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波德·冯·兰克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十九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创始人，也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主要著述有《拉丁和条顿民族史》、《英国史》、《法国史》、《教皇史》等。
利奥波德·冯·兰克
1795年，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出生于德意志图林根地区一个叫维尔的小镇上，生长在信仰路德教的家庭环境里，他的父亲是一个律师。他在邓恩多夫和舒尔普福塔接受了初等教育,学习古典文学的知识。由于他刻苦学习,在初学阶段就为其以后成为一名伟大的历史学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对此,使他终身感到满意。在中学和大学时代，他主要都是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并没有把历史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课程。1818年，兰克从莱比锡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就到法兰克福的一所高级中学里教授古典文学。
在法兰克福担任中学教师的7年间，兰克的学术兴趣从文学转向了历史学。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到了前辈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1776～1831年)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讲授荷马、维吉尔、贺拉斯等古典作家的作品时不得不涉及到相关的历史知识，结果却使他养成了对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在这期间，兰克写下了第一部历史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亦译作《1494年至1535年罗曼与日耳曼各族史》)，于1824年出版。这部书使他一举成名，并因此而于1825年被柏林大学聘为“非常额”历史学教授(一说副教授)，从此他就一直在柏林大学任教，直到1871年退休，时间长达46年。
利奥波德·冯·兰克到柏林大学任教，是兰克学术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柏林大学里浓厚的学术气氛、不少著名学者的思想和方法等等，都对兰克史学观点的形成和史学成就的取得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另外，来到柏林大学之后不久，兰克就幸运地在柏林档案馆里发现了多达47卷的16和17世纪威尼斯外交大使的报告，于是他就利用这批资料很快写成了《奥斯曼人与16、17世纪的西班牙王国》(被列为《南欧君主和人民》丛书的第一部)一书。与兰克的第1部著作相比，无论是在史料运用方面还是在整体结构安排方面，这部著作都大有进步，他也因此而获得了一笔酬金。
从1827年至1831年，兰克靠着这第2部著作的酬金前往欧洲各地做了一次他自称为“科学旅行”的环欧学术访游。他先走遍了德意志境内的各诸侯国，访问过魏玛、德累斯顿等收藏官方文书的地方，又在法兰克福查到了1414年至1613年期间的文献资料96卷。后来他开始周游西欧各国，先后到过维也纳、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巴黎、伦敦、海牙、都柏林等名都大邑，无论是在国家档案馆还是在私人藏书楼，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其中在维也纳滞留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收获最多。他不仅在这里的档案馆里找到了更多威尼斯大使的外交报告(内容涉及到近300年来欧洲的重大政治、外交活动)，而且还结识了首相梅特涅及其助手根茨。总之，兰克在这4年中收集到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他以后的研究著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 1834年，兰克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教皇史》的第1卷(其第2卷和第3卷于1836年出版)。此书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史料丰富，而且还在于他那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就在那一年，兰克被柏林大学聘为正式教授；1841年，他又获得了“普鲁士钦定历史学家”的头衔，并一直保留到退休。1886年，兰克与世长辞。
1、1834年，兰克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教皇史》的第1卷(其第2卷和第3卷于1836年出版)。
2、《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1839年至1847年分批出版，是根据他在法兰克福找到的96卷文献资料写成的，全书共1300多页)
3、《普鲁士史新编》(1848年出版)
4、《16、17世纪法国史》(1852年至1861年分批出版)
5、《16、17世纪英国史》(1859年至1868年分批出版)
6、从1867年起，他开始在莱比锡出版自己的全集，这部全集直到1890年才出齐，共有54卷。
7、晚年口授多卷本《世界通史》(但只完成了7卷)
兰克接受了浪漫主义史学中的历史主义思想，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家那种强调历史发展过程的“普遍一致性”的观点，强调每个民族的历史特点、历史传统及其自身特有的价值，强调历史学家应该研究和撰写个别民族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不应该侈谈空洞的普遍性历史，认为人类历史应该是由个体性的民族史共同构成的多样性结合体，认为历史学应该是一门采取叙述体方式的独特的科学。
兰克是一个“西欧中心论者”，他曾断言道：“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思想，只是在伟大民族中历史地形成的”。在他看来，所谓的“伟大民族”就是由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英吉利、斯堪的纳维亚等6个民族组成的“罗马─日耳曼世界”，自从“希腊─罗马时代”以来，这6大民族就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其他国家或民族则仅仅是这一主流上无足轻重的“附加物”。兰克晚年口授《世界通史》的时候，尽管在序言中表示要从历史叙述中“消灭自我”，但实际上却更加突出地表现出了其“西欧中心主义”立场。从已经完成的7卷内容来看，除了在首卷中对西亚和北非的历史作了简略的该书之外，东方各国的历史在他的世界史体系中没有任何地位；在叙述中世纪历史的时候，甚至连在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广泛建立国家的斯拉夫民族，都没有被写进他的《世界通史》的资格。他的这部《世界通史》虽然只叙述到1453年，但是加上他以前撰写的西欧各国的专史，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通史。
兰克从以下3个方面对启蒙运动以来不断得到强化的历史进化思想提出了异议：⑴所谓“进步”的涵义是很难把握的，不仅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可能都被归在相同的“进步”模式之中，而且每个民族本身的历史进程并不是总在“进步”的。⑵所谓“进步”的观念并不能用来概括人类的知识积累过程，古代的艺术和诗歌往往能够与现代的相媲美，有的甚至还超过了现代的水平，因而即使人们能够在物质方面找出某种“进步”的趋势，但是在文化知识方面或者道德意识方面却很难找出这样的“进步”来。⑶人类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因为“每一时代都直接与上帝沟通，它的价值根本不在于能够留给后人多少东西，而是在于它的存在、它的自身”。在他看来，每一代人都有着自己的特殊趋向和独自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代人都是平等的；历史学家能够对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从中找出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但是却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的高低。
兰克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史料进行批判检验，去伪存真，由此重现历史，亦由此历史学可以被抬入科学之列。兰克的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史学家，他们正希望自己这门学科摆脱哲学或神学的控制，并和文学艺术分道扬镳，成为一门严肃的实验科学。正如后人所说：“19世纪是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兰克那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即‘据事直书’——引者）却得到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的三代的历史家在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象念咒文似地高唱这个有魔力的短句。”（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第3页）在这一学派中，涌现出大批硕果累累的著名史学家，使兰克模式整整支配了西方史学界近一个世纪之久，而兰克本人则被尊为近代史学之父。
在美国、英国、法国，很多人都顺着客观史学的道路走下去，从而形成了后世所谓的兰克学派。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由于兰克的前述主张，使得这一派历史编纂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因为大量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来自于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案及政治家的日记等。此外，“据事直书”的原则导致了其历史著述的特点是叙事、描述，而非分析、概括。兰克学派的这些特点虽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但过于绝对地看待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史家对史料及史著的渗入，研究范围较狭窄，方法较单一，故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到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质疑，而在20世纪50—60年代被彻底摈弃，取而代之者是缤彩纷呈的“新史学”诸流派（参见“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条）。
1、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82511.htm
2、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3、西方历史学http://courseware.ecnudec.com/zsb/zls/zls03/zls036/zls03603/zls03603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