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龙[军人]

刘伯龙，字腾骧，1899年生，贵州省龙里县人。黄埔军校第3期步兵科毕业生。在校时，即被校长蒋介石看中，亲委为“黄埔同学会”纪律股股长。在黄埔军校的“清党”过程中卖尽气力，为蒋介石所赏识。刘后夤缘于同学康泽，在康的提携下，曾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别动总队参谋长、总队长。新28师师长，曾率部一度赴缅抗战，因丧师被撤职。后调任成都中央军校教育处处长、总统府战地视察组中将组长、19兵团89军中将军长等职。此人亦属嗜杀之辈，有“剃刀”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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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龙[军人] 简介

刘伯龙（1899— 1949），国民党陆军中将。贵州龙里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历任黄埔同学会纪律股股长，是康泽系要员，国民党清党审判委员会委员，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参谋长、代理总队长。1940年12月授陆军少将，新编第66军第28师师长、入缅作战。后任中央军校教育处长，第89军中将军长等职。1948年底率部驻防贵州，后与省主席谷正伦发生尖锐矛盾。

刘伯龙历来粗暴异常，嗜杀成性。在他任国民党新二十八师师长期间，曾在黔东一带搜剿当地苗族领袖潘致和、潘致祥的队伍。在一次冲突中，新二十八师参谋长陈瑞在镇远县的元兆、贵马两寨附近被流弹击毙。刘伯龙闻讯大怒，亲自下命令攻下对方所占的村庄，并且见人就杀，实行屠村。从此刘伯龙便有“屠夫”之称

1949年11月14日上午，刘伯龙奉蒋介石的密令，派人驱车将爱国人士，原黔军总司令卢焘骗到贵阳市郊二桥转湾塘杀害，令贵阳全城震怒。1949年11月18 日，贵州解放前夕，卢焘的原部下、故旧谷正伦以开会为名，将刘伯龙骗至晴隆县政府，被伏兵枪杀。当枪决刘伯龙的布告贴到云南沾益一带时，当地群众鸣放鞭炮欢庆。贵阳市人民获悉刘伯龙的可耻下场后，更是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说刘伯龙罪有应得。

刘伯龙[军人] 生平

1947年冬，淮海战役后，国军精锐被歼殆尽。为避免灭亡的命运，决定于1948年12月在贵州成立第89军，刘伯龙任军长，吴行中任参谋长。1949年2月，89军军部在贵阳成立，所辖的两个师—328师和342师也分别在遵义和安顺成立，并开始招兵买马。但此时刘的处境极为不佳，外与贵州省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谷正伦及保安副司令韩文焕不和，内部与328师和342师的师长也貌和神离（二人系当时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的副官，实为监视刘而委任）。所以刘发出感叹：“我这个军长变成光杆司令了”，但他个性倔强，不甘示弱，决定扩充自己的心腹部队来与敌周旋。

因刘是本地人，扩充队伍不难，但维持部队的日常庞大的开支，确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刘认为国民党军事的失败，与币值是分不开的，部分原因是缺乏硬通货。蒋介石自1946年发动内战以来，节节败退，其法币政策也令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老百姓不爱纸币，爱用白银做的银元。刘认为只要自己能制造银元，所到之处都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刘长居成都，他了解到在军阀割据的时候，成都成为私铸银元的乐园，因时代变迁，人事变动，过去制造银元的机器都被弃之不用了，工匠也四散谋生。于是他派少校参谋顾炳炎携带巨款到成都四处活动，经过努力，不仅物色到一批制造银元的专业技术人员，还搞到了制造银元的机器和钢模等主要工具，在1949年7月与成都造币厂的老工匠签定合同，由成都聘请来的工人师傅20多人，连同制造工具于8月上旬到达刘为掩护制造银元而专门设立在龙里县城的修械厂。

刘原系龙里县城的地主，1940年任国民党新28师师长，1949年任89军军长后，于4月办了一个军事训练班，在军事训练班的附近，建造了一所独门独户的院落，外面挂上89军修械厂牌子，门口设岗哨，外人不能随便进入（因当时私铸银元是当局不允许的）。修械厂内又分为前后两院，第一道门进去是修械厂，第二道门进去才是制造银元的车间，为了保守机密，制作了两种通行证，一种是刻有“龙”字的，通行无阻；另一种是刻有修械厂厂长梁绍雄的“雄”字的，只能进第一道门，凡有关制造银元的人员和工匠都佩带“龙”字通行证，出入认证不认人，检查严格。

刘伯龙[军人] 被杀过程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战略决战，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蒋介石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在长江以南各省设立了许多编练区，扩充军队，将地方部队编组为正规部队投入内战战场。贵州省也成立了以第三二八师和第三四三师编组而成的陆军第八十九军。刘伯龙被蒋介石直接委派为军长。由于刘到处抓权、抢权，与当时的贵州省政府主席、贵州全省保安总司令、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发生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冲突，终于惹出了一场杀身之祸。

矛盾起因1948年底，驻扎在贵州的第三二八师、第三四三师奉令编组为陆军第八十九军。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认为刘伯龙在黔东名声不好，乡人多仇恨他，且无指挥大军作战的能力，所以想从贵州籍的黄埔军人陈铁、王文彦、刘汉珍3人中选一人担任军长。但是蒋介石没理睬谷正伦的意见，却直接下令让刘伯龙担任八十九军军长。

1949年3月，刘伯龙到贵阳组建第八十九军军部，他自恃手眼通天、目空一切，很快就与谷正伦等人产生了摩擦。

首先，谷、刘两人在对待国民党桂系的态度上产生了分歧。当时国民党政府名义上是由代总统李宗仁控制。谷正伦认为自己与桂系向无渊源，在当时这种特殊的政治局面下，贵州省地处西南腹地，必须搞好与邻省尤其是与广西桂系搞好关系。况且白崇禧又手握数十万雄兵坐镇武汉，实是贵州前方的屏障。而贵州扩军军费所急需的烟土出口必经广西境内，也要取得桂系的合作。他曾多次派人前往联络。然而这件事很快就被刘伯龙知道了。他认为逼蒋介石下台的桂系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绝对不能与桂系合作。于是用电台直接向蒋介石作了密报。谷正伦为此十分恼火。

双方在扩军问题上也发生争斗。谷正伦根据当时战局判断贵州早晚必有一战，特制定了临战应变措施。计划让出大城市，退到偏僻山区打游击，与解放军周旋。谷正伦深知扩军需统一筹划，慎重处置，粮、饷、械都是难题。因此，他在请示了行政院长阎锡山后，决定将贵州保安部队改编为一个军，由全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兼任军长。尔后又将原来的4个保安旅长、两个县长兼三县联防司令任命为6个师长，经费和人员都得到落实。但刘伯龙却无视绥靖公署、省政府及省保安司令部的统一部署，借扩军以抓权，自恃手眼通天，随便下达委任状，委任师长、旅长。这就把谷正伦气得怒火万丈。

1949年秋，谷正伦为进行游击战，在贵阳设立了贵州自卫干训团，谷自任团长，以韩文焕为教育长，受训者多系省内的绅士和军人。一个星期天，刘伯龙突然派人秘密逮捕了干训团的王富文（凯里人）和王瀛洲（岑巩县人）。干训团见这俩人久不归队，就报告了谷正伦和韩文焕。由韩文焕出面给刘伯龙打电话询问此事，不料刘伯龙蛮横地一口回绝，拒不承认。后来得知这2人都被刘伯龙处决了。谷正伦听到这个消息，气得把茶杯都摔碎了。刘伯龙总想挤走谷正伦，觊觎省主席、省保安司令、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要职。他每次进见谷正伦时，常常趾高气扬，说话蛮横，也使谷正伦忍无可忍。

1949年11月初，人民解放军乘胜攻入贵州东部，国民党军望风而逃。当国民党军撤出贵阳之前，谷正伦决定邀请一位名叫卢焘的前辈军人带领一支民间武装，维持贵阳秩序。卢焘是广西人，民国初年曾任黔军总司令，是谷正伦任黔军旅长时的老长官。这事又引起了刘伯龙的不满。他认为维持贵阳秩序就是把省城拱手让给共产党。11月14日，他率八十九军路过贵阳，派人将卢焘逮捕，不由分说押到西郊就给枪毙了。这时，谷正伦已率部撤至晴隆县。当他得知卢焘遇害的消息，气得吐血病复发，当下表示非杀死刘伯龙不可。

11月18日早晨，贵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张法乾以谷正伦的名义与刘伯龙通电话，告诉他谷正伦愿将绥靖公署主任让给他兼任。刘伯龙一听这个消息喜出望外，立刻想乘车赴晴隆县办交接手续。有人劝他慎重，认为电话真假难辨，还是看一看再说；也有的说“晴隆”与“擒龙”是谐音，此地为凶险之地，还是不去为宜。但是刘伯龙当官心切，怕时间拖长了事情会有变化，他“官令智昏”，认为自己的部队就驻扎在附近，不会出什么大事，就决定带上警卫、副官和一个连的警卫部队向晴隆县进发。

刘伯龙乘车来到晴隆县政府，首先拜见了谷正伦。这次可能是由于升官了心里高兴，刘伯龙非常尊重地向谷正伦请示这，请示那。谷正伦一边与其周旋，一边对他说：“由你任贵州绥靖公署主任的布告正在东厢房里起草，你去看看吧！”刘伯龙告辞谷正伦来到东厢房，看到了正在书写着的布告。他趾高气扬地出了东厢房，又来到西厢房贵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张法乾的房间里吹牛聊天。

刘伯龙这样磨蹭，可急坏了保安一团团长李成举。他请示韩文焕，能否进屋去刺杀刘伯龙，韩文焕害怕会误伤自己人而没有同意。这样，李成举只好只身来到西厢房，向刘伯龙敬礼后说道：“军座，您门前的警卫连长催您赶快启程呢。”刘伯龙这才站起身来带着4个卫士向门口走去。他们刚刚来到前院，李成举用手一揭帽子（这是规定开枪的暗号），顿时，屋顶上、墙头上的伏兵都开火了，刘伯龙和他的卫士纷纷倒在血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