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分类： 军事书籍

兵书

bīnɡ shū

[book on the art of war]中国古代对论述兵法的著作的称谓，后成为军事著作的通称。《汉书·艺文志》著录古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历代兵书从内容上可分为兵法、兵略、训练、阵法、兵制、兵器、城守、军事地理、名将传等类。现存最早的完整兵书是《孙子兵法》。

目录 [隐藏]

• 1 中国历代兵书集成
• 2 古今经典兵书
• 3 兵书战策
• 4 中国古代兵书
• 5 外国古典兵书

兵书在哲学、科学史、天文学、气象学、文学、历史学等方面，都有相当高的价值，对今日充满竞争的政治、外交、选才用人、商场角逐、为人处世等，都有着不容低估的指导意义。所以，当今世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日益喜爱和重视我国历代兵书。《中国历代兵书集成》是军内外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教研人员案头的必备宝典，也是企业界人士临机决断的必备锦囊，更是广大军事爱好者增长知识的有益读物，它端庄高雅的装帧设计将为收藏家增添光彩。

为发掘中国兵学遗产，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后勤学院、北京图书馆等十多个单位的近百名专家，通力合作，编纂了这部囊括中国古代兵书全部经典著作的《中国历代兵书集成》，其中很多篇章是选自孤本和手抄本，在世界首次刊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目录
孙子
吴子
司马法
孙膑兵法

尉缭子
六韬
黄帝阴符经
黄石公三略
百战奇略
诸葛亮兵法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卫公兵法辑本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虎钤经
十七史百将传
守城录
何博士备论
武经总要
历代兵制
翠微先生北征录
练兵实纪
投笔肤谈
纪效新书
武编
广名将传
三十六计
曾胡治兵语录
阵纪
草庐经略
素收
美芹十论
武经龟鉴
兵法心要
八阵图合变说
筹海图编
乡约
塞语
登坛必究
武备心略
救命书
战略
兵机要廖
武备志
车营扣答合编
金汤借箸十二筹
兵谋
兵迹
火攻挈要
城守筹略
乾坤大略
兵
兵经百言
兵镜备考
兵镜或问
治平胜算全书
灰画集
戊笈谈兵
（氵并）（氵辟）百金方 
 

中国最早的“兵书”是西周时期的《军志》和《军政》。这两部书没有流传至今，只是在《左传》和在《十一家注孙子》中引用了某些段落和词句而已，但它必然是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了。

春秋末年出现的《孙子兵法》是历代军事家所推崇学习，运用，并影响至今的兵书，它成为一些国家军人的必修课，军事院校的重要教材，《孙子兵法》共有十三篇，篇名分别是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事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孙子兵法》通篇闪烁着真理的思想光华，它的贡献不仅仅局限军事领域，而且在其他领域也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与孙子齐名的还有吴起。《韩非子》中说：战国时孙吴之书遍天下。《吴起兵法》产生于公元前四百多年前。兵法中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反映在”内修之得，外治武备”的战略指导思想上；“以治为胜”的有素训练中；根据敌情审时度势的打击敌人策略内；看准战机，猛攻敌人薄弱环节里。总之，兵法对当时褚侯间的兼并战争产生了很大的指导作用，由于吴起是大政治家，大法家，因此他军事上的出众才华，却在政绩斐然的光环笼罩下，失去了原来的光彩，变得不为人知了。

我国著名的兵法中，有一部《司马穰苴兵法》，人们认为是齐国大司马穰苴所著。但据《史记》记载，司马穰苴生后约100多年，威王曾召集属下追辑古代的《司马兵法》，并把司马穰苴的论述融汇其中，而成《司马兵法》155篇，传世五篇为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内容大致论述对战争究竟该持何种之态度；“礼，仁，信，义，勇，智”六德为治军思想之核心，作战指导之原则等。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孙子”究竟指孙武还是孙膑悬而未决。山东临沂考古发现了几百枚竹简，解开了这个谜：《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各成系统的两部兵书。《孙膑兵法》总结了战国中期极其以前的作战经验，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对战争持慎重态度，强调军队建设讲德行，法制；作战时要有独立指导得能力，将帅间应和睦。除此之外，孙膑还论述了阵法，水战、攻坚战等，它们对孙武的思想都有所发挥。

《黄石公三略》是否黄石公撰写，争议较大，在此不仪。该书是一部从政治与军事关系上论述战胜攻取的兵书，它强调以“道”、“得”、“仁”、“义”、“礼”治国，从保民的目的出发。《黄石公三略》不像前头提到的兵书只注重将帅的作用，而是主张将卒并重。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一部采用君主提问，臣将回答的形式辑成的兵书。该书对“齐正”、“虚实”、“主客”、“攻守”、“形势”等方面有深刻的论述。“齐正”是《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中心问题，尤其是齐正的运用。

唐代道士李筌所著《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对后世影响较大。它主张富国强兵，农战结合；强调地利之重要，对要委以重任的大将必须仔细鉴别，慎重对代。

宋代陈规撰写的《守城录》是城邑防御的专著。该书提出的一些具体守城措施，今天虽然过失了，但他积极防御的思想仍有借鉴作用。

《虎钤经》为宋代许洞撰成。该书继承了《孙子兵法》的朴素军事辩证法和《太白阴经》的唯物自然观，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因素中以人为最重要，同时指出“先胜”思想。

中国第一部军事百科性兵书是宋仁宗时，天章阁待制曾公亮和尚书公部侍郎，参知政事丁度等编纂的《武经总要》该书完整地记述了北宋前朝的军事制度,从选将料兵,教育训练,通信侦察,火战水攻,山川河流，道路关隘，武器装备以及历代战例，用兵得失，阴阳占候等方面进行了分类叙述，图文并茂。

据本世纪三十年代兵书学者陆达节的《历代兵书目录》和《中国兵学现有书目》记载,中国历史上有两千多种兵书,流传至今的也有四、五百种。九十年代初,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申宁《中国古代兵书总目》收录辛亥革命前的兵书有4221种。

中国

名称 作者 时期 出版社 出版日期 其他

先秦时期

孙子兵法 孙伍 春秋

司马法 司马穰苴 春秋
吴子兵法 吴起 战国
孙膑兵法 孙膑 战国
商君书 商鞅 战国

秦汉时期

三略 黄石公 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便宜十六策 诸葛亮 蜀
将苑 诸葛亮 蜀
诸葛亮注阴符经 诸葛亮 蜀
兵法辑佚 诸葛亮 蜀
战略辑佚 司马彪
八阵总述 马隆 晋
握奇经 马隆 晋
古今刀剑录 陶弘景 梁

隋唐五代时期

唐李问对 李靖 唐
李卫公兵法 佚名 唐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李筌 唐
李筌注阴符经 李筌 唐
李筌注孙子兵法 李筌 唐
道德经论兵要义述 王真 唐
儒门经济长短经 赵蕤 唐
射经 王璩 唐
黄帝问玄女兵法 佚名 唐

宋辽金夏蒙元时期

何博士备论 何去非 宋
权书 苏洵 宋
衡论 苏洵 宋
几策 苏洵 宋
美芹十论 辛弃疾 宋
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 辛弃疾 宋
九议 辛弃疾 宋
守城录 陈规 宋

明清时期

百战奇略 刘基 明 下载
兵法心要 刘基 明
乾坤大略 王余佑 明
战略 胡宗宪 明
练兵实纪 戚继光 明
火龙神器阵法 焦玉 明
间书 朱逢甲 清
兵经百言 揭暄 清
曾胡治兵语录 蔡锷 清

近代时期

与“剿赤军”作战要诀 曾中生 解放军
游击战争的要诀 曾中生 解放军
与川军作战要点 曾中生 解放军
军事知识研究 舒玉璋 解放军
追击要点 舒玉璋 解放军
连、排、班长须知 红四方面军 解放军
连指导员须知 红四方面军 解放军
湘军的战术及其对策 红二军团司令部 解放军
论持久战 毛泽东 解放军
超限战 乔良 王湘穗 解放军 

外国

长征记 色诺芬 古希腊
海权论 马汉 美国 
间接路线战略 利德尔-哈特 英国 
沙漠战争规律 隆美尔 德国
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 普鲁士 解放军出版社 
军队的大脑 沙波什尼科夫 苏联 解放军出版社 1987年7月
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海军 戈尔什科夫 苏联 三联书店 内部发行
总体战 鲁登道夫 德国

先秦时期

《孙子兵法》
 
【名称】《孙子兵法》

孙武

【作者名】孙武
【朝代（国家）】春秋
【作者简介】
　　孙武(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亦称孙子，字长卿，春秋时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一说博兴)人。伟大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我国军事理论的奠基者。著有《孙子兵法》传世，此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
　　孙武的祖先叫妫满，被周王封为陈国国君(陈国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公元前672年，陈国内部发生政变，陈太子被杀，孙武的直系远祖陈完受到牵连，逃到齐国，投奔齐桓公。
　　齐桓公见陈完颇有才干。授予他“工五”即管理手工业事务的长官之职。陈完在齐国定居以后，改姓田，田氏遂在齐国扎根，直到最后喧宾夺主，最后把姜姓的齐国改成了田氏。一百多年后，田氏家族成为齐国国内后起的一大家族，地位越来越显赫，在齐国的领地也越来越扩大。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孙武的祖父)，做了齐国的大夫，因为领兵伐莒(今山东莒县)有功，齐景公在乐安封给他一块采地(诸侯封赐给所属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又称“采邑”式“食邑”)，并赐姓孙氏。因此，田书又被称为孙书。孙书的儿子孙凭(孙武的父亲)，做了齐国的卿，成为齐国君主以下的最高一级官员。
　　孙武大约生于公元前535年左右的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具体的生卒年月日不可考。由于贵族家庭给孙武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孙武得以阅读古代军事典籍《军政》，了解黄帝战胜四帝的作战经验以及伊尹、姜尚、管仲的用兵史实，加上当时战乱频繁，兼并激烈，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善于带兵作战的将领，他从小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战争，这对少年孙武的军事方面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但当时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左相庆封灭掉了右相崔杼。接着田、鲍、栾、高等四大家族又联合起来，赶走了庆封。后来，内乱日甚一日，齐国公室同四大家族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不愿纠缠其中，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念头。
　　当时南方的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不断向中原学习，以求摆脱楚国控制，富国强兵。晋国看到吴国的兴起可以牵制的楚国，减少对中原的压力，所以派人入吴传授中原文化，尤其是帮助吴国按中原兵制进行改革以增强军事实力。吴国也对中原文明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吴王寿梦的儿子季札，就受到过孔子的赞扬，认为他“懂礼”。孙武认定吴国是他理想的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7年）左右，山东逃奔到南方的吴国。
　　孙武来到吴国后，在吴都郊外结识了从楚国而来的伍子胥。伍子胥原是楚国的名臣，公元前522年因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被楚平王杀害而潜逃到吴国。他立志兴兵伐楚，为父兄报仇。孙武结识伍子胥后，十分投机，结为密友，避隐深居。公元前515年，吴国公子光通过伍子胥的帮助，利用吴国伐楚，国内空虚的机会，以专诸为刺客，袭杀吴王僚和公子庆忌，然后自立为王，称阖闾。
　　阖闾是个胸怀大志的人，即位后，就礼贤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贤臣，他又体恤民情，不贪美味，不听淫乐，不近女色，注意发展生产，积蓄粮食，建筑城垣，训练军队，因而大得民心，吴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阖闾又注重搜求各种人才，立志要使吴国更加强盛，时而向长江中游发展，灭楚称雄。
　　这时，伍子胥向吴王阖闾推荐了正在隐居的孙武，向吴王介绍孙武的家世、人品和才干，称赞孙武是个方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盖世奇才。吴王不信。伍子胥便反复推荐，仅一个早上就推荐了7次，吴王才答应接见孙武。
　　周敬王四年(前516年)，吴王阖闾亲自召见孙武。孙武见了阖闾，便把自己所写的13篇《孙子兵法》，一篇一篇地呈给阖闾看。阖闾每看一篇，都拍案叫绝。吴王欲试孙武用兵，就说：“先生所著兵法十三篇，我都拜读过了，那里面所淡，甚是精妙，不知您的理论，可不可以拿来实地操练一下?”孙子答道：“当然可以。”阖闾又说：“可以就近调我宫里的妇女来演练吗?”孙子回答：“自然可以。”于是出宫女一百八十人交他操练，孙武将宫女编成两队，并以吴王两个宠姬分任两队队长。然后要他们全体持戟，准备操练。孙武向他们发令说：“你们知道自己的心、左右手和后背吗?”宫女回答：“知道!”孙武号令他们：“我发令向前，你们就看你们心口所对的方向；向左，就看右手所在的方向；向右，就看左手所在的方向，向后，就看背所对的方向。”号令交待清楚，便陈设出斧钺等刑具以示警戒，又。“三令而五申之”，反复说明。于是击鼓传令：“向右。”宫女们都大笑起来。孙武讲：“约束不明，号令不熟，这是将领的过错。”又三令五申地交待好几遍，然后击鼓传令：“向左!”宫女们又大笑。孙武说：“纪律不清楚，号令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这些既已交待明白，却不依号令去做，这乃是队长和士兵的过错了。”要斩两位队长。台上观看的吴王见要斩他的爱姬，大吃一惊，忙派人传令：“我已经晓得将军善用兵了。我如果没有这两个妃子，连吃东西都没有味道，希望不要杀他们。”孙武说：”我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于是杀了两个队长示众。依次用后二人为队长，再击鼓操练，向左向右，上前退后，跪下起立，无不符合命令和纪律要求，全体肃然，没一个敢出声。这时，孙武派人向武王报告：“队伍已操练整齐，大王可以试来看看，听凭大王怎样使用他们，即使叫他们赴汤蹈火，都是可以办到的。”吴王知道孙武真的善于用兵，终于用他做了将军。这件事，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孙武做为一名将军的风采和品格。

　　孙武与伍子胥共同辅佐阖闾经国治军，制定了以破楚为首务，继而南服越国，尔后进图中原的争霸方略；并实施分师扰楚、疲楚的作战方针，使吴取得与楚争雄的主动权。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吴王准备攻楚，孙武认为“民劳，未可。”请再等待。伍子胥则提出疲楚的战略，建议把部队分为三军，每次用一军去袭击楚国的边境，“彼出则归，彼归则出”，用这种“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误之”的战法来疲惫楚军，消耗楚的实力。阖闾采纳了这个意见，反复袭扰楚国达六年之久，使楚军疲于奔命，为大举攻楚创造了条件(参见吴楚争霸战争)。孙武和伍子胥还根据楚与唐、蔡交恶，楚国令尹子常生性贪婪，因索贿得不到满足而拘留蔡、唐国君，蔡、唐两国对楚极其怨恨的情况，献联合唐、蔡以袭楚之计。蔡、唐虽是小国，但居于楚的侧背，这就为吴军避开楚军正面，从其侧背作深远战略迂回提供了有利条件。
　　公元前506年，吴国攻楚的条件已经成熟，孙武与伍子胥佐阖闾大举攻楚，直捣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吴军要由今天的苏州进到江陵附近，进行千余里深远的战略奔袭。孙武等人协助阖闾制定了一条出乎楚国意料的进军路线，即是从淮河逆流西上，然后在淮油(今河南潢川西北)舍舟登陆，再乘楚军北部边境守备薄弱的空隙，从著名的义阳三关，即武阳关、九里关、平靖关，直插汉水。吴军按照这一进军路线，顺利地达到汉水，进抵楚国腹地。楚军沿汉水组织防御，同吴军隔水对阵。由于楚军主帅令尹子常擅自改变预定的夹击吴军的作战计划，为了争功，单独率军渡过汉水进攻吴军，结果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战败(参见柏举之战)。吴军乘胜追击，5战5胜，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灭亡楚国。
　　在吴王北上与齐晋争霸的斗争中，孙武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史记》说：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此后，孙武隐居，不知所终。
　　孙武所著《孙子兵法》，不但是我国最早的兵书，也不仅在军事理论方面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而且在军事哲学方面也堪称民族智慧的结晶。《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丰富而深邃，最早涉及战争全局问题，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战争胜负不取决于鬼神，而是由政治、经济、天时、地利、人事等多种因素所决定其中，尤其重视“民”对战争的态度，主张修明政治，予民拟利，用亩大而税轻的办法以争取民心。提出“先胜而后求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指导思想。在中国和世界军事史上，首次概括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普遍的军事规律。注重全面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奇正等矛盾双方，总结出“以正合，以奇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因敌而制胜”等若干至今仍有研究价值的指导原则，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
　　《孙子兵法》为中国古代军事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北宋时，《孙子兵法》列为《武经七书》之首，被誉为“兵学圣典”或“兵经”。孙武也成为我国古代军事谋略学的鼻祖，被后世誉为“兵圣”。不但影响了中国，而且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孙子兵法》不仅运用于军事领域，还被推广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正文】
始计第一
　　孙子曰：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作战第二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①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
　　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注：】
　　①：“忌”加“艹”头。
      
谋攻第三
　　孙子曰：
　　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①□②，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注：】
　　①：［车贲］。
　　 ②：“温”字“氵”旁换“车”旁。
      
军形第四
　　孙子曰：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
　　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兵势第五
　　孙子曰：
　　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①投卵者，虚实是也。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注：】
　　①：“瑕”的“王”旁换“石”旁。
      
虚实第六
　　孙子曰：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
　　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
　　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候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军争第七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变第八
　　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合。泛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军第九
　　孙子曰：
　　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唯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流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军旁有险阻、潢井、蒹葭、小林、□①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杀马肉食者，军无粮也；悬□②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③□③，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卒未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注：】
　　①：“翳”加“艹”头。
　　②：［垂瓦］。
　　③：［讠翕］。
      
地形第十
　　孙子曰：
　　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凡兵有走者、有驰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驰；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
　　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九地第十一
　　孙子曰：
　　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泛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入人之地不深者，为轻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泛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泛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而整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
　　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
　　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如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
　　九地之变，屈伸之力，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彻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
　　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交地吾将固其结，衢地吾将谨其恃，重地吾将继其食，泛地吾将进其途，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
　　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
　　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则其城可拔，其国可隳。
　　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害，勿告以利。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故为兵之事，在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火攻第十二
　　孙子曰：
　　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
　　行火必有因，因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而其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上。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夫战胜攻取而不惰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惰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用间第十三
　　孙子曰：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闻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兼死。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敌间之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秦汉时期 

《黄石公三略》
 
【名称】《黄石公三略》
【作者名】黄石公
【朝代（国家）】秦朝
【作者简介】
　　黄石公本为秦汉时人,后得道成仙,被道教纳入神谱。《史记．留侯世家》称其避秦世之乱，隐居东海下邳。其时张良因谋刺秦始皇不果,亡匿下邳。与下邳桥上遇到黄石公。黄石公三试张良后，授与《太公兵法》，临别时有言:“十三年后，在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公即我矣。”张良后来以黄石公所授兵书助 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并于十三年后，在济北谷城下找到了黄石，取而葆祠之．后世流传有《黄石公素书》和《黄石公三略》二书，盖为后人托名所作。
　　张良得“天书”，“天书”是黄石公所赠。这段故事在我县古邳流传最广，大人、小孩都会讲，可是要问起黄石公的姓名和身份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据传，黄石公是秦始皇父亲的重臣，姓魏名辙。始皇父亲庄襄公死后，轮到秦始皇坐朝当政，他独断专行，推行暴政，忠言逆耳，听不进忠臣元老的意见；魏辙便挂冠归隐，策马离开朝廷。秦始皇听说魏辙走了，想想一来自己还年轻，虽已登基，但立足未稳，身边需要人辅佐；二来魏辙是先皇老臣，如若走了会让天下人笑话自己无容人之量。于是就带亲信人马追魏辙到骊山脚下，用好言好语千方百计挽留，魏辙决心已定，一个劲不愿回去。后来，他就隐居在邳州西北黄山北麓的黄华洞中，因人们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就称他为黄石公。
　　黄石公虽然隐居，但内心一直忧国忧民，就把一生的知识与理想倾注在笔墨上。按现代人的说法，他既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神学和天文地理知识也相当丰富。他著的书有《内记敌法》、《三略》三卷，《三奇法》一卷，《五垒图》一卷，《阴谋行军秘法》一卷，《黄石公记》三卷，《略注》三卷，《秘经》三卷，《兵书》三卷，《阴谋乘斗魁刚行军秘》一卷，《神光辅星秘诀》、《兵法》一卷，《三监图》一卷，《兵法统要》三卷、《备气三元经》二卷，还有《地镜八宅法》、《素书》等作品。
　　书写好后，他就四处寻找合适人物，目的是委托重任，以实现他为国效力的意愿。
　　一日，黄石公在圯上（圯，即桥）与张良相遇，便以拾鞋（即古书上说的纳履）方式试张良，看到张良能屈人所不能屈，忍人所不能忍，知道他胸怀开阔，将来必有一番抱负，绝非是人下之小人，遂以《素书》相赠。此书共一千三百三十六言，分原始正道、求人之志、本道、宗道、遵义、安礼六篇。书中语言明贵，字字精当，张良爱不释手，秉烛细读，大悟大彻，心领神会，要不多天，便把一本《素书》从头到尾背得滚瓜烂熟。
　　后来，张良做了刘邦的谋士，佐高祖定天下、兴汉邦，大部分运用《素书》中的知识。久而久之，这段故事越传越神，《素书》也就被后来人说成了“天书”。

【正文】
上略
    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
    含气之类，咸愿得其志。
    《军谶》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用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故能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极，密定九夷。如此谋者，为帝王师。故曰：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圣人存之，动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军谶》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
    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支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怨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获固守之，获阨塞之，获难屯之，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顺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四网罗之。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为者则己，有者则士。焉知利之所在？彼为诸侯，己在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处。
    世能祖祖，鲜能下下；祖祖为亲，下下为君。下下者，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则国富而家娭，然后选士以司牧之。夫所谓士者，英雄也。故曰：罗其英雄则敌国穷。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
    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下力并而敌国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
    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因。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军谶》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合也。故蓄恩不倦，以一取万。
    《军谶》曰：“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故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攻城则不拔，图邑则不废；二者无功，则士力疲弊。士力疲弊，则将孤众悖；以守则不固，以战则奔北。是谓老兵。兵老，则将威不行；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军失伍，则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则敌乘利；敌乘利，则军必丧。
    《军谶》曰：“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
    《军谶》曰：“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震。
    《军谶》曰：“贤者所适，其前无敌。”故士可下而不可骄，将可乐而不可忧，谋可深而不可疑。士骄，则下不顺；将忧，则内外不相信；谋疑，则敌国奋。以此，攻伐则致乱。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
    《军谶》曰：“将能清，能净；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故曰，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将者，能思士如渴，则策从焉。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将有一，则众不服；有二，则军无式；有三，则下奔北；有四，则祸及国。
    《军谶》曰：“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将谋密，则奸心闭；士众一，则军心结；攻敌疾，则备不及设。军有此三者，则计不夺。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财入营，则众奸会。将有此三者，军必败。
    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军谶》曰：“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此四者，将之明讠戚也。
    《军谶》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军谶》曰：“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求者至。故礼而后悔者士不止；赏而后悔者士不使。礼赏不倦，则士争死。
    《军谶》曰：“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以寡胜众者，恩也。以弱胜强者民也。故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
    《军谶》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虚也；民菜色者，穷也。千里馈粮，民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夫运粮百里，无一年之食；二百里，无二年之食；三百里，无三年之食，是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
    《军谶》曰：“上行虐，则下急刻；赋敛重数，刑罚无极，民相残贼；是谓亡国。”
    《军谶》曰：“内贪外廉，诈誉取名；窃公为恩，令上下昏；饰躬正颜，以获高官；是谓盗端。”
    《军谶》曰：“群吏朋党，各进所亲；招举奸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位相讪；是谓乱源。”
    《军谶》曰：“强宗聚奸，无位而尊，威无不震；葛藟相连，种德立恩，夺在位权；侵侮下民，国内哗喧，臣蔽不言；是谓乱根。”
    《军谶》曰：“世世作奸，侵盗县官，进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谓国奸。”
    《军谶》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强弱相虏；莫适禁御，延及君子，国受其咎。”
    《军谶》曰：“善善不进，恶恶不退；贤者隐蔽，不肖在位；国受其害。”
    《军谶》曰：“枝叶强大，比周居势；卑贱陵贵，久而益大；上不忍废，国受其败。”
    《军谶》曰：“佞臣在上，一军皆讼；引威自与，动违于众；无进无退，苟然取容；专任自己，举措伐功；诽谤盛德，诬述庸庸；无善无恶，皆与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其政，变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祸殃。”
    《军谶》曰：“奸雄相称，障蔽主明；毁誉并兴，壅塞主聪；各阿所以，令主失忠。”
    故主察异言，乃睹其萌；主聘儒贤，奸雄乃遁；主任旧齿，万事乃理；主聘岩穴，士乃得实；谋及负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中略
    夫三皇无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群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礼赏；有功，美而无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君无疑于臣，臣无疑于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霸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
    《军势》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
    《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军势》曰：“无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
    《军势》曰：“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
    《军势》曰：“使义士不以财。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智者，不为暗主谋。”
    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
    故圣王御世，观盛衰，度得失，而为之制；故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竭，则盟誓相诛伐。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
    圣人体天，贤者法地，智者师古。是故《三略》为衰世作：“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故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
    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夫高鸟死，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亡者，非丧其身也，谓夺其威，废其权也。封之于朝，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中州善国，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说其心。夫人众一合而不可卒离，威权一与而不可卒移。还师罢军，存亡之阶。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是谓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论驳也。存社稷罗英雄者，“中略”之势也；故世主秘焉。

下略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故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求贤以德，致圣以道。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微者危之阶，乖者亡之征。
    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降体以礼，降心以乐。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也；谓人乐其家，谓人乐其族，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邑，谓人乐其政令，谓人乐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乐以节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
    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
    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
    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礼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故夙兴夜寐，礼之制也；讨贼报仇，义之决也；恻隐之心，仁之发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于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正；政不正，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
    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远，故能全功尚人，而下尽力。
    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善者得其祐，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
    众疑，无定国；众惑，无治民。疑定惑还，国乃可安。
    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使怨治怨，是谓逆天；使仇治仇，其祸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宁。
    犯上者尊，贪鄙者富，虽有圣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诛，贪鄙者拘，则化行而众恶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
    夫圣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虽穷，不处亡国之位；虽贫，不食乱邦之禄。潜名抱道者，时至而动，则极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则建殊绝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扬于后世。
    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豪杰秉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杀生在君，国乃可安；四民用灵，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
    贤臣内，则邪臣外；邪臣内，则贤臣毙。内外失宜，祸乱传世。
    大臣疑主，众奸集聚；臣当君尊，上下乃昏，君当臣处，上下失序。
    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焉。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兵法》辑佚
 
【名称】《兵法》辑佚
【作者名】诸葛亮
【朝代（国家）】三国
【作者简介】
　　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号卧龙，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
　　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于琅邪阳都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卫戍京师的长官)。见“不奉法度”者，即严惩不贷。他曾上书汉元帝，表达其“不待时而断奸臣之守，悬于都市，编书其罪”的决心，并痛斥“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的小人之举。他的这种人品和气质，对诸葛氏家族影响很大。诸葛亮的父亲是诸葛珪，字君贡，在东汉末做过泰山郡丞。
　　诸葛亮生母章氏和父亲诸葛珪于中平六年(189年)和初平三年(192年)先后去世。兴平元年(194年)，诸葛亮与弟诸葛均及妹妹由叔父诸葛亮玄收养，其兄诸葛谨同继母赴江东。初平二年(195年)，诸葛亮叔父诸葛玄任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他及弟妹随叔父赴豫章。诸葛玄是袁术任命的豫章太守，后来东汉朝廷派朱皓替代诸葛玄，诸葛玄失掉官职。由于诸葛玄和荆州牧刘表是旧交，便去襄阳投奔刘表。
　　建安二年(197年)，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弟妹失去了生活依靠，便移居隆中(今襄阳县之西二十里)，靠耕田种地维持生计。建安四年(199年)，19岁的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于水镜先生司马徽。诸葛亮读书与当时大多数人不一样，不是拘泥于一章一句，而是观其大略，并喜欢吟诵《梁父吟》这首古歌谣。
　　通过潜心钻研，他不但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他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并常将自己比做管仲、乐毅二人，很想干一番大事业。偏傍人听后，都不以为然，只有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与诸葛亮交情甚好，知其所言不虚。此外，诸葛亮还十分注意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用兵的知识。
　　刘备在多年的军阀混战中，由于势单力薄，始终没有占据到一个固定的地盘。建安十二年，刘备在屡遭挫折之后，被迫率军屯驻新野。这时徐庶拜见刘备，刘备很器重他。徐庶便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刘备答道：“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于是刘备遂亲自到诸葛亮的家中，前后三次，才见到诸葛亮。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顾茅庐”的故事。这时诸葛亮只有二十七岁。
　　刘备命随从人员退出去，就对诸葛亮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诸葛亮回答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刘备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诸葛亮人才难得，于是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见刘备虚怀若谷，抱负宏大，当下就痛快地答应了刘备的请求。不久，刘备以隆重的礼节把诸葛亮接到了自己的驻地。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刘备对诸葛亮更加佩服，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
　　关羽、张飞二人见诸葛亮寸功未立，就受到刘备如此的青睐和倚重，心中不悦，刘备向他们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关、张二人见刘备对诸葛亮如此敬重，就停止了对他不满的言论。
　　此时，长兄诸葛谨已经由孙权的姐夫弘咨推荐，和鲁肃一起在孙权身旁做了一名宾客。
　　刘表长子刘琦也很器重诸葛亮，刘表听信后妻的话，喜欢幼子刘琮，不喜欢刘琦。刘琦常想让诸葛亮为自己出一个自保的方法，但诸葛亮每次都推辞。一次，刘琦带着诸葛亮游览后园，一同登上高楼，在喝酒时，刘琦叫人搬走楼梯，对诸葛亮说：“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诸葛亮回答说：“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刘琦感悟。时黄祖死，刘琦获得外出的机会，就出任江夏郡太守。
　　曹操统一北方后，雄心勃勃，企图一举南下，统一全国。当时南方有江东的孙权、荆州的刘表和益州的刘璋三大势力。刘表割据的荆州之地，北据汉、沔，利尽南海，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区。这里距离中原最近，曹操担忧刘备一旦夺取荆州，将刘表的七八万水陆军和数以千计的战船全部据为己有，必将构成对自己统一事业的威胁，于是决定先从荆州下手。
　　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荆州牧刘表病逝，次子刘琮继任荆州牧。是年，曹操趁机亲率大军进攻荆襄，刘琮遣使献城投降。刘备在樊城(今湖北襄樊北)惊悉刘琮已降，仓皇向江陵(今湖北江陵)南撤，诸葛亮和徐庶都随刘备南行。曹操亲率5000精锐骑兵，疾驰追击，昼夜兼程300余里。刘备因不忍舍弃跟随南逃的10余万百姓，行军速度缓慢，一日只走10余里，行至当阳(今湖北荆门西南)长坂坡，被曹军追及。双方激战，刘备的部队被击溃，徐庶母亲也被俘。徐庶指着自己的心向刘备告辞说：“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徐庶就投奔曹操去了。刘备继续南撤，途中与从水路南撤的关羽部会合，又遇刘表长子刘琦所率万余人接应，遂退到夏口(今湖北武汉)，暂且栖身。
　　刘备到夏口后，诸葛亮对他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孙权拥军驻扎在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观望曹刘决战的成败。刘备派诸葛亮赴柴桑会见孙权，诸葛亮劝说孙权说：“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孙权说：“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诸葛亮答道：“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孙权闻后，勃然脸色，说：“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诸葛亮回答说：“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孙权听罢，大悦。便派周瑜、程普、鲁肃率领水军三万人，随诸葛亮赶到刘备那里，协同作战，抵抗曹操。曹操终于在赤壁被打败(参见赤壁之战)，率领残部撤回北方。刘备乘胜夺取江南各郡，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并派他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的驻军，同时征调三郡的赋税，来补充军需物资。
　　建安十六年(211年)，益州牧刘璋派法正向刘备借兵，抵抗汉中张鲁。刘备乘机留诸葛亮与关羽等留守荆州。与庞统率兵数万向益州进发。建安十七年(212年)十二月，刘备从葭萌折回返攻刘璋(参见益州之战)。不久，刘备包围雒城(现今的德阳广汉一带)，刘备围攻雒城一年未克，付军师庞统被流矢射死。
　　建安十九年(214年)，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率军溯江入蜀，增援刘备。克巴东(今四川奉节东)至江州(今重庆)，俘巴郡太守严颜。尔后兵分两路：赵云在左，连下江阳(今四川泸州)、犍为(今四川彭山东)；张飞在右，攻占巴西(今四川阆中)、德阳(今四川遂宁东南)。此时，刘备已攻克雒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与刘备军会合，包围成都(益州治所，今四川成都)。刘备派督邮李恢招降张鲁部将马超，令引西凉精兵进抵成都北郊，城中吏民皆震恐。刘备又派从事郎中简雍劝刘璋投降。当时，成都城内有精兵3万，粮秣可维持一年。刘璋不欲久战伤民，率部出降。
　　刘备占领成都后，自领益州牧，大宴士卒，三国鼎立的局面至此完全形成。刘备升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并代理左将军府的各项事务。
　　此后，刘备东下荆州，北上夺汉中(参见汉中之战)。诸葛亮都是坐镇成都，处理事务，粮食、军备的供应始终得到充分的保证。
　　是年六月，刘备继取汉中后，派孟达、刘封攻占汉中郡东部的房陵、上庸等地，势力有所扩展。七月，孙权欲攻合肥，魏军大部调动淮南防备吴军。镇守荆州的蜀前将军关羽，抓住战机，留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自率主力北攻荆襄(参见樊城之战)。十一月，关羽因大意而失荆州(参见江陵之战)，十二月，关羽率少数骑兵从麦城突围，被吴军擒获，斩首。荆州的失守和关羽的被杀，对刘备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也从根本上破坏了诸葛亮两路北伐的战略企图。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死，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
　　建安二十六年(221年)，群臣劝刘备称帝，继承汉统，刘备不同意。这时诸葛亮规劝他说：“昔吴汉、耿弇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刘备于是在这年四月改元称帝，国号汉，也叫蜀或蜀汉，定年号为“章武”。任命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策书上说：“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敢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于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亮以丞相的身份兼管尚书诸政务，假节。
　　章武元年(221)七月，刘备决定进攻孙权。赵云和其他一些文武大臣谏阻说，蜀国的当务之急是早图关中，控制黄河、渭水上游，讨伐曹魏，而不是讨伐孙权。吴蜀一旦交战，祸福难料。但刘备拒绝接受这些意见，下决心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临出发前，张飞被部将刺杀。诸葛亮又接任了司隶校尉。
　　由于刘备指挥失当，于章武二年(222年)在夷陵之战中为吴将陆逊所败。蜀军损失惨重，丢掉了四万多人，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也损失殆尽。刘备道逃往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县东)。
　　夷陵惨败，使刘备愧恨交加，加上军旅劳顿，积劳成疾，刘备一病不起，留在白帝城。章武三年(223年)春，刘备在永安宫病危。把诸葛亮从成都召来，托付后事，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流泪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又写下诏书告诫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君臣相待如此，无人可比矣！
　　不久，刘备在永安宫病逝，终年63岁。五月，刘备的梓宫运回成都，葬在惠陵，谥号昭烈皇帝。
　　刘备死后，太子刘禅即皇帝位，史称后主，改元建兴。后主封诸葛亮为武乡候。成立丞相府办事。不久，又兼任益州牧，政事事无巨细，都由他决定。
　　诸葛亮辅政后的第一件大事是恢复和孙吴的联盟。刘备东征孙权失败，不但使蜀汉军事力量大为削弱，而且导致了内部政局的不稳。为了稳定政局，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全力对付曹魏。诸葛亮于223年派邓芝出使孙吴。双方经过谈判，孙权断绝同曹魏的关系，重新和蜀汉结成联盟。此后，吴蜀双方使臣往来不断，蜀汉减轻了东顾之忧。外交上的成功，为诸葛亮集中精力整顿内政、平定南中叛乱，提供了有利条件。
　　建兴三年(225年)春，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参见南中之战)。蜀汉的南部地区，包括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通称南中地区。当时这里居住着一些称之为“西南夷”的少数民族。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设想“南抚夷越”，把这里建成刘备集团的统治后方。刘备占领益州后，诸葛亮选派善于处理民族关系的安远将军邓芝治理南中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刘备东征失败后，南中四郡益州(今云南晋宁)、永昌(今云南保山东北)、牂牁(今贵州贵阳一带)、越巂(今四川西昌)，除永昌外，相继发生了叛乱。刘备死后，南部益州(治滇池，今云南昆明滇池南)大姓雍闿、孟获等杀太守正昂，反蜀投吴。在其煽动下，胖柯(治故且兰，今贵州凯里西北)太守朱褒，越儁(治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夷王高定皆起兵响应。蜀汉处境艰难，诸葛亮让助手李严给叛乱首领、益州郡的汉族豪强地主雍闿写了一封信，劝他权衡利害，停止叛乱，以图“抚而不讨”，但遭到雍闿拒绝，雍闿回信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现在天下分裂，三国鼎立，使我们不知所归。企图自立一方。诸葛亮因蜀军夷陵新败，刘备方亡，后主幼弱，正面临统治危急之际，对南中的叛乱分子采取了克制态度，暂不出兵。一面备农植谷、闭关息民，作好内部隐定及军需供应工作。
　　吴蜀联盟的恢复，内部政局的稳定，使平息叛乱的时机成熟起来。诸葛亮进军南中，兵分三路。诸葛亮率主力西路攻打越巂的高定；门下督马忠率东路军攻打牂牁的朱褒；庲降督李恢率中路军直指益州的雍闿。临行，参军马谡相送数十里。诸葛亮问：“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资治通鉴·卷第七十》)。谡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资治通鉴·卷第七十》)。诸葛亮纳其计。
　　诸葛亮和马忠率领的东西两翼很快打败叛军，先后收复越瘡、牂牁。然后诸葛亮指挥三路大军会合，集中围攻叛乱中心益州。此时，叛军内部发生分裂，由益州来援高定的雍闽，为高定部属杀死，孟获代其为王。诸葛亮乘其内部矛盾，一举攻下越儁，杀高定，孟获南逃。马忠击灭朱褒后，与诸葛亮军会合。五月间，诸葛亮渡过泸水(今川滇交界处雅砻江口以下金沙江)，跟踪追击。
　　孟获勇猛顽强，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威信很高，但有勇无谋。诸葛亮采用马谡提出“攻心为上”的策略，俘虏孟获后，又复纵之，再战再俘，终使其诚心归降(传说七擒七纵)。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于是，南中益州、永昌(治不韦，今云南保山东北)、越儁、牂柯四郡俱平。秋，蜀军于滇池会师。诸葛亮欲任命孟获等首领为官，有人认为不妥，诸葛亮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诸葛亮遂任命孟获等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官吏。
　　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诸葛亮班师后，并没留驻大批军队，而是继续采取拉拢安抚的政策。为了改变南中地区的落后面貌，诸葛亮派人在这里推广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倡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后来南中发展成为蜀汉政权比较稳定的后方和财政收入来源地。那里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及其他物资，被大量地运送出来，补充了蜀汉政权的财政和军事之需。并并征调善弩勇士为军。诸葛亮在世时，南中地区一直比较安定，这与诸葛亮善于调整民族关系是分不开的。
　　诸葛亮平定叛乱后。整顿军备，练兵习武，等待机会大举北伐。
　　北伐曹魏，统一中国，是诸葛亮《隆中对》中的既定目标。荆州丧失后，两路出兵北伐的条件已不具备，但诸葛亮并没放弃北伐的计划。这时北伐，虽然不可能统一曹魏，却能够起到以攻为守的作用。
　　建兴四年(226)，魏文帝曹丕病死，其子曹叡即位。消息传来，诸葛亮认为这是进攻曹魏的一个好时机。于是建兴五年(227年)春，领兵二十万进驻汉中，准备攻魏(参见诸葛亮攻魏之战)。随行的有老将赵云、魏延、吴懿等，还有年轻的参军马谡。
　　临行前，诸葛亮虽然对政府人员作了细致的调整安排，但他对成都的政治还是不放心，尤其是对庸碌无能的后主刘禅不放心，因此给刘禅上了一个奏章，这就流传千古的名篇——《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德)［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闲，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一些文集将此篇《出师表》命名为《前出师表》，另收录一篇《后出师表》。其实，《后出师表》乃后世无名氏伪托诸葛亮所作，并非诸葛亮所作。
　　《出师表》除了陈述北伐目的，表明统一中原的壮志外，主要是劝说刘禅认清蜀汉在三国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希望他能励精图治，从执法、用人、纳谏等方面交待刘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作什么。实际上，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诸葛亮自己的政治和思想主张。诸葛亮希望这些思想和主张，能够在他北伐时得到贯彻执行。
　　于是诸葛亮率领军队离开汉中北进，驻军于沔阳。
　　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参见诸葛亮攻魏之战)。派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占据箕谷(今陕西宝鸡南)，佯从斜谷道(今陕西眉县西南)攻郿(今陕西眉县北)，以牵制魏军主力。魏明帝曹叡派曹真率关右诸军，在郿重兵设防。而诸葛亮亲自率领诸军攻打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蜀军队伍整齐，赏罚严格，号令分明。南安(今甘肃陇西)、天水(今甘肃甘谷)、安宕(今甘肃镇原)三郡相继降蜀，天水将领姜维也向诸葛亮投降。诸葛亮的进攻，使魏国朝野震恐。
　　于是魏明帝曹叡集步骑5万，亲自坐镇长安督师，并派左将军张郃领兵迎战蜀军。诸葛亮闻张郃率大军西来，即派马谡为先锋，扼守咽喉要地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陇城镇，一说今天水东南)。马谡自幼熟读兵法，才器过人，好论军计，甚为诸葛亮所器重。但刘备觉得马谡言过其实，临终时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三国志·蜀书·马谡传》)？诸葛亮却不以为然，还经常同他谈论兵法，有时通宵达旦。
　　马谡到街亭后，自恃兵法稔熟，既不遵守诸葛亮对整个战役的作战部署，又不听裨将军王平的劝阻，擅自放弃街亭，依山立寨，以为据高临下击魏军势如破竹。张郃乘机猛攻蜀寨，断绝其水源。蜀军因为缺水，军心离散，被魏军杀得大败。马稷丧失街亭，使诸葛亮的主力侧翼受威胁，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蜀军自街亭溃败，唯王平约束部众相互掩护撤退，使魏军不敢追击。与此同时，赵云、邓芝也出师不利。诸葛亮见整个战略部署被打乱，不宜再战，只好放弃到手的陇西三郡，强行迁徙西县一千余家，撤军回到汉中。
　　诸葛亮回到汉中，挥泪斩马谡，杀将军李胜，罢免将军黄袭，提升王平为讨寇将军，封亭侯。诸葛亮认为自己错用马谡也有责任，于是给后主上书说：“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于是后主把诸葛亮贬为右将军、仍行丞相职权，原来的所有兼职一律不变。诸葛亮并不甘心这次北伐的失败，而是抓紧励兵讲武，准备新的北伐。
　　同年十二月，诸葛亮乘吴、魏在石亭交战，魏军主力东进，关中兵力薄弱之机，第二次出兵北伐，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陈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魏守将郝昭也已有准备，蜀军攻城不克，诸葛亮遣郝昭同乡蕲祥劝降，遭拒绝。诸葛亮以蜀军数万而陈仓守军仅1000余人，且判断东线魏军来援需时，遂实施强攻，以云梯、冲车攻城。魏军用火箭射云梯，用绳连石磨砸击冲车，梯、车俱被焚毁击坏。蜀军又构百尺高的井栏(木楼)向城中射箭，掩护士兵以土填壕，准备直接攀城，魏军于城内再筑重墙。蜀军又挖地道攻城，魏军以地道反地道，在城内横挖地道，实施堵击。双方昼夜攻守相拒20余日。魏大将军曹真遣部将费耀救援陈仓。魏明帝也遣左将军张郃前往阻击蜀军。张郃日夜兼程，未到陈仓时，诸葛亮已因粮尽撤退。魏将王双率骑兵追击，诸葛亮回军与之交战，大败魏军，斩王双。
　　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第三次北伐。诸葛亮为巩固汉中，开拓疆域，充实军资来源，遣陈式进攻祁山以南前已归蜀、街亭战后又被魏军收复的武都(今甘肃成县西)、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率兵救援，诸葛亮自率主力至建威(今甘肃成县西)阻击，郭淮被迫退走。蜀军攻占武都、阴平二郡。诸葛亮留兵据守，自己返回汉中。
　　后主于是给诸葛亮下诏书：“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兴复二郡，威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挹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建兴八年(230年)，魏明帝见武都、阴平二郡为蜀军所占，决定兴师伐蜀。八月，命大司马曹真率主力由长安入子午谷，左将军张郃出斜谷，大将军司马懿自荆州溯汉水出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将兵分三路会攻汉中。诸葛亮率军至城固(今陕西城固)赤坂(今陕西洋县东)，令骠骑将军李严率军2万增援汉中，镇北将军魏延及关中都督吴懿率轻骑兵出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西入羌中(今甘肃临夏及青海循化、贵德一带)，连结诸戎，扰魏后方，牵制魏军。蜀军在阳溪(今甘肃渭源东北)击败魏后将军费曜及雍州刺史郭淮部。魏军进军途中，天降大雨，持续30多天，各处山洪暴发，道路阻绝，兵士死亡甚重，军资大量损失，诸军前进受阻。谋臣华歆、杨阜、王肃向魏明帝上书，建议知难而退，以图再举。九月，下诏令诸军还师，伐蜀之役遂告中止。
　　建兴九年(231年)二月，诸葛亮经过两年准备，第四次北伐，包围了祁山。诸葛亮为解决粮食运输问题，用木牛作为运输军事物资的工具，准备与魏军进行长期作战。魏明帝命大将军司马懿进驻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督左将军张郃、雍州刺史郭淮等防御蜀军。司马懿留部将费曜、戴陵率4000人守上邽(今甘肃天水)，自率主力西救祁山。诸葛亮亦分兵一部继攻祁山，自率主力迎击司马懿。郭淮及费曜等部袭击蜀军，被诸葛亮击破，蜀军乘势抢先收割熟麦，获得军粮。司马懿依险防守，蜀军欲寻决战不成而后撤。司马懿率军尾随至卤城(今甘肃天水南)，又登山筑营，与蜀军相持。五月，魏军诸将请求出战，司马懿乃命张郃包围祁山之蜀军何平部，攻而不克；自率军攻诸葛亮，诸葛亮遣魏延、高翔、吴班等将迎击，大破魏军，获甲首3000级、玄铠5000领，角弩3000张，司马懿退保营垒。六月，连天阴雨，军粮运输困难，蜀都护李严为推脱责任，假传诏令，诸葛亮撤军。司马懿遣张郃追击，进至木门(今甘肃天水西南)，蜀军于高处设下埋伏，弓弩齐发，射杀张郃，诸葛亮回师汉中。
　　诸葛亮第四次攻魏因军粮不继撤军后，在斜谷口设置粮站，积极进行战备，经三年整训。于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率军10万出斜谷，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伐。同时遣使约吴协同攻魏。并以流马装运军事物资。四月，诸葛亮至郿，进驻渭水之南。魏大将军司马懿率军渡渭水，背水筑垒阻击。诸葛亮转进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司马懿遣雍州刺史郭淮抢占北原，蜀军攻而不克，两军遂相对峙。诸葛亮经常担心军粮供应不上，使自己统一中国的理想得不到实现。为解决此问题，诸葛亮遂分兵屯田，做长久屯驻之准备。
　　五月，吴军10万三路攻魏，以配合蜀军作战。魏明帝派秦郎率2万人援司马懿，自率主力反攻吴军。七月，吴军撤走。八月，司马懿遵照魏明帝“坚壁拒守，以逸待劳”的指示，与诸葛亮相持百余日。其间，诸葛亮数番挑战，司马懿坚壁不出，欲待蜀军粮尽，相机反攻。诸葛亮便派人给司马懿送来“巾帼妇人之饰”(《晋书·宣帝纪》)羞辱之，欲激司马懿出战，司马懿仍不出战。为平息部属不满情绪，故意上表请战，魏明帝派卫尉辛毗为军师制止之。以后，诸葛亮一来挑战，司马懿就要带兵出击，辛毗杖节立于军门，司马懿便不出兵。辛毗一到，姜维就对诸葛亮说：“辛毗杖节而至，贼不复出矣。”诸葛亮说：“彼本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晋书·宣帝纪》)！
　　不久，诸葛亮遣使求战，司马懿不谈军事，问使者：“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使者说：“三四升。”然后对问政事，使者说：“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经过一番不经意的询问，司马懿对人说：“诸葛孔明其能久乎”(《晋书·宣帝纪》)！
　　当月，诸葛亮诸葛亮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后主刘禅派尚书仆射李福省探望病情，并询问了许多军国大事。几天后，李福去而又返，诸葛亮病情已经恶化。诸葛亮对李福说：“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亦决耳。公所问者，公琰(蒋琬)其宜也。”李福又问：“前实失不咨请，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诸葛亮说：“文伟(费祎)可以继之”(《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二》)。李福再问后面的接替者，诸葛亮不再回答。李福走后几天，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军中，终年54岁。历时七年的诸葛亮攻魏之战至此结束。
　　待到蜀军退走，司马懿察看蜀军营地的各项工事，叹道：“天下奇才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亮死后，军中大将姜维和杨仪依诸葛亮生前部署，秘不发丧，整军从容撤退。司马懿闻迅来追，姜维令杨仪返旗鸣鼓，做出回击的样子，司马懿以为中计，急忙收军退回，不敢逼近。于是蜀军安全而撤，百姓作谚语道：“死诸葛走生仲达”(《晋书·宣帝传》)。蜀军从容进入斜谷后，才下令发丧。
　　诸葛亮的北伐，是蜀汉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为维护鼎立局面、扩大统治势力而进行的兼并战争。严格说来，蜀、魏双方都不存在诸葛亮所说的“有道”与“无道”的区别，但从当时蜀汉偏居益州一隅的情势看，诸葛亮的北伐却又是必要的。诸葛亮以益州与土地四倍于己、人口五倍于己的曹魏抗衡，又遇到司马懿这样的名将，其北伐无功，也属情理之中。但我们不能单纯以成败论英雄，不能因为诸葛亮的北伐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就抹煞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和他为蜀汉统一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
　　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传到成都，官民哀恸，奔走哭泣。蜀汉北伐大军回到成都后，后主刘禅后主下诏祭奠他说：“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亮遗言死后要葬在汉中的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南)，依着山形建造坟墓，墓穴只要能容纳棺材就行，穿着平时的衣服，不必在过中放置殉葬的器物。蜀国依照诸葛亮遗嘱将他安葬在汉中定军山，以提醒后人不要忘了北伐曹魏，统一中国。
　　当初，诸葛亮上书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死后，果如其所言。足见诸葛亮身居相位，却能严格要求自己。
　　景耀六年春，后主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是年秋，魏征西将军钟会征蜀(参见魏灭蜀之战)，至汉川，祭祀了诸葛亮，下令军中不得在诸葛亮墓地周围放牧樵采。
　　诸葛亮仪表非常出众，《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说他“身长八尺”。《三国演义》描述诸葛亮说：“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机，飘飘然当世之神仙也”。虽未必确实如此，却也说明诸葛亮的外表肯定不错。但相传他的夫人黄氏却相貌极丑，别号阿丑，但却非常有才。据《襄阳记》记载，黄承彦沔南名士，对诸葛亮：“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诸葛亮同意，于是娶之。时人以此为笑，说：“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诸葛亮早年无子，其兄诸葛瑾将儿子诸葛乔过继给他。诸葛乔后来虽然做了驸马都尉，诸葛亮对他依然管教很严，外出打仗时，常让他承担艰苦的运输任务，可惜诸葛乔25岁时就死了。诸葛亮晚年又得一子诸葛瞻。诸葛亮死时，诸葛瞻才8岁。后来，魏灭蜀时，诸葛瞻驻守涪城(今四川绵阳)，与邓艾作战，以身殉职。其子诸葛尚，当时年仅10岁，闻父亲阵亡，也冲入敌阵战死。所以后人称赞诸葛亮祖孙三代是“三世忠贞”。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氏集目录为：开府作牧第一、权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计算第五、训厉第六、综核上第七、综核下第八、杂言上第九、杂言第十、贵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传运第十三 
　　与孙权书第十四、与诸葛谨书第十五、与孟达书第十六、废李平第十七、法检上第十八、法检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第二十一、军令上第二十二、军令中第二十三、军令下第二十四，右二十四篇，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原有文集廿五卷，多散佚，现有《诸葛亮集》。中华书局辑校的《诸葛亮集》中，汇有诸葛亮存世的一些军事著述。
【正文】
《兵法》
　　军有七禁：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此治军之禁也。
　　若期会不到，闻鼓不行，乘宽自留，回避务止，初近而后远，唤名而不应，军甲不具，兵器不备，此谓轻军。有此者斩之。
　　受令不传，传之不审，以惑吏士，金鼓不闻，旌旗不睹，此谓慢军。有此者斩之。
　　食不廪粮，军不部兵，赋赐不均，阿私所亲，取非其物，借货不还，夺人头首，以获功名，此谓盗军。有此者斩之。
　　若变易姓名，衣服不鲜，金鼓不具，兵刃不利磨，器杖不坚，矢不着羽，弓弩无弦，主者吏士，法令不从，此谓欺军。有此者斩之。
　　闻鼓不行，叩金不止，按旗不伏，举旗不起，指麾不随，避前在后，纵发乱行，折兵弩之势，却退不斗，或左或右，扶伤举死，因托归还，此谓背军。有此者斩之。
　　出军行将，士卒争先，纷纷扰扰，军骑相连，咽塞道路，后不得前，呼唤喧哗，无所听闻，失行乱次，兵刃中伤，长将不理，上下纵横，此谓乱军。有此者斩之。
　　屯营所止，问其乡里，亲近相随，共食相保，呼召不得，越入他伍，干误次第，不可呵止，度营出入，不由门户，不自启白，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饮食，阿私所受，大言惊语，疑惑吏士，此谓误军。有此者斩之。
　　山陵之战，不仰其高；水上之战，不逆其流，草上之战，不涉其深；平地之战，不逆其虚，此兵之利也。故战斗之利，唯气与形也。

      
《兵要》
　　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
　　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名扬。
　　良将之为政也，使人择之，不自举；使法量功，不自度。故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
　　饰，妄誉者不能进也。
　　贵之而不骄，委之而不专，扶之而不隐，危之而不惧，故良将之动也，犹璧之不污。
    不爱尺璧而爱寸阴者，时难遭而易失也。故良将之趋时也，衣不解带，足不蹑地，履遗不蹑。
　　言行不同，竖私枉公，外相连诬，内相谤讪，有此不去，是谓败乱。
　　枝叶强大，比居同势，各结朋党，竟进憸人，有此不去，是谓败征。
　　军已近敌，罗落常平明以先发，绝军前十里内，各案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内。数里之外，五人为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隐蔽之处。军至，转寻高而前。第一见贼，转语后第二，第二诣主者，白之。凡候见贼百人以下，但举幡指；百人以上，便举幡大呼。主者遣疾马往视察之。
　　凡军行营垒，先使腹心及向导前觇审知，各令候吏先行，定得营地，擘五军分数，立四表候视，然后移营。又先使候骑前行，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衢路揭白，水涧揭黑，林薮揭青，野火揭赤，以鼓五数应之，仍须数相接。立旗鼓，令相闻见。
　　若渡水逾山，深邃林薮，精骁勇骑搜索数里无声，四周绝迹。高山树顶，令人远视，精兵四向要处防御。然后分兵前后，以为镇拓，乃令辎重老小，次步后马，切在整肃，防敌至，人马无声，不失行列。险地狭径，亦以部曲鳞次，或须环回旋转，以后为前，以左为右，行则鱼贯，立则雁行。到前止处，游骑精锐，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营，一人一步，随师多少，咸表十二辰，竖大旌，长二丈八尺，审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旗竖午地，白虎旗竖酉地，玄武旗竖子地，青龙旗竖卯地，招摇旗竖中央。其樵采牧饮，不得表出外也。
　　督将以下，各自有幡。军发时，幡指天者胜。

《军令》
　　敌以来进持鹿角，兵悉郄在连冲后。敌已附，鹿角里兵但得进踞，以矛戟刺之，不得起住，起住妨弩。
　　战时，皆取船上布幔、布衣渍水中，积聚之。贼有火炬、火箭，以掩灭之。违命者髡翦耳。
　　军列营，步骑士以下皆着兜鍪。帐下及右阵各持彭排。
　　军行，人将一斗干饭，不得持乌育及幔，余大车乘帐幔。什光耀目，往就与会矣。
　　连衡之陈，似狭而厚，为利陈。令骑不得与相离，护侧骑与相远。
　　闻五鼓音，举黄帛两半幅合旗，为三面陈。
　　闻鼓音，举白幢绛旗，大小船进战，不进者斩。闻金音，举青旗，船还。若贼近，徐还；远者，疾还。
　　凡战临陈，皆无歡哗，明听鼓音，谨视幡麾。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
　　两头进战，视麾所指，闻三金音，止；二金音，还。
　　始出营，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至营，复结幡旗，止鼓角。违令者髡。
　　金鼓幢麾隆冲皆以立秋日祠。先时一日，主者请祠，其主者奉祠。若出征有所克获，还亦祠。向敌祠，血于钟鼓。秋祠及有所克获，但祠，不血钟鼓。祝文：某官使主者某，敢告冲钟钟幢麾。夫军武之器者，所以正不义，为民除害也。谨以立秋之日，洁牲、黍稷、旨酒而敬荐之。
　　常以己丑日祠牛马先。祝文曰：某月己丑，某甲敢告牛马先。马者，用兵之道；牛者，军农之用。谨洁牲、黍稷、旨酒，敬而荐之。
　　军行济河，主者常先沉白璧。文曰：某主使者某甲敢告于河，贱臣某甲作乱，天子使某率众济河，征讨丑类，故以璧沉，惟尔有神裁之。
 
 
隋唐五代时期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名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作者名】李靖
【朝代（国家）】唐朝
【作者简介】
　　李靖(571—649)，字药师，京兆府三原(今属陕西)人，唐朝伟大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统帅。
　　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李诠仕隋，官至赵郡太守。李靖长得仪表魁伟，由于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有“文武才略”，又颇有进取之心，曾对父亲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他的舅父韩擒虎是隋朝名将，每次与他谈论兵事，无不拍手称绝，并抚摩着他说：“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
　　李靖先任长安县功曹，后历任殿内直长、驾部员外郎。他的官职虽然卑微，但其才干却闻名于隋朝公卿之中，吏部尚书牛弘称赞他有“王佐之才”，隋朝大军事家、左仆射杨素也抚着坐床对他说：“卿终当坐此！”
　　大业(605—617)末年，李靖任马邑郡(治今山西朔县东)丞。这时，反隋暴政的农民斗争已风起云涌，河北窦建德，河南翟让、李密，江淮杜伏威、辅公祏等领导的三支主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隋皇朝的腐朽统治。身为隋朝太原留守的李渊也暗中招兵买马，伺机而动。李靖察觉了他的这一动机，遂“自锁上变”，将往江都，以告发此事。但当到了京城长安时，关中已经大乱，因道路阻塞而未能成行。不久，李渊于太原起兵(参见李渊太原起兵)，并迅速攻占了长安(参见李渊攻取长安之战)，俘获了李靖。李靖满腹经纶，壮志未酬，在临刑将要被斩时，大声疾呼：“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李渊欣赏他的言谈举动，李世民爱慕他的才识和胆气，因而获释。不久，被李世民召入幕府，充做三卫。武德元年(618)五月，李渊建唐称帝，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为了平定割据势力，李靖随从秦王东进，平定在洛阳称帝的王世充，以军功授任开府。从此，李靖开始崭露头角。
　　当进击王世充的战役(参见洛阳、虎牢之战)打响不久，盘踞在江陵(今属湖北)的后梁萧铣政权派舟师溯江而上，企图攻取唐朝峡州(今湖北宜昌)、巴、蜀等地，被峡州刺史许绍击退，遂退守安蜀城及荆门城。为了削平后梁萧铣这一割据势力，唐高祖李渊调李靖赴夔州(今四川奉节)安辑萧铣。
　　李靖奉命，率数骑赴任，在途经金州(今陕西安康)时，适遇蛮人邓世洛率数万人屯居山谷间，庐江王李瑗进讨，接连败北。李靖为庐江王出谋划策，一举击败了蛮兵，俘虏甚多。于是顺利通过金州，抵达峡州。这时，由于萧铣控制着险塞，再次受阻，迟迟不能前进。李渊却误以为他逗留不前，贻误军机，秘密诏令许绍将他处死。许绍爱惜他的才干，为他请命，才免于一死。
　　不久，开州蛮人首领冉肇则叛唐，率众进犯夔州，赵郡王李孝恭率唐军出战失利，李靖则率八百士卒袭击其营垒，大破蛮兵。后又在险要处布下伏兵，一战而杀死肇则，俘获五千多人。当捷报传到京师时，唐高祖高兴地对公卿说：“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立即颁下玺书，慰劳李靖说：“卿竭诚尽力，功效特彰。远览至诚，极以嘉赏，勿忧富贵也。”李靖的精诚至忠博得了李渊的信用，改变了对他的成见，并亲笔写敕与李靖说：“既往不咎，旧事我久忘之矣。”
　　武德四年(621)正月，李靖鉴于敌我双方的情势，上陈了攻灭萧铣的十策，得到了唐高祖的重视，二月即任命李孝恭为夔州总管，擢任李靖为行军总管，兼任孝恭行军长史。高祖又以为孝恭不太精通军旅之事，“三军之任，一以委靖”。李靖实际上已成为三军统帅。
　　李靖组织人力和物力大造舟舰，组织士卒练习水战，做好下江陵的准备。同时，他见巴、蜀之地归附唐皇朝不久，各部族还不太稳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劝说李孝恭把各部族酋长子弟都召集到夔州，根据才能的优劣分别授以官职，安置在左右，“外示引擢，实以为质”。这对于稳固巴、蜀政局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年九月，唐高祖诏令调发巴、蜀兵士，集结于夔州，并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兼行军长史，统辖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进；又任命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道，为北路军；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为南路军；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为东路军。四路大军分头并进，一齐杀向江陵，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军事攻势(参见唐平萧铣之战)。
　　这时，适值秋天雨季，江水暴涨，流经三峡的涛涛江水咆哮狂奔而下，响声震撼着峡谷。萧铣满以为水势汹涌，三峡路险难行，唐军不能东下，遂休养士兵，不加防备。唐将也大都望而生畏，请求待洪水退后再进兵。李靖以他那超人的胆识和谋略，力排众议，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孝恭依从其议，遂率战舰二千余艘，沿着三峡，冲破惊涛骇浪，顺流东进。由于萧铣毫无防备，唐军连破荆门、宜都二镇，并乘胜前进，十月即抵夷陵城(湖北宜昌)下。
　　这时，萧铣的骁将文士弘率数万精兵驻守在附近的清江。李孝恭大兵一到，即想进击。李靖劝告他说：“士弘，铣之健将，士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且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气衰，然后奋击，破之必矣。”李靖的避其兵锋，挫其锐气，然后一战可擒的战术是很正确的，但李孝恭由于连战告捷，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没有听从他的劝告，遂命李靖留守军营，自己率兵出战。果然不出李靖所料，双方一交战，孝恭军大败，即逃奔南岸，损失很大。文士弘获胜以后，即纵兵四出抢掠，兵士肩扛手提，多有收获。李靖见敌军队伍大乱，遂不失时机，迅即指挥唐军出战。文士弘军队一时难以收拢，措手不及，结果被唐军打得落花流水，被杀及溺水而死者将近一万人，获得舟舰四百余艘。
　　攻下夷陵之后，李靖又马不停蹄，率轻骑五千为先锋，直奔后梁都城江陵，李孝恭率大军继后。李靖首先攻克江陵外城，接着又占领水城，缴获了大批舟舰，却让孝恭全部散弃江中，顺流漂下。诸将对此做法都困惑不解，认为缴获敌船，正好充当军舰，为何却遗弃江中，以资敌用？李靖胸有成竹地说：“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军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李靖的疑兵之计果然奏效，长江下游的萧铣援兵见江中到处都是遗弃散落的舟舰，以为江陵已破，都疑惧不前。交州刺史丘和、长史高士廉等将赴江陵朝见，在行进途中听说萧铣已败，便都到孝恭营中投降。
　　唐军把江陵围得水泄不通。萧铣见内外隔绝，外无援兵，城内又难以支持，走投无路，遂开门投降唐军。李靖率军进入城内，号令严肃，秋毫无犯。这时，诸将都以为萧铣将帅抗拒官军，罪大恶极，建议籍没其家财产，用以犒赏官军将士。李靖立即出面劝止，晓以大义，说：“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胁驱以来，藉以拒师，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宽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坚城剧屯，驱之死守，非计之善也”。李靖高瞻远瞩，宽宏大度，不贪财宝，确比诸将更高一筹。他这一做法颇得人心，由是江、汉纷纷望风归降。萧铣投降几天之后，有十几万援军相继赶到，听说萧铣已经投降，唐朝的政策宽大，也都放下兵器不战而降。
　　李靖佐助李孝恭出师，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即消灭了江南最大的割据势力后梁，战功卓著，唐高祖诏封他为上柱国、永康县公，赐物二千五百段。
　　攻取江陵的战斗历程，表现出了李靖杰出的军事才干，他进一步得到了唐高祖的倚重。战事刚一结束，即擢任为检校荆州刺史，命他安抚岭南诸州，并特许承制拜授。这年十一月，李靖越过南岭，到达桂州(今属广西)，派人分道招抚，所到之处，皆望风归降。大首领冯盎、李光度、宁真长皆派遣子弟求见，表示归顺，李靖承制都授以官爵。于是连下九十六州，所得民户六十余万。自此，“岭南悉平”。高祖下诏劳勉，授任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李靖以为南方偏僻之地，距朝廷遥远，隋末大乱以来，未受朝廷恩惠，若“不遵以礼乐，兼示兵威，无以变其风俗”，遂率其所部兵马从桂州出发南巡，所经之处，李靖亲自“存抚耆老，问其疾苦”，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于是“远近悦服”，社会安定。
　　武德六年(623)七月，原投降唐皇朝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杜伏威、辅公祏二人不和，辅公祏乘杜伏威入朝之际，窃据丹阳(今江苏南京)，举兵反唐。高祖命李孝恭为帅，李靖为副帅，率李勣等七总管东下讨伐(参见唐灭辅公祏之战)。辅公祏派大将冯惠亮率三万水师驻守当涂(今安徽当涂)，陈正道率二万步骑驻守青林，从梁山用铁索横亘长江，以阻断水路。并筑造建月城，绵延十余里，以为犄角之势。孝恭召集诸将议军事，大都认为，公祏劲兵连栅，固守不战。若直取丹阳，捣毁其巢窠，惠亮则不战自降。李靖透辟地分析了敌方形势，认为公祏留守的也是精锐部队，他们极力坚守，“若我师至丹阳，停留旬月，进则公祏未平，退则惠亮为患，此便腹背受敌，恐非万全之计”。惠亮、正道虽然据城持重，“今若攻其城，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唯在此举”。孝恭依从其计。李靖遂率黄君汉等水陆并进，经过浴血奋战，杀伤敌军万余人。冯惠亮招架不住，落荒而逃。接着李靖又乘胜而进，率轻兵直抵丹阳城下，公祏惊恐不安，兵虽众多，但人无战心，不得不弃城出逃，后被活捉，于是“江南悉平”。
　　李靖运筹帷幄，判断准确，很快地平定了辅公祏的反叛。高祖为了嘉奖他的军功，赐物千段，并赐奴婢一百口，良马一百匹。设立东南道行台，授任他为行台兵部尚书。高祖十分钦佩他的军事才干，极口赞叹说：“靖乃铣、公祏之膏肓也，古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何以加！”
　　江南的局势安定以后，北方的形势又一时紧张起来。隋末唐初，东突厥势力强大，李渊太原起兵时，曾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以换取北方的相对安定。唐皇朝建立后，突厥一方面支持薛举、刘武周等割据势力，与唐皇朝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又自恃兵强马壮，不断举兵南下侵扰(参见唐与突厥的战争)。在平定江南中功勋卓著的李靖又被调到北方，以反击突厥。
　　武德八年(625)八月，突厥颉利可汗率十余万人越过石岭，大举进犯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唐高祖马上命李靖为行军总管，统率一万多江淮兵驻守太谷，与并州总管任瑰等迎击敌人。由于突厥来势凶猛，诸军迎战多失利，任瑰全军覆没，唯李靖军得以保全。不久，又调李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以抗击东突厥。
　　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刚即位不几天，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皇帝更替之机，遂率十几万精锐骑兵再次进犯泾州(今甘肃泾川西北)，并长驱直入，兵临渭水便桥之北，不断派精骑挑战，还派其心腹执失思力入朝，以观察虚实(参见唐击突厥泾阳之战)。当时征调的诸州军马尚未赶到，长安市民能拿兵器打仗者也不过几万人，形势十分危急。在此种情况下，太宗曾冒险亲临渭水桥，与颉利可汗结盟，突厥才退兵。事后，太宗擢任李靖为刑部尚书，不久转任兵部尚书。因他作战屡建功绩，赐实封四百户。
　　此后不久，东突厥国内发生了变乱，所属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相继叛离，又恰遇暴风雪，羊马死亡甚多，因而发生了饥荒，族人纷纷离散。贞观三年(629)八月，唐太宗接受了代州都督张公瑾的建议，决定出击东突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以张公瑾为副，发起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又任命并州都督李勣、华州刺史柴绍、灵州大都督薛万彻等为各道总管，统率十几万军队，分道出击突厥(参见唐灭东突厥之战)。
　　贞观四年正月，朔风凛冽，李靖率领三千精锐骑兵，冒着严寒，从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发，向恶阳岭挺进。颉利可汗万万没有想到唐军会突如其来，兵将相顾，无不大惊失色。他们判定：如果唐兵不倾国而来，李靖决不会孤军深入，于是“一日数惊”。李靖探知这一消息，密令间谍离间其心腹，其亲信康苏密前来投降。李靖迅即进击定襄，在夜幕掩护下，一举攻入城内，俘获了隋齐王杨暕之子杨正道及原炀帝萧皇后，颉利可汗仓皇逃往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西南)。李靖因军功进封代国公，赐物六百段及名马、宝器等。太宗高兴地对大臣说：“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喋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勣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奋力冲杀，把突厥军打得溃不成军。颉利可汗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了。
　　颉利可汗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派执失思力入朝请罪，请求内附，并表示愿意入朝。其实，他内心尚犹豫未决，意欲赢得时间，以苟延残喘，俟草青马肥之时，逃到大漠以北，以卷土重来。
　　唐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去安抚，又诏命李靖率兵迎颉利可汗入朝。李靖率兵抵达白道，与李勣谋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路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商议已定，遂率军连夜出发，李勣继后而进。
　　李靖率军进至阴山，遇到突厥斥候千余帐，一战而全部俘获，命与唐军同行。这时，颉利可汗见到唐使臣，放松了戒备。李靖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余骑又乘着大雾，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帐七里远的地方才被发觉。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慌忙骑马逃走，突厥军也四散而逃。李靖大军随之赶到，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数十万只(头)，并杀死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率万余人想北过大漠，在碛口受李勣所阻，不能北逃，其大酋长皆率众投降。不久，颉利可汗被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擒获，并送到京师。东突厥从此宣告灭亡了。
　　自隋朝以来，突厥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等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而且也洗刷了唐高祖与太宗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因此，唐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来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他把太宗、贵臣十几人，还有诸王、王妃、公主等召至凌烟阁，设宴庆祝。他一时兴起，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太宗起舞，大臣们也接连起身举杯祝贺，一直延续到深夜。
　　李靖虽在战场上勇猛善战，叱咤风云，但却性情沉厚。事后御史大夫萧瑀妄加劾奏李靖治军无方，在袭破颉利可汗牙帐时，一些珍宝文物，都被兵士抢掠一空，请求司法部门予以审查。太宗虽一时不明缘由，特赦不得审查。在李靖入见时，唐太宗仍严加责备，李靖却不加辩白，只是顿首谢罪。太宗以其功劳大，加授左光禄大夫，赐绢一千匹，加实封户，通前为五百户。后来，唐太宗知道李靖受了诬告，又赐绢二千匹，并由兵部尚书晋升为右仆射，成为宰辅。在宰相议政时，又“恂恂似不能言”。
　　李靖在青少年时曾锐意进取，然而一旦富贵在身，又深惧盈满，能知足而退。到了贞观八年(634)十月，担任宰相职务刚满四年的李靖即以足疾辞任，而且言辞恳切。唐太宗明白他的心意，并十分欣赏他的这一举动，派遣中书侍郎岑文本转告他说：“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贤智，莫相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特颁下诏书，加授特进，赐物千段，尚乘马两匹。如足疾稍好一些，每二三天可到中书、门下平章政事。不久，又特赐李靖一条灵寿杖，以帮助他疗养足疾。
　　可此事还未过两个月，就发生了吐谷浑进犯凉州的事件，朝廷决定兴兵反击。在任命统帅时，唐太宗自然想到了足智多谋、威名震撼边庭的李靖，认为他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可惜足疾未愈。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军一听到朝廷将远征吐谷浑的消息，顿时精神抖擞，他顾不上足疾与年事已高，主动去求见宰相房玄龄，请求挂帅，亲自远征。唐太宗大喜过望，这年十二月，即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又分别任命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右卫将军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五人为各道行军总管，统由李靖指挥(参见唐击吐谷浑之战)。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吐谷浑的战争序幕拉开了。
　　李靖奉命赴任之时，正值寒冬腊月季节。他一路踏着冰雪，风餐露宿，备尝艰辛。翌年闰四月，唐军在库山(在今青海天峻)与吐谷浑交战，李道宗部大败吐谷浑，唐军首战告捷。
　　狡诈的吐谷浑可汗伏允一面往西败退，一面令人把野草烧光，以断绝唐军马草。干草已被烧光，春草尚未萌生，诸将大都认为战马瘦弱，不可长途追击。侯君集认为吐谷浑已“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如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李靖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决定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于是兵分两路：李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等从北道，侯君集、李道宗从南道，两路大军一齐进发。
　　李靖亲自率领的北路军进展顺利。不几天，其部将薛孤儿于曼头山(今属青海)击败吐谷浑军，杀其名王，用缴获的大批牛羊充作军食。接着李靖的主力军也先后于牛心堆、赤水源两次大败吐谷浑军。侯君集、李道宗所率南路军进展也很迅速，他们深入荒漠二千余里。这里荒无人烟，温差变化大，有时酷热难忍，有时寒冷得令人颤栗。有时无水，他们只能刺马饮血解渴。唐军克服了种种困难，长途奔袭，到了五月，终于在乌海(今青海兴海)追上了伏允可汗，又大败其军，俘获了其名王。薛万均等于赤海也打败了吐谷浑的天柱王军。
　　李靖都督各军继续进击，又连战告捷。李大亮军于蜀浑山击败吐谷浑军，获其名王二十人。部将执失思力也在居茹川击败吐谷浑军。唐军乘胜进军，经过积石山河源，一直打到吐谷浑西陲且末(今新疆且末)。部将契苾何力追击伏允可汗，破其牙帐，杀数千人，缴获牛羊二十多万头(只)，并俘虏了其妻子。
　　伏允可汗率一千多骑兵逃到碛中，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部下纷纷离散。不久，伏允可汗为部下所杀。其长子大宁王慕容顺杀死天柱王，率众降唐。李靖率军经过了两个月的浴血奋战，平定了吐谷浑，并向京师告捷。唐朝为了控制吐谷浑旧境，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故吕乌甘豆可汗，并留下李大亮协助防守。
　　在进击吐谷浑时，利州刺史高甑生任盐泽道总管，未按期到达，贻误了军机，受到李靖的责备，他心怀不满。战事结束后，即串通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令调查此事，弄清事实真象，判定高甑生以诬罔罪减死，流放边疆。从此，李靖“乃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
　　不久，李靖以功进封卫国公。贞观十七年(643)，又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像于凌烟阁，尊奉为功臣，并进位开府仪同三司。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亲自征伐高丽，把李靖召入阁内，对他说：“公南平吴，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唯高丽未服，亦有意乎？”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将虽染病在身，仍表示愿意从行，对太宗说：“往凭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虽衰，陛下诚不弃，病且瘳矣。”太宗见他实在年老体衰，未同意他远征。
　　李靖虽未从征高丽，但对前线的战事颇为关注。唐太宗进至驻跸山(今辽宁辽阳南)时，高丽兵倾国出动，内部空虚，李道宗曾请求率精兵五千，奇袭平壤，太宗未答应。事后回京，太宗询问李靖说：“吾以天下之众，困于蕞尔之夷，何也？”素以出奇制胜的李靖以为太宗未能听从李道宗的计谋，便说：“此道宗所解。”太宗询问李道宗，他说明了当时的建议未被采纳，太宗听后怅然说：“当时忽遽不忆也。”
　　李靖明察事件，善于见微而知著。唐太宗要他教给侯君集兵法，后来侯君集上奏太宗，说李靖将反，因为每到精微之处，李靖则不教授。太宗听后责备李靖，李靖却回答说：“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此时，君集尚未有任何反迹，太宗似不相信。一次，朝后回尚书省，君集骑马越过省门数步尚未发觉。李靖见到这种情况，便对人说：“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至贞观十七年四月，侯君集果然与太子承乾谋反，事情败露后被杀，证明了李靖的预见准确无误。
　　在李靖的戎马生涯中，他指挥了几次大的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不仅因为他勇敢善战，更因为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思想与理论。他根据一生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优秀的军事著作，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有《六军镜》3卷，《阴符机》1卷，《玉帐经》1卷，《霸国箴》1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还有《韬钤秘书》1卷，《韬钤总要》3卷，《卫国公手记》1卷，《兵钤新书》1卷和《弓诀》等，可惜后世都失传了。今传世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称《李卫公问对》)系宋人所撰，盗用李靖之名，不足为据。但从散见于杜佑《通典·兵典》及《太平御览·兵部》中的《卫公兵法》，犹能管中窥豹，有关李靖的治军、行军作战、扎营斥候等都有所记载。
　　李靖严于治军，赏罚分明，不避亲疏与仇雠，以惩恶劝善，激励将士。《卫公兵法》说：“尽忠益时、轻生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饰、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他欣赏诸葛亮斩马谡的军法严明，又称道曹操因违犯军纪而割发示众。为了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李靖申明了二十四条法令：如漏泄军事斩之，背军逃走斩之，或说道释、祈祷鬼神、阴阳卜筮、灾祥，讹言以动众心，并与其往还言议者斩之，吏士所经历侵略者斩之，奸人妻女及将妇人入营斩之，吏士破敌滥行戮杀、发冢焚庐、践稼穑、伐树木者斩之……。这样，就能造就出一支战斗力强、军纪严明、深得民心的军队。
　　在对敌作战方面，李靖特别主张善于因势利导。《卫公兵法》说：“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功济；如从未可，则暂动而必败。故孙膑曰：‘计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他认为：“如我方士卒已齐，号令已行，奇正已设，布阵已定，誓众已毕，上下已怒，天时已应，地利已据，鼓角已震，风势已顺，敌人虽众其奈我哉？”他还比喻说，面对张牙舞爪的猛虎，头有利角的凶兕，自己手无寸铁，身无蔽护，却要与之搏斗，势不可能，其道理也是非常明白的。他总结出：“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如果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励青云，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如关山狭路，大阜深涧，道如“龙蛇盘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所谓地势也”。如果因敌怠慢，劳役饥渴，“风波惊忧，将吏纵横，前营未舍，后营未济，此所谓因势也。”善于因势利导，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
　　在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的时代，李靖认为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是至关重要的。《卫公兵法》说：“《军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不其然矣’。”他指出，要根据双方的地利条件，及时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比如：彼此都具有有利的地形，这时就要采取“让而设伏，趋其所爰而傍袭之”的战术；如彼此地形都不利，则采用“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击之”的战术；如在平旷的地方，适用骑兵冲杀，则要“率骑而与阵”；在地势险隘之处，则适于步兵作战。他还指出几点指挥者禁忌的地方：在阴暗的沼泽之地，“沮洳幽秽、垣埳沟渎，此车之害地也”。在有进无出之地，“大阜深谷，洿泥堑泽，此骑之败地也”。他善于利用地物，在“深林盛薄”之地，可以使用矛铤杀敌；在“芦苇深草”之地，则必用风火。他总结说：“凡战之道，以地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地也。仍须节之以金鼓，变之以权宜，用逸待劳，掩尽为疾，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
　　李靖认为，为了战胜敌人，使用反间计，促使对方相互猜忌，上下离心离德，这是瓦解敌人，战而胜之的策略。《卫公兵法》说：“夫战之取胜，此岂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而成之。历观古人用间，其妙非一也。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他还进而指出了行使反间计的方法：“且间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事，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人之使，矫使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要更好地使用反间计，达到预期的目的，“皆须隐秘，重之以赏，密之又密，始可行焉”。李靖还进一步指出，在我方使用反间计的时候，还要提高警惕，严防自己中敌人的反间计。他说：“且夫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人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如果只考虑用反间计，却不提防对方也会使用反间计，以离间我方，就可能出现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危险了。
　　《卫公兵法》还列举了将帅不善于统兵作战的十大失败因素：“军中有贤能而不能用者败；上下不相亲而各谈己长者败；赏罚不当而兵士多怨者败；知而不敢击，不知而击之者败；地利不得，而卒多战阨者败；劳逸无别，不晓车骑之用者败；觇候不审而轻敌懈怠者败；行于险道，而不知深沟绝间者败；阵无选锋，而奇正不分者败。”之所以会导致这十败，是因指挥者不善于用人抚士，不知己知彼，不懂地理，不懂阵法等所造成的。因此他结论说：“凡此十败，非天之殃，将之过也。”
　　李靖对下营安寨及斥候也有一套理论。《卫公兵法》说：在平原广袤、无险可守之地扎营，要作方营，即把军队分为七军，“中军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花。”为了防止敌人偷袭，必须放哨警戒，安排好斥候，哨兵“须择勇敢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向导，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哨兵必须精明强干，见微而知著，“见水迹则可以测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以辨来寇之驱驰也”。
　　贞观二十三年(649)，李靖病情恶化，唐太宗亲临病榻慰问。他见李靖病危，涕泪俱下，十分难过地对李靖说：“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国有劳。今疾若此，为公忧之。”这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靖溘然逝去。享年七十九岁。唐太宗册赠司徒、并州都督，给班剑、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谥曰景武。坟墓如同卫青、霍去病故事，筑坟形如同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积石二山形状，“以旌殊绩”。
　　李靖军功卓越。上元元年(760)，唐肃宗把李靖列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并配享于武成王(姜太公)庙。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为唐朝的统一与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唐太宗曾给予高度评价：“……尚书仆射代国公靖，器识恢宏，风度冲邈，早申期遇，夙投忠款，宣力运始，效绩边隅，南定荆扬，北清沙塞，皇威远畅，功业有成。”同时，他治军、作战又积累了一套成功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军事思想和理论。
【正文】
《李卫公问对》卷上
    
    卷上共分十七节。主要论述兵法中“奇正”的关系和运用，结合战例着重论述了“无处不用正，无处不用奇”，“正能胜，奇亦能胜”，“奇正相交，循环无穷”的道理。此外，还兼论了阵法的起源和发展，兵法的源流和派别。最后还联系当时边防实际，论述了奇正的运用以及选将、练兵等问题。
    
    太宗曰：高丽数侵新罗，朕遣使谕，不奉诏，将讨之，如何？
    靖曰：探知盖苏文自恃知兵，谓中国无能讨，故违命，臣请师三万擒之。
    太宗曰：兵少地遥，以何术临之？
    靖曰：臣以正兵。
    太宗曰：平突厥时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
    靖曰：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晋马隆讨凉州，亦是依八陈图，作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
    靖曰：臣讨突厥，西行数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远。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锋，义师少却，朕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横突之。老生兵断后，大溃，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
    靖曰：陛下天纵圣武，非学而能。臣按兵法，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且霍邑之战，师以义举者，正也，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者，奇也。
    太宗曰：彼时少却，几败大事，易谓奇邪？
    
    靖曰：凡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且右军不却，则老生安致之来哉!法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进，不意断后，见擒于陛下，此所谓以奇为正也。
    太宗曰：霍去病暗与孙吴合，诚有是夫？当右军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奋击，反为我利，孙吴暗台，卿实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谓之奇乎？
    
    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却也，非奇也，若旗齐鼓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谓也。
    太宗曰：霍邑之战，右军少却，其天平？老生被擒，其人乎？
    靖曰：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
    太宗亻免首。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欤，临时制之欤？
    
    靖曰：案《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尔。唯孙武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孰吾令，则必为之二术。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为变，此教战之术尔。教阅既成，众知吾法，然后如驱群羊，由将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是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
    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灾。但《新书》所以授诸将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击。卿谓若何？
    靖曰：臣案曹公注《孙子》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此与旁击之说异焉。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
    靖再拜曰：陛下神圣，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为变者，奇正安在？
    
    靖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惟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
    太宗曰：吴术若何？
    
    靖曰：臣请略言之。魏武侯问吴起：两军相向。起曰：使贱而勇者前击，锋始交而北，北而勿罚，观敌进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则敌有谋矣。若悉众追北，行止纵横，此敌人不才，击之勿疑。臣谓吴术大率多此类，非孙武所谓以正合也。
    太宗曰：卿舅韩擒虎尝言，卿可与论孙吴，亦奇正之谓乎？
    靖曰：擒虎安知奇正之极，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尔。曾未知奇正相变，循环无穷者也。
    太宗曰：古人临陈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变之法乎？
    靖曰：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而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若谢玄之破苻坚，非谢玄之善也，盖苻坚之不善也。
    太宗顾侍臣检《谢玄传》阅之曰：苻坚甚处是不善？
    
    靖曰：臣观《苻坚载记》曰：秦诸军皆溃败，唯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不果。此有以见秦师之乱，慕容垂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夫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臣故曰：无术焉，苻坚之类是也。
    
    太宗曰：《孙子》谓多算胜少算，有以知少算胜无算。凡事皆然。
    太宗曰：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或谓为“握机文”，何谓也？
    
    靖曰：奇音机，故或传为机，其义则一。考其词云：“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奇余零也，因此音机。臣愚调兵无不是机，安在乎握而言也，当为余奇则是。
    
    夫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则民服。”此受之于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将所自出者也。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
    是故握机握奇，本无二法，在学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陈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陈间容陈，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此何谓也？
    靖曰：诸葛亮以石纵横布为八行，方陈之法即此图也。臣尝教阅，必先此陈。世所传握机文，益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斯八陈何义也？
    
    靖曰：传之者误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诡设八名尔。八陈本一也，分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幡名；龙、虎、鸟、蛇者，本乎队伍之别。后世误传，诡设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数起于五，而终于八，则非设象，实古制也。卿试陈之。
    
    靖曰：臣案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陈法，四为间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则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混混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此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黄帝之制兵也！后世虽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阃阈，降此孰有继之者乎？
    
    靖曰：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歧都以建井亩，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以立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众。
    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师，诸侯毕服。
    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乐，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时，王不能用，故假齐兴师尔。
    靖再拜曰：陛下神圣，知人如此，老臣虽死无{女鬼}昔贤也。臣请言管仲制齐之法：三分齐国以为三军。五家为轨，
    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一师，故万人为军。亦由《司马法》一师五旅，一旅五卒之义焉。其实皆得太公之遗法。
    太宗曰：《司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欤否也？
    
    靖曰：案《史记·穰苴传》：齐景公时，穰苴善用兵，败燕晋之师，景公尊为司马之官，由是称司马穰苴，子孙号司马氏。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又述穰苴所学，遂有司马穰苴书数十篇。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
    太宗曰：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几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传，何也？
    靖曰：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然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
    太宗曰：何谓三门？
    靖曰：臣案《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
    太宗曰：何谓四种？
    靖曰：汉任宏所论是也。凡兵家流，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
    太宗曰：《司马法》首序蒐狩何也？
    
    靖曰：顺其时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礼》最为大政。成有歧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此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实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会，因之以巡狩，训之以甲兵，言无事兵不安举，必于农隙，不忘武备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广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此亦得周制欤？
    
    靖曰：案左氏说：“楚子乘广三十乘，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军行右辕，以辕为法，故挟辕而战。”皆周制也。臣谓百人曰卒，五十人曰两，此是每车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尔。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
    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泽之国，车少而人多，分为三队，则与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吴伐狄，毁车为行，亦正兵欤，奇兵欤？
    靖曰：荀吴用车法尔，虽舍车而法在其中焉。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
    
    臣案《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兴兵十万，用车千乘，轻重二千，此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干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医以今法参用之，则跳荡，骑兵也，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驻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未尝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灵州回，召靖赐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尔等讨薛延陁，而铁勒诸部乞置汉宫，联皆从请。延陁西走，恐为后患，故遣李勣讨之。今北荒悉平，然诸部番汉杂处，以何道经久，使得两全安之？
    
    靖曰：陛下{来力}自突厥至回纥部落，凡置驿六十六以通斥候，斯以得策矣。然臣愚以谓汉戌宜自为一法，蕃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则密{来力}主将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
    太宗曰：何道也？
    靖曰：此所谓“多方以误之”之术也。蕃而示之汉，汉而示之蕃，彼不知蕃汉之别，则莫能测我攻守之计矣。善用兵者，先为不可测，则敌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边将，只以此蕃汉便见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圣虑天纵，闻一知十，臣安能极其说哉。
    太宗曰：诸葛亮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朕疑此谈非极致之论。
    
    靖曰：武侯有所激云尔。臣案《孙子》曰：“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自古乱军引胜，不可胜纪。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阅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者，言将臣权任无久职也；乱军引胜者，言已自溃败，非敌胜之也。是以武候言：“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教阅之法，信不可忽。
    靖曰：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臣所以区区古制皆纂以图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
    太宗曰：卿为我择古陈法悉图以上。
    太宗曰：蕃兵唯劲马奔冲，此奇兵欤？汉兵唯强弩犄角，此正兵欤？
    
    靖曰：案《孙子》云：“善用兵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夫所谓择人者，各随蕃汉所长而战也。蕃长于马，马利乎速斗；汉长于弩，弩利乎缓战，此自然各任其势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蕃汉必变号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尝之有哉！
    太宗曰：卿更细言其术。
    靖曰：先形之，使敌从之，是其术也。
    太宗曰：朕悟之矣。《孙子》曰：“形兵之杉，至于无形。”又曰：“因形以措胜于众，众不能知。”其此之谓乎？]
    靖再拜曰：深乎！陛下圣虑，已思过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内属，置松漠、饶乐二都督，统于安北都护，朕用薛万彻如何？
    
    靖曰：万彻不如阿史那社尔及执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臣常与之言松漠、饶乐山川道路，蕃情逆顺，远至于西域部落十数种，历历可信。臣教之以陈法，无不点头服义，望陛下任之勿疑。若万彻则勇而无谋，难以独任。
    太宗笑曰：蕃人皆为卿役使。古人云：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势也。”卿得之矣。
    《李卫公问对》卷中
    
    卷中共分十七节。由奇正虚实谈到治力(增强战斗力)的方法，还论述军队的编制、指挥和训练的方法。其中重点论述了各种阵法(包括八阵图、六花阵、方、圆、曲、直、锐等阵)以及教战之法(伍法开始，分级施教，循序渐进)。此外，还论述了车、步、骑的配令与使用，赏与罚、恩与威的关系，主客和劳佚的转化，从而进一步阐明了虚实与奇正的运用。
    
    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今诸将中，但能言背实击虚，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为诸将言其要。
    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语之以虚实之形可也。诸将多不知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且安识虚是实，实是虚哉!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此则奇正在我，虚实在敌欤？
    
    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为奇。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臣奉诏，但教诸将以奇正，然后虚实自知焉。
    太宗曰：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当以此法授诸将，使易晓尔。
    靖曰：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臣当以此教诸将。
    太宗曰：朕置瑶池都督以隶安西都护，蕃汉兵，如何处置？
    
    靖曰：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而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陛下置此都护，臣请收汉戍卒，处之内地，减省粮馈，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但择汉吏有熟蕃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经久。或遇有警，则汉卒出焉。
    太宗曰：《孙子》所言治力何如？
    
    靖曰：“以近待远，以佚持劳，以饱待饥”，此略言其概尔。善用兵者，推此三义而有六焉：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反是则力有弗逮。非治力之术，安能临兵哉！
    太宗曰：今人习《孙子》者，但诵空文，鲜克推广其义，治力之法，宜遍告诸将。
    太宗曰：旧将老卒，凋零殆尽，诸军新置，不经陈敌，今致以何道为要？
    
    靖曰：臣尝教士，分为三等。必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陈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陛下临高观之，无施不可。
    太宗曰：伍法有数家，孰者为要？
    
    靖曰：臣案《春秋左氏传》云，先偏后伍；又《司马法》曰，五人为伍；《尉缭子》有束伍令，汉制有尺籍伍符。后世符籍以纸为之。于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变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变为七十五人，此则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车用骑，则二十五人当八马，此则五兵五当之制也。是则诸家兵法，惟伍法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参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参其数，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为正，六十人为奇；此则百五十人分为二正，而三十人分为二奇，盖左右等也。穰苴所谓五人为伍，十伍为队，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与李勣论兵，多同卿说，但勣不究出处尔。卿所制六花陈法，出何水乎？
    靖曰：臣所本诸篱亮八陈法也。大陈包小陈，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古制如此。臣为图因之，故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尔。
    太宗曰：内圆外方，何谓也？
    靖曰：方生于步，圆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圆所以缀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缀应乎天，步定缀齐，则变化不乱。八陈为六，武侯之旧法焉。
    太宗曰：画方以见步，点圆以见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过半乎！
    
    靖曰：吴起云：“绝而不离，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犹布棋于盘，若无画路，棋安用之。孙武曰：“地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皆起于度量方国也。
    太宗曰：深乎，孙武之言！不度地之远近，形之广狭，则何以制其节乎！
    
    靖曰：庸将罕能知其节者也。“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弓广}弩，节如发机。”臣修其术，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文，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创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放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出。
    太宗曰：《曹公新书》云：“作陈对敌，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陈。一部受敌，余部不进救者斩。”此何术乎？
    
    靖曰：临敌立表非也，此但教战时法尔。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驱众若驱群羊，与之进，与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骄而好胜，当时诸将奉《新书》者，莫敢攻其短。且临敌立表，无乃晚乎？臣窃观陛下所制破陈乐舞，前出四表，后缀八幡，左右折旋，趋步金鼓，各有其节，此即八陈图四头八尾之制也。人间但见乐舞之盛，岂有知军容如斯焉！
    太宗曰：昔汉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盖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语传。朕为破陈乐舞，唯卿已晓其表矣，后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为正乎？幡麾折冲为奇乎？分合为变，其队数曷为得宜？
    
    靖曰：臣参用古法，凡三队合，则旗相倚而不交；五队合，则两旗交；十队合，则五旗交。吹角开五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十；开二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五；开相椅不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三。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复归于正，四头八尾，乃可教焉。此队法所宜也。
    太宗称善。
    太宋曰：曹公有战骑、陷骑、游骑，今马军何等比乎？
    
    靖曰：臣按《新书》云：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如此则是各立名号，分为三类尔。大抵骑队八马当车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骑当车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车徒常教以正，骑队常教以奇。据曹公前后及中分为三复，不言两厢，举一端言也。后人不晓三复之义，则战骑必前于陷骑、游骑，如何使用？臣孰用此法：回军转陈，则游骑当前，战骑当后，陷骑临变而分，皆曹公之术也。
    太宗笑曰：多少人为曹公所惑。
    太宗曰：车、步、骑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
    
    靖曰：臣案春秋“鱼丽阵”，先偏后伍，此则车步无骑，谓之左右拒，言拒御而己，非取出奇胜也。晋荀吴伐狄，舍本为行，此则骑多为便，唯务奇胜，非拒御而已。臣均其术，凡一马当三人，车步称之，混为一法，用之在人敌安知吾车果何出，骑果何来，徒果何从哉？或潜九地，或动九天。其知如神，惟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书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术如何？
    靖曰：
    画地方一千二百步，开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横以五步立一人，纵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处，所谓陈间容陈者也。武王伐纣，虎贲各掌三干人，每陈六干人，共三万之众，此太公画地之法也。
    太宗曰：卿六花陈画地几何？
    
    靖曰：大阅地方千二百步者，其义六陈各占地四百步，分为东西两厢，空地一千二百步为数战之所。臣常教士三万，每陈五千人，以其一为营法，五为方、圆、曲、直、锐之形，每陈五变，凡二十五变而止。
    太宗曰：五行陈如何？
    
    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圆、曲、直、锐实因地形使然。凡军不素习此五者，安可以临敌乎！兵，诡道也。故强名五行焉。文之以术数相生相克之义。其实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圆、伏兵法，古有是否？
    
    靖曰：牝牡之法，出于俗传。其实明阳二义而已。臣按范蠡云：“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否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范蠡又云：“设右为牝，益左为牡，早宴以顺天道。”此则左右、早宴临时不同，在乎奇正之变者也。左右者人之阴阳，早宴者天之阴阳，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明阳俱废，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藏，所以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敌虽对面，莫测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太宗曰：四兽之陈，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
    靖曰：诡道也。
    太宗曰：可废平？
    靖曰：存之所以能废之也，若废而不用，诡愈甚焉。
    太宗曰：何谓也？
    
    靖曰：假之以四兽之陈，及天、地、风、云之号，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诡道。存之，则余诡不复增矣；废之，则使贪使愚之术从何而施哉。
    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无泄于外。
    太宗曰：严刑峻法，使不畏我而不畏敌，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军当王莽百万之众，非有刑法临之，此何由乎？
    
    靖曰：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陈胜广败秦师，岂胜广刑法能加于秦乎？光武之起，盖顺人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寻、王邑不晓兵法，徒垮兵众，所以自败。臣案《孙子》曰：“卒未来附而罚之，则不服；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此言凡将先有爱结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焉。
    太宗曰：《尚书》言：“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何谓也？
    靖曰：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以作谋于始也；故孙子之法万代不刊。
    
    太宗曰：卿平萧铣，诸将皆欲籍伪臣家以赏士卒，独卿不从，以谓蒯通不戳于汉。既而江汉归顺。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众，武能威改”，其卿之谓乎？
    靖曰：汉光武平赤眉，入“贼”营中案行，“贼”曰：萧王推赤心于人腹中。此盖先料人情本非为恶，
    岂不豫虑哉！臣顷讨突厥，总蕃汉之众，出塞千里，未尝戮一扬干，斩一庄贾，亦推赤诚存至公而已矣。陛下过听，擢臣以不次之位，若于文武则何敢当。
    太宗曰：昔唐俭使突厥，卿因击而败之，人言卿以俭为死间，朕至今疑焉，如何？
    靖再拜曰：臣与俭比肩事主，料俭说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纵兵击之，所以去大恶不顾小义也。人谓以俭为死间，
    非臣之心。案《孙子》用间最为下策，臣尝著论其末云：“水能载舟亦能复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若束发事君，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虽有善间，安可用乎？”唐俭小义，陛下何疑!
    太宗曰：诚哉，非仁义不能使间，此岂纤人所为乎。周公大义灭亲，况一使人平。灼无疑矣。
    太宗曰：兵贵为主，不贵为客；贵速，不贵久，何也？
    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为客且久哉。《孙子》曰：
    “远输则百姓贫。”此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此不可久之验也。臣校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
    太宗曰：何谓也？
    靖曰：“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迟速，惟发必中节，所以为宜。
    太宗曰：古人有诸？
    
    靖曰：昔越伐吴，以左右二军鸣鼓而进，吴分兵御之；越以中军潜涉不鼓，袭败吴师，此变客为主之验也。石勒与姬澹战，澹兵远来，勒遣孔苌为前锋逆击澹军，孔苌退而澹来追，勒以伏兵夹击之，澹军大败，此变劳为佚之验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铁蒺藜、行马，太公所制，是乎？
    靖曰：有之，然拒敌而己，兵贵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韬》言守御之具尔，非攻战所施也。
    《李卫公问对》卷下
    
    卷下共分十四节。主要论述指挥作战的一些重要原则，对《孙子》、《司马法》、《吴子》等书中的“诡道”、“分合”、“误敌”、“攻守”、“慎战”、“治气”等原则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此外，又结合汉、唐历史故事论述了选将用人之道。最后，还论述了学习兵法，“必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作为总结。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险阻。”又孙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处。”如何？
    
    靖曰：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将有疑忌，则群情摇。群情摇，则敌乘衅而至矣。安营据地，便乎人事而己。若涧、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罗之处，事不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敌乘我。丘墓故城非处，我得之为利，岂宜反去之平。太公所说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丁宁诫之。
    
    靖再拜谢曰：臣按《尉缭子》云：“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谓刑德，非天官时日之谓也。然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不可不诫也。陛下圣训，臣即宣告诸将。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前代事迹，孰善此者?
    
    靖曰：苻坚总百万之众，而败于肥水，此兵能合不能之所致也。吴汉讨公孙述，与副将刘尚分屯，相去二里，述来攻汉，尚出合击，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
    
    太宗曰：然，苻坚初得王猛实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坚果败，此糜军之谓乎！吴汉为光武所任，兵不遥制，故汉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谓乎！得失事迹，足为万代鉴。
    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巳。
    靖良久曰：诚如圣语。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奕棋，两敌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况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实一法欤。《孙子》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不言敌来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敌亦守之。攻守齐，其术奈何?
    
    
    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后人不晓其义，则当攻而守，当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
    
    太宗曰：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惑其强弱。殊不知守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敌与我分而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故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被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其知一之谓乎。
    
    靖再拜曰：深乎，圣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己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马法》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
    
    靖曰：有国有家者，易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陈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
    
    太宗曰：诚哉。朕常临陈，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波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人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
    靖曰：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
    太宗曰：《孙子》言三军可夺气之法：“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如何?
    
    靖曰：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吴起四机，以气机为上，无他道也，能使人人自斗，则其锐莫当。所谓朝气锐者，非限时刻而言也，举一日始末为喻也。凡三鼓而敌不衰不竭，则安能必使之情归哉。盖学者徒诵空文，而为敌所诱，苟悟夺之之理，则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尝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则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
    靖曰：为陛下计，莫若黜勣，令太子复用之，则必感图报，于理何损乎!
    太宗曰：善！无疑矣。
    太宗曰：李勣若与长孙无忌共掌国政，他日如何?
    
    靖曰：勣忠义之臣，可保任也。无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亲，委之辅相。然外貌下士，内实嫉贤。故尉迟敬德而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旧，因以犯逆。皆无忌致其然也。陛下询及臣，臣不敢避其说。
    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处置。
    太宗曰：汉高祖能将将，其后韩、彭见诛，何下狱，何故如此?
    
    靖曰：臣观刘、项皆非将将之君。当秦之亡也，张良本为韩报仇，陈平，韩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汉之势自为奋尔。至于萧、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设使六国之后复立；人人各怀其[日，则虽有能将将之才岂为汉用哉。臣谓汉得天下，由张良借箸之谋，萧何漕{车免}之功也。以此言之，韩、彭见诛，范增不用，其事同臣故谓刘、项皆非将将之君。
    大宗曰：光武中兴，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则于将将乎？
    靖曰：光武虽籍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籍寇、邓未越于萧、张，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师命将，斋三日，授之以钺曰：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之以斧曰：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毂曰：进退难时。既行，军中但闯将军之令，不闻君命。朕谓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如何?靖曰：臣窃谓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钺又报其毅者，所以委寄以权也。今陛下每有出师，必与公卿议论，告庙而后遣，此则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将，必使之便宜从事，此则假以权重矣。何异于致斋推毂邪!尽合古礼，其义同焉。不须参定。
    上曰：善。乃命近臣书此二事为后世法。
    太宗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
    靖曰：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愚，兹不可废也。
    太宗曰；卿尝言天官时日，明将不法，闇者拘之，废宜然。
    
    靖曰：昔纣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兴，天官时日，甲子一也，殷乱周治，兴亡异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军吏以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废明矣。然而田单为燕所围，单命一人为神，拜而词之，神言：“燕可破。”单于是以火牛出击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诡道。天官时日，亦犹此也。
    太宗曰：田单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龟而灭纣，二事相反，何也?
    
    靖曰：其机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顺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毁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后行。此则因军中疑惧，必假卜以问神焉。太公以谓腐草枯骨无足问，且以臣伐君，岂可再乎！然观散宜生发机于前，太公成机于后，逆顺虽异，其理致则同。臣前所谓术数不可废者，盖存其机于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当今将帅，唯李勣、道宗、薛万彻，除道宗以亲属外，孰堪大用?
    
    靖曰：陛下尝言勣、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臣愚思圣言，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或大胜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孙武云，“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节制在我云尔。
    太宗曰：两陈相临，欲言不战，安可得乎?
    
    靖曰：昔晋师伐秦，交绥而退。《司马法》曰：“逐奔不远，纵绥不及”。臣谓绥者，御辔之索也。我兵既有节制，校改亦正行伍，岂敢轻战哉。故有出而交绥，退而不逐，各防其失败者也。孙武云：“勿击堂堂之陈，无邀正正之旗。”若两陈体均势等，苟一轻肆，为其所乘，则或大败，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战，有必战；夫不战者在我，必战者在敌。
    太宗曰：不战在我，何谓也?
    靖曰：孙武云：“我不欲战者，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敌有人焉，则交绥之间，未可图也，故曰不战在我。夫必战在敌者，孙武云：
    “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敌无人焉，则必来战，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战者在敌。
    太宗曰：深乎，节制之兵！得其法则昌、失其法则亡。卿为纂述历代善于节制者，具图来上，联当择其精微，垂于后世。
    
    靖曰：臣前所进黄帝、太公二陈图，并《司马法》、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历代名将用其一二而成功者亦众矣。但史官鲜克知兵，不能纪其实迹焉。臣敢不奉诏，当纂述以闻。
    太宗曰：兵法孰为最深者？
    
    靖曰：臣常分为三等，使学者当渐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将法。夫道之说至微至深，《易》所谓聪睿智神武而不杀者是也。夫天之说阴阳，地之说险易。用兵者，能以阴夺阳，以险攻易，孟子所谓天时地利者也。夫将法之说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谓得士者昌管仲所谓器必坚利者是也。
    太宗曰：然。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较量孙武著书，三等具焉。
    
    靖曰：观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别矣。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察天时地利，安能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谢安之守晋，非任将择材，缮完固，安能尔乎。故习兵之学，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上，则渐而深矣。不然，则垂空言，徒记诵，无足取也。
    太宗曰：道家忌三世为将者，不可妄传也。不可不传也。卿其慎之。
    靖再拜出，尽传其书与李勣。
 
 
宋辽金夏蒙元时期

《何博士备论》
 
【名称】《何博士备论》
【作者名】何去非
【朝代（国家）】宋朝
【作者简介】
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今属福建）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何博士备论》），一说建安（今福建建瓯）人。神宗元丰五年（一○八二），以特奏名廷试，除右班殿直，授武学教授，迁博士。哲宗元祐四年（一○八九），以苏轼荐，授承事郎。五年，为徐州教授（《东坡全集》卷五八《进何去非备论状》）。尝知富阳县，后通判沧州，卒。有《何博士备论》二卷传世。事见《东牟集》卷一四《隐士何君墓志》、《东坡全集》卷五五《举何去非换文资状》。
【正文】
六国论
    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而天下遂至于必可并；六国有可以拒秦之势，而秦遂至于不可拒者，岂秦为工于毙六国耶？其祸在乎六国之君，自战其所可亲，而记其所可仇故也。
    秦之为国一而已矣，而关东之国六焉。计秦之地，居六国五之一；校秦之兵，当六国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擅其雄强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据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膺背于足股之下故也。使六国之君知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相与致诚缔交，戮力以摈秦，即秦诚巧于攻斗，则亦何能鞭笞六国，使之骈首西向而事秦哉？又况得以一一而夷灭之也？盖其不知虑此，凡所以由早朝而晏罢者，皆其自相屠毙之谋。此秦所以得收其敝而终为所擒也。
    盖六国之势，莫利于为从，莫害于为衡。从合则安，衡成则危，必然之势也。方其为从于苏秦也，秦人不敢窥兵函谷关者十五年。已而为衡于张仪，而山东诸侯岁被秦祸，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欢，卒至于地尽而国为墟。六国固尝收合从之利矣，然而终败于为衡之害者，其祸在乎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故也。所谓战所可亲、忘所可仇者，秦人稍蚕食六国而并夷之，则关东诸侯皆与国也，宜情亲势合以谋抗秦。然而，齐、楚自恃其强，有并吞燕、赵、韩、魏之志而缓秦之祸；燕、赵、韩、魏自惩其弱，有疑恶齐、楚之心而胁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因之，散败从约，秦以气恐而势喝之，故人人震迫，争入贿秦，唯恐其独后之也。曾不知齐、楚虽强，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独在乎韩、魏也。韩、魏者，实诸侯之西蔽也，势能限秦而使之无东。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后，此秦之所忌。使齐、楚、燕、赵审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知韩、魏之为蔽于我，委国重而收亲之，固守从约，并力一志，以仇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于六国，则六国之师悉合而从之，则秦甲不敢轻越函谷，而山东安矣！
    或曰：韩、魏者，秦之错壤也。秦兵之加韩、魏也，战于百里之内；其加于四国也，战于千里之外。韩、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间；而其待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韩、魏既归而休兵，则四国之乘僥者尚未及知也。今徒执虚以役韩、魏，则秦人固将疾攻而力蹶之。是使三国速被灾祸，而齐、楚、燕、赵反居齿寒之忧，非至计也。噫！齐、楚、燕、赵之民，里粮荷戟以应秦敌者无虚岁也，然终不能纾秦患于一日。四国诚能岁更各国之一军，命一偏将提之，以合戍韩、魏而佐其势，则是六国之师日萃于韩、魏之郊，仰关而伺秦。秦诚勇者，虽日辱而招之，固不轻出，而以腹背支敌矣。夫苏秦、张仪，虽其为术生于揣摩辨说之巧，人皆贱之，然其策画之所出，皆足以为诸侯之利害而成败之。盖苏秦不获终见信于六国，而张仪之志独行于秦。此六国之所以见并于秦也。
    嗟乎！使关东之国裂而为六者，岂天所以终相秦乎？向使关东之地合而为一，以与秦人决机于韩、魏之郊，则胜负之势盖未可知。使齐能因其资而遂并燕、赵，楚能因其资而遂并韩、魏，则鼎足之势可成。以其为国者六，是以秦人得以间其欢而离其交，终于一一而夷灭之。悲夫！
    秦论
    兵，有攻有守，善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则克，以守则固。当攻而守，当守而攻，均败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与而事秦之强也，秦人出甲以攻诸侯，盖将取之也。图攻以取人之国者，所谓兼敌之师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乱也，秦人合卒以拒诸侯，盖将郄人之也。图拒以郄人之兵者，所谓救败之师也。兼敌之师利于转战，救败之师利于固守，兵之常势也。
    秦人据崤、函之阻以临山东，自缪公以来常雄诸侯，卒至于并天下而王之，岂其君世贤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乱，天下相与起而亡秦，不三岁而为墟。以二世之不道，顾秦亦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东，严兵拒关为自救之计，虽以无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区犹可岁月保也。不知虑此，乃空国之师以属章邯、李由之徒，越关千里以搏寇，而为乡日堂堂兼敌之师，亦已悖矣。方陈胜之首事，而天下豪杰争西向而诛秦也。盖振臂一呼而带甲者百万，举麾一号而下城者数十。又类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胜败之机取决于一战，其锋至锐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师，乃提孤军、弃大险，渡漳逾洛、左驰右鹜，以撄其四合之锋，卒至于败。而沛公之众，扬袖而下控函关。虽二世之乱足以覆宗，天下之势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从事于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于公斗、乐于卫上之风声气俗犹在也。而章邯之为兵也，以攻则不足，以守则有余。周文常率百万之师傅于城下矣，章邯三击而三走之，卒杀周文。使其不遂纵以搏敌，而坐关固守为救败之师，关东之土虽已分裂，而全秦未溃也。
    或曰：七国之反汉也，议者得罪于吴、楚，以为不知杜成皋之口，而汉将一日过成皋者数十辈，遂至于败亡。今豪杰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关转战何也？嗟夫！务论兵者，不论其逆顺之情与夫利害之势，则为兵亦疏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众亦锐于亡秦，是以豪杰之起者因民志也，关东非为秦役矣。汉无可叛之衅，而天下之民无志于负汉，则七国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为汉役者也。以不为秦役之关东，则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战其民；以方为汉役之天下，则汉安得不趋其地而疾诛其君。此战守之所以异术也。昔者贾谊、司马迁皆谓：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则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讥于后世。彼二子者，固非愚于事机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势耳。虽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势，而不知至于子婴而秦之事去矣，虽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楚汉论
    王天下者，其资有三：有以德得之，有以力并之，有以智取之。得之以德者，三代是也；并之以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智者，刘汉是也。盖以力则不若智之胜，以智则不若德之全。
    至于项羽之争天下也，其所执者为何资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于智、力之资又皆两亡焉。而后世之议乃曰：项羽其亦不幸遇敌于汉而遂失之。嗟夫！虽微汉高帝，而羽之于天下固将失之也。汉王之于智盖疏矣，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项羽之于力尝强矣，以其不知真力之所在，此所以亡。彼项羽以百战百胜气盖于一时，手袭天下以王豪杰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观其所赖以为资，盖有类乎力者矣。虽然，彼之所谓力者，内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众之劲，搏捽决战足以吞敌人而已。至于阻河山，据形便，俯首东瞰，临制天下，保王业之固，遗后世之强，所谓真力者，彼固莫或之知也。是以轻指关中天险之势，燔烧屠戮逞其暴，卒举而遗之二三降虏，反怀区区之故楚而甚荣。其归乃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能知者？”此特浅丈夫之量，安足为志天下者道哉！后之数羽之罪者，皆曰：夺汉王之关中，负信义于天下，此所以亡。嗟夫！使项氏无意于王，而徒夺汉王之关中，则谓其得罪于区区之信义可也。如其有意于王而夺之，是得计也。惟其知夺而不知其有，此所以亡耳。
    古者创业造邦之君而为是之为者，可胜罪哉？韩信未释垓下之甲，而高祖夺其兵，不旋踵而又夺其齐。然而智者不非而义者不罪者，以其为天下者重，而负人者轻故也。是以不顾意气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计也。汉高祖挟其在己之智术，固无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归之者，盖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其资也，此所谓真智者也。又其所负者，帝王之度，故于其西迁也则曰：“吾亦欲东耳，安能悒悒久居此乎？”此其与项羽异矣。虽然，使无智术之士以主其谋，则天下之事亦去矣。方其入关，乃封秦府藏，还军霸上。其画婉矣。乃怵于妄议，一旦拒关无纳东兵以逆其众集之锋，几不免于项氏之暴。使遂卑而骄之，当能舒徐拱揖以得项王之欢心，奠枕而王关中，抚循其众，徐为后图，则天下不足定矣。幸而复获汉中之迁，因思归之士，并三秦定齐、赵，收信、越，以与项王亲角者数岁，仅乃得之。向使项羽据关而王，驱以东出，使与韩、彭、田、黥之徒分疆错壤，以弱其势，则关东之土尚可得兼哉？信乎！王者之兴固有所谓驱除者也。
    晁错论
    古者，持国任事有四臣焉：杜患于未兆，弭灾于未形者，贤臣也；祸结而排之使安，难立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国安矣挈而错之危，世治矣汩而属之乱者，非愚臣即奸臣也。盖奸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持国任事，祸之府也。
    昔者，晁错尝忠于汉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权也，是以轻发七国之难，而其身先戮于一人之言。可不谓愚乎？彼错者，为申、韩之学，锐气而寡恩，好谋而喜功之臣也。自孝景之居东宫，而错锐之以人主之术数也，固以知宠之矣。及其即位，而以天下听之。彼挟其君之以天下听之也，欲就其所谓术数之效。是以轻为而不疑，决发而不顾，卒以忧君危国，几成刘氏之大变。而后世之士，犹或知之，独子云乃谓之愚。子云之愚错也，非以其知不足以卫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国未发之祸而故趣之于乱也。东诸侯之势诚强矣。强而骄，骄而反，其理也。然而，束之而使无骄，御之而使无反者，岂固无术耶？而错之策曰：“削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则反迟而祸大。”是错之术无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错之所谓祸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安有数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为之役也？吴王所发五十万之众者，皆其削郡之民也。连七国百万之师，西向而图危关中，乃曰祸小者，真愚也。
    夫七国之王，独吴少尝军旅，为宿奸故恶。其六王皆骄夫孱稚，非有高材绝器、挟智任术，足以就大计者。其谋又非前缔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徜徉相视而起，皆吴实迫之，欲并以为东帝之资耳。当孝文之世，濞之不朝发于死子之隙，而反端着矣。贾谊固尝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究其奸，而以恩礼羁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余年，而濞无他变也。濞之反于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吴者四十三稔矣。齿发固已就衰，而乡之勇决之气与夫骄悍之情、窥觊之奸，皆已沮释矣。今一旦奋然空国西向，计不反顾者，濞岂得已哉？有错之鞭趣其后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且南面而抚其国者四十余年。错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赵、诸齐，皆以暗隐微慝夺其封国之半。彼固知其地尽而要领随之，是以出于计之无聊为一决耳。向使景帝袭孝文之宽杀而恩礼有加焉，而错出于主父偃之策，使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势，则濞亦何事乎白首称兵，冀所非望，而楚、赵、诸齐不安南面之乐而安甘为濞役也？
    吴王反虏也，固天人之所共弃，未有不至于败灭者。然亦幸其未为晓兵者也，使其诚晓兵，则关东非汉有，而错之罪可胜戮哉？方濞之起也，其谋于宿将，则曰“必先取梁”；其谋于新将，则曰“必先据洛”。二策者，皆胜策也。而吴王昧于所用，故败亡随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景帝之亲母弟，国大而强，北距泰山，西界高阳。今释梁不下，而兵遂西，则汉冲其膺，梁捣其吭，不战而成擒矣。此宿将以先取梁为功者，图全之策也，所谓以正合者也。洛阳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冲，积武库之械，丰敖仓之粟。今不疾据而徐行留攻，而汉骑腾入梁、楚之郊以蹙之，败可立待了。此新将以先据洛为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谓以奇胜者也。二策者，皆胜策也。虽反国之虏无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数也。幸其当时无以双举而并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吴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据洛，此所以亟败也。所谓双举而并施者，锐师卷甲以趣洛阳，重兵疾攻以覆梁都，虽无能入关，而山东举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则汉兵得以东下；知据洛而不知取梁，则梁兵得以蹑后。使锐师据洛而重兵攻梁，洛已据，则汉兵不能即东。汉兵不东，则必举梁，梁举而山东定矣。幸其不出于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压梁壁。梁未及下，而亚夫之辈驰入荥阳而壁昌邑矣。求战不得，欲去不可，仿徨无所之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为晓兵者也。向使吴王两用其策，而又假田禄伯以偏师提之以趋武关，周兵长驱，遂历阳城之北，反虽不迟，而祸实大矣。呜呼！孰谓晁错非真愚者哉！
    汉武帝论
    兵有所必用，虽虞舜、太王之不欲，固常举之；有所不必用，虽蚩尤、秦皇之不厌，固当戢之。古之人君，有忘战而恶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势蹙于弱而不能振；有乐战而穷兵，其敝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势蹙于强而不知屈。然则，兵于人之国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
    西汉之兴，历五君而至于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诛强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乱，征不服，迄终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余年。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其于兵也，固惮言而厌用之也，可谓知天下之势矣。孝景之于汉也，盖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时也。然而，即位未几，卒然警于七国之变。故其志气创艾，亦姑安天下之无事，未暇为天下之势虑也。然其为汉之势，亦浸以趋弱矣。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涵育之泽，知夫天下之势将就强而不振，所当济之以威强而抗武节之时也。方是时也，内无奸变之臣，外无强逼之国，而世为汉患者独匈奴耳。
    夫匈奴自楚、汉之起，乘秦之乱，复践河南之地，而其势始强。高帝曾以三十万之众困于白登之围，盖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归，不思有以复之，而和亲始议矣。高后被其嫚书之辱，临朝而震怒矣，终之以婉辞顺礼慰适其桀骜之情。凡此者，皆欲与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其所以顺悦输遗者甚，至饰遣宗女以固其欢。盖送车未返，而彼已大举深入，候骑达于甘泉、雍梁矣。其后乍亲乍绝，盖为寇患至于近，严霸上、棘门、细柳之屯以卫京都。以孝文之宽仁镇静，摄衣发奋，亲驾而驱之者再，乃至乎辍饭搏髀而思颇、牧之良能也。孝景之世，其所以悦奉之情与夫遗给之数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纷然其不止也。由是观之，汉之于匈奴，非深惩而大治之，则其为后患也，可胜备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气，选待习骑，择命将帅，先发而昌诛之。盖师行十年，斩刈殆尽，名王贵人俘获百数，单于捧首穷遁漠北，遂收两河之地而郡属之。刷四世之侵辱，遗后嗣之安强。至于宣、元、成、哀之世，单于顿颡臣顺，谒期听令以朝，位次比内诸侯。虽曰劳师匮财，而功烈之被远矣。使微孝武，则汉之所以世被边患，其戍役转饷以忧累县官者，可得而预计哉？甚矣！昧者之议，不知求夫天下之势、强弱之任所当然者，而猥曰：“文、景为是慈俭爱民，而武帝黩于兵师祈祀。”至与秦皇同日而非诋之，岂不痛哉！使孝武不溺于文成、五利之奸以重秏天下，攘敌之役止于卫、霍之既死，而不穷贰师之兵，则其功烈与周宣比隆矣。
    李广论
    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当天下之正义。正义之立，在国为法制，在军为纪律。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法制非人情之所安，然吾必驱之使就者，所以齐万民也；纪律非士心之所乐，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严三军也。
    昔者，李广之为将军，其材气超绝，汉之边将无出其右者，自汉师之加匈奴，广未尝不任其事。盖以兵居郡者四十余年，以将军出塞者岁相继也，而大小之战七十余。遇以汉武之厚于赏功，自卫、霍之出，克敌而取侯封者数十百人，广之吏士侯者亦且数辈，而广每至于败衄癈罪，无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以当幕府之责。当时、后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偶也。窃尝究之，以广之能而遂至于此者，由其治军不用纪律，此所以勋烈、爵赏皆所不与，而又继之以死也。
    夫士有死将之恩，有死将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于骄；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于怨。善于将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战而百胜也。虽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职也。士未有以致其私，而有以致其职者，可战也。未有以致其职，而有以致其私者，未可战也。盖私者在士，而职者在将。在士者难恃，在将者可必，故也。夫部曲行阵、屯营顿舍，与夫昼夜之警严、符籍之管摄，皆所谓军之纪律。虽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辄癈而缓于申严约束者也。故以守则整而不犯，以战则肃而用命。今广之治军，欲其人人之自安利也。至于部曲、顿舍、警严、管摄，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专为恩。所谓军之纪律者，未尝用也。故当时称其宽缓不苛，士皆爱乐，而程不识乃谓：“士虽佚，乐为之死敌，然敌卒犯之，无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难必也。士诚乐死之矣，然其纪律之不戒也，亦所以取败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昔者，司马穰苴卒然擢于闾伍之间而将齐军，一申令于庄贾，而三军之士莫不备争为之赴战，遂一举而摧燕、晋之师。彭越起于群盗百人之聚，其所率者皆平日之等夷，一旦号令，斩其后期，众皆莫敢仰视，遂以其兵起为侯王，卒佐高祖平一天下。二人者，岂复所谓素抚循之师者哉！以其得治军之纪律，能使夫三军之士必死于令故也。广不求诸此，乃从妄人之谈，而深自罪悔于杀已降，以为祸盖莫大于此者，亦已疏矣。
    李陵论
    善将将者，不以其将予敌；善为将者，不以其身予敌。主以其将予敌，而将不辞，是制将也；将以其身予敌，而主不禁，是听主也。故听主无断，而制将无权，二者之失均焉。
    汉武召陵欲为贰师将辎重也，而陵恶于属人，自以所将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愿得自当一队，以步卒五千涉单于庭，而无所事骑也。夫所谓骑者，匈奴之胜兵长技也。广泽平野，奔突驰践，出没千里，非中国步兵所能敌也。以匈奴之强，兵骑之众，居安待佚，为制敌之主。而吾欲以五千之士，擐甲负粮，徒步深入，策劳麾惫，为赴敌之客。是陵轻委其身以予敌矣。而汉武不之禁也，乃甚壮之，而听其行。上无统帅，而旁无援师，使之穷数十日之力，涉数千里之地，以与敌角而冀其成功。陵诚勇矣，虽其所以摧败，足以暴于天下；卒以众寡不敌，身为降虏，辱国败家，为天下笑者，是汉武以陵与敌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军独出，当单于十万之师，转斗万里，安得不为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战者无幸胜而有常功。计必胜而后战，是胜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后动，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将取荆，问其将李信曰：“度兵几何而足？”信曰：“二十万足矣。”以问王剪，剪曰：“非六十万不可。”秦君甚壮信而怯剪也，遂以二十万众，信将而行，大丧其师而还。秦君大怒，自驾以请王剪，剪曰：“必欲用臣，顾非六十万人不可也。”秦君曰：“谨受命。”剪遂将之，卒破荆而灭之焉。冒顿单于嫚辱吕后，汉之君臣廷议，欲斩其使，遂举兵击之。樊哙请曰：“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昔高祖以四十万众困于平城，哙奈何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也？”吕后大悟，遂罢其议。向使王剪徇秦君以将予敌而不辞，吕后听樊哙以身予敌而不禁，则二将之祸可胜悔哉？
    夫李广、李陵皆山西之英将也，材武善战，能得士死力。然轻暴易敌，可以属人，难以专将。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奋励气节，霆击鸷搏，则前无坚敌，而功烈可期矣。汉武皆乖其所任，二人者终偾蹶而不济，身辱名败，可不惜哉！
    大将军卫青之大击匈奴也，以广为前将军。青徙广出东道，少回远，乏水草。广请于上曰：“臣部为前将军，令臣出东道，臣结发与匈奴战，乃今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而青阴受上旨，以广数奇，无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广遂出东道，卒以失期自杀。夫以广之材勇，得从大将军全师之出，其胜气已倍矣。又获居前以当单于，此其志得所逞，宜有以自效，无复平日之不偶也。奈何独摧摈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于悒悒，而天下皆深哀焉？至若陵也，又听其以身予敌而弃之匈奴，侥幸于或胜。及其以败闻，徒延首倾耳望其死敌而已，无他悔惜也。嗟夫！汉武之于李氏不得为无负也。盖用广者失于难，而用陵者失于易，其所以丧之者一也。贾复，中兴之名将也。世祖以其壮勇轻敌而敢深入，不令别将远征，常自从之，故复卒以勋名自终。盖壮勇轻敌者可以自从，而别将远征之所深忌也。观贾复之所以为将，无以异于陵、广也。而世祖不令别将远征，常以自从者，是明于知复，而得所以驭之之术也，故卒收其效而全其躯。不然，则复也亦殒于敌矣。呜呼，任人若世祖者，几希矣！
    霍去病论
    天之所与，不可强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受，不可习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无可强之材、可习之智，则凡材、智有以大过于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于兵，天下之能莫巧于战。以其神也，故温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以其巧也，而桀恶欺谲不羁之小人常有以独办。由是观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于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资也。
    昔者，汉武之有事于匈奴也，其世家宿将交于塞下。而卫青起于贱隶，去病奋于骄童，转战万里，无向不克，声威功烈震于天下，虽古之名将无以过之。二人者之能，岂出于素习耶？亦天之所资也。是以汉武欲教去病以孙、吴之书，乃曰：“顾方略何如耳，不求学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传也。昔之人无言焉，而去病发之。此足知其为晓兵矣。
    夫以兵可以无法，而人不可以无学也。盖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学。然法之所得而传者，其粗也。以其不尽于兵，故人不可以专守。盖法之无得而传者，其妙也。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若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适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以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学，而自顾方略之如何也。夫“归师勿追”，曹公所以败张绣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国。“穷寇勿迫”，赵充国所以缓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争利者蹶上将”，孙膑所以杀庞涓也，赵奢犯之而破秦军，贾诩犯之而破叛羌。“强而避之”，周亚夫所以不击吴军之锐也，光武犯之而破寻、邑，石勒犯之而败箕淡。“兵少而势分者败”，黥布所以覆楚军也，曹公用之，拒袁绍而斩颜良。“临敌而易将者危”，骑劫所以丧燕师也，秦君用之，将白起而破赵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计，知其必弃上、中而用其下。贾翊策张绣以精兵追退军而败，以败军击胜卒而胜。宋武先料谯纵我之出其不意，然后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暂出野次，忽焉而归，即降思明之二将。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胶而书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是。此果不在乎祖其绪余而专守也。赵括之能读父书详矣，而蔺相如谓徒能读之而不知合变也。故其于论兵，虽父奢无以难之，然奢不以为能，而逆知其必败赵军者，以书之无益于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书之所不能传，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于未战之日也。
    昔之以兵为书者，无若孙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备矣，其所不可者，虽武亦无得而预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又曰：“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又曰：“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善学武者，因诸此而自求之，乃所谓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学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执孙、吴之遗言，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其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谓之善者，亦已妄矣。
    刘伯升论
    古之豪杰，遭天下之变乱，慨然而起，皆有拯民拨乱之志。其兵力威势，亦足以就功成业者。已而，一旦肝脑屠溃于庸夫、孺子之手，曾不少悟，为天下笑者，何也？怙气而易人，矜众而忽祸，卒然而发于心意之所不及故也。
    昔者，王莽之盗汉也，而刘氏宗属诛夷废锢，救死不暇，幸而存者，皆孱驽不肖、习为佞媚苟生而已。独伯升愤然有兴复绝绪之志，收结轻侠，起以诛莽，虽莽亦深惮之。方其起也，独舂陵子弟八千人，乃诱合新市、平林数千之兵以助其势，而光武之师亦倡于宛，是以斩甄阜、梁丘赐，而破严尤、陈茂之师。不数月，而众至十万，其势振矣。于是豪杰相与议立汉宗，以从人望，其意固在乎伯升也。而新市、平林惮其威明，且乐更始之懦弛也，遂定策立之，伯升争之而不得也。已而，伯升拔宛，光武大破寻、邑百万之众。更始君臣愈不自安，遂诛伯升。嗟乎！伯升之志固大矣，而其死也，愚夫且及知之，而伯升之不悟也。夫新市、平林之将帅，故群盗耳。方吾之起而借其兵，已而连却大敌而拥众十万者，功在我也。人以其功，而欲崇立之。新市、平林之不乐也，举而属之驽弱之更始，则三军之权不在伯升，而在乎新市、平林矣。权分于人，而又固争，更始之立，宜其不旋踵而诛矣。昔者，吕后之欲王诸吕也，以问其相王陵、陈平。王陵力争，而陈平可之。夫王陵之争，将欲以安汉而摧诸吕也，不知陈平之可者，乃所以安汉而摧诸吕也。伯升所拒更始之立者，王陵之争也，未所以自安矣。虽然，伯升之心固未尝忘新市、平林之与更始也。惜其抚机而不知发，而为人发之，此其死而不悟也。
    宋义之令军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斩之。”其意固在乎项羽也。羽知其意之在我也，是以先发而诛之。使其不先发，即羽亦诛矣。伯升以新市、平林之为附我，是以德之而未忍负之耶，孰若蜀先主之于刘璋、李密之于翟氏也？璋举全蜀倚先主，先主遂取之，以为鼎足之资。人不非其负璋，而与其得取蜀之机也。密始臣于翟氏，翟自以其才之不逮密也，推而主之。已而，微有间言，密即诛之，其权遂一，而兵以大振。使伯升乘举宛之威，而又因世祖破寻、邑之势，勒兵誓师，以戮新市、平林之骄将，而黜更始，则中兴之业不在世祖矣。
    嗟乎！伯升之不忍者，亦妇人之仁耳。古之求集大事者，常不忍于负人而终为人之所负者，以其相伺之机，间不容发故也。世祖之连兵决战不及伯升，而深谋至计乃甚过之。盖伯升类项羽，而世祖类高皇，此所以定天下而复大业也。始伯升之见杀，而世祖驰诣更始，逡巡引过，深自咎谢，不为戚伤。是以更始信而任之，卒至摧王郎、定河北，其资成矣。乃徐正其位号，遂以其兵西加更始而定长安。使其遂形愤怏不平于伯升之祸，则亦并诛而已矣。
    汉光武论
    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也，而致死者胜。古之人有以众而败，有以寡而胜者，王寻、王邑以百万而败于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万而败于三万之周瑜，苻坚以百万而败于八千之谢玄是也。夫率师百万以临数千之军者，必胜之军也。然有时而至于败者，骄吾所以必胜而以轻敌败也。提卒数千以当百万之众者，必败之道也。然有时而至于胜者，奋吾所以必败而以致死胜也。夫兵多在敌者，智将之所贪，而愚将之所惧也；兵寡在我者，愚将之所危，而智将之所安也。多固可惧，而我贪之，恃吾有以覆其骄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奋也。提数千之兵以抗大敌，使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为数千之弱者，易能也；连百万之众以临小敌，使人人各效其命，而忘其为百万之强者，难能也。何者？弱则思奋，而强则易懈，故也。弱而奋，则奋者其气也；强而懈，则懈者其情也。于气则易乘，于情则难率。因易乘之气而激之，故有以寡而胜者矣；就难率之情而驱之，故有以多而败者矣。是以古之善论将者，必知其所以胜任之多寡。苟非所胜任，虽多而累矣。韩信以高祖之所胜将者，十万耳；而其自谓，则虽多而益办也。是以古之善将者，其用百万如役一人，分数既定，形名既饰，节制素明，威赏素着，有术以用其锋故也。赵括一用赵人四十万，束手而就长平之坑者，败于众也。王剪必用秦军六十万然后取胜于荆者，办于多也。汉高祖尝一大用其军矣，劫五诸侯之兵，合六十万，以攻楚也。而项羽逡巡以三万之锐，起而覆之，濉小为之不流。此将逾其分，而韩信之所忧也。曹公之于兵也，巧谲奇变，离合出没，其应无穷，白首于兵，未尝不以少敌众也。卒丧赤壁之师，而成刘备、周瑜之名者，骄荆州之胜，恃水陆之众，而败于懈也。
    方寻、邑百万之众以压昆阳，其视孤城之内外者皆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数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奋，身先而搏之，则其反视寻、邑之众者皆几上肉也，是以胜。虽然，是役也，人以其为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为能事也。唯诸将观其生平见小敌怯、见大敌勇也，皆窃怪之。而不知光武为是勇、怯者，乃所谓能事而皆以求胜也。夫怯于小敌者，其真情也；勇于大敌者，其权术也。敌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励，胜之道也；敌大而勇，勇而决，决而奋，亦胜之道也。于敌之小而示之真情，是以不易胜之也；于敌之大而用其权术，是以不畏胜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败众也，固又至于多而益办也。呜呼！光武之于取天下者，亦何独不出于真情之与权术欤？顾人莫之测耳。始伯升之结宾客喜士，规以诛莽以复刘氏，而世祖乃独事田业勤稼穑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谨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宾客，绛衣大冠而起于宛，则勇决之气又有过于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岂一日之间邪？然于莽之世，而为伯升之所为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独事田业，为谨厚者，其权术也；卒然而起，绛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呜呼！英雄若世祖者，为难及也。
    邓禹论
    善用兵者，能骄敌之强，而怠敌之锐。彼之势诚强，则吾形之以甚弱，使其恃之以为独强，而至于骄。彼之气诚锐，则吾敛之以不应，使其无得以逞其锐，而至于怠。然后出吾所匿之强以加其骄，出吾所伏之锐以加其怠，使其虽有巧者不及窥，勇者不及惫，则制胜在我矣。
    昔者冒顿之灭东胡、李牧之大破匈奴者，中之以其骄也；赵奢之破秦军，周亚夫之败吴楚者，中之以其怠也。虽然，求骄以怠人之军者，必有夫坚制之气与夫善待之度。迫之而不为动，挠之而不为应者，其气也；辱之而不为忿，激之而不为变者，其度也。持是之气，守是之度，为其上者无得而令，为其下者无得而议，然后敌可胜而功可必也。
    东之恃其强，而易于冒顿也，冒顿因其易我而遂骄之。求马畀之矣，而复求妇；妇畀之矣，而复求土。冒顿大议于群臣，悉诛其欲与土者，驰马而赴东胡，令之曰：“后至者斩！”国人从之，遂灭东胡。
    秦人伐韩，军于阏与，赵使赵奢救之。奢因其锐而欲怠之也，去邯鄿三十里而止，令于官曰：“敢以军事谏者死！”秦军武安西，鼓噪勒兵，屋瓦尽振。军中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斩之。坚壁增垒，三旬不行。秦军稍懈，奢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于阏与五十里而军。秦人不意其至，悉甲逆之，一战而大破秦军。此冒顿、赵奢所以骄而怠人者，为其下者无得而议之也。
    李牧之为赵守北边也，与士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如是者数岁，匈奴以为怯。赵王以谴牧，牧如故态。王怒召牧，易以他将。匈奴每至，战辄失利。王复使牧往，复如故约。居数岁，匈奴诚以为怯。牧乃阴饬车骑，大纵畜牧以饵之。匈奴小人，佯北不胜，单于遂以其众大至。牧设奇大破之，斩骑十万，单于遁徙，遂亡边患。
    吴楚以山东反汉，而行攻梁，汉使周亚夫讨之。梁王，景帝之母弟。亚夫以其锋方锐，图挫而怠之，遂以梁委之而不救。梁急诉于帝，虽数诏亚夫救梁而不受也，卒以破吴。此李牧、亚夫所以骄而怠人者，为其上者无得而令之也。虽然，使夫四人者无气以持之，无度以守之，主得以令，而下得以议，则亦无以骄怠于人而胜之矣。
    昔日汉武帝被命更始，安集河北，始于邓禹于徒步之中。恃之以为萧何者，以其言足以就大计，其智足以定大业，且非群臣之等夷也。遂以西方之事委之，而禹亦能胜所属任，所向就功。赤眉之入长安，诸将豪杰皆欲击之。禹以其乘新胜之强，财富锋锐，然盗贼群臣，无他远计，必生变故。而吾众虽多，战胜者少，又乏资馈，难与力争而可以计破也。且将休兵北道，以观其弊。于是别军北趋栒邑，以就粮养士，盖将有以骄而怠之，然后取之也。此禹之计得矣，光武极欲天下之集，而缓其为计与功也，遂迫以进讨。禹无以专制，乃以其兵去栒邑，击赤眉果不能守，西守扶风。禹虽得入关中，然卒饥干敝，无足以制贼者，是以赤眉复还入之。禹无以抗，乃不胜其忿悁，而数以惫兵僥战，至于屡北，仅以身免，声威功烈一朝沮丧。此知所以骄而怠人之术矣，惜其为气与度者不足以持守之，是以一愤而不能复举也。
    故善于择将者，必先求其气，而后求其材；先察其度，而后察其智。气足以御材，度足以养智，然后可以授之兵而责之战矣。嗟乎！以光武之明天任人，以邓禹之笃于得君，然至此而背戾矣。况夫以昏庸而御夫疏贱者，功可得而必哉？
    魏论上
    昔者，东汉之微，豪杰并起而争天下，人各操其所争之资。盖二袁以势，吕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刘备、孙权各挟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势举者，势倾则溃；战以勇合者，勇竭则擒。唯能应之以智，则常以全强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吕皆失，而曹公收之，刘备、孙权仅获自全于区区之一隅也。
    方二袁之起，借其世资以撼天下。绍举四州之众，南向而逼官渡；术据南阳，以抚江淮，遂窃大号；吕布骁勇，转斗无前而争衮州。方是之时，天下之窥曹公，疑不复振。而人之所以争附而乐赴者，袁、吕而已。而曹公逡巡独以其智起而应之，奋盈万之旅，北摧袁绍而定燕、冀；合三县之众，东擒吕布而收济衮；蹙袁术于淮左，仿徨无归，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画之出，常若有余，而不少困。彼之所谓势与勇者，一旦溃败，皆不胜支。然后天下始服曹公之为无敌，而以袁、吕为不足恃也。至于彼之任势与力，及夫各挟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独以智强而未易敌也，故常内惮而共蹙之。唯曹公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役之也，故常视敌甚轻，为无足虞。于其东征刘备也，袁绍欲蹑之；于其官渡之相持也，孙权欲袭之；于其北征乌桓也，刘备欲乘之。三役者皆所以致兵招寇，而窥伺间隙者所起之时也。然而曹公晏然，不为之深忧而易计者，亦失于负智轻敌之已甚，是以数乘危而侥幸也。虽然，于势不得不起者，盖刘备在所必征，袁绍在所必拒，然又其近在于徐州之与官渡。使其人之谋我，而我亦将有以应之，未有乎颠沛也。至于乌桓之役，则其轻敌速寇，而苟免祸败者，固无殆于此时也。夫袁绍虽非曹公之敌，亦所谓一时之豪杰，横大河之北，奄四州之土，南向而争天下，一旦摧败，卒以忧死。而其二子孱驽不肖，曹公折棰而驱之，北走乌桓，苟延岁月之命，虽未就枭戮，亦可知其无能为矣。方是之时，中土未安，幽冀新附，而孙权、刘备觇伺其后，独未得其机以发之耳。而操方穷其兵力，远即塞北，以从事于三郡乌桓为不急之役，侥幸于一决。呜呼！可谓至危矣！使刘表少辨事机，而备之谋得逞，举荆州之众，卷甲而乘许下之虚，则魏之本根拔矣。曹公虽还，而大河之南非复魏有矣。然则操之数为此举而蔑复顾者，恃其智之足以逆制于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势有不得不应，虽易之可也。今提兵万里，后皆寇仇，而前向劲敌，且甚易之而不顾者，亦已大失计矣。刘备之不得举者，天所以相魏耳。
    嗟乎！人唯智之难能。苟惟获乎难能之智，加审处而慎用之，则无所不济。今乃恃之以易人，则其与不智者何异？曹公所以屡蹈祸机而幸免者，天实全之耳。后之人无求祖乎曹公，而谓天下之可易也矣。
    魏论下
    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武虽以兵为书，而不甚见于其所自用。韩信不自为书，曹公虽为而不见于后世。然而传称二人者之学皆出于武，是以能神于用而不穷。窃尝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学失者所通诵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则天下孰不为韩、曹也？以韩、曹未有继于后世，则凡得武之书伏而读之者，未必皆能办于战也。武之书，韩、曹之术皆在焉。使武之书不传，则二人者之为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设奇，用而不穷者，虽武之言有所未能尽也。驱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韩信者然后能斩陈余；遏其归师而与之死地，惟若曹公者然后能克张绣。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韩、曹之俦也。谲众图胜，而人莫之能知；既胜而复谲以语人，人亦从而信之不疑。此韩信、曹公无穷之变诈不独用于敌，而亦自用于其军也。
    盖军之所恃者将，将之所恃者气。以屡胜之将，持必胜之气以临三军，则三军之士气定而情安，虽有大敌，故尝吞而胜之。韩信以数万之众，当赵之二十万，非脆敌也，乃令裨将传食曰：“破赵而后会食。”信策赵为必败可也，而曰必破而后会食者，可预期哉？使诚有以破赵，虽食而战，未为失赵之败也。然而韩信为此者，以至寡而当至众，危道也。故示之以必胜之气，与夫至暇之情，所以宁士心而作之战也。曹公之征关中，马超、韩遂之所纠合以拒公者，皆剧贼也。每贼一部至，公辄有喜色。贼既破，诸将问其故，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据险，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举而灭之，是以喜耳。”袁绍追公于延津，公使登垒而望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积多，步兵不可胜计。公曰：“勿复白。”乃令解鞍纵马待焉。有顷，纵兵击之，遂大破绍，斩其二将。夫敌多而惧，则其下震矣，故以伪喜、伪安示之。众恃公之所喜与安也，则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胜之也。故用兵之妙，不独以诈敌，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
    昔者创业造邦之君，盖莫盛于汉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实无以逮其良、平、信、越之佐。然其崛起，曾不累年诛秦、覆楚，遂奄天下而王之。曹公之资机警，挟汉以令天下，其行兵用师、决机合变，当日无与其俪也。然卒老于军，不能平一吴、蜀，此其故何也？议者以其持法严忍，诸将计画有出于己右者，皆以法夷之，故人旧怨无一免者，此所以不济。嗟夫！曹公残刻少恩，必报睚眦之怨，真有之矣。至若谋夫策士，收揽听任，固亦不遗，未尝深负之也。盖尝自诡以帝王之志业，期有以欺眩后世。然稽其才，盖亦韩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变，无以异于刘、项之际。刘备、孙权皆以人豪，因时乘变，保据一隅，而公之诸将皆非其敌。至于鞭笞中原，以基大业，皆公自为之。而老期迫矣，此其为烈与汉异也。
    司马仲达论
    昔之君臣，相择相遇天下扰攘之日，君未尝不欲其臣之才，臣未尝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常至于甚忌；君既明矣，而其臣常至于甚惮者，何也？君非有恶于臣而忌之也，忌其权略之足以贰于我也；臣非有外于君而惮之也，惮其刚忍之足以不容于我也。此忌、惮之所由生也。虽然君固有所不忌，以其得无所当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惮，以其得无所当惮之君。昔者蜀先主之与诸葛孔明，苻坚之与王猛是也。
    至于曹公之与司马仲达，则忌惮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达不足以致曹公之忌，非曹公不足以致仲达惮。天下之士，不应曹公之命者多矣，而仲达一不起，已将收而治之矣。仲达之不起，固疑其不为己容；曹公之欲治，固疑其不为己用。此相期于其始者，固已不尽君臣之诚矣，则忌、惮何从而不生也？虽然仲达处之，卒至乎曹公无所甚忌，仲达无所甚惮者，此所以为人豪以成乎取魏之资也。人之挟数任术若荀文若者几希矣，盖曹公之策士而倚之为蓍龟者也。公之欲迁汉祚也，于其始萌诸心，而仲达启之以中其欲；于其既形于迹，而文若沮之以悴其情。已而，文若出于直言，而不能救其诛；仲达卒为之腹心，而遂去其惮。方曹公之鞭笞天下，求集大业也，将师四出，无一日而释甲。而仲达独以其身雍容治务而已，未尝一求将其兵，虽公亦不以为能而欲使之。迨公之亡，始制其兵，出奇应变，奄忽若神，无往不殄，虽曹公有所不逮焉。魏文固已无忌，仲达固已无惮，天下始甚畏之，犹公之不亡也。由是观之，仲达之以术略自将其身者，可得而窥哉！奈何诸葛孔明欲以其至诚大义之怀，数出其兵求与之决于一战以定魏、蜀之存亡哉！
    仲达、孔明皆所谓人杰者也。渭南之役，人皆惜亮之死，以为不见夫二人者决胜负于此举也。亮之侨军利在速战，仲达持重不应以老其师，而求乘其弊。亮以巾帼遗之，欲激其应。仲达表求决战，魏君乃遣辛毗杖节制之。亮以仲达无意于战，其请于君，徒示武于众耳。嗟夫！谓仲达之请战以示武于众者，则或有之；谓其有所终畏，而无意于一决者，亦非也。虽然，使辛毗不至，则仲达固将不战也。仲达之所求者，克敌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战之机，乃悻然轻用其众为忿愤之师，安足为仲达也？晋之朱伺号为善战，人或问之，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胜之。”岂以仲达而无朱伺之量耶？察其所以诛曹爽者，足见其能忍而待也。故其策亮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此仲达之志也。亮之始出也，仲达语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昔曹公攻邺，袁尚以兵救之，诸将皆以归师勿遏，当避之。公曰：“尚从大道来且避之，若循西山则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一战擒之。卢循反攻建邺，宋武策之曰：“贼若新亭直上，且当避之；回泊蔡州则成擒耳。”循果泊蔡州，一战而走之。亮之趋原，与袁尚之循西山、卢循之泊蔡州等耳。盖锐气已夺，固将畏而避人，不足为人之所畏避。此三君者，所以易而吞之也。亮常岁之出，其兵不过数万，不以败还，辄以饥退。今千里负粮，饷师十万，坐而求战者，十旬矣。仲达提秦、雍之劲卒，以不应而老其师者，岂徒然哉！将求全于一胜也。然而，孔明既死，蜀师引还，而仲达不穷追之者，盖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尚饱而军未有变，蜀道阻而易伏，疑其伪退以诱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弊于相持，则仲达之志得矣。或者谓仲达之权诡，不足以当孔明之节制，此腐懦守经之谈，不足为晓机者道也。
    邓艾论
    事物之理，可以情通，而不可以迹系。通之以情，则有以适变，而应乎圣人所与之权；系之以迹，则无以制宜，而入乎圣人所疾之固。是以天下事功之成，常出于权；而其不济，常主于固。夫以人为是而求践之，不知所以践者，于今为非；以人为非而求矫之，不知所以矫者，于今为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系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践与矫者，适足以为祸悔之资也。
    昔卫青之击匈奴，其裨将苏建尽亡其军，于令当斩。青以不敢专诛于外，囚建送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权，得所以为臣与帅之顺道也。皇甫嵩讨贼梁州，董卓副之，贼平，诏卓以兵属嵩，卓不受诏，挟兵睥睨。人皆劝嵩诛之，嵩不欲其专诛于外也，而以状闻。卓因遂其凶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者，非出于他也，盖以卫青不戮苏建，获恭厚之誉，遂系迹而求践之。不知所以舍卓者，于今为纵寇也。邓艾之伐蜀也，出于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乘危决命，卒俘刘禅，可谓功矣。然其心气阔略，以为阃外之任，当制威赏。乃大专拜假，至欲擅王刘禅，留西不遣。虽司马文王以顺谕之，犹不见听。是以钟会得入其间，以及于诛而不悟也。夫艾之专制者，非出于他也，盖以皇甫嵩常要誉求全而失于董卓，故蹈后悔，遂系迹而求矫之。不知所以矫嵩者，于今为召祸也。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专系乎既往之迹。此所以不自知夫祸悔之集也。
    观艾之为将也，急于智名而锐于勇功，喜激前利而忘顾后患者也。艾常以是胜敌矣，而卒结祸于其身者，亦以此也。始钟会以十万之劲而趋剑阁。姜维以摧折之师，惫于奔命，虽能拒扼，而终非坚敌也。艾为主帅，不务以全策縻之，乃独以其兵万人，自阴平邪径而趋江油，以袭刘禅。盖出其不意，而行无人之境七百余里，凿山险，治桥阁，岩谷峻绝，士皆攀缘崖木，投堕而下。又粮运不继，而艾至于以毡自里，转运而下。呜呼！可谓危矣。士皆殊死决战，仅获破诸葛瞻之师，而刘禅悸迫，实时束手。使禅独忍数日之不降，以待援师之集，则艾为以肉齿饿虎矣。艾一不济，则钟会十万之师，可传呼而溃矣。艾以其身为侥幸之举者，乃求生救则之计，非所谓取乱侮亡之师，而亦非大将自任之至数也。是役也，非艾无以取胜于速，而其胜也有出于幸。使其不幸而至于溃败者，亦艾致也。夫奇道之兵，将以掩覆于其外，必有以应听于其内，然后可与胜期而功会也。唐李愬之入蔡以取吴元济也，以其有李佑之为乡导故也。使其无应听之主，则訴亦何能乘危而侥幸也？西汉中兴之名将，无若赵充国，史称其沉勇有大略。观其为兵，期于克敌而已，每以全师保胜为策，未尝荀竟于一战。故其居军无显赫歼灭之效，卒至胜敌于股掌之上。安边定寇，皆出其画，而独收其成勋，他将无与焉，几于所谓无智名、勇功之善者也。由是观之，艾之所以不免者，亦其操术之致然也！
    吴论
    古之豪杰，有功业之大志，其才力虽足有以取济，而无谋夫策士合奇集智以更转其不迨，使无失乎事机之会，则往往功败业去而为徒发者皆是也。
    昔东汉董卓之变，豪杰相视而起于中州者，若袁、曹、刘、吕，皆负其奸豪之资，求因时乘变以济所欲。特孙坚激于忠勇，投袂特起于区区之下郡，奋以诛卓，虽卓亦独惮而避之。惜乎！三失大机而功业不就，卒以轻敌遂殒其身，由无谋夫策士以发其智虑之所不及故也。
    始坚以义从之士起于长沙，北至南阳，众已数万。南阳太守不时调给，坚责以稽停义师，按军律而诛之，人大震服。南阳民籍且数百万，兵强食阜，而坚不遂据之以治军整卒，命一偏将西趋武关以震三辅，身扼成皋而定巩、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顺讨逆，以济其志，乃反弃去。而袁术得以起而收于羁旅之中，以为己资，遂以骄肆。此坚之一失也。
    夫董卓之强，天下畏之。袁绍、曹公相与歃血而起者凡十一将，皆拥据州郡，众合数万，然无敢先发以向卓者，独曹公与其偏将遇，遂以败北。而坚独以其兵趋之，合战阳人，大破其军，集其锐将。卓深震惮，乃遣腹心诣坚和亲，咸令疏其子弟胜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向使坚阳合而阴伺之，差其宗亲苟胜军事者皆列疏与焉，使得各据土握兵以大其势，徐四起以蹙之，则其取卓易于反掌。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诛卓，使之愤惧，遂残污洛阳，劫持天子，西引入关以避其锋而穷其毒。此坚之二失也。
    夫兵以义动者，其势足以特立，则何至于附人？苟唯不能而有所附，必其德义足以为天下之所归往者，然后从之。袁术徒膺藉世资以役天下，其骄豪不武，非托身之主也。坚已驱卓而收复雒阳之残坏，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势之便，以观天下之变。乃还军鲁阳听役于术，为之崎岖转战以搏黄祖，卒殒其身于襄、汉之间，无异士伍。此坚之三失也。夫一举事而三失随之，则其功业违矣。
    孙策壮武，术略过于其父，又有周瑜、鲁肃之俦以辅其起。惜乎，坚之不善基也，使其不得奋于中原以竟天下。然策一举而遂收江东，为鼎足之资，使之不死，当为魏之大患。策之不得起于中原，非其智力之不逮，盖袁绍已据河北，曹公已收河南，独无隙以投之故也。以刘备之间关转战，至于白首，不获中州一块之壤以寓其足。而策乃能以敝兵千余渡江转斗，不数岁而席卷江东，此其过备远矣。权之勇决进取，无以逮其父兄，然审机察变，持保江东，于权有焉。
    夫三国之形，虽号鼎足，而其雌雄、强弱固有所在：魏虽不能遂并天下，盖不失其为雄强；吴、蜀虽能各据其国，然不免为雌弱。权惟能知乎此，是以内加抚循，而外加备御而已。时有出师动众，以示武警敌者，北不逾合淝，而西不过襄阳，未尝大举轻发，以求侥幸于魏。而魏人之加于我，亦尝有以拒之，未尝困折，是以终权之世而江东安。由是观之，则权之为谋，审于诸葛武侯之用蜀矣。
    蜀论
    或曰：刘备之争天下也，不因中原而西入巴蜀，此所以据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欤？曰：有之也。备非特委中原而趋巴蜀也，亦争之不可得，然后委之而西入耳。备之西者，由智穷力惫，盖晚而后出，于其势之不得已也。
    方其豪杰并起，而备已与之周旋于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吕布夺之，中得豫州而曹公夺之，晚得荆州而孙权夺之。备将兴复刘氏之大业，其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州也。然卒无以暂寓其足，委而西入者，有曹操、孙权之兵轧之也。备之既失豫州而南依刘表也，始得孔明于羁穷困蹙之际，而孔明始导之以取荆、取益而自为资。孔明岂以中州为不足起，而以区区荆、益之一隅足以有为耶？亦以魏制中原，吴擅江左，天下之未为吴、魏者，荆、益而已，顾备不取此，则无所归者故也。是以一败曹公而遂收荆州，继逐刘璋而遂取益州者，孔明之略也。虽然，孔明之于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于遂亡荆州，而劳用蜀民，功业亦以不就，良有以也。夫荆州之壤，界于吴蜀之间，而二国之所必争者也。自其势而言之，以吴而取荆，则近而顺；以蜀而争荆，则远而艰。蜀之不能有荆，犹魏之不能有汉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孙权暮求其荆州。权之求之也，非以备之得蜀而无事乎荆也，亦以其自蜀而争下，不若乎吴之顺故也。故直求之者，所以示吾有以收之也。盖备一不听而权已夺其三郡，备无以争，而中分畀之。以分裂不全之荆州，而有孙权之窥听其后，为之镇抚则安，动复则危。亮不察此，而恃关侯之勇，使举其众以北侵魏之襄阳。故孙权起蹑其后，杀关侯而尽争其荆州。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荆也。然后备之所有，独岷益耳。虽然，地僻人固，魏人不敢轻加之兵，而鼎足之形遂成。使备之不西，而唯徘徊于中州，则亦不知所以税驾矣。备之既死，举国而属之孔明。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故尝数动其众而亟于立功，功每不就而众已疲。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蜀也。
    夫蜀之为国，岩僻而固，非图天下者之所必争。然亦未尝不忌其动，以其有以窥天下之变，出而乘之也。虽然，蜀之与魏，其为大小强弱之势，盖可见也。曹公虽死，而魏未有变，又有司马仲达以制其兵。孔明于此，不能因备之亡，深自抑弱，以盈怠共心，使其无意于我。励兵储粟，伺其一旦之变，因河、渭之上流，里粮卷甲，起而乘之，则莫不得志。乃以区区新造之蜀，倡为仁义之师，强天下以思汉，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复刘氏。故常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不以败还，即以饥退。此其亟于有功，而亡其量以待之也。善为兵者，攻其所必应，击其所不备，而取胜也，皆出于奇。孔明连岁之出，而魏人每雍容不应以老其师，遂至于徒归。而不以吾小弱而向强大，未尝出于可胜之奇。蜀师每出，魏延常请万兵趋他道以为奇，亮每拒之，而延深以愤惋。孔明之出者六，盍尝一用其奇矣。声言由斜谷而遂攻祁山，以出魏人之不意，一旦而降其三郡，关辅大震，卒以失律自丧其师。奇之不可废于兵也如此，而孔明之不务此也。此锐于动众而无其智以用之也。呜呼！非汤、武之师而恶夫出奇，卒以丧败其众者，可屡为哉？虽然，孔明不可谓其非贤者也。要之，黠数无方，以当司马仲达则非敌故也。范蠡之谓勾践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范蠡自知其所长，而亦不强于其所短，是以能济。孔明之于蜀，大夫种之任也。今以种、蠡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获两济者也。
    陆机论
    扫境内之众而属人以将，持疏远之身而将人之兵，于君臣授受之际，皆危机也。善任将者，不以其兵轻属于人；善为将者，不以其身轻任其寄。君必有以深得于臣而使之将，臣必有以深得于君而为其将，故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君臣皆获令名于天下。古之人有行之者，孙武之于吴王阖闾，田穰苴之于齐景公，周亚夫之于汉文帝是也。始武以兵法干吴王也，王试之以妇人。武即因其所以试我者，探其心而占之，其意已在乎二姬之首也。二姬，王之所甚爱者。武固知夫深宫之妇人且安王之宠，岂尝知桴鼓之约束，而严将军之令哉？然必斩之而不释者，非有怨夫二姬者也，且藉其首以探王之诚心，所以信我者固与不固也。吴王果不恤二姬之死，而知孙武之善兵，遂卒将之。武亦知王之所以任我者固，而安为其将。故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而吴以强霸。齐景公以田穰苴之为将军也，受钺之始，因请其宠臣庄贾以监其军。穰苴岂真以人微权轻，而有赖于贾哉？其意固已在乎贾之戮也。贾虽差顷刻之约，可以情免也。然卒不置其诛者，非有忍于贾也，姑借其死以探齐君之诚心，而占其所以任我者笃与否也。景公果贤其人，而任之不疑。故能大却燕、晋之师，而还其所侵。汉文严三将军之屯以备边，躬劳其军。至于细柳之亚夫，虽天子之诏，而屈于将军之令。方是之时，细柳之士徒知亚夫之威，而不知汉文之尊也。岂亚夫于此悖君臣之分，而为是不可犯哉？亦以探孝文之诚心，以占其待我者至与未至也。汉文果高其才，属于景帝，以为可以重任，而亚夫亦以阃外之事自专。故七国之反，总制其军，遂能固拒救梁之诏，而平关东之变。世之浅者，徒见夫三人得徇众立威之道，曾不知其为术也微，非特主乎循众立威而已也。至于君臣所以相得之始，固结其心，不可以间离毁败，而以勋名自全者，皆出乎此故也。
    甚矣！陆生之不讲乎为将之术也。机以亡国羁旅之身委质上国，于术无所持，于气无所养，徒矜才傲物，犯怒于众。司马颍强肆不君，举犯顺之师，岂足为托身之主哉？机以怨仇之府，一朝身先群士，都督其军，而众至数十万，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彼既失所任矣，而机内无术以探其所以任我者之心，外无权以济其所以属我者之事，乃方掀然自拟管、乐。临戒之始，孟超以偏校干其令，而辱之若遇仆虏，而机不以为戮而舍之。以是而将，用是而战，虽提师百万，孰救其败哉？故鹿苑之溃，死者如积，众毁因之，遂致其诛，为天下笑。才不足胜其所寄，智不足酬其所知，一投足举踵，则颠踣随之。乃归祸于三代之将，岂不缪欤？或曰：机虽世将而儒者也，军旅之事，非其素所长者，遂丧其师。此王衍、房管之徒皆以招败也。嗟乎！以儒而将至乎丧师者，才不足以任将故也。必曰儒果不可以将，将果不可用儒者，非也。才之所在，无恶其儒也。使儒而知将，则世将有所不能窥也。至若机者，适足以杀其躯而已，何足道哉？
    晋论上
    神器之重，有以自归而后收之，有以力取而后得之。自归而后收之者，三代之上是也；力取而后得之者，秦、汉而下是也。夫归我而收之，与夫我取而得之，固有间矣。而其所以取之之道，又有甚异者焉！然则享天下者，亦观夫所取之道如何耳。
    魏之取汉，异于汉之所以取秦；晋之取魏，异于魏之所以取汉。魏示晋以所取汉之迹，晋袭魏以所取魏之权。是晋之取魏者，魏启之也。晋将蹈迹而取魏也，是以汲汲而求执魏之权。魏徒见权之去我而在晋，犹昔之去汉而在魏也。是以安其所取，而以天下输之，乃自谓所当然者。故晋于得魏之迹，无以异于魏得汉。而于所以取魏之道，最为无名，盖有类夫王莽之盗汉也。虽然，晋室之祸，亦魏有以遗之。呜呼！岂亦天意者耶？
    昔者秦为无道，天下之民唯恐秦之不亡也，是以豪杰相与起而诛秦。秦亡而汉得之，是汉无所负于秦也。东汉自董卓之乱，天下痛其祸汉之深，相与建议歃血起而诛卓者，凡以为汉也。卓既诛矣，而曹操、二袁乃始连兵相噬，以争天下而求代汉。曹操先得挟汉之策以令天下，终于汉不自亡而操取之，是魏犹有负于汉也。汉之亡也，非天下亡之，是操取之也。虽然，微曹操则汉之天下不得不亡，以其有二袁之窃取之也。操收天下于二袁窃取之中，是汉尝亡天下矣，而操收之，则魏犹为有名也。故曰：魏之取汉，异乎汉之取秦也。至于晋也，则不然。自司马仲达已韬藏祸奸于操之世，操尝悟之而不自决也，以授之于丕。而丕昏弱，加全佑而倚任之。故其于操之亡，乃稍骎以立其盗权之功，遂收其权而私制之。所谓盗权之功者，盖东定辽东而取孟达，南摧王凌而内诛曹爽耳。非有存其既亡，续其既绝之大勋，若魏之于汉也。盖知夫魏之取汉，其道由此也。是以汲汲求蹈其迹，而窃收其权，更四世而固执之。至于一旦取魏于偃然无事之间，而天下之人亦安之于无可奈何，是最为无名，而有类夫王莽之盗汉也。及夫晋之宗室内叛，烽烟外起，至于陵夷而不可胜叹者，亦魏有以遗之。魏亡公族之恩，虽号加侯王，而无尺土一民之奉。晋人取而代之，矫其无枝叶之庇，于是大殖宗室，假之制兵专国之权。一旦八王内相屠噬，至于祸结不可胜解，而群盗乘之关右、秦川帝王之宅也。魏武大徙西北之众而错居之，以捍蜀寇。至于近发肘腋，不可胜救，以成永嘉之祸。由是观之，则凡晋室之大变，皆魏有以遗之。呜呼！岂亦天意者耶？
    晋论下
    天下之祸，不患其有可睹之迹而发于近，而患其无可窥之形而发于迟。有迹之可睹，虽甚愚怯，必加所警备。而发于近者，其毒常浅，无形之可窥，虽甚智勇亦忽于防闲。而发于迟者，其毒常深。
    昔者五胡之祸晋室，其起非一朝之故也。探其基而积之，乃在于数百岁之淹缓。国更三世，而历君者数十。平居常日，不见其有可窥之形，是以一发而莫之能支。夫非无形也，盖为祸之形常隐于福，为福之形常隐于祸。人见其为今日之祸福而已，不就其所隐而逆窥之。是以于其未发，皆莫睹其昭然之形。此其为祸至于不可胜救之也。先王之世，侯甸要荒，各以其职来贡。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四国之君立于四门之外，使得与夫备物盛礼之观，而隐寓其羁縻勿纵之义，甚深远也。后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悦其向服也，因内徙而亲之。其事肇于汉之孝宣，渐于世祖，而盛于魏武。或空其国而罢僥塞之警，或籍其兵而为寇敌之捍。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谓世主之大欲，国家之盛福矣。不知积之既久，而大祸之所伏，一旦汹然若决防水，莫之能遏。晋为不幸而适当之，以其平居常日不睹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乘武帝攘击匈奴之威，令五单于内争，始纳呼韩邪之朝。元帝时请罢边备，赖侯应之策，以为：“自孝武攘之漠北，夺其阴山，匈奴失所蔽隐，每过阴山，未尝不哭其丧亡也。今罢备塞，则示之大利。”元帝虽报谢焉，自是北人亦浸而南顾，汉亦甚悦其来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庭以安纳之。稍内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云中、定襄、雁门之七郡。而河西之地，悉为彼有。加徙叛羌，错置三辅。魏武复大徙武都之氐以实关畿，用御蜀寇。而匈奴五部，皆居汾晋而近在肘腋矣。于晋之兴，大率中原半为敌国。元海，匈奴也，而居晋阳；石勒，羯也，而居上党；姚氏，羌也，而居扶风；苻氏，氐也，而居临渭；慕容，鲜卑也，而居昌黎。种族日蕃，其居处饮食皆趋华美；而其逞暴贪悍、乐斗喜乱之志态，则亦无时而变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众乘时四起，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国者几二百年。所谓发于迟而为毒深者也。虽然，彼之内徙而听役也，亦迫于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尝不怀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国羁拘而贱侮之也。是以刘猛发愤而反于晋，事虽不济，而刘氏诸部未尝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其间非无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渐，为子孙后世之虑。然皆安其内附，或乐用其力，惟恐其不能鸠合而收役之。虽有失为祸之形，皆不为之深思远虑，就其所伏而消厌之。由晋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吴会，遍抚天下，固无藉乎夷狄之助矣。苟于此时，有能探其所伏之祸而逆制焉，因其怀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导其行，为之假建名号而廪资之，使各以其种族而还之旧士，彼将乐引轻去而惟恐其后也。然后严斥障塞，使截然有内外之限，后虽有警，则无至发于肘腋之间，而被不可胜言之祸矣。虽然，自非明智英果之主为子孙后世之虑，则不能决于有为以救其未发之深祸。彼晋武自平一吴会，方以侈欲形于天下，其能有及于此耶？虽郭钦抗疏，江统着论，其言反复切至，皆恬不为省，方抱虎而熟寐尔。嗟乎！为天下者，无恃其为平日之福，而忽所隐之祸也哉！
    苻坚论上
    兵以义举，而以智克；战以顺合，而以奇胜。坚之为是役也，质于义顺则犯，考于奇智则诎。悖于其所兴者三，玩于其所用者二，此其所以败亡而不救也。所谓悖于其所兴者三者：不惩魏人再举之退败，而求济其欲于天命未改之晋，一也；逞其桀驽之雄心，求袭正统而干授天命，二也；溺于鲜卑中我以祸，而忘其为社稷之仇，三也。三者悖矣，而又玩于所以用者二焉：势重不分而趋一道，首尾相失，无他奇变，一也；骄其盛强足以必胜，弃其大军，易敌轻进，二也。此兵家之深忌也。吴王劫七国百万之师而西，不用田禄伯之言，乃专力于梁，以至于败者，恶其权之分也。禄山举范阳数十万之众而南，不用何千牛之画，乃并兵徐行，卒以不济者，惜其势之分也。虽假息反虏，败亡随之，亦昧于兵之至数也。赵括之论兵工矣，虽其父奢无以难之，然独忧其当败赵军者，以其言于易也。王邑耻不生缚其敌，而徒过昆阳，卒以大败者，以其用于易也。恶其权之分，则不以其兵属人；无属人以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势之分，则不以其兵假人；无假人以兵，是自孤之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将，而将必败也；以易用之者，有所不战，而战必溃也。盖众而恶分，则与寡同；强而易敌，则与弱同。出于众强之名，而居寡弱之实者，其将皆可覆而取也。
    夫东南之所恃以为固而抗衡中原者，以其有长淮大江千里之险也。然而吴亡于前而陈灭于后者，彼之动者义与顺，所出者智与奇也。晋之取吴也，二十万耳，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陈也，五十万耳，而所出之道八。惟其所出之道多，则彼之所受敌者众，是其千里之江淮，固与我共之矣。今坚之所率者百万之强，而前后千里，其为前锋者惟二十五万，而专向寿春。坚尝自恃其众之盛，谓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乃自向项城，弃其大军而以轻骑八千赴之。是以晋人乘其未集而急击之。及其既败，而后至之兵皆死于躏践，恶在其为百万之卒也。使坚之师离为十道，偕发并至，分压其境，轻骑游卒营其要害，将自为敌，士自为战，虽主客之势殊，攻守之形异，晋诚善距而却我之二三，则吾所用以取胜者盖亦六七。虽未足以亡晋，而亦以胜还也。嗟夫！坚之于诸国也，固所谓铁中之铮铮者矣，然至此而大悖者，益信乎兵多之难办也。盖兵有众寡，势有分合。以寡而遇众，其势宜合；以众而遇众，其势宜分。黥布反攻楚，楚为三军以御之，而又自战于其地，布大破其一军，而二军溃散。吴汉之讨公孙述，以兵二万，自将而逼成都；授其裨将刘尚万人，使别屯江南，相距者二十里。述分将攻之，汉、尚俱败，此兵少而分之患也。然而知其妙者，虽少犹将分之，以兵必出于奇，而奇常在于分故也。项羽之二十八骑而分之为四，会之为三是也。至于兵大势重而致溃败者，未尝不在乎不分之过也。
    法曰：“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身则首尾俱至。”此言其阵之分也。以阵而必分，则凡兵之大势者可知也。盖兵大势重，分之则所趋者广，难以合变而身萃其敌。将以其身萃敌，而士不自为战，求其无败，不可得也。嗟呼！人常乐乎大众之率，苟唯不知其所用而用之，虽至死而不悟者，岂特为苻坚也哉？
    苻坚论下
    荆、阳虽居天下之一隅，而有长淮大江之阻，其俗轻易劲悍，喜事争乱。自周之微，为吴、越、楚之僭强，常以其兵服役天下。然其为形势，非图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必争。故后世豪杰，多乘中州之扰，趋而据之。自其为孙氏之吴，已而为晋、宋、齐、梁、陈之代兴，虽不能遍抚二州之境，然皆以帝号自娱，抗衡北方而不为下。自非中州大定，而其国失政，虽以重师临之，鲜有得志。故魏武乘举荆之势，以数十万之众困于乌林。魏文继之大举，独临江叹息而返。苻坚以秦雍百万之强而临淮淝，一战而溃。唯其后世孱昏骄虐，上下携叛，而中州之主为伐罪吊民之师，则虽江淮之阻，亦无足以凭负矣。然而陈叔宝犹谓周师之众，尝退败于五至，而不以为虞。是以晋武之俘孙皓，隋文之俘叔宝，皆易于拾遗也。而苻坚不惩魏人之不济，乃欲申其威于天命未改之晋，此其所以败也。虽然，自古边僥之强，未有遂能并集天下之一统者，此姚弋仲所以重训其子孙，使必无忘于归晋。而苻融倦倦致戒于坚者，凡以此也。而坚昧于自度，常以正朔不被四海为愧，而锐于东南之并。违忠智之言，收奸幸之计，一举而大丧其师，寇仇因之，遂亡其国。不惟失天之所相，亦其自取之速也。
    始坚以豪壮之资，奋于俦伍，获王猛之材，以辅成其志业。遂能自三秦之强，平殄燕代，吞灭梁、蜀九州之壤而制其七，可谓盛矣。然而东晋虽微，众材任事，主无失德。而坚乃咈众图之，其廷臣戚属相与力争，而不得也。独慕容垂以失国之仇，欲以其祸中之，求乘其弊而复燕祀，乃力赞其起。坚甚悦而不疑，以为独与己合。遂空国大举，而偾于一战；返未及境，而鲜卑、叛羌共起而乘之，身为俘虏，遂亡其国。呜呼！可不谓其非昏悖欤？夫昔之智者，多能中人以祸，使之悦赴而不以为疑；而昧者，常安投其祸，虽死而不悟。汉世祖方安集河北，更始之将谢躬，以兵数万来屯于邺。光武忌之，乃好谓之曰：“吾行击青犊必破，而尤来在山阳者，势当溃走。若以君之威力击之，则成擒耳。”躬善其言，遂以其兵去邺而趋尤来。世祖即命吴汉袭夺其城，躬败还邺，而汉杀之。孙策之渡江也，庐江太守刘勋新得袁术之众而贰于策，策深恶之。时预章、上缭宗民万家保于江东，策语勋曰：“上缭，吾之疾也，然欲取之而路非便，以公之威临之，无不克也。”勋信之而行。策遂以其轻锐袭拔庐江，而尽降刘勋之众。此慕容垂所以用之弊秦，而复燕祀于既亡也。夫与人为敌，乃受其甘言而从其所役，未有不堕其画中者也。法曰：“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传曰：“成败之机，在于善察人之言。”坚于垂之言也，虑其所以为利，而不虑其所以为害。一失其机于无以察人之言，而遂至于丧败。人之于虑察也，可得而忽哉？嗟夫！以坚之晚而昏悖自用，虽景略尚在，固将不用其言，而亦无以救秦之亡矣。
    宋武帝论
    天下之事，日至而无穷。而吾有以应之，莫不中理者，在乎善用其机。况乎争天下之利，处两军之交，不得其机以决之，则事亦随去矣。盖机之为物，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也。卒然而会，迅忽眇微；及其去之，疾不容瞬。先机而起，于机为妄赴；后机而发，于机为失应。是以御天下之事于一己而权不移，制天下之变于无穷而不诎。夫机有待之百年而不至者，有居之一日而数至者。待之百年而无可乘之机，则吾未尝迟之而求于先发；居之一日而机数至，则吾未尝厌之而怠于必应。呜呼！人能知此，然后可与济天下之大业矣。
    昔者越王勾践辱于会稽之栖，迨其返国，苦身焦思，拊循其民，求有以报于吴也。盖七年而民求奋于吴，其臣逢同、大夫种、范蠡之徒止之，以为未睹其可乘之机以发之也。于是乎敛形匿迹以伺其隙者，凡十八年。一旦吴王空国，北从黄池之会，遂一举而败吴，再举而亡之。西晋自永嘉之乱，群雄四起而分中原。元帝窜身南渡，收区区之江左以续宗祀。而群雄自相搏噬，骤兴骤灭，百年之久。至于苻坚，并兼略尽，乃空国大举而图江南，遂及淝水百万之败。返未及国，而慕容亡燕之裔并起而乘之，垂收陜东而冲乱关右。苻丕坐困邺城，求我粮援。既而垂以幽冀之民馑死殆尽，其党溃叛，退保中山。坚、冲相持，其势俱惫。于斯时也，可谓千载一至之机也。晋人有能乘燕、秦相弊之余，因淝水克敌之势，选师择将而命二军：一军北收邺城以举燕代，一军西趋咸阳而定关陇。据旧都之固，复七庙之坠，镇抚士民，以殄余党，则武帝之业一朝可复，而大耻刷矣。晋人抚机而不知发，乃方出师漕粟以慰其既来，而尺土不获，而师以丧败。此谢安以气怯而失机也。
    宋武帝以英特之姿，攘袂而起，平灵宝于旧楚，定刘毅于荆豫，灭南燕于二齐，克谯纵于庸蜀，殄卢循于交广，西执姚泓而灭后秦，盖举无遗策而天下惮服矣。北方之寇，独关东之拓跋，陇北之赫连耳。方其入关，魏人虽强，不敢南指西顾以议其后。而秦民大悦，以谓百年愤辱去于一朝，相与涕泣而留之，以其为汉室之裔，乃以长安十陵、咸阳宫室以动其情。使武帝因三秦悦附之民，治兵搜骑而留拊之，通江淮之漕，下巴蜀之粟，举荆豫之师，发青齐之甲以拔赵魏，从事于中原，则天下之势，不劳而遂一矣。然其席不暇暖，举千里之秦，属之乳褓之儿，引兵遽还，无复顾虑，大违秦民之望。盖一举足而赫连蹑踵以收关中，如探物于怀间。此宋武以志卑而失机也。
    察夫宋武之心，非以秦雍为当捐，而赵魏于足惮也。然其亟去而不顾者，盖以其艰难百战，凡所以造宋之基业者，皆在乎江左故也。往日南燕之役，卢循乘虚而下，几失建业。今之速返者，畏人之议其后而为卢循之举也。此所以轻捐关中而不顾也。又其起于渔樵匹夫之微，崎岖转战以经略江左者，凡三十年。今之西师者，徒欲成败晋之资，而其志虑之所在，亦曰代晋而已，未暇为王业万世虑也。使司马氏卒不复见中州之定，而群敌遂为不讨之仇者，由再失天下之大机也。嗟夫！集大事者，恶夫志卑而失机，宋武兼之矣。
    杨素论
    战必胜、攻必取者，将之良能也。良将之所挟，亦曰智、勇而已。徒智而无勇，则遇勇而挫；徒勇而无智，则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然后以战必胜，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当之！
    昔者杨素之于隋，可谓一代之名将矣。而贺若弼评之，谓其特猛将耳，非所谓谋将也。甚哉！弼之过于自负而轻于议人也。隋自平陈之后，素已为统帅矣。其克敌斩将，攻策为多。既俘陈主，而江湖海岱群盗蜂起，大者数万，小者数千，而素专阃外之权，转战万里，穷越岭海，无向不灭。已而突厥犯塞，宗室称兵，而社稷危矣。素之授钺专征，其所摧陷者不可胜计，遂靖边氛，而清内难。然素之兵未尝小衄，隋功臣无与比肩者，其为烈亦至矣。而弼犹不以谋将处之，特曰猛而已。夫目之以猛，而不许之以谋，盖所谓徒勇而无智者矣。考素之功烈如此，苟其智之不逮，则凡所以决机取胜者，其谁之谋也？自隋文平一天下，所谓名将者，独韩擒虎、贺若弼、史万岁与素耳。擒、弼自平陈之后，不获立尺寸之效，独史万岁从素征讨，以骁勇称。而弼乃以大将自处，而目是三人者皆不能尽其材，亦见其不知量，而务以其私言动世主也。
    素之驭戎，严整而喜诛。每战必求士之过失者斩之以令，常至百辈。而先以数百人赴敌陷阵，不能而还却者悉斩之。复进以数百人，期必陷阵而止。是以士皆必死，前无坚敌。此弼之所以得目之为猛也。嗟乎！素非有忍于士也，以为士之必死者乃所以决生，必生者乃所以决死故也。唐之善于兵者，无若李靖，其为书曰：“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是以古之名将，十卒而杀其三者，威震于敌国；杀其一者，令行于三军。”靖岂以卒为不足爱哉？以为杀一而百奋，则奋者可期于胜也；纵一而百惰，则惰者可期于败也。奋而克敌，与夫惰而为敌所克，则是杀者乃所以生之，爱者乃所以害之也。善为将者，能审乎此，则无恶乎其苟忍也。虽然，在素之术，有足以致胜，未足以为胜之工也。法曰：“兵无选锋曰北。”诗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其启行者，选锋之谓也。越王勾践之伐吴，其为士者数万，而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谓君子者，其选锋也。素之所使以陷阵者，其选锋之谓欤。然至有不克而还不免于诛者，疑其非选之特精，而养之素厚之士也。又尝观唐太宗之将，未尝先以其身亲搏战也。必以骁骑、劲旅而经营于其傍，或瞰临于其高，常若无意于战。其兵既交，其斗皆力而未决也，卒然率之而奋，士皆殊死，突贯其敌之阵而出其背，凡所撄者无不摧败。犹之二人之相搏也，材钧而力偶，方相持而未决也，卒然一夫起其旁而助之，则夫受助者蔑不胜矣。此法所谓以正合，以奇胜者也。使素之所用以为锋者，皆精其选，而又量敌之坚脆以遣之，其必足以陷敌，无至乎不克而还又加之诛，而常出于唐太宗之奇。则如弼者，亦何得而妄议矣？
    唐论
    据天下之势，必有所以制天下权。盖权待势而立，势待权而固。有是之势，而其权不足以固之，则其势日就倾弱，而天下莫能安强。是以主之于权也，不可一日使之去己而分于人。凡物之去己者犹可收，分者犹可全也。至于权也，一去而不可复收，一分而不可复全。而所据之势随之，可不慎哉？
    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祸乱，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谓固天下之势，以遗诸子孙者，盖未立也。于是乎藉兵于府，置将于卫，据关而临制之。处兵于府，则将无内专之权；处将于卫，则兵无外擅之患。然犹以为未也，乃大诛四夷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浑，平高昌，灭焉耆，皆俘其王，亲驾辽左而残其国。凡此者，非以黩武也，皆所以立权而固天下之势者也。武后以女主专制，挟唐以令天下图移神器。天下之人莫不屏息重足，从其制命。彼得天下之权而逆持之，然犹若此，况以顺守者哉？
    明皇以英果之气，起平内难，遂袭大统，可谓谊主矣。然狃于承平晏安之久，府卫之制一切废坏，尽推其权以假边将。禄山虎视幽蓟，横制千里，而军中之吏凡三千人。故范阳之变一起，天下大震，徒驱市人以撄其锋。使微肃宗召号忠义，驾驭豪武，奋不顾身，与之从事，则两都不复矣。虽能再造王室，然其所赖以收天下者，皆为方镇矣。天下之权已分于下而不全矣。至于代宗仅夷残盗，乃瓜裂河朔以输寇党，遂相为背腹，世袭不禁。陵夷至于大历、贞元之间，两河方镇日以强肆。而当时之君，畏缩摧抑，常若抱虎包羞，含垢媚妩不暇，以苟旦暮之无事。而陵犯益至，虽内设禁军，统以阉尹，然亦不足以待天下之变。故泾师之乱，而神策六军，召之无一至者，从奉天之幸者四百士耳。及章武之兴，天下之为方镇者五十，县官赋入止于东南八道而已。而章武乃能振激武烈，期于不赦，排斥众议而大治之。于是擒刘辟于剑南，执李锜于浙西，缚卢从史于昭义，服王承宗于镇冀，诛李师道淄青五世之袭，平吴元济淮西三世之叛，可谓盛烈矣。然其至于后世，益以不振。在内之权而阉尹执之，在外之权而方镇执之，浸微、浸削而遂至于亡焉。
    盖唐以权夺势倾而亡天下。然其亡不在乎僖、昭之世，而在乎天宝之载焉。以其丧所以制天下之权者，实兆乎此故也。故其后世之君若章武者，仅能自立，不为之深屈而已。况其非章武者乎？嗟夫！后之为天下者，苟无意于所执之权而为人执之，则视唐可知也矣。
    郭崇韬论
    人谓汉高祖以布衣之微，召号豪杰，起定祸乱，乃瓜裂天下以王。勋将韩、彭、英布，皆连城数十，南面称孤，举天下之籍而据其半。及夫释甲就封，创血未干，皆相视诛灭。盖由高祖封赏过制，陷之骄逆，其于功臣不能无负。光武率义从之士，平夷盗逆，收还神器。天下既定，遂鉴高祖之失，第功行封，爵为通侯，大者不过数县，而不任以吏事。是以元勋故将，皆能自全。李请，谈兵之雄者也，亦以谓光武得将将之道，贤于高祖远甚。嗟乎！是皆不深求高祖、光祖之事者也。天下之事有所必然者，虽圣智不能迁而避之。高皇以宽仁大度，役天下之智力而集大业。岂所谓阴忮暴忍，而喜忌人之功者耶？秦为无道，天下高材疾足争起而竟搏之，皆有代秦之心也。彭越、黥布皆以人杰操兵特起，未以其身轻属于人者也。韩信挟百战百胜之略，择主而附，亦有大志，故身定全齐而自王之。方汉王大败于彭城，随何不能缓颊于淮南，则黥布不至。及困于固陵，诸侯弃约不会，微张良之画，则彭越、韩信不从。方是时，汉王不捐数千里之地，数以充三人者之欲而致其兵，则楚不亡。汉之待此三人者，譬若养虎，饱则不动，饥则噬人。由是观之，封赏过制，岂得已哉？欲就大业于须臾之顷故也。虽然，大业就矣，而三人者之逼，天下之所共寒心也。以天下之皆寒心，则彼持是而安归，且高祖亦得安枕而卧乎？故疑似之衅一发，而大祸集矣。此其势必至于夷灭而后定也。光武痛宗社之祸，收率怀汉之民投袂而起，凡所攀附者多南阳故人，其尤伟杰者，寇、邓数人而已。然较其材略，徒足以供光武指顾之役，非有骄桀难制，若韩、彭之与高祖也。天下既定，封以数千之户，莫不志欲盈足，唯恐持保之不获。为光武者，独何隙以诛除之哉？而曰光武独得保全勋旧之术，高祖于功臣有不容之忍，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与夫势理有所必至者也。
    后唐庄宗，承武皇之遗业，假大义、挟世仇，以与梁人百战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谓难且劳矣。然有二臣焉：其为韩、彭者，李嗣源；为寇、邓者，郭崇韬也。嗣源居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得国兵之权，执之而不释也。庄宗无以夺之，而稍忌其逼。崇韬常有大功于国，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庄宗苟能挟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则嗣源虽怀不自安，而有顾惮，非敢辄发也。庄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倚，故崇韬以忠见疏谗疾日急。使其营自救之计，乃求将其征蜀之兵。庄宗归国中之师，属之而西。崇韬虽已举蜀，捷奏才上，而以谗死矣。庄宗知得蜀足以资其盛强，而不知崇韬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邺下之变，嗣源以一旅之众，西趋洛阳，如蹈无人之境，其迁大器易若反掌。且内有权臣窥伺间隙，乃空国之师勤于远役，固已大失计矣。而又去我之所与与彼之所畏者，则大祸之集，可胜救哉？虽得百蜀，无救其失国也。使崇韬之不死，举全蜀之众，因东归之士，拥继岌，檄方镇，以讨君父之仇，虽嗣源之强，亦何以御之？盖嗣源有韩、彭之逼而不践其祸者，庄宗无高祖之略故也。崇韬有寇、邓之烈，而不全其宗者，庄宗无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祸，起于操权，而速祸之权，莫重于制兵。崇韬谋逭祸自全，而方求执其兵，此于抱薪救火者何异也？
    五代论
    唐以陵夷蹙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兴，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获暮失，合其世祀，不数十年。自古有国，成败得丧，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窃观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
    梁祖起于宛朐群盗之党，已而挟听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谓一时之奸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业已大，固当气吞而志灭之矣。借使不遂及于子祸，则其后嗣有足以为庄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旋踵也。后唐武皇假平仇之忠义，发迹阴山，转战千里，奄践汾晋。及其子庄宗，以兵威霸业，遂夷梁室而王天下，可谓壮矣。然天下略定，强臣骄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顾，而天下遂归于明宗。至于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犹庄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业，而有强臣骄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于天下乎？晋人挟震主之威，乘衅而起，君父契丹，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虐，而北人骄功恃强，殚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负反之。及其所以蒙祸辱者，不可胜言。观其所以自托而起者如此，则晋安得而后亡哉？汉祖承兵戈扰践之余、生灵无所制命，起视天下复无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号而应之。而天下之人无所归往，亦皆俯首听役于汉。然一旦委裘，而强臣世室已不为幼子下矣。故不胜其忿，起而图之，侥幸于一决。而周人抗命，卒无以御之，而至于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谓一时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当天之眷命。而真人德业日隆，已为天下之所归戴，则其重负安得而不释哉？由是观之，自梁以迄于周，其兴亡得丧，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
    又尝究之，若唐之庄宗与夫末帝，皆以雄武壮决转斗无前，摧夷强敌，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变于邺下，晋祖之甲倡于并门。彼二王者，乃低摧悸迫，儿女悲涕，垂颐拱手，以需死期，无复平日万分之一者，何也？有强臣骄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无以自救之也。
    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骄兵。臣非故强也，恃勋赏之积而卒至于强；兵非故骄也，恃战役之勤而卒至于骄。故古者拨乱定倾之主，不忧天下大计之不集，而深虞大臣之或强、战士之或骄。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于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国家安强；举而遗之冲人弱息，而变故不作。彼以乱继乱者则不然：方其图天下之即集也，日责功于将，而责战于士。责功之亟，则凡所以酬将者未尝恤，其或至于强；责战之切，则凡所以抚士者未尝病，其或至于骄。是以天下略定，强臣倚骄兵而睥睨，骄兵挟强臣而冀望。一旦相与起而迫之，反视其身，仿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则虽有平日壮决之气，持是而安归哉？此唐之庄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图天下于亟集，而不计其既集之利害者，终亦亟亡而已矣。

 明清时期

《百战奇略》
 
【名称】《百战奇略》
【作者名】刘基
【朝代（国家）】明朝
【作者简介】
刘基(1311—1375年)，字伯温，处州青田(今属浙江)人，明朝开国功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出身官僚世家。受家庭熏陶，从小聪颖过人，十四岁进处州(今浙江丽水)郡学，习《春秋》，“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十七岁，拜名儒郑复初为师，攻读宋儒周敦颐、二程开创的“濂溪学”、“洛学”。他看书涉猎很广，经史子集、天文兵法无所不窥，而“尤精象纬之学”。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仅二十三岁的刘基就考中了进士，初露锋芒，时人对他都很器重。老师郑复初曾对他父亲说：“此子必高公之门矣！”秘书监揭曼硕对人说：“此魏徵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有进贤老人邓祥甫者，一见诧异曰：‘吾尝语人王佐之学，率不省，子善自爱。’尽出秘书相示。”
    
    元至元二年(1336)，刘基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为官清廉正直，以打击权贵而名重一时。但是，在极端腐败的元末社会中，正直守法之士是很难得到重用的。特别是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军事统治，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第二，汉人第三，南人最下。所谓“南人”指的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宋朝统治下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刘基自然属于“南人”之列。这样，才气横溢的刘基却始终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场上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二十九岁时，刘基复审一起人命冤狱，尽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检察官，调为职官掾史。第二年，又因与幕府官僚发生意见分歧而被迫辞职，不久补升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又几次三番上书弹劾御史失职数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挠，刘基激愤之下再次辞职。先隐居江苏丹徒，后又寓住浙江临安，每天纵酒西湖，以抒发心中忧愤。
    
    这时，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参见元末农民起义)，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国珍首先在浙江台州起兵，腐败无能的元朝统治者，为了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被迫起用刘基为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刘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为元朝效力，他建议筑庆元等城，以压逼起义军；并且极力反对招抚，倡言：“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大惧，厚赂刘基，却之。方国珍收买刘基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今北京)，以重金贿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诏招抚。元廷因此给刘基扣上了“失天子悯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的职务，将他看押在绍兴府。刘基气愤之极，好几次想自杀，幸亏门人密理沙等拼命拦阻，才得以不死。从此他放浪不羁，一天到晚在绍兴游山玩水，作诗赋词，他以屈原、贾谊自比：“上壅蔽而不昭矣，下贪婪而不贞”，“进欲陈而无阶兮，退欲往而无路”。借以表达对元朝统治集团的不满。
    
    方国珍却趁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其他各地农民军也都纷纷起义响应，江浙行省在无奈之中，恢复刘基的官职，先命他“招安山寇吴成七等”。刘基自募“义兵”，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对拒命不服的起义者进行血腥的镇压。后又与行省枢密院判石抹宜孙互为犄角，相互声援，共同出击方国珍，因镇压有功，先后被江浙行省提拔为枢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报朝廷时，朝中当权者排挤汉人，借口刘基原只担任过儒学副提举，按资只能迁总管府判，实际上反而降了级，且又失去了兵权。三起三落，到处碰壁，刘基对元朝已心灰意冷，绝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于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实在是因为无路可走了。就逃归青田，时值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
    
    怀才不遇、落泊而归的刘基，到了这时才开始冷静下来，考虑自己今后的出路：距他最近的割据力量方国珍，向来被他视为海盗。姑苏(今江苏苏州)的张士诚，亦为刘基所不齿，他曾说：“吾生平忿方国珍、张士诚辈所为！”自然更不会投奔他们，为他们所用。投靠应天的朱元璋吧！确实，在刘基看来，在元末群雄中，有雄才大略、能成大业的只朱元璋一人。还在十年前第一次罢职时他就隐隐约约地萌发过这个念头，那次，刘基“与鲁道源、宇文公谅日纵酒西湖，见有异云起，时基已醉，放言曰：‘嘻，此所为天子气，应十年，我其辅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南京，刘基更加相信朱元璋非同小可，假借天文，“指乾象谓所亲曰：‘此岂人力所能哉！’”但是，朱元璋毕竟是与“圣朝”为敌的“贼”啊！自己在先前的一些诗歌里，不是也直斥他为“盗贼”吗？如《次韵和孟伯真感兴》写道：“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如蚁，无奈官军暴似狼。”又如《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这里的“江淮”、“淮甸”都指的是朱元璋。这样，饱读经史和饱尝仕途坎坷的刘基，矛盾重重，心乱如麻，索性采取静观时变的办法。当时有“客说基曰：‘以足下才气无双，从好乱之众，踣方氏而有明、越，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也’。基笑曰：‘是又一国珍也，天命行有常，子姑待之！’”刘基一方面集乡练自保，防备方国珍的进犯；另一方面，发愤写作，著《郁离子》十卷十八篇以见志。
    
    在刘基隐居青田撰写《郁离子》之际，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燃越炽。处于鼎盛状态的北方红巾军挥师三路北伐，直逼元大都，刘福通则率部攻占汴梁；徐寿辉、陈友谅的南方红巾军在长江中游继续发展；活跃于江淮之间的另一支红巾军，主帅郭子兴死后尽归朱元璋统辖，朱已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割据长江三角洲的张士诚、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对元朝则时反时降。总之，反元起义的烈火燃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元朝的统治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
    
    面对这种阶级冲突、民族冲突白热化的局势，作为一个胸藏韬略的儒士和一个由“卫元”向“反元”思想转变的英雄，刘基需要的是系统地整理自己的思想，总结元末弊政的经验教训，以为未来新皇朝的建设作准备。而《郁离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即所谓：“学既不获措诸设施，道不行于天下，其所抱负经画可以为文明治世者，独得笔之方册，垂示千百载之下。”刘基的弟子徐一夔解释《郁离子》书名的意蕴时说：“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郁离子》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寓言比喻政事、阐发哲理的传统，用生动而洗练的寓言故事反映了元末错综、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展示出作者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所作的种种设计。此后，刘基在辅佐朱元璋创建明朝的过程中提出的种种献策，均与《郁离子》所述思想一脉相通。正如徐一夔所说：“公之事业具于书，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书见于事业，此皇明之所以兴也。”
    
    《郁离子》首篇《千里马》，叙述千里马駃騠，只因北方所产，便“置之外牧”，不被重视，《八骏》篇首先赞扬穆天子和造父以马之良劣区别对待，这样，“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但是后来主持者不会识别马之良劣，而只是一味地以产地来区别对待，以至最后盗贼蜂起时，“王无马不能师，天下萧然”。显然，寓言旨在揭露元朝统治集团推行的以“种族取人”的民族歧视政策，不能真正任用人才。接着，作者用相当篇幅抨击元朝统治集团的暴戾恣睢与吏治的昏乱。《燕王好乌》、《鵋■好音》篇，把那些“蔽王耳目”，迎合王意，贬黜逆己者，“得宠而矜”的人比作群乌、鵋■。在《好禽谏》篇中，借卫懿公好鹤，为狄人所灭的故事，暗指元朝灭亡只是旦夕之事。《宋王偃》篇，曲折地反映了元朝统治者的好大喜功，任意征伐。《云梦田》、《芈叔课最》、《治圃》等篇，揭露了统治者以“多括为功”、“聚敛无度”的政策。《蜀贾》篇侧重描写当时吏治的昏乱。《贿赂失人心》篇展现元代官吏“求贿”而轻于国是的腐败状态。在《贿亡》、《食鲐》等篇中，刘基更将好贿比作毒鱼■鲐，将“亡其身以及其家”。他的著名散文《卖柑者说》，有力地抨击了那些坐高堂、骑大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文武官员们，揭露他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恶本质。
    
    此外，刘基在《郁离子》中还用大量的篇幅阐发了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郁离子》的最后一篇是《九难》，在这里，刘基通过“郁离子”(作者自称)与随阳公子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
    
    基于对元末社会动乱根源的认识，刘基为未来的统治者开出了“以大德戡大乱”(《井田可复》)的药方。在《灵邱夫人》篇，巧妙地借“蜂”喻民，生动地申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养民为政事之本，善养民者，国势熇熇；废怠于此者，国势凉凉。刘基认为，养民之道“在于宽仁”，在《术使》篇中，不仅直接讽刺了“什一之征”的田赋办法，而且明白无误地指出：重赋苛敛将逼迫人民“铤而走险”，使“狙公卒馁而死”。在《糜虎》篇中，刘基更以“虎逐糜，糜奔而阚于崖，跃焉，虎亦跃而从之，俱坠而死”的寓言，发出逼迫过甚将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归于尽的警告。在《天地之盗》篇中，刘基还阐述了一个富于民本主义色彩的思想：统治者应把索取财富的目标指向自然界，善于做“天地之盗”。在《井田可复》篇中，他提出了“复井田”的主张，使人民能过上“不饥不寒”的生活。
    
    当然，刘基尽管主张以宽仁待民，但认为威令亦绝不可废。他指出，施威令实际上是施德政，因为，“其法至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即所谓“刑期于无刑”，若一味宽纵，“是启侥幸之心而教人犯也”(《郁离子·刑赦》)。这是从宋元“宽纵失天下”而引出的教训。为此，刘基坚决反对招安造反的为首者，因为这实际上是“劝天下作乱”，而决不是“敷文德”的表现，这种威福并施的统治者，刘基称之为“道”：“夫民犹鹄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则中矣。”(《郁离子·躁人》)因此要因势利导，诱使国人走上统治者设计的轨道。
    
    鉴于元朝统治者所用非人、自取败亡的教训，刘基对人才的使用极为重视，在《鲁班》篇中，以修葺住宅为例，明确地提出去腐恶、换新材，各因其能的建议；并强调指出：“其取材也，惟其良，不问其所产。”主张唯才是举，排斥一切宗派偏见。在《任己者术穷》篇中，他指出：“不任人而专任己，于是谋者隐，识者避，巧者拙，廉者匿，而圆曲顽鄙之士来矣。”在《琴弦》篇里，借乐师师旷之口，以大弦为君、小弦为臣作喻，批评晋平公抹杀大弦小弦的差别，以君王之尊侵夺臣职，以致“上下失其统”，表达了刘基对理想政治中君臣分工、协作关系的设想。此外，刘基还向未来的统治者进言，提出了用人之长(《使贪》)、守信于民(《姑苏围》)、纳直言(《韩垣干齐王》)、去讳矜(《自讳自矜》)等建议，认为这些都属于圣君明主应当施行的德政。
    
    刘基的这些主张，都是有为而发，颇能切中元末时弊。所以后人对它评价很高，说它“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其言确然，凿凿夫如药石之必治病，断断夫如五谷之必疗饥而不可无者也。”当然，刘基是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他是不会满足于“思垂空文而自见”的境遇的。早些时候，他作《题王右军兰亭帖》，借王羲之以自喻：“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戒万谢之语，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哉！临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独以能书称于世，悲乎！”这实际上表明他不甘老于山水的心志。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婺州(今浙江金华)，定括苍。翌年，置中书浙东行省。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迫切需要当地武装力量的支持，但是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叶琛、章溢以及刘基等人还躲在山里结寨自保不肯出来。朱元璋早就仰慕刘基的学识才智，派处州总制孙炎邀他出山，刘基犹豫未有所决，孙炎便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反复说明利害。陶安和宋濂也来信相劝。他母亲也劝他出山：“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哪能获得万全之计呢？”于是，刘基不再犹豫，于至正二十年三月，怀着勃勃雄心离开青田到达应天，时年五十岁。
    
    与此同时，叶琛、章溢等人也相继归附朱元璋。对朱元璋来说，由于刘基等地方豪强的合作和支持，在浙东的元朝抵抗力量就日益减少了，地方的秩序安定也有了保证。后来在洪武三年(1370)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诰中就说：“朕亲临浙右之初，尔基慕义。及朕归京师，即亲来赴。当是时，括苍之民，尚未深信，尔老卿一至，山越清宁。”另一方面，刘基等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深谙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有他们运筹帷幄，朱元璋便如虎添翼，军事方面取得了更多更大的胜利。
    
    基一到应天，朱元璋马上召见，“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刘基也立即呈上时务十八策，分析内外形势，详陈灭元兴邦的大计方略。朱元璋大喜过望，相见恨晚，待以上宾礼，“留帷幄，预机密谋议”。
    
    当时朱元璋左有陈友谅，右有张士诚。比较起来，张士诚富，陈友谅强。张士诚出身私盐贩子，遇事斤斤计较，顾虑多，疑心重，保守持重；而陈友谅是打鱼出身的，惯在风浪里过日子，野心大，欲望高，易冒险进取。朱元璋在应天，陈友谅居上游，可顺流而下，其视朱元璋是笼中之鸡，可手到擒来。他派出使者和张士诚相约：东西夹攻，瓜分朱元璋领土。朱元璋问计于刘基，他分析了东西两面情况说：张士诚龌龊无大志，只想保住那块地方，首鼠窜伏，阴阳于元，是个自守虏，不足与谋。主要的威胁是陈友谅。他拥有精兵大舰，地处上流，其心无日忘我，集中力量除掉陈氏，上游无事，张士诚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刘基这番透辟入理的分析，避免了朱元璋两线作战的危险。假如先攻张士诚，陈友谅一定全军出动，到时腹背受敌，胜负就很难说了。因此朱元璋听后大喜曰：“先生神机妙算，请知无不言。”
    
    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攻占太平(治所在今安徽当涂)，袭击龙江，其锋锐不可当。朱元璋欲发兵抵御，而众将恇忧不决。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奔据钟山。刘基独张目不言，朱元璋召之入内，刘基激动地说：先把主张纳款及奔钟山者斩了再说！敌人现在志骄气盛，但骄兵必败。如果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然后派伏兵突然袭击，胜券在握。“自古天道以后举者胜，取威定霸，在此一举。”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主张，结果大获全胜。以“克敌赏”授刘基，刘基辞不受。
    
    至正二十一年，陈友谅又遣将攻下安庆，朱元璋欲亲自带兵征讨，刘基极力赞助。安庆城坚，从早到晚不能攻下，刘基又建议撇开安庆，出其不意，直趋江州(今江西九江)，捣陈友谅巢穴。陈友谅从梦中惊觉，疑神兵天降，仓猝应战，携妻孥奔武昌。江州降，汉龙兴(今江西南昌)守将胡廷瑞遣子请降，不过他要求降后仍统率自己的部属。朱元璋一时面有难色。刘基急中生智，从后面踢了一下朱元璋坐椅。朱元璋悟，许之。结果，胡廷瑞降后，其他汉将接二连三遣使来降，江西诸郡皆下。
    
    先是，刘基母亲富氏病逝，因战事正紧，无暇抽身。这时刘基请求回家葬母，回青田后，碰巧苗军发动兵变，杀金华、处州守将胡大海、耿再成等，浙东大震。刘基便替守将夏毅安谕旁近诸属县，又与平章邵荣等一起谋复处州，乱遂定。方国珍一向敬畏刘基，这时特地遣使吊丧，刘基借回谢之际，盛赞朱元璋威德，于是方国珍从此向朱元璋纳土入贡。刘基虽在家居丧，每逢军国大事，朱元璋总是派特使到他家请教，刘基条分缕析，悉合机宜。不久召还，路过建德，逢张士诚来犯，守将李文忠奋欲击之，刘基止之曰：“敌兵三日后必退，退而尾之，尽可擒也。”三日后，刘基登城望曰：“贼兵退了。”众人见张营壁垒森严，旗帜密匝，且闻鼓声阵阵相应，不敢进军。刘基拚命催促，等部队赶到其驻地，才发现只剩下一座空营，所留都是老弱残兵。于是遣兵追击，一直追到东阳，大获其众。
    
    朱元璋原信弥勒教，属红巾军的一支，接受红巾军领袖小明王韩林儿名义上的领导。后南下另辟基地，仍遥奉韩林儿为帝。每逢过年，中书省都要设御座行礼，刘基到应天后，独不拜，并说：“彼一牧竖耳，奉之何为！”因密见朱元璋，告诉他，在群雄四起之际，要成大业必须摆脱别人牵制，完全自主独立。朱元璋听后大为感悟。
    
    至正二十三年(1363)，刘基回到应天，时张士诚大将吕珍袭击安丰(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北)，杀刘福通，朱元璋欲亲自出救，刘基极力劝阻说：“汉、吴伺隙，未可动也。”而且救得小明王出来，当发放何处？是继续让他当皇帝？还是关起来杀掉？要是后者，救他作甚！要是前者，岂不是自讨没趣！朱元璋则认为，安丰如失守，应天就会失去屏蔽，救安丰即是保应天。遂出兵，吕珍不支逃走。朱元璋先把小明王关在滁州，后又派廖永忠沉之于水。
    
    当朱元璋出兵救安丰时，陈友谅果然乘虚进犯，陈军号称六十万，围洪都(今江西南昌)。洪都被围三月，几陷敌手。守将朱文正遣张子明来报，朱元璋乃治兵二十万西上迎击，并对刘基说：“我不该有安丰之行，假如友谅乘我不在，应天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双方大战于鄱阳湖(参见鄱阳湖之战)，一日数十接。有一次，在炮火密集的激战中，刘基心明眼快，促朱元璋速换座舰，迅即原乘舟被击碎。陈友谅凭高见之，以为朱元璋必不可免，大喜。而朱元璋坐舟更进，汉军皆失色。双方在湖中相持多日，刘基又建议移军湖口扼之，以金木相克日决胜。陈友谅穷蹙无奈，进退失据，慌乱间中流矢而死。鄱阳湖一战是朱、陈之间的决战，为朱元璋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仗朱元璋亲自督战，刘基则“千里相从，言从计用，累赞成大功”；又“累察乾象，多效谋猷”。日后，朱元璋对刘基次子刘璟说：“他的天文，别人看不懂……鄱阳湖到处厮杀，他都有功。”
    友谅既死，武昌随即降附，其后朱元璋东取张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基本上遵照了刘基的战略构思。
    明皇朝建立后，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刘基竭智尽虑，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元年(1367)，刘基被任命为太史令，制定《戊申大统历》。值太白金星出现在紫微垣，群臣惴惴不安，恐有血光之灾。刘基发觉后，立即密言朱元璋下诏罪己，以回天意，众心乃定。逢大旱，刘基上请处理滞狱，朱元璋即命刘基平反，刚批示完毕就大雨如注。刘基遂趁此时机要求立法定制，以制止滥杀。朱元璋从之，不久纂成律令，是为洪武三十年所颁《大明律》之张本。一日，朱元璋梦见一人头上有血，以土傅之，就想杀一批犯人以应之。刘基故意假析此梦曰：“头有血，众也；傅以土，得众且得土也，应在三日。”朱元璋为之停刑三日，不久传来海宁归顺的捷报。朱元璋大喜，把囚犯全交给他放还。这时刘基最受朱元璋信任，言无不听。中书参政张昶，元故臣，上书颂功德，刘基当众叱之：你大概想做赵高吧！张昶脸色为之一变。便暗中派人窥伺刘基阴事。齐人翼岩，飞章弹劾刘基专擅，朱元璋怒诘之，查出系由张昶所使，便把他杀了。
    
    洪武元年(1368)，刘基根据当时“民困必须苏，用兵不能少”的需要，取古时军屯法和府兵制之长处，奏请创立军卫法。即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常驻军队，士卒平时屯垦，战时从征，调编任将一律归朝廷掌管，旨在减轻百姓负担，安定地方，增加兵源，集中兵权。这一制度对朱元璋统一疆域、巩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不久，刘基任御史中丞，仍兼太史令。当时国家初创，凡诸大典制都由他和李善长、宋濂等稽定。御史中丞章溢奏请定处州税粮，朱元璋命参照宋制，亩加五合，惟青田不加，曰：“以太史故，令其乡人传为美谈。”
    
    随着政权的日渐稳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渐暴露出来，从朱元璋政权的支柱来看，它有二支基本力量：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朱元璋建国称帝后，淮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占压倒的优势，浙东集团被排挤、受压抑，他们当然不会甘心，也想尽一切办法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就这样两大派系斗争越来越尖锐。朱元璋就利用这种矛盾，重用淮人又用浙东势力来监视淮人，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当时，左丞相李善长功高望重，众人皆仰其鼻息，只有刘基与之分庭抗礼，李善长为之不乐。逢李善长因过失受谴，御史凌悦乘机弹劾，刘基却站出来替李善长辩护，说李勋旧，且能调和诸将。朱元璋惊讶地说：他数次想害你，你怎么反给他做说客呢？看来，你既有大功，又忠心诚实，可以代他为相。刘基叩头答：这使不得，好比要换柱子，必得大木方可，若以小木代之，将加速倾覆。臣驽钝，岂能受此重任。后李善长罢相，朱元璋欲拜杨宪为相。杨宪和刘基关系一向不错，刘基却力言不可，说：“宪有相才，而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冰，以义理为权衡，而己从不置身其中。宪则不然。”朱元璋问汪广洋如何？答曰：“此人褊浅，比杨宪有过之而无不及。”又问及胡惟庸，刘基不高兴地说：为相犹如驾车，恐怕他会把你的车翻掉的！朱元璋说：做我的宰相，确实没有比先生更合适的了。刘基力辞：臣嫉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恐辜负您的一片好心。其实天下有的是人才，惟明主悉心求之。至于目前诸公，确实没有一个合适的。果真，后来这些话都一一应验了。杨宪因怙宠、汪广洋以巽懦、胡惟庸因大逆，皆不得好的结果。
    
    北伐军攻克河南后，朱元璋赴汴梁，刘基和李善长留守应天。刘基谓宋元以宽纵失天下，宜肃纪纲。于是朱元璋诏令诸御史纠劾不要有任何回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禀皇太子置之于法，人威其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因贪纵服法，李善长和他私交挺好，请刘基拖延处理此案，刘基不循情面，马上上报，报可，方祈雨，即斩之。从此李善长与刘基绝交。朱元璋回应天后，李善长攻击刘基在盛夏祈雨时，杀人坛壝下，大不敬。其他怨恨刘基的人也交相诉苦诬告。朱元璋留章未下。逢大旱求广开言路，刘基奏：“士卒死后，其妻悉处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暴尸野外；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朱元璋按他的意见办妥了这些事，可十天过后仍不下雨，心中很恼火，恰逢刘基丧妻，就批准他告老回家。这时朱元璋方有营建中都之意，又锐意出塞追歼残元主力王保保。刘基临走前，上书说：“凤阳四散之地，非天子宜居；王保保未可轻也。”后来果真被他说中了。
    
    这年冬天，朱元璋想起刘基劳苦功高，亲自写了封信，召他回京，赐赉甚厚，进兼弘文馆学士，并追赠其祖、父皆永嘉郡公。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刘基诚意伯。到了第二年，才又允许他回家。刘基回青田后，仍上章问朱元璋起居情况，撰《平蜀颂》。朱元璋有事也常请教刘基，曾亲笔写信询问天象：“即今天象叠见，天鸣已八载，日中黑子或一或二或三，或一日二见，不知灾祸何年何月何日至？”刘基就详详细细地写了一个奏本，主要意思讲：霜雪之后，必有阳春。现在国家刚刚建立，应该给老百姓松口气，给民实惠。
    
    刘基性格刚强，嫉恶如仇，不能与世事推移，“与物多忤”，得罪了许多权贵。加之洪武初年，他位高不居，功成身退，不愿为相，使性格雄猜的朱元璋有所不满，触犯了“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教，不为之过”的禁条。他屈己藏身，消极逃遁，反而给小人们提供了一块禁脔，日后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稍一作弄，刘基的气数也就完了。
    
    初，刘基上书说，瓯、括间有一块叫谈洋的空地，南抵福建，为盐盗聚集之所，方国珍也由此起兵，请设立巡检司加以弹压。豪右奸民为之叫苦连天。碰巧茗洋逃军叛乱，地方官吏害怕上司切责，隐匿不报。刘基叫长子刘琏奏其事，奏章没有先向中书省关白。时胡惟庸方任左丞相，挟刘基旧语，加此新恨，遂暗中唆使所善地方官吏上书诬刘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刘基想据之为墓地，民不给，就请立巡检司逐民。朱元璋迷信入骨，听后颇为所动，遂夺去刘基俸禄，刘基大惧，慌忙间赴京谢罪，不敢遽归。不久，胡惟庸代汪广洋为右丞相，见朱元璋对刘基日渐疏远，于是佯与之好。洪武八年(1375)正月朔，挟医前来探病。刘基饮其药，觉肚中有个拳头般的块状体，又三月，病势转剧。朱元璋听说后遣使护送他返乡，并亲制文暗含威胁地说：“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刘基刚到家里，病情就恶化，居一月而卒，享年六十有五，谥文成。临终前，预缄所习天文秘书授长子刘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刘璟说：“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
    
    刘基死后不久，胡惟庸案发。朱元璋追思刘基生前所言，懊悔不已。他对刘璟说：你父亲是个忠臣，临死都不忘我，如今我才知道他是吃了奸臣们的蛊了。我要向天下公布他的好处。又安慰道：“你父亲是有分晓的，如今我做皇上的也是有分晓的，终不亏了他的好名声。”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颁诰，令刘基子孙世袭诚意伯爵禄。

 

《战争艺术概论》
 
【名称】《战争艺术概论》
【作者名】若米尼
【朝代（国家）】瑞士
【作者简介】
　　若米尼，A.-H.deAntoine-Henri de Jomini (1779～1869)，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生于瑞士帕耶讷。1798年起在瑞士军队服役，曾任陆军部长的副官和秘书长等职。1804年到法军供职，参加过拿破仑一世指挥的多次远征；1805年曾把自己的新著《论大规模军事行动》面呈拿破仑一世，深得拿破仑一世赏识，任命他为上校参谋。后任M.内伊元帅的军参谋长。1813年因与拿破仑一世的参谋长 L.-A.贝尔蒂埃元帅矛盾激化而转投俄军，两度担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待从武官。为沙俄军事学院的奠基人之一。俄土战争(1828～1829)和克里木战争时，参加过俄军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1855年晋升步兵上将。同年离俄赴比利时。后去法国，死于巴黎。　
　　一位西方人士这样说过：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一代天骄拿破仑，拿破仑战争则培育出若米尼这位近代兵学大师。若米尼的一生的确极富传奇色彩。他是瑞士人，一生却主要为两个敌对的大国———法国和俄国效劳；他虽然连初级步兵学校都未进过，但却成为与克劳塞维茨齐名的西方军事理论家；他没有显赫的家世，却得到了拿破仑的赏识并被俄军授予上将军衔；他撰写的军事巨著《战争艺术概论》被欧美各国普遍列为权威性军事教材，曾是美国内战南北两军军官们囊中的必备读物…… 

　　1801年，22岁的若米尼怀揣着自小立下的要当元帅的远大抱负，离开祖国瑞士来到了巴黎。经人介绍，若米尼在一家服装厂当上学徒工，在巴黎落下了脚。 

　　工作对于若米尼来说，很快就驾轻就熟了。年轻的若米尼当然不甘心一辈子只做这样“轻松”的工作。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若米尼从未停止过在军事方面的自学。白天他抽空学习，晚上有时则彻夜读书。他潜心研究拿破仑的崭新作战方式和统帅艺术，并将其同菲德列大帝的帅道进行比较分析。两年后，若米尼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论大战术》（又名《大军作战论》）。 

　　1803年，第二次反法同盟形成。拿破仑开始在法国进行兵力动员。若米尼认为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来了，《论大战术》说不定就是自己得到元帅权杖的“敲门砖”。他离开了服装厂，准备去敲响自己人生的大门。 

　　当时法国最深孚众望的是魏特将军。若米尼带上自己的手稿去拜访将军。不料，当时给魏特将军当秘书的是他的小舅子肖德隆上尉。此人不学无术，又喜欢自作主张，看到这个极其普通的瑞士青年也找上门来要见将军，于是从中作梗。若米尼第一次毛遂自荐的尝试失败了。 

　　既然法国不要他，若米尼把目光转向了另外一个大国———俄国。一天，若米尼带着写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献辞和《论大战术》一书的手稿，去见俄国驻巴黎大使。接见他的是大使馆秘书乌布里尔。 

　　乌布里尔把若米尼请进了会议室，翻阅了一下他的《论大战术》手稿后说道：“亲爱的先生，要给我们俄国将领们上课，您不觉得太年轻了吗？” 

　　若米尼大声回答：“我不是想一定要给贵国的将领们上课，我只是想把我在兵法上的一些发现与俄国的将领们进行一下探讨。” 

　　乌布里尔根本不想听若米尼在说什么，不客气地讥讽道：“有些在巴黎马路上东游西逛的人很会招摇过市，老把我们俄国人看作傻瓜。” 

　　话说到这个份上，若米尼只能起身告辞：“好吧，先生，后会有期。”若米尼的第二次毛遂自荐又以失败告终。 

　　屡屡碰壁的若米尼终于遇到了转机。他的书稿引起了拿破仑手下大将内伊元帅的重视。内伊元帅十分欣赏若米尼的军事才能，决心帮助这个年轻人。他不仅掏钱资助若米尼出版了这本书，并礼聘若米尼为随身助理，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拿破仑。这一次，若米尼，这个26岁的瑞士青年，终于迎来了他的将军之路。 

　　当拿破仑读了若米尼《论大战术》书稿后，拍案而起：“年轻的瑞士人把我的全套战法都写出来告诉我们的敌人了！军政部为什么批准出版这本书？”过了一会，拿破仑平静了下来，又说：“我实在不必这么自扰。敌人的那些老将们根本不读书，而肯读书的青年人又不够资格有指挥权。不过，今后再出版这种书，必须由我亲自批推。”不久，若米尼被提升为上校，当了内伊的参谋长。 

　　1806年，欧洲战事重启。拿破仑亲自召见若米尼，决定把他留在统帅部以便咨询。召见完毕后，若米尼需要返回内伊军部作个交代。行前他问拿破仑：“4天以后我是否应该到班堡再去见您？”法国皇帝一听，极为吃惊，反问：“谁说我要去那里的？”因为这是拿破仑藏在心中的机密行动计划，从未泄露给别人。若米尼不慌不忙地回答：“陛下，是地图和您指挥的马伦哥、乌尔姆两次战役告诉我的。”这件事给拿破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在他被流放到圣赫勒那岛的晚年，他还曾对身边人讲述起这段往事。 

　　若米尼的超群才略和拿破仑的格外器重引起了法国一班元帅对这个“外来户”的嫉妒。若米尼对这些心知肚明。为此他先后15次提出辞职，但每次都被挽留下来。但是，若米尼感到继续在法国军队干下去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 

　　1813年8月，若米尼致书俄国沙皇亚历山大，表示愿意前赴俄国效劳。此时的若米尼早已不是昔日默默无闻的穷小子了。亚历山大欣然表示欢迎。这样，若米尼告别法国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 

　　初到俄国时，若米尼在亚历山大的统帅部当军事顾问。亚历山大死后，尼古拉一世登基。鉴于俄国旧式军校观念落后，思想陈腐，尼古拉一世责成已是俄军高参的若米尼着手研究军事教育改革。若米尼经过思考，决定参照普鲁士柏林军校的模式，建立一所可供未来俄国将军们学习兵法的军事学院。学院将以民主的教学和管理方式来为俄军培养指挥和参谋人才。 

　　尼古拉一世很快批准了若米尼的方案，同时任命若米尼为俄国第一所高等军事学院首任院长。若米尼非常高兴，因为兴办军校教授学生是他一生的夙愿。此时若米尼已52岁。 

　　对于若米尼的离法去俄，法国方面未作苛责，因为若米尼的国籍是瑞士，而瑞士又是个中立国，所以人们并不把他的做法视为叛国。当俄国等欧洲反法同盟国家在1815年重新对法国开战时，若米尼也保持了人格的荣誉，从未为俄国及其盟友设一谋。即便是有一次普鲁士国王亲自来征求作战建议，他也当面拒绝。对此，俄皇亚历山大也很体谅，对法战事期间特地让他回瑞士休假。在1815年以后的和平年代里，若米尼继续充任俄皇的军事顾问，协助进行军事改革，最后官拜至上将。1869年3月24日，这位90岁的老人在巴黎去世。
【正文】
出生于瑞士的若米尼曾任拿破仑三世高级军事顾问，其军事巨著《战争艺术概论》共分七章四十七节，另有一个结论、一个补遗、两个续编及七幅附图。在"告读者"中，主要介绍作者本人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及个性成书的过程。在"现代战争理论及其作用概论"中，主要介绍一下当代战争理论的现状，指明在所有战争艺术的理论中，惟一合理的理论就是以研究战史为基础的理论。而他的这本《概论》，就是一本现代战争理论及原则的综合体系。关于战争艺术的定义，作者认为"战争艺术"一般分为五个纯属军事问题的组成部分－－战略，大战术，战争勤务，工程艺术和基础战术以及战争政策。由此，作者指出，战争艺术实际包括六个各不相同的部分。第一章为战争政策，主要按战争目的、性质和形式探讨各种不同战争。第二章为军事政策或战争哲学，主要探讨影响战争胜负的各种基本因素。第三章为战略，除探讨战略定义和一些基本原理外，还具体探讨了各种作战体系，而对战略计谋作了更深入的探讨。第四章为大战术与交战，具体探讨各种交战，诸如进攻、防御、迂回机动、行军遭遇交战、突然袭击和要塞围攻战等。第五章为战略战术性混合作战，主要探讨攻击、渡河、退却、追击、行军、登陆作战等。第六章为战争勤务或调动军队的实用艺术，主要探讨战争勤务的概论、范围，以及侦察和及时查明敌人移动情况的其他方法。第七章为军队的战斗部署和三个兵种的单独使用或联合作用，主要探讨军队在战斗线上的配置及编成，以及步兵、骑兵、炮兵三个兵种的单独使用或联合使用。在"结论"中，主要探讨了战争取胜有赖于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阐明了战略与战术定义、战略侦察以及认识战争规律、指导原则、进攻和防御等原理。在"补遗"中，着重探讨了几次海外的主要远征。在"续编"中，主要对战略、培养战略眼力的方法和军队战斗部署作了进一步的概述和探讨。 

　　 《战争艺术概论》总结了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经验，根据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战争基本原理，提出了许多当时行之有效的作战指导原则、方法和形式。该书涉及的范围广，主要内容有： 

　　 １、战争政策。"战争政策就是外交与战争之间的一切相互关系。"战争政策所研究的问题，应能帮助国家元首和军队统帅判断战争是否适合时机，是否正当或是否需要，并决定采取哪些行动来达到战争目的。研究战争政策，就是要确定战争的性质、目的、时机、规模和战法。战争政策不仅对国务活动家而且对军队统帅也至关重要，因为它同所有可能采取的战争手段和行为都有极密切的关系。 

　　 ２、军事政策或战争哲学。军事政策就是政府和统帅采取的一切既不属外交领域，也不属战略领域的军事手段。军事政策研究的范围很广，包括敌对国家的经济资源、军事地理状况、军事实力统计（含军事组织、现役兵力、预备役兵力、兵力编成、武器装备等）、总参谋部的主要作战原则、民族的战斗意志及对本国政府和制度的忠诚程度、可能得到的一切支援和可能遇到的一切障碍，当然也包括本国国王和统帅的特性与才干、政府或国防机构在首都可能对战争施加的影响、军队的体制、兵力编成和武器装备，以及一切可能的援助和阻力等。一个英明的政府的军事政策应保证：国家元首文武双全，既受过政治训练，又受过军事训练，若不能亲自统率军队，则应选择一个优秀的代理人；常备军要经常处于战备状态；建立充分的物质储备；高度重视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总参谋部平时集中力量进行战备，周密组织侦察，根据敌我双方情况拟制作战计划。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培养民族的尚武精神和军队的士气，那么它为建设军队而采取的一切最好的措施也都将是徒劳的。鼓励尚武精神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使军队受到普遍的尊重和关怀。第二个方法是，保证那些曾为国家服役的人对政府官员的空缺享有优先候补权，甚至可以规定某些职务必须由服役满多少年者始可充任。为此，必须鼓励和钦佩勇敢精神，必须尊重军人。 

　　 ３、战略。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争区域的艺术，是为入侵别国或保卫本国而在战场上指挥大军的艺术，是把一支军队的最大部分兵力集中到战争区域或作战地区决定点上去的艺术。总之，战略是进行战争的艺术。战略的核心问题在于抓住全部战争的锁钥，集中主要兵力攻击敌人的一翼或者一点。战略的重要任务在于：正确判断敌方的战争区；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决定点；抓住有利时机通过机动和快速性取得优势；集中主要兵力，协调一致地对具有决定意义的敌军中央或一翼实施攻击。只有兵力占无限优势，方可对敌中央和两翼同时采取攻势，否则，将犯极大的错误。战略原则是不受自然条件、武器装备和军队编制的影响的，是永恒不变的，从西庇阿、恺撒到弗里德里希二世、彼得一世和拿破仑一世，战略原则都是一样的，如都是集中使用兵力。 

　　 ４、大战术与交战。"交战是在重大的政治和战略问题上相互竞争的两军具有决定意义的冲突。"凡是交战，总有攻防两方，对攻者来说是进攻交战，对防者来说是防御交战。此外还有一种交战称遭遇交战。而大战术正是巧妙组织和指挥交战的艺术。"大战术的组织指导原则同战略的组织指导原则一样，就是把自己的主动力仅用于对付敌人的一部，仅用于能保障获得最大战果的决定点上。"归根到底，"交战就是战争的主要和具有决定性的行动"。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一组织指导原则，大战术要求军队统帅：善于抓住有利时机，把主力投到决定点上；巧妙指挥各兵种为胜利作战。大战术研究的内容包括：战斗中选择阵地和防线；战斗中采取攻势（积极）防御；决定攻击敌人防线时的战斗队形和机动样式；两军遭遇交战和不预期交战；对配置在野外的敌军的突然袭击；指挥投入战斗的号令；对阵地和营垒的攻击；进行突袭等。 

　　 ５、战术。战术是指挥战斗的艺术，是指挥师或独立支队独立作战的艺术，是在决定性时机对决定点使用主动力投入战斗的艺术。战术决定军队在战场上实施机动和役入冲击的各种部署；决定部队的使用程序和遂行任务的方法。战术在战争中是惟一无一定规律可循的东西。 

　　 ６、战略战术性混合作战。战略战术性混合作战，包括钳制攻击与大支队、渡河、退却和追击、军队行军宿营、登陆作战。钳制攻击是在远离主要作战地区的战区边缘采取的辅助行动。而大支队就是执行钳制攻击任务的，它的行动对整个战局的成败有重要关系。在欧洲陆战场，要流过像多瑙河、莱茵河、易北河等等大河流，因此渡河问题就值得研究了。诸如渡河点的选择、架桥艺术、架桥部队、器材等，都要认真准备。退却是一切战争行动中最困难的一种行动。因此，定下退却决心、退却方法，搞好退却保障，就是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了。当一支军队退却时，不论出于何种动机，敌方通常总是要追击的。追击的勇气和积极性，当然决定于统帅的大胆性格和两军的物质及精神状态。追击时应尽可能地采取大胆和积极的行动，特别是在交战取胜后实施追击时更应如此。在战争期间，不论是在行军时，或是在执行监视任务时，或是在待机恢复进攻时，军队都完全可能在所占领的战略位置上保持集中宿营或舍营。登陆作战是一种很少采取的军事行动。但要登陆作战，必须迷惑敌人，隐蔽已方登陆企图；选择好登陆场，保障所有部队能同时上陆；要以最积极的行动登陆，并力求迅速占领一个依托点，以掩护部队逐渐展开；立即使部分炮兵先行登陆，以保障和支援登陆部队。 

　　 ７、战争勤务或调动军队的实用艺术。该书认为，"战争勤务实际上是战争准备的科学，是保障战略和战术使用的"，也可以说是调动军队的实用艺术。战争勤务涉及范围很广，含参谋学、后勤学，甚至司令官的领导艺术（包括组织行军、宿营、准备初期作战计划、编组战斗队形、组织战略侦察等技术性细节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勤务"也就是战略和战术的实际执行"。战争勤务在保障战争胜利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战争中实施巧妙机动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无疑是在下达命令之前必须切实掌握敌人行动的情报。"其方法，一是建立一个完善的间谍网；二是由精干的军官和轻装部队进行侦察；三是审讯战俘获取情报；四是相互印证，进行推测；五是信号法。其中，要弄清敌人的意图，最可靠的方法莫过于间谍活动。 

　　 ８、军队的战斗部署和三个兵种的单独使用或联合使用。该书认为，"虽然这两个问题属于战争勤务和辅助性的战术问题，但应当承认，它们对确有交战意图的主动帅来说则是一种主要的计谋，因而理应包括在我们提出的任务范围之内。"战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战术是多变的。因此，军队的战斗部署和三个兵种的单独使用或联合使用，都要根据战场敌我双方的情况来确定。而且，指挥官的能力、毅力，以及军队的士气等对部署与使用都有一定影响。 

　　 ９、结论。书中说，作者已尽全力叙述了战争基本规律的主要原理。战争是一门艺术。交战中，个人素质、精神力量以及万千种其他因素有时起着主要作用。冲突双方士兵的激情和军事素质，指挥官的性格、毅力和才能，甚至还有民族的以及时代的尚武精神，总之一切可称为战争的诗意和纪想的东西都将对战争的结果产生持久的影响。 

　　 《战争艺术概论》关于战争问题的主要观点为：对战争史的研究是战争艺术原理的惟一理论基础；战争远非是一门精确的科学，而是一出令人恐怖、充满激情的戏剧，是一种艺术；战争的确有几条为数不多的必须遵循的共同原则；全部战争的钥锁在于集中主要兵力，攻击敌军一翼或一点；战略是进行战争的艺术，而大战术和战术则是进行交战和战斗的艺术；进攻优于防御，进攻是一种最积极的战斗类型，而防御则是为在适当时机转入进攻所采取的临时待机行动；克敌制胜的惟一方法，不是实施旨在威胁敌人交通线的机动，而是交战；为了打败敌人，必须采取坚决的战略，坚决把主动力投到决定点上，力求对敌翼侧采取迂回乌黑时，则应从正面进行闪电突击；当不可能从敌翼侧采取迂回乌黑时，则应从正面坚决突破，先将敌孤立分割成几部，然后予以各个击破；初战获胜后，应适时转入坚决连续的追击，以求全歼或彻底打垮敌人。 

　　 《战争艺术概论》一书问世迄今，虽已过一个多世纪，但仍有经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和广泛而深过错的影响，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该书以战争实践为基础，在不少问题上强调理论重要，实践更重要；学问不在于博，而在于精；抓信主要矛盾，集中主要兵力；正确认识原因和结果，现象和本质、必然的关系；根据情况运用战争艺术原则；战争绝不是数学行动；反对绝对论，承认相对论；攻防可以互相转化；依据情况修正作战计划；精神力量能产生物质效应；对群众的意见既重视，又不依赖。凡此种种，无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作者的辩证法的思想。 

目录 　 
  
中文第一版译序
俄文版说明
献给俄皇陛下
告读者
现代战争理论及其作用概论
战争艺术的定义
第1章 战争政策
第1节 捍卫权利的攻势战争
第2节 政治上取守势而军事上取攻势的战争
第3节 争权夺利的战争
第4节 有同盟国参加或无同盟国参加的战争
第5节 干涉性的战争
第6节 由于热衷征服或其他原因而进行的侵略性的战争
第7节 信念战争
第8节 人民(民族)战争
第9节 国内战争和宗教战争
第10节 两线作战和同时进行两个战争的危险性
第2章 军事政策或战争哲学
第11节 军事统计学和军事地理学
第12节 影响战争胜败的其他因素
第13节 军事制度
第14节 军队统帅和高级作战领率机关
第15节 民族的尚武精神和军队的士气
第3章 战略
定义和基本原理
战争的基本原理
战略计谋
第16节 作战体系
第17节 战区
第18节 作战基地
第19节 战略点和战略线战争区的决定点和作战目标
第20节 作战正面 战略正面 防线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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