个姓李的小伙子，那年19岁，身体也算不错，可没经受住劳累、饥饿的折磨，吃不饱，活又累，不到一个月，两腿浮肿，又坚持干了几天，已迈不动步，起不来炕。王兆魁把他背到医院，日本医生让放到走廊。他知道他是饿的，升坑后买了张煎饼去看他，日本医生说到死人堆去看吧，死了。饥饿致死的何止姓李的一人。张玉荣，河北遵化人，受骗携全家7口来北票炭矿当劳工，在台吉一坑采煤，每天干十三四个小时的活，但工资被七折八扣后，只能剩块八角钱，糊口尚难，何谈养家，不久，老父饿病了，饿死了。没东西给妻子、孩子吃，无奈卖掉三个女儿，后又卖了妻子和儿子，剩下自己，还难求温饱，饿得病了，不能上班，连4角钱饭票也没有了，不久也饿死了。四是各种传染疾病致死。日本侵略者只顾掠夺，大柜把头只顾赚钱，致使劳工生活环境十分恶劣，疾病不断发生。劳工居住的工村和独身寮低矮，潮湿，卫生状况很差，尤其是独身寮，如“报国寮”、“协和寮”一个屋内对面炕，住着四五十人、七八十人，跳蚤满炕蹦，臭虫满墙爬，蚊蝇满屋飞，劳工身上虱蛆成堆，劳工被蚊虫咬得满身疮疤、满身伤痕。吃的卫生条件尤其差，当时的劳工侯跃东说：“饭房里苍蝇撞脸，盆里只见苍蝇不见饭。”当时在冠山医院工作的邹裕民说：“那时经常有传染病流行，如伤寒、痢疾、疟疾、猩红热等。”当时的劳工桂臣说，1939年台吉倪玉山大柜一次招骗来百余名劳工，正赶上伤寒病流行，不出半月，就死去60多人。幸存的劳工李宝山说，1942年，三宝发生鼠疫，日本侵略者、把头对得病人家用封条封门，不准出入，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少工人和家属悲惨而死。当时的劳工龙殿元说，他家5口得了鼠疫，门被封条封了，黑夜从窗户上跳出去，找点水喝，找点吃的，母亲和弟弟还是死了。
日本侵略者对恶劣的卫生环境不加改善和治理，对因疾病大批死亡劳工不以为然。如往粥里掺凉水，常引起肠炎、拉肚子，致劳工死亡，却不加改进，照常办理。当时的劳工马玉堂说，有一年三宝采炭所从河南招骗来一批劳工，三四百户，七八百口人，没地方住，在选煤厂附近挖一条大沟，上面盖张席棚子，就当房子住。住这样又湿又矮的地方，怎能不生病？不出两个月，病了甚多，又过段时间，即有不少人死去。等半年后，已死了三四百口。 尤为甚者是劳工有病不给治疗。冠山、台吉、三宝都设有医院，但都不认真给劳工治病。劳工病了送到医院，不是放在走廊不予理睬，就被说成传染病，将病人关进一个小屋，因没人过问，很快就与世隔绝。曾在“报国寮”住过的劳工徐庆连说，那时劳工吃橡子面、红高粱米，吃不到菜和油，穿的坑上坑下一身衣服，下坑弄湿了，升坑后湿挺着。没铺没盖，炕常年不烧，潮湿冰凉。因此得病的一天比一天多。病了，不给治，送到3号或4号病号房。病号房门老锁着，谁想给送点水，送点吃的也不允许。进了病号房，就等于是死人。冬天连冻带饿，只有冻死、饿死、病死。公事房的人，每天早晨开门看看，死的抬出去，没死的还锁在里边。同他一起来的27名劳工，半年时间死了20名,其中18名因病死在病号房内，另两名是被“报国寮”内的日本侵略者打死的。劳累、饥饿、疾病，是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加给劳工的三把“刀”，每把都能致劳工于死地，而三把“刀”又往往或先后或同时相加，使劳工一批批死亡。日本侵略者侵占期间，至少有23 000多名劳工死于三把“刀”下。 据幸存的劳工介绍，1942年，从河北、河南招、抓来劳工140多人，有的经不住劳累折磨，有的吃不饱，得这样那样疾病，春天来的，到冬天只剩下几个人，其余全死了。当时的劳工赵福瑞写道：“被抓来的劳工，因居住环境恶劣，又水土不服，又吃不饱，穿不暖，来到这时间不久，就成批地被折磨死。1943年初，从山东武定一带抓来500多人，不到一年，只剩十来个人”。1942年在台吉一坑当放炮员的翟广坤说：“有一次在坑下遇到一个从河南抓来的劳工也姓翟，我俩认了‘当家子’，无人处谈了几句话，他说他们一起被抓来的120多人，吃不饱，水土不服，闹病，已死了几十个，他也病过，侥幸没死。过个把月，又见了次面，我把一双水袜子给了他。他很难过，说和他一起来的，只剩30来个了，都让饿、病、累折磨死了。从那次见面，再没见到他，这前后也就半年时间”。五是各类安全事故致死。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是“人肉开采”政策，用劳工的生命换取煤炭，要煤不要人，致使各类生产事故频繁发生，这也是劳工大批死亡的原因之一。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根本不顾劳工人身安全，没有劳动保护，不采取安全措施，从采煤掌子到运输巷道，到处都有安全隐患，瓦斯爆炸、突出、冒顶、片帮、水、火等事故不断发生。当时任台吉劳务系公私伤班负责人的黄玉玺承认：“每天都有死伤事故发生，公私伤班无一天清闲无事。”
北票万人坑 《北票矿务局志》
从1934年到1945年，仅死亡在10人以上的重大恶性事故就发生了19起，共死亡512人。死亡在10人以下的事故则无法统计。从这些事故的性质和原因看，99%属于人为，由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一手造成。 根据资料记载及部分老劳工回忆，这19起重大恶性事故简要情况如下：1．1934年5月，冠山竖井四道巷瓦斯大量聚集，没采取防治措施，发生大爆炸，附近作业的劳工死52人，伤多人。2. 1934年12月，冠山竖井600英尺四层采煤，瓦斯超限，继续放炮，引起瓦斯爆炸，死亡23人。3 ．1937年10月，三宝调查斜坑10个重车跑车，造成12名劳工死亡。4．1937年10月，冠山竖井并下公事房前，劳工领工票，准备升井，人多拥挤，惹恼了监工史大麻子，将滚热的开水泼向劳工，劳工一齐躲闪，顶上铁梁发生移动，一碾盘般大小的研石随之下落，将16名劳工砸得血肉模糊，当即死亡，另有多人受伤。5. 1938年3月，冠山竖井西部采煤掌子，日本监工逼着劳工用煤面合泥堵炮眼，炮响后有明火，引起瓦斯爆炸，死亡38人。6. 1939年6月，台吉一坑西四片采煤，瓦斯超限，仍强行作业，发生瓦斯爆炸，死亡21人。7. 1939年9月，三宝一坑东四片采煤掌子，瓦斯超限放炮，引起大爆炸，死亡劳工21人。8．1939年，台吉一坑大五片采煤，在掌子上修理风机，修完送电，发生火花，引起瓦斯爆炸，导致19名劳工死亡。 9. 1940年4月，冠山竖井采煤，放炮装引药，引药脚线接触安全灯盒子，引起火药爆炸，死亡11人。10. 1940年12月，台吉二坑东四片采煤瓦斯增高，继续作业，发生煤与瓦斯倾出，造成23名劳工死亡。11. 1941年3月，台吉一坑东五片4层采煤掌子大面积冒顶，埋压住11名劳工，全部死亡。12. 1941年7月，台吉一坑东四片采煤，瓦斯超限，日本监工逼着放炮，引起瓦斯爆炸，死亡20人。13．1942年，三宝二坑采煤，瓦斯超限，未处理继续作业，发生瓦斯爆炸，煤大量倾出，导致32人死亡，20多人受伤。14．1942年6月，台吉一坑五片东延采煤，掌上瓦斯大，又在掌上修理局部扇风机，起动时产生火花，引起瓦斯爆炸，附近作业及修理风机的50人全被烧死。15．1942年10月，冠山竖井二号井采煤，在瓦斯超限情况下硬让继续作业，发生瓦斯连续性爆炸，死亡33人。16. 1943年12月，三宝一坑采煤，瓦斯超限，日本监工逼着放炮，发生瓦斯爆炸，死亡22人，伤10余人。17．1943年，冠山竖井西部900英尺一片采煤，在停止送风后仍被迫放炮，引起瓦斯爆炸，21名劳工死亡。18. 1944年农历正月初五，台吉一坑三片西延，发生发火事故，烧死17名劳工。19．1945年1月，台吉一坑三片采煤，瓦斯增大，劳工被迫坚持作业，发生重大恶性瓦斯爆炸事故，导致70余名劳工死亡。 这19起重大恶性事故，绝大多数是由于被迫冒险作业或违章作业造成的，日本侵略者难辞其咎，难逃其责。19起重大恶性事故，瓦斯爆炸、倾出事故14起，占70%以上。北票煤矿的高瓦斯与煤突出的状况及危害，日本侵略者是明明知道的。日本关东军特务部与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北票煤矿状况调查）就曾提及“向深部开采，将产生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他们视而不见，事故屡屡发生，仍不加防范，这足以说明，他们只顾掠夺煤炭，不管劳工死活。1938年至1943年这几年瓦斯爆炸事故更趋频繁，就因这几年掠夺煤炭更趋疯狂，经常逼迫劳工冒险作业，把活人往死人堆里推。例如1938年冠山竖井那起瓦斯事故，本已到交接班时间了，可日本监工小笠木说出的煤不足数，不给打戳，不准升井。劳工无奈，继续作业。当时已打完眼，放炮没炮泥了，监工又逼着劳工用煤面子合上水当炮泥，炮一响，喷出火球，引起瓦斯爆炸，38名劳工全部遇难。再如1942年6月台吉一坑那起瓦斯爆炸事故，局部扇风机出了故障，停止运转，日本监工利原带三名电工入井修理，扇风机已停多时，掌上瓦斯必然集聚、增高，三名电工要抬到通风好的大巷去修，监工利原怕耽误时间，硬让在原地修，他还在场监督。等修理完，一起动，冒出火花，引起瓦斯爆炸，附近作业的采煤工和修理工50人全被烧死，利原也搭上一条小命。利原死后又开追悼会，又安葬到“慰灵塔”，那些劳工却被扔进万人坑。生产环境恶劣，不安全因素极多，又强迫劳工冒险、违章作业，发生事故，死伤劳工，就不可避免。据不完全统计，日伪时期，事故致死劳工在7000人以上。当时留下首歌谣：“鬼子要煤不要人，把头两手血淋淋，出煤全是用人换，不死也得断骨筋。”日本侵略者丧心病狂，居然在事故发生后不准抢救遇难劳工。据一幸存的劳工证实，“特殊工人”王殿荣，刚来到北票，第一次下井，便遇冒顶与另两个难友被煤埋住，几个劳工上去抢救，一日本监工说影响出煤，不准抢救，王殿荣等三人全死在井下。1941年8月，三宝一坑七片，发生大面积冒顶，7名劳工被压在下面，其中一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劳工，头露在外面，还大声呼救，在场的一日本监工说救出来也没用了，上前抢救的人还可能被压住，不准抢救，7名劳工无一生还。1942年6月，台吉一坑采煤发生瓦斯爆炸后，不少劳工、家属赶来，准备下坑抢救，劳务系日本系员不准抢救，调来矿卫队员强行拦阻，并令人用砖泥封闭出事的大巷，遇难劳工中有没死的也被日本侵略者堵住了生路。令人愤恨的还有日本侵略者、大柜把头对在事故中受伤的劳工不予积极治疗。当时的劳工家属宋慧兰控诉说，她丈夫在一次瓦斯事故中被烧成重伤，人还清醒，还能说话，侵略者、把头不予救治，说：“快死了，还救什么！”她请人帮助送到医院，日本医生看都不看，硬让抬出去。她丈夫一阵糊涂，一阵清醒，疼得高声呼叫，到第二天，便被折磨致死。医院对事故中胳膊、腿脚受伤的劳工，不积极治疗，只采用不人道的截肢（日语“打切”）办法（用这办法医生可得60元手当费即津贴），草率处置。台吉一坑修理工田顺德胳膊被炭车撞断，到医院就被截肢，把下半节胳膊切去了，成了残废，致使全家无法生活。台吉一坑搬运工人苗长庚控诉说：他在坑下遇车祸将左腿砸骨折，抬到医院，不给治疗，躺在走廊，两周没人过间。伤处已化脓，一日本医生才令人抬进手术室，但不是治疗，而是强行截肢，使他成为残废，并被辞退，被赶出炭矿。六是实行残无人道的细菌试验致死。日本侵略者坏事作尽，竟用劳工做细菌试验。曾在台吉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日本特务张绍恩供认说，1941年夏，日本院长板本和他一起进行过两次细菌试验，一次是把患斑疹伤寒的劳工的血抽出5 cc，注射到10名健康劳工体内，一次是把患回归热病的劳工的血抽出10 cc，注射到2名健康劳工体内。板本告诉张绍恩，这10多名劳工多数是要死的。三四天后，被注射病人血的劳工开始忽冷忽热，体温忽低忽高，高时达摄氏40度以上，有5名劳工死亡。这时，他们又作了血涂片检查，作了人体解剖。日本院长板本很得意，说试验很成功，达到了目的，可以写论文了，还对张绍恩的合作表示了感谢。1967年5月开始，北票矿务局对台吉南山万人坑进行了大规模的挖掘，并以此为基地建立了阶级教育展览馆，用万人坑作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历史见证，作为对职工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反面教材。
现在，台吉南山万人坑被列为朝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被朝阳市教委、文化局列为朝阳市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忘记了过去就是背叛。”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广大劳工所受的种种苦难，万人坑中的粼粼白骨，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北票万人坑 急待维护
在辽西北票市郊台吉矿正南有一座用石、土和白骨堆成的“山”。这座山，埋藏着日伪时期日军侵华罪证———31200多具无辜同胞的尸骨。为了教育后人，悼念同胞，60年代有关部门在这座山上竖碑、栽树，建了一座“日伪统治时期北票煤矿死难矿工纪念馆”，当初，日参观人数高达7000人，教育了一大批人。如今它又怎样呢……夏日的一天，我们乘车来到了纪念馆。这是一座全国绝无仅有的“墓穴”，一块60平方米的地方，上下五层共有尸骨240具。从台吉矿到纪念馆约2公里，翻浆的土道沟沟坎坎，小车足足走了半小时。纪念馆负责人刘鹏远说，这段路过去很平坦，现在却是年久失修，门前冷落……到了山顶，有4个2米多高的水泥砖砌成的门柱，这里曾是纪
念馆的大门，但如今已没有了门和围栏。“展厅”顺山坡而建，低矮、狭长、潮湿……这里有图片及历史资料。由于没有防潮设施，这些图片、资料很难长久保存下去。据说，刚建馆时还有许多珍贵历史文物，几经折腾已不知下落。我们围着“血泪山”走了一圈。过去，这是座荒山，纪念馆建成后栽了许多松树，修了通往各个尸骨房的道路。现在尽管荒草丛生，但还能看出当年设计、建造的精心。山上有几座单人尸骨房，尸骨房的门窗早已被人盗走。趴在尸骨房窗台往里看，尸骨荡然无存。看着空荡荡的尸骨房，我们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其实，
只要给纪念馆圈一道围墙，提供养护尸骨、养护树林等一些基本费用，纪念馆就不会是这等景况。1995年，当地政府曾拨过4万元钱，到纪念馆只有3．5万元，至今再没拨过钱。按规定，尸骨应每3年作一次防腐处理，而建馆30年来仅做过2次。现在尸骨面临风化、虫蛀的严重威胁。全馆职工达200人，如今，只有4人，小刘既是负责人又当解说。“万人坑”有朝一日会不会成为一片废墟？想起这些，我们的心情愈加沉重。北票煤矿死难矿工纪念馆，是凭吊死难同胞，控诉日军暴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想场所，理应加强管理，加强维护。目前状况令人担忧。希望尽快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改进。
北票万人坑 参考文献
朝阳史志网 http://www.cyszw.com/kzjs/6.asp?id3=410&id4=39&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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