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仙洲
刘仙洲
刘仙洲香港大学毕业后，刘仙洲本来有条件到英国留学，河北省高等工业学校也以高薪聘任他为讲师，但为了培养大批清寒有志青年出国深造，毅然回到母校崇实中学，担任留法勤工俭学高等工艺预备班的教员。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都曾是这个留法预备班的学生。他不仅严格认真教好机械学这门课，而且主张学理与实践并重，远见卓识地提出“工读协作制”，即学校附设实习工厂或者工厂附设补习学校，学生在学校学理，又在工厂求实践，把学和工结合于一体，把学生和工人融合于一身，用最经济的办法造就出理论与实际兼优的工程人才。他指出，这种教育制度不仅可以解决大批清寒子弟学习的困难，而且可以纠正工科学生只注重书本、自命清高的通病。为了倡导“工读协作制”，1920年他曾上书教育当局，提出《中国工业教育应酌采工读协作制意见书》，但都被当局以“暂缓推行”、“留备采择”为名，不了了之。
1924年，年仅34岁的刘仙洲就担任了中国最早开办在天津的工科大学北洋大学校长。这所人学从1895年创办起就由外国教授讲课。刘仙洲锐意革新，聘请茅以升、石志仁、侯德榜、何杰等中国著名学者任教，亲手拟定《北洋大学附设工读协作制机械工学系意见书》。他原想将这所大学创办成“东方麻省理工学院”，但当时国立大学均在北洋政府统辖之下，派系影响很深，办学经费不足，难以实现意愿。1928年，他辞去北洋大学校长职务，受聘为东北大学教授兼工学院机械工学系主任。
东北大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刘仙洲立即来到北平，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参加了工学院和机械工程系的筹建工作，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强占北平为止。在这6年中，他对机械系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实习工厂和热工试验室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倡议。他为工学院各系主讲的机械原理和热机学，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广大师生的赞誉。
“七七”事变后，刘仙洲随校南迁到昆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办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抗战大后方的艰苦岁月中，他除了出色地完成繁重的机械原理等课程教学任务外，还孜孜不倦地查阅机械工程方面的书籍和文献，从事教科书、机械名词以及中国机械发明史等方面的编写工作。
1947年，刘仙洲访美回国路过南京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拟设宴邀请，请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他拒不赴宴，连夜离开南京，北上北平，于清华大学任教。后来，教育部虽公开宣布这一任命，并一再致电敦促刘仙洲赴任，但他都置之不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仙洲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并先后担任副校长、第一副校长。从学制长短、专业设置、教学作风、科学研究、学生工作直到校园管理，事无巨细，他都一一过问，把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贡献于学校的建设。1955年，刘仙洲以65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解放后最早入党的知名老教授，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带动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入党。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人民政权的建设，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规划工作，先后担任华北农业建设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协副主席，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四届人民代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机械组副组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技术科学学科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常务委员兼机械组组长等职。他还和中国其他工程界的老前辈共同发起成立学会，担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和第二、三届副理事长，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第一届理事长。由于刘仙洲对新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曾特邀他参加最高国务会议。
刘仙洲为祖国工科大学教育事业，以及机械科学和中国机械发明史的研究奋斗终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机械原理为了编写这些教科书，刘仙洲几乎献出了自己的全部课余时间和假期。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在为刘仙洲著作所写的序言中，对这位机械工程学者“于教学之暇，孜孜不倦，努力著述，将大学机械工程之课本一而再，再而三贡献于国人”，表示钦佩。
在教书育人工作中，刘仙洲素以勤奋、严格、诲人不倦著称。他在授课期间，从不迟到早退，更不缺课：课前总是作充分准备，讲课语句简炼，条理清晰，论述透彻；在黑板上写字和作图极其工整，一丝不苟。从学者感到容易接受，理解很深。他严于律己，又严格要求学生。他规定学生不得无故缺课，作业和考卷过时不收。有个学生计算飞轮半径，把小数点错移一位，1．2英尺竟成了12英尺，他严厉地指出：“半径12英尺的飞轮，那个厂房要多高？！
一个工程师这样马虎将会造成多大的损失！”他在教学过程中一贯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法。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观摩和接触实物或模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学生拆装有关机械，学会使用它们，从而加深理解原理及应用。他认为严谨正规、理论联系实际是培养工程师基本素质的重要条件。他的很多学生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这是与刘仙洲当年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的。
刘仙洲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他自行设计并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实习工厂试制了两种提井水的新式水车，种用人力，一种用畜力，制造简单，效率也高。这种水车被推广200多架，受到农民好评，获得农商部颁发的奖状。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昆明搞过改良犁、水车和排水机的研究工作，并发表论文《中国农器改进问题》。1946年，他又专程到美国考察和研究农业机械，历时一年半。他从西雅图、旧金山到芝加哥，访问了十几个州的农学院、农业实验站、农业机械厂以及灌溉工程，收集有关资料四五百种，并参加美国农业工程师学会年会，会见了该学会第一任会长戴维斯等许多著名农业工程学家。他从考察中得出见解：中国应首先偏重农业，作为推动一切建设的基础。农业机械必须适合中国国情，与其模仿外国的大型机械，不如先对中国原有的畜力机械加以改善，即机械部分改进设计，动力部分仍用畜力，然后求其发展。
刘仙洲回国后，在中国工程师学会作了题为《农业机械与中国》的学术报告，并写成20万字的教材《农业机械》，在清华人学机械系讲授。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华北农业建设委员会委员和华北农业机械总厂顾问，他热情参加在华北推广10万台水车的工作，每周星期六到厂研究农业机械改进试验中的技术关键问题。1956年，他主持制定中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长远规划，为中国农业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还建议华北农业机械总厂创办农业机械专科学校，并亲自担任教务长和讲课；建议清华大学成立农业机械系和农田水利专修科，并将自己多年收藏的农业机械书刊700余册赠予学校。这些专业毕业生，今天已成为全国各地农业机械事业的骨干力量。
刘仙洲1914—1918年 香港大学工学院机械系，获工程科学学士学位。
1918—1924年 崇实中学留法勤工俭学高等工艺预备班机械学教员。
1924—1928年 北洋大学校长。
1928—1931年 东北大学教授，兼工学院机械工学系主任。
1931—1937年 清华大学教授。
1937—1946年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46—1947年 赴美国考察。
1947—1975年 清华大学教授，副校长。
1975年10月 逝世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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