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琴鸣烈士
| 焦裕禄当年在兰考倡导栽种的泡桐树,已经成为这里富裕和文明的财富;大概连焦书记也没有预见到,用兰考泡桐制作出的古筝和琵琶,如今已名播海内外,远销日本、德国、美国、加拿大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 如今的兰考,绿桐成荫。 1989年8月,中国琵琶研究会会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林石城先生头顶烈日来到河南兰考县固阳乐器厂,一连试弹了15把琵琶,赞不绝口,并当场为固阳乐器厂的琵琶书写了“林石城鉴定”的题款。 1990年11月,上海音乐学院古筝教研室主任何宝泉副教授第三次来到兰考县固阳乐器厂订购古筝。那线条流畅的优美造型、光可鉴人的漆饰,玲珑剔透的雕花,宛若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他轻拨彩弦,那珠圆玉润的筝声立即山泉般地倾泻在人们的心田。当在场的古筝界同仁和农民朋友的掌声平息之后,何先生兴奋地说:“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哪!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全国7个厂家没有厂标的七张古筝里,一下子就挑准了一张上乘佳品,后来当我知道那是只有两年历史的农民乐器厂的产品时简直不敢相信。固阳乐器厂的古筝的确是全国一流的,完全可以适应专业团体和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二) 今年46岁的农民厂长代士永,在风沙中诞生,在碱窝中泡大。失学的路障并没有阻碍他沿着自学的小径采集智慧的花朵。1981年以来,代士永在经营木材过程中认识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前来兰考订购桐木板材的著名乐器制作师张连根,并对乐器知识产生了兴趣。一次在一本《乐器》杂志上,他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北京乐器研究所经过对全国十几个地区桐木板材的研究鉴定,确认兰考泡桐是制作古筝、琵琶面板的最佳材料。”代士永欣喜若狂:“咱们兰考真是守着元宝不见金哪!” 1986年,三伏盛夏,代士永满怀热望来到上海。顶着烈日,在大上海的楼群底下奔波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乐器制作师张连根的家。张连根技术高超,而且有眼光,有事业心,他深知兰考泡桐的优势,更为这位兰考农民的胆识所感动。他对代士永说:“除了主要材料泡桐之外,还必须找到配用料红木。否则你这个厂办不起来。”他有意考验代士永说:“只要你搞来20吨红木,我就跟你一起干!” 在红木全部靠进口的中国,一个手无分文外汇的农民,要想搞到一吨红木也不容易。于是代士永带上烧饼和方便面,东找西问,顺藤摸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行程两万多公里,瘦掉20几斤肉,三赴上海、六进北京,一个月里去过18趟郑州。南海之滨,汨罗江畔,泰山脚下,华北平原,都留下他深深浅浅的脚印…… 代士永不会忘记1988年阳春,他终于在山东潍坊嵌银厂找到了昼思夜想的真红木时的情景,抚摸着那沉甸甸的真红木,代士永的眼睛湿润了。倔强的汉子第一次向人说了软话:“厂长啊!人家都说俺兰考的要饭篮挎遍了全国,今天俺为了扔掉兰考的要饭篮,也跑遍了全国,你就拉俺这穷县一把吧,兰考人忘不了潍坊!”缠磨到了第四天,厂长终于被感动了,答应给他订货25吨,代士永兴奋地往上海发了电报,张连根没有失约,他离开了大上海,踏进了盐碱窝。 (三) 农家院里的乐器厂终于开工了。那天,代士永把他挑选好的农村青年交给了上海师傅。然后问大家:“你们说,咱们兰考是咋出的名?”有的说:“因为咱兰考出了个焦裕禄”,有的说:“还不是咱兰考穷得出了名?”代士永激动地说:“你们说的都对!要记住兰考的光荣――焦裕禄,也要记住咱兰考的耻辱――贫穷。我叫大家来办厂就是要洗掉咱兰考的耻辱……”当晚代士永把铺盖一卷住到了厂里,离厂仅有四里的家,他半年也没回去过。于是学徒们也纷纷搬来了铺盖卷,睡上了工作台。 制作乐器是很难的,但他们没有胆怯,而是把工厂当作了学校。学徒们跟师傅学乐理知识、乐器知识和制作工艺。白天,用比普通斧重一倍的专用斧头掏挖坚硬如石的红木,一天几千斧,哪个人手上没起泡?哪个人手腕没累肿?夜晚,为了练听音哪个人不是如痴如迷?学徒齐建设练听音练得走火入了魔,半夜里一骨碌从梦中爬起来喊着:“张师傅!我听准了,这就是A音四四零……” 终于,中国农民粗糙的手拨动了海内外音乐界的心弦,1988年10月19日是兰考农民代士永一生中最陶醉的一天。这一天,他带到广交会的古筝和琵琶,一下子引起了西装革履的客商们的极大兴趣。香港“通利”、“粤华”、“凯声”、“八音”等各大琴行,新加坡“艺声”、“忠艺”琴行,以及日本、德国、美国、加拿大的客商,作为乐器行家都为中国民族乐器的精美造型和优美的音色而赞叹,纷纷订货。 桐花两度谢又开,兰考第一代农民乐器师已经制造出古筝1400张、琵琶150把。远销海外14个国家和地区,近销国内各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为国家创汇10万美元。 现在的兰考还不算富裕,盐碱窝里的乐器厂也才刚刚奏响创业的序曲。但是人们却从这里听到希望的音符激荡在兰考,激荡在中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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