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
刘歆,字子骏,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等
方面都堪称大家。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刘歆的卓越学识确实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然而,他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政治上王莽的不光彩事业捆在一起,而受到后人的唾弃。这是一个在政治上与学术上都名声很大的人物,了解他的生平和学术,分析其在特定时代形成的特殊的人格与事业,确实是一种十分有趣的事情。刘歆的生年,历史上没有记载。他是刘向的第三子,刘向生于公元前77年。刘歆少年时通习今文《诗》、《书》,后又治今文《易》和《穀梁春秋》等。以能通经学、善属文为汉成帝召见,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协助校理图书。刘向死后,继承父业。哀帝时,刘歆负责总校群书,在刘向撰的《别录》基础上,修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振兴是与刘钦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他在长期校理中秘书籍的过程中,接触到大批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做出了空前的成绩。具体地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新排列了六艺的次序,把《易》经提到首要的地位。同时,协助刘向将内朝秘藏中发现的《古文易经》校对当时通行的《易经》各种隶书本,把费氏《易》定为古文经典。自孔子以来,六艺次序总是以《诗》、《书》为先,然后一般是《礼》、《乐》、《易》、《春秋》。刘歆认为,“六艺之文,……《易》为之原”。他对《易》颇有研究,认为《易》经由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三位圣人才完成的,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因此,六艺
第二,首次披露了《古文尚书》和《逸礼》的来历,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使更多的士人有机会学习。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发现了古文《尚书》与《逸礼》,后由孔安国献给朝廷,藏于秘府。向、歆父子整理时,发现古文《尚书》比今文本多出十六篇,并对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今文本作了校核,发现了一些脱字之处。刘款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首次披露孔壁古书的事实,使朝野士人都知道还有《古文尚书》与《逸礼》的存在。这对推动古文经典的广泛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首次把《毛诗》归于古文经典。刘歆少时通习今文《诗》学,后来才读到《毛诗》。他根据内朝秘府的资料,知道“又有毛公之学,在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第四,首次把《周官》称为“经”,列入古文经典。《周官》名称,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原来不称“经”,与儒家经典没有什么关系。刘向、刘歆整理时,开始归入“六艺略”礼类,称之为《周官经》六篇。第五,重新整理《左氏春秋》,探求全书的义理。从汉初直到汉成帝时,传习《左氏春秋》的有北平侯张苍、贾谊、赵人贯公、张禹、尹更始及其子尹咸、翟方进、房风等人。由于“ 《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访而已。”刘歆校“中秘书”时,看到《左氏传》古文本“大好之”。遂向丞相翟方进和亟相史尹咸学习《左氏春秋》,质问大义。史称,“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刘歌传》)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决不能理解为刘歆开始附加上解经的评论(如历代某些今文经学家所认为的)。其实,《左氏春秋》流传至战国末期,已逐渐地加上“礼也”、“非礼也”、“君子曰”、“仲尼曰”之类评论。至于《左传》中所谓五十凡例,也是原有的,并非刘歆伪造。这就是说,刘歆改变了过去只注意文字训诂的局面,进而着重“发明”即阐发全书的微言大义;不仅件”章句”,而且讲“义理”。这样,《左氏传》经由刘歆的引传解经,“章句”与“义理”皆备,成为汉代《春秋》学的一家,可与《公羊传》和《毅梁传》相抗衡。刘歆还强调左丘明这个传说人物的可靠性,说他“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汉书·刘歆传》)这当然没有什么真实的根据,不过是用来抬高《左传》在六艺书中的地位罢了。
刘歆对“五经”古文经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特别爱好且最有研究的是《左传》 。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下沼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今文博士“不肯置对”,拒绝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这使刘歆十分恼火,写了一篇驳斥太常博士的书文。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它首先肯定了孔子与六艺的关系,认为孔子正乐、《雅》、《颂》,修《易》,序《书》,制《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夫子薨而微言绝,经历战国和暴秦”,“道术由是遂灭”。汉兴七八十年间,虽然经书颇出,广立学官,建置博士,但是,“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接着,书中披露了孔壁古文《尚书》与《逸礼》发现的事实,
介绍了秘府所藏左丘明撰的《春秋》古文本,指责太常博士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最后强调指出,根据汉宣帝广立《毅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的成例,“义虽相反,尤并置之”,应当将古文经列为学官。“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汉书·刘歆传》)。刘歆的言辞甚切,引起太常博士们的怨恨。大司空师丹大怒,“奏歌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尽管汉哀帝袒护刘歆,以为“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 《汉书·刘歆传》)但刘歆终究得罪了当权大臣,又为今文博士们所讪谤,被迫离京去当地方官,数年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汉平帝即位,王莽操纵朝政,重新起用刘歆。王莽自比周公,号“安汉公”,追封周公和孔子的后代,追溢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在这些活动的背后,包藏着王莽篡汉的祸心;而刘歆成了五莽政治阴谋的追随者。《汉书·儒林传》载:“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 《古文尚书》 ,所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但这时倡导古文经学,已经丧失了学术意义,成为王莽政治阴谋活动的一个部分。壬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刘歆成为国师,号“嘉新公”。王莽改制时,始称《周官》为《周礼》,根据《周礼》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专念稽古之事”,如班固所揭露的:“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样,刘歆以古文经学服务于王莽的改制活动,建置《周官经》博士,也就无学术价值可言。当时,左将军公孙禄对王莽说:“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汉书·王莽传下》)刘歆陷入政治旋涡后,又想极力挣脱。他谋诛王莽,事泄自杀。刘歆的著作大多已亡散,其《移让太常博士书》今保存在《汉书·刘歆传》中,其《七略》今基本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其《三统历谱》在《汉书·律历志》中也尚存梗概。此外如《尔雅注》、《钟律书》等均佚。明代人曾辑有《刘子骏集》 。自汉武帝尊崇儒术以后,儒学传授出现了昌盛的局面,当时所立学官一般概称之为今文经学。到西汉末年,刘歆大力鼓吹古文经书“好恶与圣人同”,为之争立学官,从而开启了经学史上的经今古文之争。|
从刘歆的生平交往看,他与王莽(公元前45一公元23年)年岁大体相近,但他又与著名学者扬雄交往较深,扬雄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9年。又《欲传》云,其“少以通《诗》 、《书》能属文召,见成帝。”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将此事系于成帝建始元年,即公元前32年。按“少”者,年轻人也。刘歆此时当已在20岁左右。由以
可以说,刘歆的祖辈多数都有做学问的传统。到刘歆成人之时,虽家世不如当初显赫,却仍凭着一个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一职位,“家产过百万”。出于严格的家学渊源和个人的天赋,刘歆很早就以才学闻名。成帝之初,亲信大臣就推荐说“欲通达有异材”。由此爱到召见,他“诵读诗赋,(帝)甚悦之”,以至成帝想当场任其为“得入禁中”的中常侍。只是由于大将军王凤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史书上记载这一事件时说:“(帝)欲以(歆)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刘歆只得到了一个待诏宦者署的黄门郎职位。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黄门郎刘歆等参加,对中秘之书,进行系统的整理编目工作。刘向逝世不久,汉哀帝下令刘歆领校五经,以完成其父未竟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 1. http://www.zh5000.com/ZHJD/zgrx/2006/rxrw/zgrx-0032.htm
2.http://www.vcshare.net/history/han/han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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