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
关学，萌芽于北宋庆历之际的儒家学者申颜、侯可，至张载而正式创立的一个理学学派。因其实际创始人张载世称“横渠先生”，因此又有“横渠之学”的说法。
所谓“关”即关中（函谷关以西、散关以东，古代称关中），是从地域角度而言的，无论是张载之前的申颜、侯可，还是张载之后的吕大钧兄弟、李复、范育、游师雄、种师道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吕柟、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都是关中人，故其理学又称为“关学”。如果就关学的内涵性质而言，它属于宋明理学中“气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
张载“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他提出了以“气”为本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哲学思想。认为宇宙的构成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太虚枣气枣万物，三者是同一实体的不同状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种“气”一元论的唯物论之本体论，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张载还从其“气”本论的哲学出发，提出了“民胞吾与”的伦理思想，确立了他对佛道思想的批判立场。与一般理学的学派不同，关学特别强调“通经致用”，以“躬行礼教”倡道于关中，并且十分重视《礼》学，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医学等各方面的问题（参见本书“张载”条）。
张载创立关学之初，关中学子便积极追随，其中以蓝田吕氏兄弟最为踊跃。张载开始在关中讲学时，首和者就是吕大钧，接着，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张载为师。蓝田吕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加入至关重要，为关学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可惜的是，张载病逝后，三吕却投奔二程的门下，靠近“洛学”，致使关学一时冷落下来。好在还有李复、张舜民、游师雄、种师道、薛昌等人坚持进行研究，才没有使关学中断。但比起三吕来，他们的著述较少。三吕的主要著作有《吕氏乡约》《吊说》《克己铭》《吕蓝田语录》《中庸解》等。这些著作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忽必烈建元之后，并不看重儒学，而是把儒排在娼之后、丐之前，所谓“八娼九儒十丐”是也。这种疏离状态，使得儒家思想很难再登堂入室。这个时期，只有杨恭懿与其父杨天德、其子杨寅三代极力倡导关学的精神。他们祖孙三代孜孜不倦地以讲学为生，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实学风格和为人“气节”。于是有“杨氏三代”、“郁郁遗风”之美誉。元代文学家姚燧称颂杨恭懿为“西士山斗，学者宗之”。杨氏三代的努力，终于使关学在元代尚未失忆失语，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明朝以理学开国，使儒家书籍遍及天下，为关学振兴开辟了一条坦途。据有关史籍记载，在明代中后期，关中的理学家竟达百人之多，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吕柟。他与统治了百年的“阳明学”对衡，而盛赞张载、二程和朱熹的学说。晚年吕柟辞官回乡，建立书院，培养学生，著书立说，撰有《四书因问》《宋四子抄释》《周易说翼》《礼问》《泾野先生文集》等，成为张载之后的关学大学者。另外，还有一位学者是冯从吾。他本来在朝做官，因对宦臣魏党极为不满而回到家乡，二十六载闭门著书，著有《关学篇》《凝思录》《辨学录》等，为弘扬关学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张载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他的“太虚即气”和“一物两体”学说就是见证。他一反“二程”以“理”为万物本源的说法，而把“气”作为万物的本源。他认为由于气的聚散和变化形成了客观世界的各种物质现象，气聚拢时而为万物，气散开时就成为无形的“太虚”。他认为气分阴阳两端，即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矛盾斗争形成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运动。他把矛盾运动称为“参”。这个“两端一参”论，是他和“二程”学说的最大区别；再比如他的“地球中心”学说，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本身有自转，由太阳、月亮和其他五颗星宿组成的七曜，与地球同时向左旋转，只是因为转速不同而形成了在地面上看，有左旋、右旋。这样的科学观点在当时是非常先进和可贵的。
张载的思想具有独创性。他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思想，不仅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反映了他视民如同胞的平等原则。这样的思想在张载之前是没有人提出过的，不能不说是他的独创。在人类生态环境已经发生危机的今天，他的这一思想显得格外珍贵；他还主张恢复井田制，认为井田制可以使百姓贫富均匀，丰衣足食；他主张爱护天下所有的人和物，不要贪婪，不许霸占。这无疑是继承并发展了儒家“仁民爱物”的观点。
张载治学主张具有科学性。他提出并主张“学必为圣”、“经世致用”、“笃行践履”。他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始终坚持高度关注国家、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积极参与社会的变革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问。冯友兰先生评价说，张子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概括了哲学家的最高境界。
张载的教学方法具有先进性。他在教学方面提出四种原则和方法：一是勤学博文，以求义理。他认为“学愈博则义愈精微”，博学可以从中求到义理，“勤学可以修身”；二是“尽人之材”。认为人是有差异的，教人要根据差异尽其才，乃不误人；三是提出可接受性和渐进性原则。他认为“教之而不受，虽强告之无益”。所以，教学要注意受教育者能否接受，并注意渐进。四是教学相长。他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四益”：“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绊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数次，己亦了此文义，二益也。对之必正衣冠，尊瞻视，三益也。尝以因己以坏人之才为之忧，则不敢堕，四益也。”
张载关学，尽管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关学作为儒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学派，从北宋到清末，延续了800余年，誉播华夏，影响深远。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曾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这样的评价并非过誉之词，历史上的关中学者当之无愧。但不得不承认，从刘古愚、于右任之后，近百年来再没有出现关学代表人物，也缺乏一些比较系统的著述，以至提起关学，一些人竟然不明就里。不过，张载的影响仍在，关学并没有成为绝学。1978年中华书局重新刊印了《张载集》《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宋明理学史》等，都对张载的哲学给予了非常显著的地位。另外，张岱年著有《中国十一世纪唯物论张载》，陈俊民著有《张载的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陈宜山著有《张载哲学的系统分析》等，都是对关学思想的研究和弘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张载的家乡眉县曾召开过四次关学思想学术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关学思想的研究。1998年以来，眉县修复扩建了张载祠、张载墓，恢复了横渠书院，修建了张载文化广场。2007年10月，在眉县召开了“2007中国•宝鸡张载关学与东南亚文明学术研讨会”，70多名海内外专家学者聚集在太白山下，围绕“民胞物与，和谐文明”这一主题，进一步探讨了张载关学的学术价值及其现实价值。这次研讨会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借鉴关学思想构建和谐中国、和谐东亚、和谐世界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自古多豪杰的关中，应该有众多的学者专家关注张载关学，把张载宝贵的哲学思想承接过来，传递下去，为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作出新的贡献。
（ 陕西特别是西安能够成为全国的教育强省，与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关学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载的故乡----眉县能够成为全省的教育强县，与关学的深厚文化底蕴肯定不无关系。 关学的精髓需要我们更深入的发觉，特别是在现在这个重大的社会历史转型阶段，对文化，思想，教育等各方面都将会产生深远重大的影响。相信，智慧的眉县人民和国内外学者，会毫不犹豫的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从文化产业，教育产业，影视传媒产业，旅游产业等全方位，多角度，全方位，科学有效合理的发掘利用关学精髓，造福全人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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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与理学的关系：
宋明理学，简称理学，通常被称为宋明两代的儒学。虽然是儒学，但同时借鉴了道教和佛家的思想。
北宋嘉祐治平年间（1056年—1067年），儒学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学派、司马光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含张载的关学）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后来洛学由朱熹发扬光大，成为居正统之位的程朱理学。
南北朝期间，道、儒成形，道家讲玄理，佛家讲空理。宋明理学虽以儒学内容为主，同时也借鉴了佛学和道教思想，讲的则是“性理之学”。宋明儒者的学术，大致可以分为“北宋”、“南宋”，和“明代”三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唐代以来“疏不破注”的教条，慢慢培养了对经书怀疑的态度，从疑经走上了改经的道路。
北宋诸儒以周敦颐、张横渠、程颢、程颐为大宗，上承儒家经典，讲仁与心性，又讲格物穷理。熙宁三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引发党争，二程分别退居洛阳，理学在此后七年或十年达到成熟[1]。
宋朝南渡以后，儒学分为三派——程颢开胡五峰之“湖湘之学”，程颐开朱子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代表者乃朱熹；陆九渊则直承孟子而开出心学一派。
南宋以后，只有朱陆二系传续不绝。元明之际，朱学进居正统之位，为中国君主社会后期的官方思想。惠栋在评《毛诗注疏》时说：“宋儒之祸，甚于秦灰。”
明朝
明朝中叶，王阳明承陆九渊而阐发心学，创立致良知之“阳明学”，集心学之大成。明末刘蕺山呼应胡五峰而盛言以心着性之义。明末王学亦走入末流，黄宗羲说：“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世贞说：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
清朝
理学在清初以后走入空谈，严重脱离实际，以学术为工具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连康熙都说“今视汉宫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2]。他曾说：“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
现代
现当代儒家信仰者亦多崇奉宋明理学，而其中又分为陆王心学派，程朱理学派。
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包括：
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
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
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
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派（以“理”为核心概念）--主条目：程朱理学
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派（以“心”为核心概念）
陈亮与叶适的事功学派（以“事功”为核心概念）等。
陆王心学于程朱理学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合流而盛于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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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人物及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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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颜、侯可，
张载，
吕大钧， 兄吕大忠、弟吕大临 ，
李复、范育，张舜民、游师雄、种师道、薛昌，
杨奂、杨恭懿祖孙三代（杨恭懿，父杨天德、子杨寅），
吕柟、韩邦奇，马理，
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李雪木、刘古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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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可
侯 可，字无可，华州华阴人。少倜傥不羁，以气节自许。既壮，尽易前好，笃志为学。随计入京，里中醵金赆行。比还，悉散其余与同举者，曰：“此金，乡里所以资应诏者也，不可以为他利。”且行，闻乡人病，念曰：“吾归，则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愈，辍己马载之，徒步而归。
孙沔征侬，请参军事，奏功得官，知巴州化城县。巴俗尚鬼而废医，唯巫言是用。娶妇必责财，贫人女至老不得嫁。可为约束，立制度，违者有罪，几变其习。再调华原主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质人田券至万亩，岁责其租。可晨驰至富家，发椟出券归其主。郡吏赵至诚贪狡凶横，持守以下短长，前后莫能去。可暴其罪，荷校置狱，言于大府诛之，闻者快服。
签书仪州判官。西夏寇边，使者使可按视，即以数十骑涉夏境，猝与之遇，亟分其骑为三四，令之曰：“建尔旗帜，旋山徐行。”夏人循环间见，疑以为诱骑不敢击。韩琦镇长安，荐知泾阳县。说渭源羌酋输地八千顷，因城熟羊以抚之。琦上其功。又议复郑白渠，得召对，旋以微罪罢。官至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
可轻财乐义，急人之急，忧人之忧。与田颜为友。颜病重，千里求医，未归而颜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敛而可至，拊之乃瞑。颜无子，不克葬，可辛勤百营，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单衣以居，有馈白金者，顾颜之妹处室，举以佐其奁具。一日自远归，家以窭告，适友人郭行扣门曰：“吾父病，医邀钱百千，卖吾庐而不售。”可恻然，计橐中装略当其数，尽与之。关中称其贤。
吕大钧
吕大钧（1029-1080），字和叔，吕大忠二弟，陕西蓝田县人，吕大钧出身在一个宦官和书香门之家，他从小就胆识过人，文才兼备。北宋嘉佑二年（1059年）中进士，被授予秦州（今甘肃天水）司里参军，后任延州（今陕西延安）监折博务、三原知县、后供（今福建福州）知县等职。当被荐知泾阳时，父吕赍病逝，他赶回奔丧。三年丧期满后，吕大钧自以为学识尚浅，于是他边辞官回到蓝田，开始传授张载学说，以“教化人才，变化风俗”为己任。经过吕大钧多年努力，“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后来许多大臣都推举吕大钧为王宫教宫，吕大钧不负重望，特写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论》献上，文中描绘了建立“外无异人，旁无四邻，无寇贼可御，无闾里可亲”的共和大家庭的构思。被即任以凤翔寻监船务官和制改宣议郎等职。元丰年间（1078-1080），时值宋朝用兵西夏，吕大钧是富廷（今陕西富县至延安一带）转运司副使。一次，种谔率兵己出塞外，可军需还没有接上，转运使李稷恐受军法，打算回安定（今陕北王家堡一带）取粮草，就派吕大钧向种谔请示，种谔得知后，怒道：“吾受命将兵，安知粮道，万一不继，召稷来，与一剑耳。”吕大钧替李稷求情，种谔听了吕大钧的解释，表示解释，表示理解，但嘴上却说：“君欲以此报稷，先稷受祸矣！”吕大钧不禁不怒，反讥笑说：“你以为这些话就能吓倒我吗？我奉命前来向你请示，你把我杀了，我毫无怨言，惟恐你会因此而受过。”种谔见吕大钧刚直不阿，只好同意吕大钧的意见，这才允许李稷免受处置。时间不长，吕大钧在任上病逝，时年五十二岁。
吕大钧一生为朴实厚道。他和张载为同科进士，得知张载学识渊博，便第一个拜张载为师，随之带动关中学者趋向张载求学，一时横渠闻名于世，形成“关学之盛，不下洛学，就是远落在后，很少有人能将张载所授的融会贯通，唯有吕大钧不畏人言，躬行儒家”仁爱“礼教，以先生法度为准绳，并能将所学知识用到日常生活中。其父吕赍的丧事，吕大钧等活动中。坚决抛弃陈规陋习。吕大钧还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编写了《吕氏乡约》、《乡义》等。《乡约》主要提出
“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章。经过推行，对改化关中风俗起到了实际功效，扭转了汉魏以来佛学盛行，造成儒家礼教衰败的混乱局面，起了决定性积极作用。张载高兴地说：“秦俗之好化，和叔有力”。程颐也称：“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朱熹称《吕氏乡约》“今为令申”。
吕大钧死后，范育给他写了墓志铭，称吕大钧“是诚德君子”，说吕大钧一生性格醇厚正直，刚强勇敢，言行一致。能以孔子求学必有远大理想来激励自己，以孟子积德行善为榜样，以颜子克求仁义来自勉，力图由诚学的精神达到明白事理，且为此目标奋斗不止。他不因别人都停止不前而陷入困惑之中，也不因为少数人的看法而顺从。他不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动摇自己的观点，而为能够“继承孔孟之绝学，阐物儒家礼治”这个宗旨而奋斗不息，力求使自己成为鸿儒。连吕大钧之妻种氏也效仿他为其父办理丧事的作法，不用乡风野俗，而是严格依照儒家礼制将其安葬。其子吕义山也深得父传，后来也成了大学者。
吕大钧主要著作有《四书注》、《诚德集》等。
吕大忠
吕大忠（生卒年不详），字进伯。京兆蓝田人。
其先汲郡（河南卫辉）人。祖吕通，太常博士。父吕蕡简，比部郎中。与弟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称蓝田吕氏四贤。
程颐称：“吕进伯可爱，老而好学，理会直是到底”。皇佑进士，初为陕西华阴县尉，后任山西晋城县令。升秘书丞，兼任定国军的军事判官。迁河北转运判官、陕西转运副使，官至宝文阁直学士，元祐二年（1087年），任陕西运转副使期间，将《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及碑石移至西安碑林。晚年与章敦等不合，徙知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又降待制，后致仕，不久卒。着有辋川集五卷，及奏议十卷。
吕大临
吕大临（1044年—1091年），字与叔，京兆蓝田（陕西蓝田县）人。
其先汲郡（河南卫辉）人，迁居京兆蓝田（陕西蓝田）。祖吕通，太常博士。父吕蕡简，比部郎中。与兄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并称蓝田吕氏四贤。
中国宋代金石学家。字与叔。其先汲郡（今河南卫辉）人，后移居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曾学于程颐，与游酢、杨时、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先生。元祐中，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后范祖禹荐其充任讲官，未及用而卒。吕通六经，尤精于礼，与兄大防等同居时即切磋古礼，自谓所施冠昏丧祭诸礼一本于古，当时有“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之称。范祖禹“荐其修身好学，行如古人，可充讲官，未及用而卒”[1]。著有《考古图》10卷，《易章句》、《大学说》、《中庸说》各1卷，《礼记传》16卷，《论语解》10卷，《孟子讲义》14卷，《玉溪先生集》28卷。又与其兄大防合著《家祭仪》1卷
李复
［约公元一○九三年前后在世］字履中，先世家开封祥符，后徙长安。生卒年均不详，约宋哲宗元祐末前后在世。登元丰二年（公元一○七九年）进士。绍圣间，为西边使者。喜言兵，于书无所不窥，尤工诗。学者称为谲水先生。历官熙河转运使，至中大夫集贤殿修撰。后知秦州，死于金寇。复著有谲水集十六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百度国学
李复（一○五二～？）（《潏水集》卷八《恭人范氏墓志铭》）字履中，号潏水先生，原籍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因其先人累官并右，遂为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同上书《李居士墓志铭》）。与张舜民、李昭玘等为文字交。神宗元丰二年（一○七九）进士。五年，摄夏阳令。哲宗元祐、绍圣间历知潞、亳、夔等州。元符二年（一○九九），以朝散郎管勾熙河路经略安抚司机宜文字。徽宗崇宁初，迁直秘阁、熙河转运使。三年（一一○四）知郑、陈二州。四年，改知冀州；秋，除河东转运副使。靖康之难后卒。撰有《潏水集》四十卷，已佚。清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为十六卷，其中诗八卷。事见《潏水集》附录宋钱端礼撰《书潏水集后》及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宋元学案》卷三一有传。
李复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潏水集》为底本，参校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藏北京图书馆，简称文津阁本）和残存《永乐大典》中李复诗。新辑集外诗附于卷末。
张舜民
张舜民 北宋文学家、画家。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号□斋。□州（今陕西彬县）人。生卒年不详。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为襄乐令。元丰中，环庆帅高遵裕辟掌机密文字。元□初做过监察御史。为人刚直敢言。徽宗时升任右谏议大夫,任职七天,言事达60章，不久以龙图阁待制知定州。后又改知同州。曾因元□党争事，牵连治罪，被贬为楚州团练副使，商州安置。后又出任过集贤殿修撰。
张舜民随高遵裕西征灵夏，无功而还，他作诗嘲讽有"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及"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西征途中二绝》）等句，因遭转运判官李察劾奏，贬为监郴州酒税。其后位渐通显,而议论雄迈,气不少衰。晁公武称其"文豪重有理致，而最刻意于诗"。晚年作乐府百余篇。自序中说："年□耳顺，方敢言诗，百世之后，必有知音者。"其代表作《打麦》吸取民间乐府手法，描述四月麦熟田家辛勤收割的劳动场面,并揭露官赋剥削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具有较深的现实意义。
张舜民的词作与苏轼风格相近，所以有的作品被人误为苏词。宋人周紫芝《书张舜民集后》说："世所歌东坡南迁词，'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二语，乃舜民过岳阳楼作"。张舜民生平爱画，且题评精确。虽南迁羁旅中,所经各地也必搜访题识,东南各处士大夫家所藏名作，全被载录。亦能自作山水。其文集今存《画墁集》8卷，补遗1卷，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及《丛书集成》本。
作品：
江神子（癸亥陈和叔会于赏心亭）
七朝文物旧江山。水如天。莫凭栏。千古斜阳，无处问长安。更隔秦淮闻旧曲，秋已半，夜将阑。
争教潘鬓不生斑。敛芳颜。抹么弦。须记琵琶，子细说因缘。待得鸾胶肠已断，重别日，是何年。
朝中措（清遐台饯别）
三湘迁客思悠哉。尊俎定常开。云雨未消歌伴，山川忍对离杯。
他年来此，贤侯未去，忍话先回。好在江南山色，凭时重上高台。
卖花声（题岳阳楼）
木叶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敛芳颜。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
醉袖抚危栏。天淡云闲。何人此路得生还。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
卖花声
楼上久踟躇。地远身孤。拟将憔悴吊三闾。自是长安日下影，流落江湖。
烂醉且消除。不醉何如。又看暝色满平芜。试问寒沙新到雁，应有来书。
游师雄
游师雄（1037—1097），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人，字景叔，宋治平元年（1064）中进士(清雍正《陕西通志》卷三○说是治平二年中进士)，授仪州司户参军。熙宁四年（1071）改任德顺军判官，与诸将计议边事，多所建树，使边境赖以无患。元佑初，朝廷议弃边地四寨，师雄极力主张坚守，但意见未被采纳。以致西夏得寸进尺，边境无宁日。元祐二年（1087）师雄改任军器监丞，时夏人谋犯熙河，守将刘舜卿采纳师雄御敌之策，连战大捷，先后杀敌近四千人，俘获敌帅九人。捷报传来，举国欢庆。不日调升陕西转运判官。元祐五年（1090）又任提点秦风路刑狱。次年，夏人侵泾原、熙河两地，游师雄在定西至通渭间修筑护耕七寨等战略据点，以加强防卫，使边境安定多年。后转礼部员外郎兼集贤校理，领陕西转运使。元祐八年（1093）调为朝奉郎加云骑尉。后游师雄以病请求辞职，哲宗接见时，赞扬他的功绩，反提升他为卫尉少卿。绍圣元年（1094），游师雄又为哲宗皇帝策划御敌要略六十条（一作十六条），当时谓之《绍圣安边策》。绍圣二年（1095），再调河中知府，不日又晋升为直龙图阁兼秦州知府，领秦凤路马步军都总管加飞骑尉等职。绍圣四年（1097）秋，调为陕州知府，是年七月六日病故，终年60岁，归葬武功，墓尚在。
种师道
种师道(1051-1126) 北宋名将。原名建中，又名师极，字彝叔。洛阳(今属河南)人。
生平略纪
善察形势，沉毅有谋。初以荫补官，历熙州推官、原州通判、提举秦凤常平。因被诬入元佑党籍，罢废近十年◇起为忠州刺史、泾原都钤辖、知怀德军。政和六年(1116)，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知渭州。宣和元年(1119)初，奉徽宗命率军修筑席苇平城(后改为静夏城，今甘肃平凉境)，城未就而夏军骤至，乃列阵葫芦河(今宁夏清水河)畔，佯欲决战，暗遣军出夏军后，扬言宋援军至，乘其犹疑之机，前后夹击，大败夏军。六月，再破夏军于藏底城(今陕西志丹北)，升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四年，从童贯攻辽，因建议被拒，兵败雄州(今河北雄县)。六年，建议联辽抗金，遭拒被劾致仕。次年十月，金军大举攻宋，起为京畿、河北制置使。
靖康耻的前夕
靖康元年(1126)正月，率1.5万兵救援东京(今河南开封)，进至洛阳，闻金军已临城下，遂虚张声势，沿路张榜，号称百万，张旗击鼓而进。金军不知虚实，移师增垒自卫。至京，授同知枢密院事、京畿两河宣抚使。因反对割地议和，建议乘金军回师时半渡而击，被钦宗罢为中太一宫使。不久复为河北、河东宣抚使，出屯滑州(今滑县东)。八月，金军复大举攻宋，请钦宗暂避长安(今西安)，朝廷召其还朝。
靖康元年（1126年）十月七十六岁的种师道病卒，生前曾出四次关键建议：
第一次是二月初姚平仲夜劫金营失败，种师道建议再次出兵劫营，或者每夜发兵几千人袭扰敌人，可以成功，宋钦宗不用；
第二次是完颜斡离不退兵，种师道建议乘金军半渡之际，发动奇袭，否则必为他日之患，宋钦宗也不用；
第三次是太原失守后，种师道急令调兵京城；
第四次是临终遗奏，建议皇帝退守关中，众臣建议良臣李纲、宗泽代守开封，宋钦宗不用。
在北宋立国一百六十年，养成一种浓重的重文轻武风气，一时国中无大将可用。
杨奂
杨奂
［公元一一八六年至一二五五年］又名知章，字焕然，乾州奉天人。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卒于元宪宗五年，年七十岁。早丧母，哀毁如成人。金末，尝作万言策，指陈时病；欲上不果。元初，隐居为教授，学者称为紫阳先生。耶律楚材荐为河南廉访使，约束一以简易。在官十年请老。卒，谥文宪。奂著作很多，有还山前集八十一卷，后集二十卷，（元史作还山集六十卷，元好问作奂神道碑则称一百二十卷）近鉴三十卷，韩子十卷，槩言二十五篇，砚纂八卷，北见记三卷，正统纪六十卷……等，传于世。
杨恭懿
《元史•杨恭懿传》：“
吕 楠
吕楠（1479—1542），字仲木，号泾野，今陕西高陵县人。吕楠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吕薄“有隐德”而不仕，而幼年的吕楠则“志大好学”，寒身酷暑，整日读书于他的矮屋之中。十四岁应重试补禀生，后因乡试不第入太学。正德三年（1508）以殿试第一而中状元。
吕楠中状元后，先后任翰林院修撰，充任以经筵讲官、考官、史官等职。明世宗即位后，又参与撰修《武宗实录》，后遭诬陷被贬解州（今山西解县）和南都（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等职。
吕楠生活在明代中期的多事之秋，当朝统治者昏庸腐败，边事多忧不安，朝中被阉党刘谨专权，阶级矛盾日益加剧。一心想干一番事业的吕楠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局面痛心疾首，十分不满。刘谨曾以同乡拉拢于他，他坚辞不就，最后愤然引疾辞归。不久，刘谨案发被处死，受株连者甚多，特别是陕西官员康海等人均遭牵连。由此，时人称赞吕楠具有先见之明。刘谨案毕，朝中名臣纷纷上书，建议皇帝“召大用，以答人心”。于是，吕楠二次回朝仍供职。他复职后不顾个人安危，继续上书劝皇帝勤学，并列举历代一些君王修业，纳谏和执政当中的经验教训，他的意见得到了武宗的赞赏和采纳。
1522年，明世宗即位，改年号为嘉靖，吕楠应世宗之召参与撰修《武宗实录》。他力劝世宗“重温圣学”，以为新政之助。后吕楠以“十三事”上书自呈。因他的主张与当政者不合，违背了皇帝的意愿遭到了帝派人物张、桂萼的反对，一时朝内议论纷纷，认为陈述的“十三事”是宰相分内的事，吕楠超越了职权范围，因此获罪下狱。后被释，贬为解州判官，上任后，因知州而死无替，吕楠便代行州事。在代职期间，他减了役、劝农桑、抚恤独孤寡，兴修水利，建“解梁书院”，聚乡贤耆老修订“教民榜”、行“关学”大家“吕氏乡约”和“文公家礼”（指北宋文彦博宰相），并在解梁书院聚众讲学，四方学人闻其盛名，接踵而来。在吕楠任职的三年中，后人称“习小学之节”“歌幽南之诗”。民俗“翁然改之”。因吕楠政绩显著，御史卢焕等以“王佐之才”累荐，被提升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临行时，“士民数千哭送至黄河岸边”。吕楠度过黄河，“犹闻对岸哭声琅琅”，他情不自禁口出一绝：“试听黄河东岸哭，为官何必要封侯”。吕楠调走后，解州人士感德不忘，立碑以记其政绩，塑像以寄其恩情。
吕楠在南京被任做“散官”，他在南京的九年中，因政务闲当，得以读书和讲学。当时王阳明“心学”兴起，一时风靡全国。吕楠反对王阳明把“良知”看作抽象的人“心”观点，认为用良知教人，于学者无益，便在南京柳湾精舍、太常南所等地讲学，与王阳明对唱对台戏，一时“相得甚欢”，风动江南，可与王阳明“中分天下”。东南学者尽出其门，连朝鲜使者来华，也称赞吕楠文才全国第一。吕楠立教严谨，躬行实践，既重言教，又重身教。他常说：“师严而道尊，道尊而民敬。”他官至三品，历仕三十余年，“家无长物，室无妾”，平不以私事干人，亦不受人私干，门徒相守数十年者，未赏见有偷语情容。吕楠因有这些美德，所以在他死后，“高陵人为之罢市者三日”，“解州及四方学者闻之，皆设尊位持心丧讣”，连世宗皇帝亦为停止朝事一天，以示哀悼。
吕楠是明朝中期关中著名的理学家，其学术思想属程朱学派，但也称张载思想是“出于精思力行之后，至论人孝，神化、政教、礼乐，至自孔孟后未有能如是切者也。”初受业于渭南薛敬之，后又求学于河东薛煊之传，明人称他为“真醇道学”，认为在“关中继张横渠者，泾野一人，在我朝可继薛文清者亦泾野一人，”冯存吾《关学编》称他是自张载以后“关学”的集大成者。他辞职回乡后，亲自与康海一道来横渠张子祠拜谒张子，并题“三秦之光”以示继承。
吕楠的著述甚多，主要有《四书因问》、《尚书说要》、《周易说翼》、《春秋说志》、《宋四子抄释》、《诗集》、《迳野文集》、《高陵志》、《解州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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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邦 奇
韩邦奇（1479—1556），字汝节，号苑洛，今陕西大荔县人。韩邦奇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韩绍宗，“学识才品，当世推重”，官至福建按察副使。韩邦奇从小聪明异常，受其父亲影响很深，青年时期“有志圣学”，且对诗歌音律有独特的见解，凡与他交往的人无不惊叹而已。
正德三年（1508），韩邦奇考中进士，先后任吏部考功主事、又升员外郎、浙江按察司、山西巡抚、南京兵部尚书等职。他在任吏部员外郎时，有一次考察都御史政绩，都御史以小帙（红包）窃视，被正德奇当场夺帙指责，当众个个失色，表现出他刚正不阿的品德。正德九年（1514），韩邦奇被调任浙江按察司佥事。在任职期间，朝廷派宦官王堂等人来浙，四处搜刮民财，当时韩邦奇在严州，目睹了宦官强征富春江的鱼产与富阳一带的茶叶，愤而作民歌《富春谣》一诗，其中写道：“富阳江之富，富阳江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 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于我！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这首《富春谣》后来被长期作为匿名作品传颂于富春江畔。当时王堂等人对他恨之入骨，遂上秦指控韩邦奇“ 沮格上供，作歌怨谤。”武宗皇帝大发雷霆，把韩邦奇捕至京，下诏入狱，朝臣上书营救，皆不听，后被革职回家。
韩邦奇回到家乡，开始了他讲学著书的生涯，四方学者云集门下，他相当一部分著作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时隔八年后，世宗即位，改年号为嘉靖，才诏韩邦奇为山东参议，韩气休不仕。嘉靖八年（1535），又诏韩邦奇为山西巡抚。韩邦奇在任职期间，山西北部一代匈奴经常入侵，加之农民起义不断，朝内安化王朱宾据宁夏叛乱，宁王朱震豪据江西叛乱，明朝以由兴盛走向衰落。但韩邦奇仍以忧国忧民为己任，他亲历塞外考察，积极备战，修复城堡，亲自到军队中抚恤士兵。他在山西近十年，边防安稳，百姓乐业，最后因年事已高，几次上书要求解职未批。嘉靖二十三年（1554）宰相周用赏识韩邦奇才干，将他调任总理全国河道，后升调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不久，又升迁为南京兵部尚书。
嘉靖二十九年（1549），六十九岁的韩邦奇，因年事已高，五次上书乞请解职回乡。韩邦奇告老还乡后，仍枚枚不卷，著书讲学，当时理学在全国达到鼎盛时期，而且理学中的王阳明倡导的“心学”已风靡全国。在这期间，他写下了《性理三解》、《易占经纬》、《易说》等著作。他对理学中的“义理”（哲学）和“数理”（占卜）以及地理学都有精深的研究。特别是对声律与乐学成就最高，应该说他是明朝著名的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至今他所著的《律吕新书直解》一直被后人推崇。《关学编》称他“文理兼备，象数可与邵康节，论道体乃独取张横渠”。
嘉靖三十四年冬（1556），关中发生强烈大地震，七十七岁的韩邦奇遭难于这场大地震。他的主要著作有：《怨洛集》、《怨洛志乐》、《大同记事》、《禹贡祥略》、《性理三解》、《易占经纬》、《书说》、《易说》、《律吕新书直解》等。
马 理
马理（1474—1556）字伯循，号溪田，三原人（今陕西三原县）。弘治十举人，正德年间考取进士。先后任吏部稽勋司主事、员外郎、考功郎中、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南京光禄卿等职。155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马理卒，时年八十二岁。
马理年幼聪明好学，举止文雅，十四岁时就成为当地很有名的诸生，二十岁和王端毅一起步入仕途。后因康僖公保举，以进士身份回到家乡，在弘道书院开始讲学。其间博览群书和儒家经典。他在讲学中注重言行如一，时时处处仿效古代圣贤，常常以曾子的“三省”、颜回的“四勿“严格规范自身，进退举止，极力追随古时的道仪，很有关学宗师张载的风范，深受名士康僖公的器重。
有一次，杨遂庵到关中监学，见到马理和康德涵、吕仲木惊叹道：“康德涵的文彩，马吕的博学，真是旷世少有。”当时，马理虽然未曾离开过家乡，但他的名声却已远传各地，并惊动了京师的学者。随后，他便动身来到京城，和许多很有学问的人一起讲学。其中陈云逵、吕仲木、崔仲凫、何粹夫，罗整庵等人和他的学术观点很接近。自此，他的学说更趋成熟，声名格外响亮，许多人都原拜倒在他的门下，听他讲学。督学唐渔石还为他建造了十分精美的嵯峨园林，并亲自题记，十分推崇马理的学说，认为他真正继承了关学、洛学的思想精髓，是一位受人敬慕的大儒。由于马理的名声斐然，仰慕者很多，就连朝鲜的使者来京，也要拜访马理和关学另一名大家吕楠，并称赞说：“伯循，仲木属中国第一人才”。马理非常喜欢古代的礼仪，经常私下揣摩、体会。至于婚、丧、嫁、娶的礼仪，他融张载、司马光、朱熹和大明礼集思想为一炉，折中用之。
马理为官时，曾多次直面劝谏武宗、世宗、多次遭廷杖处罚，并获罪入狱，但他仍以国家大事为己任，从不顾个人安危。他十分注重培养新人。七十岁时归隐商山书院，前来索求诗文的人很多。他经常着山乡贫民的服装，鹤发童颜，看起来如同神仙一般。
马理在礼仪方面拜师张载，但在学述上更接近程、朱见解独到。他的著作有《四书注疏》、《周易赞义》、《尚书疏义》、《诗经删义》、《周礼注解》、《春秋修义》、《陕西通志》等。
马理 马理（1479—1556）
字伯循，明正德甲戌年（1514）进士。曾任吏部稽勋主事、稽勋员外郎，稽考功郎中光禄卿等职。弘治年间就学三原宏道书院，其学识和文章闻名全国，当时学者都将他与宋代著名哲学家、关中学派代表人物张载相提并论。所著《送康太史奉母还关中序》一文，被传抄国外，朝鲜国将此文作范文传诵。
【马理】(1474～1556)明代官吏。字伯循，号溪田。咸阳三原人。自幼聪颖过人，博学好问。正德戊寅年(1518)，以吏部稽勋员外郎身份伏阙进谏，被下狱廷杖。出狱后任文选司主事，与本堂尚书意见不合，辞官归里。复官稽勋考功郎中后，敢于据理力争，时人称为“真考功”。后屡起屡伏，官至光禄寺卿。嘉靖辛丑年(1541)，受托总纂《陕西通志》。有诗文集多种传世。
冯从吾
［明］（1556-1627）字仲好，号少墟，长安人（今西安）。著名教育家，以鲠直著称。生而纯懿。及长，有志濂、洛之学，受业于许孚远。登万历进士，授御史，巡视中城，阉人修刺谒，拒不见。旋抗章言帝失德，帝大怒，欲廷杖之，阁臣力解得免。寻告归，杜门谢客，造诣益深。家居二十五年，又起为尚宝卿。累迁工部尚书致仕。卒，谥恭定。学者称少墟先生。从吾著有《冯少墟集》二十二卷，又有《元儒考略》、《冯子节要》及《古文辑选》，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
冯从吾居家从事学术著述的同时，也十分热衷于讲学。为了宣传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借用西安城南门里的宝庆寺（今西安书院门小学）作为讲学场所。 冯从吾的追随者很多，不久，听众竟达几千人，连明王朝的陕西地方官也来听讲。时人评其曰：出则真御史，直声震天下；退则名大儒，书怀一瓣香。
宝庆寺地窄房小，难以做讲学施教长久之地。万历三十七年（1609），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遵从冯从吾的意愿，在宝庆寺东侧小悉（西）园拨地，筹建关中书院。
关中书院初期占地数十亩，核心建筑为“允执堂”，进出六间，空间宏阔；青瓦红柱，肃穆庄严，是讲学集会之所，其名取自《中庸》“允执厥中”之句。绕堂左右各筑大屋（教室）四楹，东西号房（宿舍）各六楹。堂前辟有半亩方塘，竖亭其中，砌石为桥；堂后置一假山，名曰“小华岳”。又栽槐、松、柏、梅各种名木，一时松风朗月，槐香荷语，“焕然成一大观”。三年后，新任布政使汪道亨于书院后部又建“斯道中天阁”，以祀孔子，收藏儒家经典。后世经不断修葺扩建，到晚清已具相当规模，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座高等级学府。
冯从吾大半生是在关中书院讲学度过的。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后（1621），冯从吾一度出任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官拜工部尚书。但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权倾朝野，冯不屑与其交往。天启五年（1625）八月，魏忠贤的在陕党羽为迎合魏禁灭东林书院的旨意，派人捣毁关中书院，并将中天阁内供奉的先圣塑像拖出“掷之城隅”。冯从吾见自己呕心沥血经营多年的书院毁于一旦，悲愤成疾，第二年便去世了，终年72岁
李二曲
李二曲（李顒）简介
李顒（1627--1705） 明清之际哲学家。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因为“周至”的古字在《汉书》中解释为山曲和水曲。所以人们便称他为二曲先生。家贫， 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书。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清廷屡以博学鸿词征召，以绝食坚拒得免。为学主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以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儆切”（《二曲集》卷四），主张兼取其长。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将“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所著有《四书反身录》、《悔过自新说》、《二曲集》等。
读书：自学成才的典范
李颙幼年时代很好学，九岁那年入村塾，老师教他读启蒙课本《三字经》，当他读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句时，便向同学们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说人初生时性都是善的，那就应该说是‘性相同’，为什么书上却说是‘性相近’呢？”这说明他小时就爱动脑筋想问题。但在村塾刚刚学完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便因病休学。不久，他的父亲李可从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作战，战死在河南襄城。从此，李颙母子二人便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困难，有时连一日两餐都难以维持，更无钱读书了。但李颙每当他路过学校时，听到学生书声琅琅，便怦然心动。可是因为交不起学费，无法踏进学校的门槛，回家之后，他只好对着母亲伤心地哭泣。他母亲指点他说：“无师难道就不能学吗？古人都是你的师傅！”
他遵从母教，便把《大学》、《中庸》拿来反复学习。但当他读《论语》和《孟子》时，却遇到很多生字不认识，他便找那些识字的人问：“这是一个什么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经过刻苦努力，不到一年，李颙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了，对书中所讲的道理也逐渐理解了，慢慢做到读一本书时，只要看一遍就能记得其中的大概内容。所以当他十五六岁时已经读了很多书，掌握了广博的知识，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奇童”。
李颙在自学时，开始是没有什么计划和系统的，见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其中既有儒家经典，也有先秦诸子的著作和历史书籍，还有佛教和道教的书。十七岁时，他读了明代著名理学家冯从吾的文集，受到很大启发。他觉得冯从吾的书不仅使他了解了儒家学说发展的源流，而且使他懂得只有这种学说才有益于个人身心的修养，有益于移风易俗。从此以后，他便一心一意地研究儒家经典及历史著作，并且努力掌握其中的要领。在他满二十岁的那一年，周至县令樊侯辛听说他的情况以后，便亲自到他家访问。经过一番交谈，县令对李颙的学识感到十分惊叹，为表彰他，亲自题了一块“大志希贤”的匾挂在李颙家的大门上。
李颙虽然获得了县令的赏识，但并不因此而自满，而是继续努力学习。当时，周至县和邻近的眉县有几户世代读书为官的人家里，藏书甚丰，李颙便去借阅，这样便使他的知识越来越渊博。同时，他对自己一举一动，要求也更加严格，家里虽穷得丁当响，却从不卑躬屈膝地向别人祈求什么。他的品德修养更加高尚。这样，李颙的名声便越来越大，不论远处和附近的人，提到他的时候都称“先生”。
教书：被称为“海内名儒”
李颙三十三岁（1660年）时，杭州人骆钟麟任周至县令。他久闻李颙的道德文章，所以一到任便亲临李家访问。当他亲自看到李颙的言行风采之后，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说“自古以来最为杰出的人才，不在这里寻还到哪里去找呢？”于是拜李颙为师，经常到李家请教。这时，东西数百里的读书人，其中甚至有比李颙年龄大的人，都纷纷找到李颙家里交纳学费，要求做他的学生。从此，便在李颙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学生。
李颙三十九岁时，母亲生病，他千方百计找医生诊治，亲侍汤药数月之久。母亲病逝后，又去河南襄城寻找他父亲的遗骨。襄城地区的读书做官的人对李颙的一片孝心十分感佩，于是替他父亲修墓、建祠。这时，原来的周至县令骆钟麟已升为江苏常州知府，他派人迎接李颙去常州讲学。当时，常州所属的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县，均在当地的孔庙大殿设立讲席，轮着迎接李颙去讲学。李颙在江苏讲学期间听讲的学生达四千人，一些阅历丰富的老人都说这是百年未见的盛况。
李颙四十七岁时，陕甘总督鄂善重新修复关中书院，多次聘请李颙去讲学。鄂善亲见李颙风采，又听了他的讲论，对他的人品和学问也是十分佩服，于是以“大儒”的名义向清朝推荐李颙去北京当官。朝廷接受了，皇帝几次下圣旨要李颙去北京当官，可是李颙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拒绝为满洲贵族效劳，所以尽管各级官吏纷纷上门催他赴京，他都以体弱有病为辞拒绝前往。尽管李颙晚年闭门不出，但他的学术声望却与日俱增。当时人们把他与河南的孙奇逢和浙江的黄宗羲并称为“海内三大名儒”。李颙七十六岁（1703年），康熙皇帝西巡到陕西，闻李颙盛名，传旨召见。李颙以年老多病辞召，只将其所著之《二曲集》和《四书反身录》进献了。两年之后，李颙便病死于家中。
著书：反对空谈崇尚实学
李颙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思想家，他一生读书、教书、著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突出地强调一个“实”字，注重实修。他说，所谓实修，就是要能“悔过自新”，提高自身修养的自觉性。他认为古人讲修养的道理很多，都不如“悔过自新”这四个字目的明确。他说：“悔过自新”的目的，是为了叫人做一个真正的人。这是因为，现在人们的通病，就是不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廉耻之心丧尽。因此他说，人们再也不能空谈了，而要注意“悔过自新”，培养羞恶之心，懂得什么叫廉耻。一个人只有具有廉耻之心，他的心才是真心，人才是真正的人，学才是真正的学。
李颙不仅十分重视实修，而且非常重视实学，实用。他说，一个人不仅要读有利于身心修养方面的书，而且要读对实际工作、对治国平天下有用的书。他认为，一个人只有把这两方面的书都读通了，才能做到有德有才，德才兼备。
李颙还认为，读书不要有门户之见，即使是异学之言，只要它有益于人的身心修养，也不妨采用。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天地之间的道理，有前面的圣人没有讲过的，后面的圣人却说出来了；有儒家学者没有说过的，而那些非儒家的学者却偶尔说出来了。我们不要因人废言，只要其言有益，就该接受，而不应排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他在谈到农业的耕作方法如何做到因时制宜、方法适当时，指出不仅要读中国人徐光启著的《农政全书》、徐发仁的《水利法》，而且要读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著的《泰西水法》。他主张将这些书的要点广泛地张贴在农村、交通要道，使老百姓都能看到，以便使他们懂得如何操作，从而充分发掘土地的潜力。李颙在学术上的这种看法反映了他治学的开明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李颙不仅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而且反对真理只能由圣人垄断，凡人不能有所发现的传统观点。他说：天地之间的道理，有前面的圣人没有发现而后面的圣人却发现了的；有贤人没有发现而普通人却发现了的，不要以为出身贫贱的人就不能发现真理。他曾举出许多出身微贱的古人和明代学人为例，说明只要肯用心钻研，不论是圣贤还是平凡人，在学问上都可以有所成就。今天看来，李颙这样提倡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真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李颙不仅主张要读有用之书，而且主张学以致用，注重实行。他曾经说：走路要脚踏实地，千万不要踩空了步子，如果一个人只知道空谈理论，而轻视实行，那就像走路踩空了步子一样，难免是要摔跤的。这种重实行不尚空谈的作风，正是李颙实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其墓在陕西周至县城。
附：《悔过自新说》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也者，禀天地之气以成身，即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此性之量，本与天地同其大；此性之灵，本与日月合其明。本至善无恶，至粹无瑕；人多为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囿，时势所移，知诱物化，旋失厥初。渐剥渐蚀，迁流弗觉，以致卑鄙乖谬，甘心坠落于小人之归，甚至虽具人形，而其所为有不远於禽兽者。此岂性之罪也哉？然虽沦于小人禽兽之域，而其本性之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者，固末始不廓然朗然而常在也；顾人自信不及，故轻弃之耳。辟如明镜蔽於尘垢，而光体未尝不在；又如宝珠陷於粪坑，而宝气未尝不存，诚能加刮磨洗剔之功，则垢尽秽去，光体宝气自尔如初矣，何尝有少损哉！
世固有抱美质而不肯进修者，揆厥所由，往往多因一眚自弃。迨其后虽明见有善可迁，有义可徙，必且自诿日：“吾业已如此矣，虽复修善，人谁我谅耶？”殊不知君子小人、人类禽兽之分，只在一转念间耳。苟向来所为是禽兽，从今一旦改图，即为人矣；向来所为是小人，从今一旦改图，即为君子矣。当此之际，不惟亲戚爱我，朋友敬我，一切人服我，即天地鬼神亦且怜我而佑我矣。然则自诿自弃者，殆亦未之思也。
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或以“正修”标宗，或以“知止”标宗，或以“明德”标宗。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但不曾揭出此四字，所以当时讲学，费许多辞说。愚谓不若直提“悔过自新”四字为说，庶当下便有依据，所谓“心不妄用，功不杂施，丹府一粒，点铁成金也”。
或曰：“从上诸宗，皆辞旨精深，直趋圣域，且是以圣贤望人；今吾子此宗，辞旨麄浅，去道迂远，且似以有过待人，何不类之甚也？”愚曰：“不然。皎日所以失其照者，浮云蔽之也，云开则日莹矣。吾人所以不得至于圣者，有过累之也，过减则德醇矣。以此优入圣域，不更直捷简易耶？”
疑者曰：“《六经》、《四书》，卷帙浩繁，其中精义，难可殚述。‘悔过自新’宁足括其微奥也？”殊不知《易》著“风雷”之象，《书》垂“不吝”之文，《诗》歌“维新”之什，《春秋》微显阐幽，以至于《礼》之所以陶，《乐》之所以淑，孔曰“勿惮”，曾曰“其严”，《中庸》之“寡过”，孟氏之“集义”，无非欲人复其无过之体，而归于日新之路耳。正如《素同》、《青囊》，皆前圣已效之方，而传之以救万世之病，非欲于病除之外，别有所增益也。曰：“经书垂训，实具修齐治平之理，岂专为一身一心，悔过自新而已乎？”愚谓：“天子能悔过自新，则君极建而天下以之平；诸侯能悔过自新，则侯度贞而国以之治；大夫能悔过自新，则臣道立而家以之齐；士庶人能悔过自新，则德业日隆而身以之修，又何弗包举统摄焉！”
杀人须从咽喉处下刀，学问须从肯綮处着力。悔过自新，乃千圣进修要诀，人无志于做人则已，苟真实有志做人，须从此学则不差。
天地间道理，有前圣偶见不及而後圣始拈出者，有贤人或见不及而庸人偶拈出者，但取其益身心，便修证，斯已耳。予固庸人也，懵弗知学，且孤苦颠顿，备历穷愁，于夙夜寐旦、苦探精研中，忽见得此说，若可以安身立命，若可以自利利他，故敢揭之以公同志。倘以言出庸人而漫置之，是犹恶贫女之布而甘自冻者也。
前辈云：“人生仕宦，大都不过三五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载不朽。”愚谓：“舍悔过自新，必不能立身，亦非所以行道，是在各人自察之耳。”
今人不达福善祸淫之理，每略躬行而资冥福，动谓祈请醮谢，可以获福无量。殊不知天地所最爱者，修德之人也；鬼神所甚庇者，积善之家也。人苟能悔过于明，则明无人非；悔过于幽，则幽无鬼责。从此刮垢磨光，日新月盛，则必浩然於天壤之内，可以上答天心而祈天永命矣，又何福之不臻哉！
李因笃
李因笃简介
［清］（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字子德，一字孔德，号天生，陕西富平东乡（今富平薛镇韩家村）人，自幼聪敏，博学强记，遍读经史诸子，尤谙经学要旨，精于音韵，长于诗词，兼通音律，崇尚实学，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教育家、音韵学家、诗人。被时人称为不涉仕途的华夏“四布衣”之一。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荐鸿博授检讨。深于经学，诗逼杜甫，尝辨秦中碑版极有依据。行、楷书用笔秃率，意近颜真卿。著古今韵考、受祺堂诗文集。《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
[编辑本段]李因笃的生平活动
幼年：时人呼为“神童”，李因笃的先世是山西洪洞人，金元时，迁移关中，定居富平县今薛镇韩家村。其高祖、祖父经商于陕北的延安、定边、安边一带。父亲，名映林，“始以文补邑诸生，少而刚方，绩学不怠，独好传注，以程朱为宗。”从师明末关学儒宗冯从吾，为得意门生。崇祯七年（1634年）4月，患病而亡，年仅27岁。是年7月，李自成率义军攻占富平，其居韩家村被围，祖母杨氏，囿于传统“忠君”思想，率族人81人俱焚，3岁的因笃与弟因材随母去外婆家才幸免于难。从此，李家门户萧条，无依无靠，母子三人只得客居外婆家。
李因笃外祖父为增广生员，对因笃“提携教诲”，使因笃受到良好教育。因笃天资聪颖，5岁即读经史，过目不忘。7岁时，其母见因笃逐渐懂事，便取出其父遗书及冯从吾小像，哭诉曰：“此孔孟真传，若父畴昔之潜心从事者也，小子从此自励，若父为不亡矣。”因笃从此昼夜诵习，手不释卷，继承父志，学益大进。“八岁能文章，出语辄惊人”，11岁应县试，考取第一名，入庠学习，时人称之为“神童”。不久，他抛弃了科举应考，“为诗文，有闻于时，而尤潜心于传注之书，以力追先贤。”
游历：与顾炎武等齐名
崇祯十七年（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攻陷北京，明亡。时因笃13岁，深感亡国之痛，立志反清复明。顺治五年（1648年），18岁时，他告别故里，出外游学，看见山河依旧，朝服易改，思想故国家邦，祖先遗训，不禁感慨万千，仿杜甫作《秋兴》诗八首以寄之。翌年，经友人苏生紫、赵一鹤推荐，抵达代州，在知州陈上年家任塾师，后陈上年调至雁平道，因笃随同前往。此间数年，他益发愤读六经及濂洛关闽诸大儒书籍，所著诗文更加高古精邃，名播海内，一时骚人词客，趋之若鹜，至邸舍不能容。其中著名学者昆山顾炎武、太原傅青主、粤东屈大钧和他结为至交。人称“自有名士以来，以布衣耸动四方，未有如公之盛也”。
康熙五年（1666年），顾炎武二次会因笃于代州，他们在陈上年的庇护下，联络志士20余人，于雁门、五台之间，披荆斩棘，垦荒种田，以图复明之举。
李因笃在塞上八九年间，被陈上年“视为畏友，投契之深，有同骨肉。”使李因笃无内顾之忧，精心研读学问。康熙六年（1667年）9月，陈上年离职而去，李因笃携家归秦。
康熙七年（1668年）春，顾炎武因文字狱牵连，在济南入狱，经李因笃、朱彝尊等友人的多方奔走竭力营救，于是年10月获释出狱，与因笃在北京相会。此后，李因笃与顾炎武的情谊愈加深厚。
康熙九年（1670年），39岁的李因笃再次东出潼关，走河南、下扬州，南游湘、鄂、楚等地，结交四方学者。康熙十一年“三藩之乱”突起，社会动荡不安，因笃虑及老母安全，遂急速返里。此时，陕甘一带也发生动乱，朋友郭九芝，总兵张梦椒欲推荐他从军，因笃力辞，遂避居富平北部明月山下。但军政官员仍不断缠扰，后“避地凤翔，又之延安”。
康熙十四年（1675年），周至李二曲，“以避兵氛”，应县令郭九芝之邀，隐居于郭为其修建的隐士庄拟山堂别墅（在今富平王寮镇军寨村），李因笃为其作序以记大略。以后，李二曲与顾炎武、李因笃、王山史、李雪木等学者名士经常在此研究学问，和诗唱文，讲学质疑，长达五年，后二曲返回周至。
为官：康熙称他是“四布衣”之一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政府为延揽人才，缓和与汉士族的敌对情绪，攻固统治基础，开博学鸿词科、诏举文行兼优之士。内阁学士项景襄、李无馥、大理少卿张云翼，以“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荐举李因笃，因笃以母老家贫为由，力辞不就。然而，康熙早闻其名，称他与秀水朱彝尊、慈溪姜宸英、无锡严绳孙为“四布衣”，“必欲致之”。地方官吏奉旨催促，因笃不从，以死抗拒，后在母亲的规劝下，于秋季涕泣登程。
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一日，李因笃扶病考试，皇上拔之前列，授翰林院检讨，受命纂修晚史。因笃自抵都以至授职后，以母老孤丁，无所依托为由，屡次具呈具疏，先后上疏陈情37次。人云，《告终养疏》其文情词恳切，可与“李令伯（李密）《陈情表》同擅千古”，“其父可追班马，为我朝第一篇文章”。康熙看了疏文，深为所动，遂准许他的请求。离京那天，京师士大夫数百人为其送行，朱彝尊“祖饯于慈仁寺，挥泪而行”，龚鼎孽为其题写“西京文章领袖”的堂匾赠行。当时他与周至李二曲、华阴王山史、三原孙豹人，被王渔洋（士真）誉为“卓然自挺于颓俗之表”，不受清廷笼络的“关中四君子”。
康熙二十年（1681年），顾炎武在山东曲沃病倒，他以信告诉李因笃，因笃即派人探视。岂料次年春节，宴请宾朋后的一天，因上马失足，初九即去世。噩耗传至富平，因笃即挥泪写了《哭顾亭林先生一百韵》，深表悲痛与怀念。
讲学：使“关中书院”名噪一时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李因笃应聘到关中书院讲学。此前，为重振关学学风，因笃与关中李二曲等名士积极倡导修复关中书院。他告诉二曲先生“闻米侍御至省，当乘间一言，此天地盛典，吾徒份内事也。今执事举少墟先生之任，委之於笃，是以乌获百钧，界不胜匹雏者，况京兆人文之薮，轩冕之彦，相望于涂，何至惟席无人，使谫陋如笃者，俨辱布衣祭酒之座乎？”虽然他谦让，不任书院负责人，但为关中书院的恢复和关学的振兴奔走效力。经常在这里讲学，与诸学者切磋学问。随后，关中书院成为“关学大兴”的圣地。
是年7月，其母去世，因因笃平日谨尊母训，“乐善亲贤”，四方亲友万余人前来送丧。是年李因笃已54岁，坚持不仕。后又应邀为创建朝阳书院撰写序文，并在此讲学，推动了关学的进一步发展。
李因笃晚年，因为年迈体弱，出外讲学不便，便在家乡镜波园或家中收徒讲学，常以著书立说写诗唱文为乐。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春，突患偏瘫，友人朱长源前来探望，李因笃拉着他的手说：“吾一生作诗文，不下数百万语”，又抚摸胸口说：“无一字不以此中刻画出”。从此说话困难，但仍伏案读书，撰稿不绝。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一代著名学者离开了人世，终年61岁。
李因笃的学术成就
李因笃一生安贫乐道，勤于研读，执教著文，毕生不倦，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其主要著作有：《诗说》、《春秋说》、《议小经》、《汉诗音注》5卷，《汉诗评》5卷，《古今韵考》、《受祺堂诗集》35卷，《受祺堂文集》4卷，《受祺堂文集续刻》4卷，手抄本《山汉论》1卷等。
崇尚实学，主张“经世致用”
李因笃在经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清初散文家汪琬与人论师道书谓：“当代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之宁人，李子天生”。说明他当时在经学方面可与顾炎武齐名。顾炎武在《抄书自序》中说：“天生今通经之士，其学盖自为人而进乎为已者也。”他推崇程朱理学，反对心学，他继承关学传统，弘扬张载以理教人思想，主张人既要洁身自守，又要有所作为。他向友人讲述自己的学术研究时说，他用了整整10年功夫研究《朱子全集》，希望把朱熹的思想与四书联系，找出它们关系，尽管有人嘲笑，但他不为所动，认为下这种功夫是值得的。
他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师古不泥其意，用法不求其人”，认为深入经学的目的，在于通晓古今治国之道，以利于国计民生，并把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学术实践中。在他的《受祺堂文集》中，其中策论即占一半篇幅。在13篇策论中，其《漕运》、《圣学》、《荒政》、《治河》、《史法》、《盐政》、《钱法》、《屯田》、《用人》等9篇即为治国兴邦之论。在这些文章中，既无奉迎之词，又无粉饰之言，而是指出源流得失，且能针砭时弊，又有挽救治理之法，如他在《漕运》中“汉武官多徒役众，故恒苦不给，官多而不切于用，宜汰冗员，徒役众而无益于事，宜汰冗卒，则食粟者少，而民力可以日舒。由是观之，国计之赢缩，在用之奢俭。”的主张，对当前机构改革与勤俭建国、富国、富民的政策有借鉴意义。
在《用人》中说：“周汉以来，取人以人，唐宋以后，取人以言，夫君子不以言取人，自孔子已有是说矣。今夫天下忠孝廉节利害藏否之故，能言之不必能行之也，况且不能言之乎？”主张“以人取人”，反对“以言取人”，他又说：“夫资格者，弊之所由集也，先王创为一代之法，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后至言为资格，以阻贤才登进之路”。反对资格论，主张破格选用人才。又说：“愚以为选举诚不能无弊，然天下必无无弊之法，善用之可也。科贡亦不可尽废，参用之可也，欲用之，则莫如慎求用人之人，而重铨衡之典。”并讲到选人要严格考核。这与现在选拔德才兼备，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实践经验的选拔人才的原则和程序如出一辙，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在《盐政》篇中，“古者开创之初，类薄取于民，而其用常足。及其后，加赋数十百倍，而其用益困。国之贫富，在上之俭奢。故夫圣主在上，躬行俭德，尝使其下之不易竭，而后之有可加，是计之一时，且享之数世矣。”之说，主张“薄取于民”，“躬行俭德”，通于今日之减轻农民负担，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其思想主张可为今用。
《圣学》篇中，“今天下之弊极矣，其患在奢，其风自上，愚谓公侯之家，世禄之胄，一马之肴，费之数千，一食之须费之数百，以至宠赂公行，恬不知愧，害将有不胜计者。今令不严禁之，然骄奢之源不杜，货贿之流不息，而欲清其源，则必自上始也。”所讲，尤如李因笃面对今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另外他在《治河》里讲如何疏通河道，防止水患，扩大灌溉，在《钱法》里讲如何发行贷币、发展贸易、平抑市价、增加财政收入。在《荒政》中讲要以丰补歉、防止灾荒。在《屯田》里讲军队如何开荒种田，于兵寓农，减少国家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在《漕运》里讲到运输、建仓、开渠、垦田、屯粮等等。恕不一一列举，其充分体现了李因笃经世致用，讲究实用之学的观点。完全讲的是治国之法，富民之术，这与顾炎武“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应该结合”不谋而合。这对我们当前科教兴国，科技要转化为生产力，理论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不无借鉴作用。
提倡唐诗之风，擅长五言排律
李因笃早年就以诗闻名于世，《受祺堂文集》序中称：“其文可追班马，惜为诗掩，其为名流推重，一时海内风行”。顾炎武在《酬李处土因笃》一诗中这样写到：“一朝得李生，词坛出飞将”。可见他在诗歌创作成就上并不亚于经学。李因笃的著作凡54种，而以诗集、诗评、诗说就达40余卷。就如他对友人朱长源所说：“吾一生作诗文，不下数百万语”。据此，李因笃堪称一代大诗人也。
李因笃写诗源于风骚，出于古歌谣、乐府，而以杜诗为宗，有一次在宴会上，大家谈论起杜甫诗歌，他即应口讽诵。有人意为偶然，又问及其它方面，因笃皆能应对。他提倡诗必盛唐，认为只有盛唐诗歌才达到了最高境界，以后历朝各代，都有流弊，不足为法。在风格上他主张“直抒性灵，磊落壮凉”。他很讲究作诗的章法句法，坚持“宁拙毋纤，宁朴毋艳，宁厚毋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诗“大抵意气苍茫，才力富赡，而亢厉之气，一往无前，失之粗豪者盖亦时时有之”。李因笃最擅于五言排律、曹溶论诗，把他推为一代之首。他在诗歌研究上也颇有建树，著有《诗说》、《汉诗评》等。
音韵学研究成就突出，为当时权威
李因笃在音韵学研究上，一生与顾炎武携手合作，《音学五书》是顾炎武音韵学的主要著作，写稿时，常与因笃商讨，顾炎武说：“深知吾书，海内惟李天生一人”。可见对李因笃在音韵文字学方面造诣的肯定。李因笃还研究了杜甫在七言律诗中使用仄声的规律和特点，得到当时朱彝尊等人的肯定。他著有《汉诗音注》和《古今韵考》。
毕生从教，堪称一代宗师
李因笃一生乐于教育事业，宣传他的学术思想，培养一代英才。他青年时在私塾任教，中年时游学全国各地，曾在关中书院、朝阳书院、富平镜波园讲学、名声传至关中内外，大江南北。晚年在家乡举办私塾，收徒讲学，直到临终，为教育献出了毕生精力。
在教育思想上提出君主要努力学习，然后才能立法制行，教化臣民。他认为，天子经过努力学习后，必须能立大志，勤其政，诚政事，迪本德、怜臣民，明礼乐，尊贤才，孝祖先。强调学习要持之以恒，最终必博修而明。提出学习应有辩证的方法，“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主张学习要“经世致用”，认为学习经学的目的是通晓治国之道，做文章要结合现实。这与今日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相通之处。
除此之外，李因笃在史学、天文、历法、乐律、书法、绘画、考据学等方面亦有很深的研究，在他的著作里都有精辟之论。这些都是李因笃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发掘与研究，为我们的现实服务。
[编辑本段]李因笃民间故事
李因笃: 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学者，，与周至李禺、眉县李柏号称“关中三李”。李因笃自幼勤学好思，聪颖过人。八岁就能咏诗读论，提笔应赋。十一岁参加西安童子试，高中魁首，时人惊奇，誉为“神童”。
看着李因笃学有长进，才华过人，一家人特别高兴，尤其是外祖父视因笃若掌上明珠。这年过春节，外祖父特意为外孙买了新衣服和花炮，亲自带着李因笃给老师拜年。感谢老师的辛勤教诲。这位老师对李因笃也十分钟爱，常和因笃作诗题对。因笃每次都对答如流，使老师非常满意。大年初一，师生见面，自然格外高兴，免不了吟诗作对，以逗乐助兴。老师见李因笃身穿蓝色缎袍，朴素大方，彬彬有礼，天真可爱，开玩笑道：“三尺天蓝缎”。吟罢，老师和外爷都静静地盯着小因笃，看有如何反应。李因笃抬头骨碌了一下水汪汪的大眼睛，想起路过薛镇时，药店广告牌上的药名，随即和对道：“六味地黄丸”。这题对。幽默风趣，新颖别致，惹得外祖父和老师都哈哈大笑，连声称赞：“好，好，对得好。”
此时，适逢师母上楼。老师闻声，再出一联：“登楼望南北”。李因笃从衣袋里掏出一把炒黄豆，一边“咯嘣咯嘣”往嘴里填，一边说“行路吃东西”。老师一看浅对难不住他，想出得更深一点，试试他的才思如何。老师向门外眺望，想起过顺阳河时便桥年久失修即将断裂，不由叹息，遂出上联：“今日过断桥，断桥何日断？”
李因笃略加沉思，想起除夕夜的一线残月，应声脱口而出：“明朝盼明月，明月几时明？”
老师又指着书桌上的蜡烛道：“红烛冲天亮光华射斗”。
李因笃随即取出外爷给他买的“二踢”点燃。只听“呼”的一声飞上天空，立即对老师说：“爆竹落地响怒气冲天”。
接着老师又出一联更难对的：“除夕月无光点数盏灯为乾坤增色”。
李因笃一时无对，急得抓耳搔腮，双目四顾。突然发现上房台阶上有个小鼓，立即说：“有了，”疾步上前，扬槌一击：“新春雷未动击一声鼓替天地扬威”。
老师看小因笃文思敏捷，智慧过人，喜不自禁，连连称赞：“神童，神童，真乃神童也！”
外祖父见外孙才学大进，更是喜不自胜。带着小因笃，向老师深施一礼，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李 柏
李柏（1630—1700）字雪木，号太白山人，原陕西勉县人，七世祖徒居眉县，为眉人。父亲李可教，母王氏，生三子，李柏其仲。李柏的父亲李可教颇有文学造诣，喜读西晋陶渊明的诗文，一生未应考出仕，耕读传家。李柏受父亲影响，幼年时，便模仿起五柳先生陶渊明，在书斋前面栽了五棵柳树，并题诗到：“茅屋果然如斗大，诗风酒月度年华，客来陋巷不知处，五柳柴门第一家”。
李柏的青年时代，正是明朝灭亡，满清统治中国，国家出现了“天崩地裂”的局面，作为知识分子的李柏，深感痛绝，始终抱着复兴大明思想。他在《看剑》篇中写道：“壁上铁龙吼，匣中宝气生，遥知新发日，破浪斩长鲸。”当复明无望时，便又作《除久歌》自勉“……后来二万知多少，力耕心田忙读书！”一个“忙”字充分表达了李柏在躬耕之余，用奋发读书来充实自己的紧迫心情。李柏在携家眷隐居太白山中，读书涉猎范围极广，尤其对经、史、子、集等造诣较深。此外，他还对兵书、佛学、黄老之学乃至琴、棋、书、画都有很深的考究。每当他读到一些忠义感人的传记时，恨不得把这些圣哲捧置上座，百拜而师之，对当时一些为猎取功名富贵而晨昏俯案钻研的八股士子则弃之以鼻。甚至他一气之下把案头的八股书文烧个干净。
康熙三年（1664），梅遇出任眉县知县，在任十年间，为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特别是修复“九河”水利工程，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发展，但李柏家乡一带仍受干旱威胁，便建议梅遇修复太白山下的远门口潭古河水利，不久告竣，梅遇请李柏代写了《潭河谷上埝水利碑》。表现了他虽隐居山林，仍关心故乡百姓疾苦。
康熙十六年（1677），李柏四十八岁时，按当时贡举制度，老秀才优等，可由地方贡举出仕杂职，这是满清王朝笼络一般文人的一种手段，被李柏断然拒绝。第二年，关中三李之一李天生被征入京，李天生在京城“数称先生贤”。于是，又有接二连三的征书荐文，但他仍不为所动。李柏在隐居期间，常穿着道家服装，云游古迹名山，关中各地名胜古迹，如华山、华清池、大雁塔、兴善寺、未央宫遗、周原诸陵、周公庙、武候祠、古陈仓、钓鱼台、古斜道、钟吕坪等地，表现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三秦关中多数府县的文武官员、学者、名流都与李柏有深浅不同的交谊，其中也有不少人给过他生活上的资助，但一般说来，李柏不予接受，也不回访。六十一岁时，他的好友茹紫庭调任湖南衡州，邀请他南游衡山。当年九月出函谷关，经熊耳山到南阳，拜谒了光武祠、武候庙，游览了襄阳，写出了颇有军事价值的《张献忠破襄阳》的精辟论文。游览长沙时，凭吊了屈原、贾谊庙，最后抵达衡州，又登岳阳楼、东游金陵……。第二年三月，他买舟北返，游览了三峡，参观了荆王护国寺，写下了《荆王创建护国寺》的精辟论著，抨击了历代统治者上至君王下至臣官僚属为了维护统治阶级，不惜巨金建寺立刹，遍布天下，但最终逃脱不了国破家亡的命运。
南游之后，使他的思想更为开朗豁达。他曾在《自述》中写道：“结发之后学隐客，爱看家乡雪太白……”但回到家乡，正逢关中荒旱连年，迫使他又携眷踏上了逃荒活口的征途。他悲愤写了五律《西迁》两首，诗中有“……万方谁乐土，四野尽流民……”。“道旁大哭人，老有八十岁……，今日观此老，可知天下势！”他很同情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认为这些造反的罪魁祸首是当朝统治阶级造成的。
李柏的思想继承了关学创始人张载的节欲观点和朴素唯物主义学说，反对过分追求物质欲望，提倡赞扬精神的能动性。他几次和周至李二曲、富平李天生（时称关中三李）谈讨反思理学，对朱学与王学，体和用等观点进行过多次辩论。他在给《寄张素石》中写道：“宇宙事业有两：曰山林、曰庙廊、庙廊非吾事也。”说明他虽然穿着道家服装，但对佛道的灵魂不灭，封神点将，化羽成仙的论调给予严厉批驳，表现他不愿与佛道同流合污。他曾几次到横渠故里拜谒张子，挥笔题写“正大光明”，以表现他的思想归宿。
李柏去世三十三年后，李二曲的高足弟子王心敬（户县人）为李柏撰写了《墓碑》，高度评价李柏的学术思想。宣统年间，陕西学宪余坤批复眉县知县请再次收集刊刻他的著作，并指出“关中元气酝厚，代有绝学，典型不坠，端在斯人”。最遗憾的是他未能被编入《关学续编》之中。光绪时，宁河人高庚思激烈指出“以张吾（指张载）道门之户，不许为名儒而屏之关学之外……天下名集鲜不著录，而独停于‘关学之编’。光绪十九年，眉县知县毛鸿仪创修“雪木祠”，亲自为祠堂题写了“道继横渠”匾额，以昭贤名，载留史册。
李柏的著作收集有文章、记事、传等265篇，诗词359首共五册十卷，全部收集在《槲叶集》中。
刘古愚
【刘古愚】(1843～1903)教育家。名光蕡，字焕堂，号古愚。陕西咸阳天阁村(咸阳市秦都区）人。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先后任教于西安、三原、泾阳等地，曾出任味经书院山长、崇实书院院长。他主张教育救国，重视学用结合，将算学列为必修课程。1895年后，响应康梁变法，积极宣传西学，时有"南康(有为)北刘(古愚)"之称。晚年主讲烟霞草堂，又移教甘肃大学堂任总教习。著有《五经臆解》、《大学古义》、《史记货殖列传注》、《前汉书食货注》等。后人辑为《烟霞草堂文集》等。
从小喜爱读书，清咸丰八年(1858)入乡塾时已能“诸经成诵”。清同治四年(1865)应童子试，名列榜首。同年入关中书院， 业师为翰林院编修黄彭年。 九年 (1870) 肄业，先后在渭南、咸阳任教。清光绪元年(1875)参加陕西乡试，中举人。次年赴京会试落榜，从此绝意仕途，誓不为官，积极倡导并实践普及教育、培养人才，使中国富强的主张。
清光绪十一年(1885)，刘被聘为泾阳泾干书院主讲，同时任味经书院(亦设泾阳县城姚家巷)讲习。这一年，他和前任味经书院山长柏景伟成立求友斋，两年后接任味经书院山长。刘在求友斋和味经书院宣传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进行课程设置改革，除保留经史、道学等传统课外，新开设了时务、天文、地理、算学等课程。他特别注重算学，认为西人之富强，科技之发达，原本算术。因此，他主持书院刊印了《梅氏筹算》《平三角举要》等书，并亲写序言予以介绍；他还置经纬仪于书院的观象台上，培养学生的实际测算能力。这一年，刘还与柏景伟倡议，在西安设立官书局，推销介绍西方科学与技术方面的书籍。十六年(1890)，刘又创办复机馆，研究发展农业生产的技术与经验。为了倡导种桑养蚕，他一面派学生去外地学习技术，一面在自己家里做试验，总结了从栽桑、养蚕到取丝、织绸的一整套经验，编写出《蚕桑备要》和《养蚕歌括》两书。在此基础上，他又说服泾阳知县，在县城南北广植桑园，以作示范。
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割让台湾全岛与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而告终。刘在陕西响应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变法维新运动，印发康有为的《强学会序》，积极宣传推行变法主张，还派学生陈涛、邢廷荚去北京、上海，与康、梁商讨国事，时有“南康(有为)北刘(光蕡)”之称。同年，刘在味经学院选拔了40多名优等生，创设了专门研讨国内外大事的时务斋，并要求时务斋的课程都要贯通中西：道学课“须兼涉外洋教门、风土人情”；史学课“须兼外洋各国之史”；经济课“须兼外洋政治、《万国公法》”；训诂课“须兼外洋语言文字之学”；地舆课“必遍五洲”；制造课“以火轮舟车为最要”；让学生了解中国，了解世界。斋中还订有《京报》《申报》《万国公报》等报刊，帮助学生开阔眼界。时务斋实际上成了陕西最早的维新组织。次年，倡议创办陕西保富机器织布局，期望发展陕西近代工业以抵御外国资本入侵。织布局厂址就定在泾阳味经书院刊书处，并派学生陈涛到湖北、江苏考察办厂经验，联系购买机器，但终因筹款困难和守旧派作梗而搁浅。
二十三年(1897)十月，由陕西护理巡抚张汝梅和陕西学政赵维熙奏准修建于泾阳味经书院东侧的崇实书院落成，刘被选聘为山长，主持书院一切。他把时务斋的学规--厉耻、习勤、求实、观时、广识、乐群，加以阐发，作为崇实书院的学规。学规突出变法维新，同时注重实业。他阐释“厉耻”说：“外夷之横，异种之教，驾于尧舜之上，以屠割我中国，其耻之深，痛何如耶!耻之，则必求洗其耻；洗其耻，非自奋于学不可。”他对“广识”的阐述是：“欲救今日之弊，非洞悉西国之政治、工艺不可。西人风气日开，每岁新出之书，至万余种，诸事日益求新。中国乃固守唐宋以来之旧见，乌得不日见割于人也!故西人艺事之书可读，其政治之书尤不可不读。”他晓谕学生团结御侮，阐释“乐群”道：“五大洲之上，人分五种。唯我中国为黄种，知识不亚于白种，而日见削弱其故何也?白人能群，各色不能群也。今外患日逼，非合天下为一心一力，不足以救亡。故今日第一义，当自能群始。故吾愿人人能去自私自利之见，以勉求当世之务，而共支危局。”在他的主持下，崇实书院学生以爱国为己任，学习中西方文化，并注重求实学，做实事，不长时间就将日本轧花机仿制成功。
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六，戊戌变法失败。刘的学生，在清廷总理衙门充章京职的李岳瑞，因参与变法，被清政府革职，“永不叙用，并拿问”。消息传到陕西，刘悲愤不已。清廷在全国缉捕“康党”，人们劝刘躲避。他说“国事如此，吾死国难，幸何如之，何言逃也。”然而，清廷并没有放过他，他被解除了味经书院、崇实书院的职务。次年，他住礼泉烟霞草堂，从学者仍有十余人。在此期间，他一边著书立说，写成《孟子性善备万物图说》《大学古义》和《论语时习录》等书稿；一边把与邢廷荚在礼泉烟霞洞，咸阳天阁村、马庄镇、魏家泉、西阳村和扶风午井镇所办的六所义学的馆师、管事请到烟霞洞，共同商定了义学《章程》，使各所义学有所遵循。
二十九年(1903)应甘肃总督崧蕃聘请，刘到兰州任甘肃大学堂总教习。他“日则登堂讲授，晚则彻夜批答”，终因劳累致疾不愈，同年八月十三(10月3日)逝世于兰州。遗著编存的有《烟霞草堂文集》、《刘古愚先生全书》。
（不全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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