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托尔斯泰还创作了大量童话。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创作，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他还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列夫·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提问 编辑摘要| 人物基本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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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
| 别名： | 列夫·托尔斯泰 |
| 家乡： | 俄国 |
| 性别： | 男 |
| 国籍： | 俄国 |
| 出生年月： | 1828年 |
| 去世年月： | 1910年 |
| 职业： | 文学 小说家 |
| 成就： |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 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创作 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他还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 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 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 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列夫·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
| 名言： | 记住吧：只有一个时间是重要的，那就是现在！它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我们有所作为的时间。 你没有最有效地使用而把它放过去的那个钟点是永远不能回来了。 要有生活目标，一辈子的目标，一段时期的目标，一个阶段的目标，一年的目标，一个月的目标，一个星期的目标，一天的目标，一个小时的目标，一分钟的目标。 |
| 代表作品： | 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幼年》;《少年》;《青年》。 |
| 还有未完善内容， | |
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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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 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托尔斯泰和妻子1862年三十四岁的托尔斯泰与年仅十七岁的索菲亚·A·索妮娅（Софья Андреевна Толстая）结婚，索妮娅是沙皇御医的女儿，两人的教育、观念、文化水平差距甚大，他们前后育有十三个孩子。他和妻子的关系至今仍有争论，别尔丝说：“他爱我，但只在夜里，从来不在白天。”她抱怨：“不会有人知道他从来不曾想过要让他的妻子休息片刻，或给生病的孩子倒一杯水！”。可以确认的是大部分时光他们过得不错，他妻子帮助他管理庄园，整个庄园占地380公顷，有森林、河流、湖泊，苹果园有30多公顷，树木成荫，风景优美，使生活井井有条，这使得托尔斯泰可以将全部时间用于文学作品的精雕细刻，在这里，托尔斯泰给人类留下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传世之作。他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很多次，他妻子也进行誊清和保存文稿的工作。
托尔斯泰将记录自己年轻时代行为的日记交给了妻子，内容记载托尔斯泰婚前曾经赌博，找妓女，甚至感染性病，还与一名女工生了一个私生子，这让别尔丝大为光火，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想烧了他的日记和他的过去。”“我梦见了一个巨大的花园，……我抓起她的孩子，撕扯起来。我扯下了他的头颅和双腿——我像疯子一样。”她学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去“卧轨”，甚至服毒自杀，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她自己也承认“总有一天我会嫉妒得自杀。”这使得托尔斯泰更厌恶这场婚姻，他在日记中写道：索妮娅“成了我痛苦的根源。”“我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疯狂，我看不见任何出路” 。
托尔斯泰晚年激进的思想也让夫妻产生很大隔膜，甚至准备放弃财产，过简朴生活，而与妻子发生龃龉。他的妻子既不理解，更完全不能接受，认为是“整套哲学牵强附会、矫揉造作，完全建筑在虚荣心、名利欲和出风头的基础上。”大女儿塔妮娅说：“你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的物质生活，但是你却忽略了他更珍视的东西。如果你同样关心他的精神生活，他会是多么感动，会百倍地报答你的付出。”夫妻之间缺乏交流，使得婚姻生活每况愈下。高尔基说托尔斯泰“非常喜欢谈论女人，但总是带着俄国农民的粗野口气……他对女人的态度是一种顽固的敌意。他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惩罚她们。……这是一个男人对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幸福而进行的报复。”
作品早期(1851～1862)
这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型。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二分之一。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象《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三部曲之后的是：《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家庭幸福》(1858～1859) ，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哥萨克》(1853～1863，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在奇伟的大自然和纯朴的哥萨克中间，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的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而鄙弃子辈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别特》(1857～1858) 和《琉森》(1857)都是写艺术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作品中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产物。《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已出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他的批判又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发，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朴的思想在《哥萨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后两部作品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这里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农民接近，他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吉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对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过分美化。《波里库什卡》(1861～1863)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波里克依的自杀，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中期(1863～1880)
这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托尔斯泰从1856年开始想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在1860至1861年间写了开头3章(1884年发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这个题材写了一些片断，但与原来的构思毫无联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1866～1869)。这不是遁入历史，而是试图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但由于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和人民的合作，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在小说中，这种结合是在面临民族矛盾时实现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时，他虽然也写到彼埃尔和安德烈所实行的农业改革，却并不隐讳农民对地主的不满心理。
书房小说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见。例如婚后的娜塔莎表现了宗法制家庭的贤妻良母理想；库图佐夫形象表现了反对理性、崇奉无意识活动和自发的生活原则。特别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的农民，宣扬逆来顺受和不抗恶的思想。
《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责备他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从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时代的大堆史料。但这项工作为《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宁娜》的创作。
晚期(1881～1910)
这时期总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戏剧、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则是政论和论文。托尔斯泰在50至60年代就曾写戏剧，其中《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对“虚无主义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对剧作发生兴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揭露金钱的罪恶，同时宣扬拯救灵魂的说教；《教育的果实》(1891)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活尸》(1911)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同时揭露贵族的自私冷酷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虚伪性。经过长时间创作的《光在黑暗中发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宣扬不抗恶，而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之后》(1911)的主题主要是精神觉醒或离家出走，并反对性爱，宣扬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荒淫的生活，人和人之间的虚伪而冷酷的关系；《舞会之后》还揭露军队中的酷刑。此外，《霍尔斯托密尔》(1863～1885)揭示私有财产对其牺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毁灭性的危害；《伪息券》(1911)则接近《黑暗的势力》的主题。在1905年革命前夕写成的《哈泽—穆拉特》(1904)描写山民的强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这次革命中写成的《为什么？》(1906)歌颂波兰人民的英勇起义，揭露沙皇的残酷镇压；两者是对当时暴力革命的反应，但就在同时写成的《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则又重复博爱和宽恕可以摆脱邪恶的论调。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民间故事》(1881～1886)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却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等。
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构成他的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60至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会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天国在您心中》(1890～1893)和《当代的奴隶制》(1899～1900)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淫荡、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
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文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60至70年代的论文中，主要强调应为人民而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要求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口味进行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派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同时提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的论点。《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1906)指责莎士比亚的剧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剧作的某些艺术特点。这些论著都阐明作者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还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他的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尽管他的立场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错误的。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
托尔斯泰的艺术是博大精深的。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广度，创造了史诗体小说。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气势磅礴，场面广阔，人物众多(500以上)。历史的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的笔触揉和着细腻的描写；在巨幅的群像中显现出个人的面貌，于史诗的庄严肃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独白，变化万千，蔚为奇观。他善于驾驭多线索的结构，千头万绪，衔接得天衣无缝；又能突破小说的“封闭”形式，波澜壮阔，象生活那样无始无终。然而托尔斯泰的艺术魅力，不只在于再现宏观世界，而且在于刻画微观世界。他洞察人的内心的奥秘，在世界文学中空前地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是真实，它突出表现在性格塑造上。他总是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写其突出的一面或占优势的一种精神状态。他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闪现的微光。他不粉饰，不夸张，不理想化或漫画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展示其本来面目，从而于平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现象中显示其可怕。他还善于描绘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浑成而不露斤斧痕迹。托尔斯泰的风格主要特点是朴素。他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艺术上要求严格，象《战争与和平》就七易其稿，却不单纯以技巧取胜，不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长的复合句，而只寻求最大的表现力。晚年，他的艺术有显著的变化。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简洁，不写感受的整个过程，只写心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环节；有时采取戏剧的方法，通过行动和对白来表现。不写性格的顺序发展过程，而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在结构上，为了表现人物的醒悟，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为了集中，长篇小说也不再用多线索，而用单线索逐渐展开的方式。在语言上，则力求质朴洗练和浅显易懂，接近民间故事。
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70至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伯纳·萧、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介他的文字，1907年译介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1917年先后有《复活》(易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易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托尔斯泰《幼年》、《少年》、《青年》
《一个地主的早晨》
《琉森》
《三死》
《家庭幸福》
《哥萨克》
《战争与和平》
《安娜·卡列尼娜》
《忏悔录》
《黑暗的势力》
《教育的果实》
《魔鬼》
《克莱采奏鸣曲》
《哈泽·穆拉特》
《舞会之后》
《复活》
林中不显眼的托尔斯泰墓· 记住吧：只有一个时间是重要的，那就是现在！它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我们有所作为的时间。
· 你没有最有效地使用而把它放过去的那个钟点是永远不能回来了。
· 要有生活目标，一辈子的目标，一段时期的目标，一个阶段的目标，一年的目标，一个月的目标，一个星期的目标，一天的目标，一个小时的目标，一分钟的目标。
· 一个埋头脑力劳动的人，如果不经常活动四肢，那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 英雄主义是在于为信仰和真理而牺牲自己。
· 科学的事业就是为人民服务。
· 人生不是一种享东，而一桩十分沈重的工作。
·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 没有智慧的头脑，就象没有腊烛的灯笼。
· 人们过于习惯借助力量来维持秩序，因此不可能考虑没有压制的社会组织。
· 纯粹的、完全的哀愁和纯粹的、完全的欢乐一样都是不可能的。
· 文明的建立的不是机器而是思想。
· 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欲望。
· 如果教师只有对事业的爱，那么，他是一个好教师如果把对教育带来的爱和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他就是个完美的教师。
·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 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有些人知道很多很多，但却不知道最有用的东西。
·我们不但是今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而且过去生活在，并且还要永远生活在那里，在整体之中。
老子老子
托尔斯泰这样来介绍老子的一个基本论点：“他（老子）教导人们从肉体的生活转化为灵魂的生活。他称自己的学说为‘道’，因为全部学说就在于指出这一转化的道路，也正因此老子的全部学说叫做《道德经》”。1884年3月6日，他的日记里，出现了这样的字眼：“我在翻译老子，结果不如我意。”3月9日：“读了一点关于中国的东西，骑马在城里转了转。除我以外，人人都在工作……我洗了澡，读老子。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 由此看来，托尔斯泰接触老子的时间还应当略略靠前一点。因为不可能还没阅读就开始要翻译它。托尔斯泰阅读的老子《道德经》，是1841年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后来，他与波波夫一起，将《道德经》翻译成俄文。这项工作甚至激起了托尔斯泰写一本介绍中国哲理，尤其是探讨人性善恶问题的书的愿望。
1884年，托尔斯泰刚接触中国先哲不久，他写了一篇近乎提纲的文章《中国的贤哲》。文章分了三个部分：“孔子的著作”，“《大学》”，“中国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经》”。在托尔斯泰眼中和笔下，老子是很难表述的，所以在前引的日记里有“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这样的句子。在《中国的贤哲》中，有关“中国先哲老子所著《道德经》”一节，托尔斯泰不得不完全借助老子。他摘译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等若干原文，而自己未发议论或引申，似乎老子本身就可以自然说明问题一般。老子还是对托尔斯泰的处世思想产生了影响。1884年3月10日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一早起身，收拾了房间。安德留沙打翻了墨水瓶。我于是责备他。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是恶狠狠的……做人应该像老子所说的如水一般。没有障碍，它向前流去；遇到堤坝，停下来；堤坝出了缺口，再向前流去。容器是方的，它成方形；容器是圆的，它成圆形。因此它比一切都重要，比一切都强”。
托尔斯泰与中国圣哲老子，真可谓时距千年，相隔万里，与老子的相遇，为其对人生的思考增加了一个参照系统，并使其获得了“良好的精神状态”。尽管误读不可避免，但在人类精神活动里，这种交触现象，却是值得我们认识和探究的。
孔子孔子
在传统文化经典中，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孔子。托尔斯泰不懂中文，何以能够研究孔子呢?原来他是从读英译本的《四书》开始的。英国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一译莱格，1814一 1877)翻译了《四书》、《五经》，分成28卷于1861一1886年间陆续出版，在西方广为流传。这些书也流入俄国。英译本总名为《中国经典》。译者理雅各原为伦敦布道会派驻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39)，后于1843一1873年长驻香港，返英国后就在牛津大学执教，开汉文讲座。由于译者的名声，其译本的影响也大。而俄国人一包括托翁一竟然不知道早在此前，1870年的时候，他们国内已拥有自己的俄译本《大学》和《中庸》，那是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列昂季耶夫译出，在彼得堡出版的，可惜没有传开。托翁读的却是英译本，他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孔子、孟子的著作。1882年6月他曾致信文学评论家斯特拉霍夫(当时任彼得堡图书馆员，也是帮托翁寻检书籍的一位助手)，感谢后者给他寄去孔子的书，不久他便着手研读了。续年他在书信和日记中多次写下读后感。2月末，他写信给好友切尔特科夫说：“我坐在家里，发着高烧，得了重感冒，第二天读孔子，很难想象，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道德高峰，看到这一学说有时竟达到基督学说的高度，你会感到快慰。’3月27日又在日记里提到“我认为我的道德状况是因为读孔子，主要是读老子的结果。’，到了3月30日，他在日记中更表示：应该使这一学说成为公共财富。
托尔斯泰研究孔子的成果，一是在1884年写出了《论孔子的著作》、《论<大学)》等文章。一是摘编了孔子的语录，后来该书于1904年由“媒介”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孔子生平及其学说》，并附有托翁写的《中国学说述评》一文，系由布朗热据托翁的草稿整理而成的。因而以后再出的版本中也有以《列夫?托尔斯泰阐明的孔子学说》为该文题目的。托翁在《论孔子的学说》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他们有四亿五千万，几乎是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的总数的一倍以上。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中国人是庄稼汉。他们的皇帝自己也种田。因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著作给了他对中国多么好的印象。 同时，托尔斯泰身上具有的人道主义，也使他能很快同孔子的学说相呼应，进而用“仁者爱人”这样的思想去规范自己和要求他人。在行动中则是以身作则，厉行“平民化”，并且用作品和各种形式的公开言论去谴责沙皇专制制度压榨人民、残酷对待下层人的丑行，暴露俄国官吏和社会的黑暗，达到为民众的疾苦呼吁的目的。因此，可以说托尔斯泰研究孔子的积极结果，是加深了自身的人道主义精神，从博爱、“爱人”的思想原则出发，更加关怀下层民众。
墨子墨子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对包括孔子在内的诸子百家的印象极佳，他曾经多次用文字表达对中国的热爱与尊敬。在1905年12月4日写给中国留学俄国的学生张庆桐的复信中就这样写道：“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曾经有好几次同日本人见过而，但从没有一次同中国人见过而，也没有发生过联系，而这正是我一向非常想望的，因为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当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一于一个欧洲人是常有的情况)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更不用说孔子、q、老子和他们著作的注疏了。遭到孟子驳斥的墨翟学说，尤其令我敬佩。我对于中国人民经常怀有深厚的尊敬，很大程度上由于可怕的日俄战争诸种事件而更为强烈了”。
托尔斯泰作为人道主义者，一向主张“博爱”。他既然热衷于孔子的“仁学”，即“仁者爱人” 的思想，自然也就欣赏墨子“兼爱”的主张。从这一点来看，托尔斯泰不但和孔子，而且同墨子之间的思想也是相通的。果然，在阅读的同时他就编选出墨子的言论，又经过布朗热的整理编辑成书。以《中国哲学家墨翟—论兼爱的思想》为书名于1910年出版，立即引起文化界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