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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宝珺 |
刘宝珺1931年9月13日出生在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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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宝珺 |
1950年秋，天津市南开中学毕业的刘宝珺，放弃了校方保送他到南开大学或燕京大学化学系的推荐，以第一志愿考进了清华大学地质系。
1952年，中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地质系并入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1953年夏，刘宝珺成为北京地质学院首届毕业生、高材生。他主动申请去大西北，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要求，分配他去甘肃白银厂地质部641地质队。两年前，正是在此地，矿床学家宋叔和先生在厚厚的“铁帽”之下发现了铜矿。勘探工作如火如荼，急需人才。
刘宝珺的家在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坐火车不过两个小时。宣布分配方案后，他却打消了回天津与家人告别的念头。他决定与好友万子益一道，直接奔赴白银厂。在641地质队，生活十分艰苦，连水都是苦的，喝了这种苦水，肚子老是往下坠，一个劲地打屁。刘宝珺处处以宋叔和先生为榜样，在野外，他跟宋先生学习工作方法，在室内，他向宋先生学习显微镜分析的技能，搞矿床储量计算，勤学好问，二人形影不离。
不久，刘宝珺被任命为白银厂折腰山矿区区长(万子益被任命为火焰山矿区区长)。他对工作很卖力气，矿区有处小商店，他从来不去光顾，队里“法定”每个星期可以去一趟兰州，除非工作特别需要，他也主动地给自己免了。他的表现受到全队上下一致好评，那一年，他被队上评为先进工作者。1954年，北京地质学院招收研究生，641队荐举他去应试，六门功课全部顺利通过。在离开母校刚好一年之后，他的胸前重新挂上了北京地质学院的校徽。他当上了苏联专家拉尔钦科教授的研究生。
三十多年后，1990年4月初，已经成为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所长的刘宝珺讲述了他当年的研究生生活时说：“拉尔钦科教授对我确有帮助。不过，实事求是地讲，业务上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三位中国老师：冯景兰、池际尚和王嘉荫。”
冯景兰教授学识渊博、思路广阔，是他的地质学入门教师，又是他的研究生导师，大学一年级时就鼓励他写作，大学二年级时写了两篇科普文章，经冯先生推荐，发表在《科学大众》杂志。池际尚教授是刘宝珺的专业基础课老师及研究生导师，刘宝珺曾跟随她在祁连山科考队工作2年，受到了严格的专业训练。
1956年，刘宝珺研究生毕业，他的毕业论文《甘肃白银厂黄铁矿型铜矿床》被包括中国学者和前苏联专家在内的答辩委员会一致评为优秀论文，《祁连山一带细碧角斑岩建造》一文，在中国首次从岩石学方面探讨细碧角斑岩的论着，其观点一直为人所用，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才能初露头角。
1957年10月，刘宝珺下放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下放劳动实际是将他列入另册的前奏曲。不久，领导告诉他，组织上已决定将他调离北京，有三个单位可供选择：西安交通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和成都地质学院。刘宝珺选择了成都地质学院。
1971年底，应云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之邀，成都地质学院找矿系组成了云南滇中含铜砂岩铜矿科研队。科研队的成员多数对沉积岩石学理论和研究不是很熟悉，指导和帮助科研队其他尽快熟悉沉积岩石学理论并使研究工作顺利开展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刘宝珺这位技术负责人的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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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宝珺 |
清晨，当科研队的尚在酣梦之中，刘宝珺已做过早操，为大家打好了洗脸水，坐下来翻阅原文版欧美60.70年代图书资料了；白天，他身背地质包，带领们翻山越岭，采集标本，观察各种地质现象；夜晚或阴雨天他又给参加科研工作的教师、矿区工程技术人员讲解当代沉积学新理论、新信息，有时还结合专业教他们学英语。久蓄于身的能量，像原子核裂变一样，迅速地释放出来。
在这之前，由于该矿区工作出色，1970年有关部门在那里召开了现场会，推出了矿区工作者所总结出的经验。该矿床由地质、冶金部门及一些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进行过研究，并作了规律性总结。其中对成矿古环境及矿床成因下了三点结论：其一，古环境属古代湖泊，矿床为同生沉积期产物；其二，矿床受湖泊微地貌控制，矿物分带和湖水进退有关，矿床形成在湖泊深水部位；其三，矿床系沉积改造产物，部分人认为矿床的形成与热液有关。
刘宝珺认为，对同一块露头，不同的人观察会得到不同的信息，得出不同的结论，亲自到野外收集第一手资料对地质科研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不管以前定论如何，刘宝珺开始了他的野外工作。通过仔细地作野外调查，研究队得出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结论。通过对含矿段沉积相的分析，种种证据表明成矿古环境并非“湖泊相”，而是“河流相”；对于铜矿床形成的阶段的研究，他发现，和矿床密切相关的岩石红—灰色调变化的界线与层理和层面相交，显然不是同生沉积期的形成特征，矿体明显地穿过层理与地层线相交，所以矿化与原生沉积环境无关，矿体的产出与古地理微地貌，水的进退、深浅无关。他又发现，铜矿化与后生的灰色岩石有关，金属矿物主要为后生期形成，在空间上的分带系后生分带现象，和湖水的进退无关。经过呕心沥血的探索和艰难困苦的开拓，研究队反复、仔细、缜密地分析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矿体的围岩不是“湖泊相”，而是“河流相”；矿石分带不是原生的，而是后生的，与水进水退没有任何关联；沉积岩的浅紫色交互带并不反映古地形，是由于油气聚集的还原作用产生的。这些认识与矿区原来的“三板斧”经验完全不同。
为了考验新结论的可靠性，生产单位选择一个矿区进行钻探验证，打到了4米厚矿体，与刘宝珺提出的理论完全符合。后来，新认识迅速推广到湖南、贵州、广西等省区，推广到铅、锌、铀、金和汞等矿种，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
滇中含铜砂岩铜矿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产生了重大意义，不但对指导找矿方面作了重要贡献，还在于它突破了传统学说的约束，解决了学术上长期存在的一些争论不休的难题，为理论上更大的突破积累了第一手资料。过去，一些地质工作者对沉积相作判断时，只能根据波纹、层理等现象，靠臆测或想当然对古环境作出解释。由于缺乏科学的论证，“河湖之争”成了学术界纷争不休的一个难题。刘宝珺通过对国外一些最新科研动态的分析研究，认为把水利工程中的泥沙运动力学的某些规律性认识和方法引入沉积学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他通过在实验室里以水槽实验对床沙形态进行模拟研究，又把这种研究置于野外实践中检验，成功地解释了成矿古环境的沉积相，也为纷争不休的“河湖之争”划上了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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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宝珺 |
当时，沉积动力学作为一种新理论在美国只是被提出，刘宝珺却认识到对它推广、应用的重要性。他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在石油、地质、冶金、煤炭系统中及一些大专院校的专业技术人员学习班作了数十次主讲讲座，对于推广、促进中国沉积动力学和岩相古地理的研究起了显着的作用。
实践出真知，通过野外实践，他思路更活跃，视野更开阔，研究更深入。当时，经典的矿床学把成矿物质看成为沉积盆地之外的侵入物，认为脉状、浸染状、交代状的金属和非金属矿床都是岩浆热液成因，成岩作用与矿床形成无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矿床是海洋或湖泊成因，是同生沉积期产物。但是通过这次研究结果，刘宝珺发现实际情况与以往的认识有相悖之处，他看到了理论上的一个突破口，决心突破它。他通过对铅、锌、汞、铀等矿床进一步深入细致地研究，发现沉积物埋藏后的作用和变化都远远超过了沉积物的搬迁和沉积期，许多重要的大矿多发生在埋藏后的成岩后生阶段。经进一步工作，他们又将新的理论观点引申、发展，形成一种创造性的沉积学新理论：沉积期后的分异作用及成矿作用。该理论得到广泛的引用和传播，使中国在这一研究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他通过对岩相控矿、沉积成岩成矿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出地层、岩相、构造及物理化学环境的成矿、控矿原理，大大促进了中国在岩相控矿方面的研究。1978年，这项科研成果荣获中国科学大会奖和冶金工业部重点项目科技成果奖。
刘宝珺认为，采用学科间交叉渗透的研究方法无疑是了解事物本质的较好途径。为此，研究人员要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要开辟广阔的研究领域。
1980年，他主编的《沉积岩石学》出版；1985年与曾允孚教授共同主编的《岩相古地理基础及工作方法》问世。
1982年，刘宝珺调至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任所长，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天地。他的研究范围涉及沉积构造、结构及层序的沉积环境解释，沉积盆地的沉积作用及板块构造，层控矿床的成矿作用，全球沉积地质中的地质事件与韵律，油气储集层的成岩作用与岩相古地理，盆地分析，热流体与构造作用、生物成矿作用等。在他主持的多项研究课题中，贯穿了多学科交叉渗透的研究思路，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
1982年以来，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西藏高原中生代地层沉积作用与板块运动的论文。关于珠穆朗玛峰地区侏罗纪沉积相、古地理和板块运动特征及遗迹化石的研究，是中国这方面的先行性研究成果。等深流的发现和研究，在中国实属首次。
沉积学研究的是沉积物与介质之间的关系或沉积物质运动的科学，刘宝珺把流体力学和沉积学结合起来研究，首先把风暴流的概念引入中国。1985年，他在中国首次发现世界上罕见的碳酸岩风暴岩，并以此解释了上扬子地台二叠系碳酸盐岩的风暴流沉积作用。1987年，提出扬子地台西缘寒武纪磷矿的风暴成因模式。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对地层对比、风暴突变事件的全球可对比的研究起了重大变革，而且改变了对南方二叠纪古地理格架的认识，掀起了中国的风暴研究热。
1988年，刘宝珺与同事共同发表了有关黔东大塘坡组锰矿海平面变化、构造拉张的热水成矿模式，开创了中国采用全球地质事件观点研究成矿作用的先河。
多年来，他还先后举办了三十多期工程师以上的沉积岩石学培训班，敞开他那学识渊博的胸怀，无私地把自己研究的新成果传授给他人，培养了大量沉积地质学骨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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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宝珺 |
在中国南方岩相古地理及沉积、层控矿产远景预测研究中，他倡导了集现代沉积学、现代地层学和地震地层学等多学科结合的层序地层学的研究新领域，把沉积学、板块构造、矿床学、事件沉积等多学科交叉渗透，贯穿了全球变化和全球沉积对比的思想，在有关构造岩相分析、沉积作用演化、盆地分析、地质与成岩成矿作用等热点及一些前沿问题上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使该项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例如，1991年4月，在成都，由刘宝珺担任项目总负责的《中国南方震旦纪—三叠纪岩相古地理及沉积、层控矿床远景预测》总报告，获得验收、通过，评委会一致认为，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岩相古地理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和高水平的大型科研报告。研究报告以最新资料编制的1∶500万中国南方各时代岩相古地理图，是中国南方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细的岩相古地理图件，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这表明，中国岩相古地理研究已达国际水平，有些研究成果居国际领先地位。
再如，盆地分析原来是地球物理学者研究的内容，但是涉及盆地演化的许多问题，则不能由地球物理单一学科来解决。如盆地的充填速率不能简单地用地层厚度判断，要研究盆地的沉积作用、沉积间断、地质事件成岩作用等，还要研究盆地的构造史、构造古地理演化等特点，同时还要研究盆地的热发展史、岩浆作用、热水活动、有机转化过程、矿物包裹体等。而且，必须以新的地球观来研究和分析全球变化，再造古地理和古环境，从整体地壳演化的角度认识盆地的形成、发展和消亡。
刘宝珺认为，地学各学科各自存在着不同的场，应该对其内部规律深入研究，在间断的学科之间找到现实的科学联系。最为深刻的认识及符合科学逻辑的答案，应来自于综合的、大范围的(甚至全球的)统一地质作用场的研究。《中国西部大型盆地分析和地球动力学》等由他主持的大型研究项目，贯穿了他的总体研究思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指导找矿方面取得了显着成绩。
作为一位学者，刘宝珺认为，除了在科学的前沿阵地上开拓，除了着书立说，他还有一种义务，一种责任，应该让中国地质工作者走出国门，参与世界性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使本国的研究水平向世界水平靠拢。为此，他数次率团参与、组织国际性会议，并作为国际地科联沉积委员会和全球沉积地质委员会委员，促成了中国科学家参与“全球沉积地质计划”中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