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训练就是借助军事化训练和管理的理念，将军队的先进管理理念进行商业化应用，主要培训学员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能力，培养坚强的毅力、超强的执行力，提升在团队中的人格魅力、良好的沟通和协作力、百折不挠打不烂拖不垮的铁血精神，对待生活的正确态度，全面提升个人综合素质。
军事理论教育和作战技能教练的活动。它通常分为部队训练、院校训练和预备役训练（又称后备役训练）。军事训练在国家武装力量建设和战备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军队平时的主要任务,是战备的重要方面,许多国家都把军事训练列为战略研究的一项内容。军事训练的基本任务是:学习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和军事技术,研究和了解有关国家（集团）的政治经济状况、军事思想、军队编制、武器装备和作战特点，熟悉作战地区的地形、水文、气象及其对作战行动的影响，演练诸军种、兵种合成军队作战的组织指挥和协同动作，培养军人坚强的体魄，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其目的是提高军队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随时能执行作战任务。
军事训练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军事技术以及军队的传统、经验和作战任务等有密切的联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作战样式的变化和军队体制编制、武器装备的变革,对军事训练不断提出新要求,赋予新内容，而军事训练的实践又深刻地影响着作战，促进军事理论的发展。 研究军事训练的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称军事训练学。它是军事科学领域中的一门学科，也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
军事训练是伴随着战争的出现而产生，随着战争实践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而发展的。早在原始社会晚期，部落（氏族）之间经常发生有组织的武力冲突。为了在争斗中获胜，首领们常向属下传授角斗、射箭等技术，这就出现了军事训练的萌芽。进入奴隶社会后，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不断发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建立了军队，有了以练习武艺为主要形式的军事训练。
冷兵器时代：军事训练是教习使用冷兵器进行格斗和演练阵法。中国夏、商出现了战车，西周和春秋时期以车战为主。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弓、矢、戈、殳、矛、戟一类冷兵器的使用和车阵战术， 常以围猎进行军事演习。“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国语·齐语》）。春秋末期，吴、越等国的舟师（水军）曾在海上进行过训练和演习。战国时期（公元前5～前3世纪），封建兼并战争频繁，战争规模扩大，军队数量增多，步兵取代车兵成为主要兵种，出现了独立的骑兵部队，战斗方式逐渐由步骑兵野战和包围战代替了车阵作战。军事训练主要是教习射法、弋法、剑道、手搏、蹴鞠等技能和步骑兵的协同战斗。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频繁战争中，出现了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一批著名军事家。在他们的军事著述中包含着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的丰富内容。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孙子兵法》把“士卒孰练？”(《孙子兵法·计篇》)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七计”之一。《尉缭子》对军事训练也作过明确的叙述：“百人而教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万人；万人教成，会之于三军。三军之众，有分有合，为大战之法。”（《尉缭子·勒卒令第十八》）公元前 4世纪的古希腊各国和公元前2世纪的古罗马，在职业军队中,战斗兵器有长矛、剑、战斧、匕首、弓箭、标枪、投石器和石弩、弩炮等，作战方式是士兵组成方队进行对抗。军事训练的内容主要是排演阵形，学会使用兵器，进行白刃战，在短距离内作战和攻打城堡作战等。此后，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军队一直沿用冷兵器作战，军事训练的内容和方法变化不大。
火器时代：火药的发明和应用,促进了武器装备的发展，使军事训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唐朝末期（10世纪初）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宋朝（10～13世纪）陆续出现了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管形火器。元朝（13～14世纪）火器有了发展，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并出现了装备火炮的炮手军，有了教习炮法的训练。13世纪末，火药技术和火器传到了欧洲。15～17世纪初，欧洲一些国家的步兵装备了火枪，骑兵装备了盔甲、双刃刀和手枪，炮兵装备了轮式火炮，士兵的成分有了改变，从而引起作战样式的变化，掌握使用火器和线式队形作战，成为训练的重要内容。中国明朝永乐年间（15世纪初）军队设置了装备火枪、火炮的神机营，军事训练中掌握火器训练的内容逐渐增加。著名将领戚继光在1571年所著《练兵实纪》中，总结了使用冷兵器和火器的训练经验，强调军队要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练将。他于1572年冬在蓟州镇汤泉（今河北省遵化地区）组织一次为期20天有10万余人参加的军事演习，表明军事训练发展到较高的水平。18世纪以后，欧美一些国家开始建立技术兵种，出现了野战、攻城和要塞炮兵，建立了一批军事技术学校，开始培养专门的军事技术人才。后来，欧洲国家的军队装备了后膛枪，引起军队编组、作战方法、军事训练的一系列变革。18世纪的著名军事家法国拿破仑一世、普鲁士C.P.G.von克劳塞维茨、俄国А.В.苏沃洛夫等有关正规军队训练方式和战斗运用的论述，在一些条令、教令中得到反映,成为当时军事训练的基本依据。19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导师F.恩格斯研究了欧洲、亚洲、非洲和北美洲的战争情况，对战争、军队、战略、战术以及军事训练等方面，都作了精辟的论述。恩格斯在《德国战争短评》一文中指出：“虽然民族热忱对战斗有巨大的意义，但是如果缺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热忱，任何人都不能打胜杖。”强调军队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才有战斗力。19世纪后半叶，中国清朝政府先后开办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编练新式陆军，建立水师，购进西洋武器,聘请外籍军事教官,开展了使用新式武器及相应战术的练兵活动。如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胡燏芬、袁世凯先后在天津小站用西方的训练方法训练了“定武军”。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黄埔军官学校(见黄埔军校)，设有步兵、炮兵、工兵、辎重、骑兵、交通、无线电等科，实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并重的方针，为国共合作共同进行的北伐战争培养了军事和政治人才。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党军队主要仿照德、英、美等国军队进行军事训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坦克、火炮、飞机、舰艇等大量新式技术装备投入战场。为适应大规模的、复杂的战役和战斗的需要，许多新的军种、兵种和专业部队相继组建，陆军、海军、空军的军事训练规模、体制、内容、方法都有很大改进和发展，开始步炮、步坦和陆、海、空协同作战训练。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联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前，按照预定计划，选择相似地形、水域，以旅、师为单位，进行一系列的登陆作战演习，并于1944年4月底至5月初，在英国南部海面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陆、海、空三军联合演习，熟悉作战计划，演练协同动作，对夺取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两次世界大战为战后军队建设、军事理论、军事训练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带来了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从而引起了军队建设和作战思想的深刻变化，对军事训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许多国家都把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作为军队建设和作战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官训练：成为军事训练的重点。在现代条件下作战,军官不仅要具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熟悉复杂的武器装备,而且要掌握新的作战方法和指挥艺术。因此,许多国家的军队都把军官训练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并规定军官必须经过院校严格培训才能任职和晋升。各级各类军事院校成了培养和储备军官的主要场所。有些国家的军队还利用地方大专院校培养和储备军官。同时，普遍采取自学、补习、集训、函授等多种形式，加强在职军官训练，把训练考核成绩列为军官晋升条件之一。
技术训练：现已摆到重要位置。现代化军队的武器装备种类繁多，技术复杂，对广大官兵的专业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诸军种、兵种的军官和士兵应熟悉本职专业理论，熟练掌握武器装备的专业技能，工程技术人员应精通技术装备，成为行家和能手。因而，专业技术训练所占的比重增大，训练时间增多。为鼓励官兵掌握专业技术，许多国家的军队在士兵中实行技术等级制度，在军官中实行技术职称（或职务）制度。
军事演习：成为诸军种、兵种联合作战的主要训练方法。现代战争，参战的军种、兵种多，作战样式复杂，协同动作要求高。陆、海、空军协同训练和联合作战演习为许多国家军队所重视，军事演习成为军事训练的高级形式。美国、苏联等国军队每年都耗费大量财力、物力进行不同规模、不同课题的军事演习。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和华沙条约成员国，由一国军队的演习发展到多国军队联盟的演习，演习内容极为广泛，包括陆地、海上、空中作战，核条件下作战以及战争动员、快速反应、临战支援、快速机动、民防、城防和工业疏散等。
改进和丰富训练内容：重视研究现代战争的经验，不断改进和丰富军事训练内容。军事理论是随着战争实践而不断发展的，许多国家的军队都注意结合现代条件下作战的新特点探讨新的军事理论，并通过训练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军事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发生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伊朗和伊拉克战争、英国和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的战争等。军事训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注意吸取世界上局部战争的经验教训,吸取别国军队的有益经验,改革军队训练。这些战争的经验教训，已为许多国家军队在组织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时借鉴。
注重政治素质和体质训练：军事技术的进步，战斗的紧张激烈程度，深刻影响到军队生活和战斗活动的一切方面。因此，许多国家的军队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官兵的精神政治素质训练和体质锻炼，培养军人具有坚定的信念和良好的身体素质，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采用现代化训练场地和设施：随着作战行动范围的扩大和技术兵器性能的改进，训练对场地和设施的依赖性增大。美国、苏联、联邦德国等国军队专门设立了大型训练中心，特种作战试验中心，电子战教练场和山地、丛林地、沙漠地、严寒地区训练基地，组织部队在近似实战条件下进行训练。美军的训练基地，多是部队、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的综合性基地。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进教学手段：许多国家都重视把激光、无线电遥控和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应用于军事训练，使教学手段现代化。尤其是自动化指挥（见军队指挥自动化）、司令部作业、战斗行动和技术兵器操作，广泛采用模拟训练，提高了训练效果。
预备役训练：成为储备兵员的重要措施。现代战争需要庞大数量的兵员，许多国家把预备役训练放到重要地位，通过多种途径，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预备役人员进行训练，使其掌握军事知识和作战技能，成为战时动员和快速扩编的基础。
1955年7月中国颁布第一部《兵役法》 ，第一次从法律上作出了在大学生、高级中学学生中进行军事训练的规定，并从同年冬季起，首先在北京体育学院、北京钢铁学院进行军训试点，后又增加了北京邮电学院等12所高等院校。在两批14所高等院校中，进行了21个军事专业课题的训练，受训学生达一万多人。从1955年至1957年间，教育部、国防部依据〈〈兵役法〉〉的规定，又先后批准在全国127所中等学校进行军训试点，受训学生达7万余人。当时，高等院校重点进行预备役技术军官训练；高级中学进行基础军事训练。实践证明，上述军事训练，对激发学生爱国主义热情、增强学生的国防观念以及扩大知识面，培养祖国需要的合格人才，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60年代初，经国务院批准，全国53个大、中城市的38所高等院校和70所高级中学或中等专业学校的一年级学生，进行了军训试点。1965年，根据党中央有关大专院校学生到部队当一段时间兵的指示精神，全国又有部分大专院校学生到部队下连当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大好局面，开展学生军训时机日趋成熟。中共中央在1981年下发第11号文件，指示高等院校要把学生军训纳入教学计划，部分学校恢复了学生军训。1984年，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发了新的兵役法，把高等院校和高级中学学生军事训练单列一章，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学生军训的重视。1985年，中国又在52所高等院校、102所高级中学（含中等专业学校）设立了军事训练试点。1986年，军训试点的高等院校增加到69所。1987年扩大到105所。为进一步搞好学生军训试点，国家教委、总参谋部、训练时间、训练内容、军事教员的配备，以及学生军训的经费和物资保障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推动了学生军训的迅速发展。到1996年，全国军训试点院校已扩大到157所，目前中国已有近500所高等院校和近3000所中等学校开展了学生军训，每年参训的学生约占年度招生的一半左右。
2012年2月5日，教育部网站公布一项文件，各高校要把军事训练作为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军事技能训练时间为2—3周，实际训练时间不得少于14天。
文件指出，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要积极争取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对学生军事训练的大力支持，认真组织实施，增强军训实效。要突出抓好国防生军政训练，纳入教学课程体系，并为国防生日常教育训练提供必要的场地设施和条件，大力支持国防生参加部队实践活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