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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案，原系指公府的案牍，其后引申为剖断是非的案牍始称公案。佛教经典中的公案则指“佛祖机缘”，用以剖断生死，是言语动作的垂示，以禅理来判决事端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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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溯源
• 2 发展概况
• 3 《三侠五义》
• 4 《儿女英雄传》
• 5 《荡寇志》
• 6 《施公案》
• 7 相关词条
• 8 参考资料

宋代耐得翁撰“都城纪胜”里，其“说话”的小说家就有“说公案”，专讲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态之事，显然是以江湖亡命游侠招安受职为内容，亦即侠义武勇之属。吴自牧梦梁录将公案与传奇合称为“公案传奇”，传奇原是唐人小说的代称，是以，公案传奇也指的是公案小说而言。

抑豪猾、除暴乱的侠义武勇之属的小说，固然是公案小说，而官司的平反刑狱，亦是公案小说的题材。宋人所存留的公案小说，以平反刑狱之类居多，如单篇的错斩崔宁、简帖和尚、沈小官一鸟审七命等是，此等尚保留了“说公案”的型式，即每一则故事都有入话、正文、结局。日后，说公案者塑造一中心人物，强化其审理平反冤狱的本领，如“日间断人，夜间断鬼”的包龙图，经说书者的宣说，遂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就是宣说公案的典型。在元代时期，更编作了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也待制智勘后庭花、包待制陈川耀粮等剧本，搬上舞台演唱，由于附会的事情愈来愈多，明代就有新镌全像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龙图公案等书的出现，是书按分类编次，前后故事并不相关。同时，仍保持说公案的型式，直到清同治年间重新镌刻听五斋先生许定本绣像龙图公案仍复如此。除龙图公案外，明代尚有海刚峰属官公案、新民公案；清代尚有鹿洲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李公案奇闻、于公案奇闻等。

在众多的公案小说中，最为脍炙人口的，首推龙图公案(包公案)，其次是施公案、彭公案。是类故事能在民间广为流传，主要的原因是该书综合了平反冤狱与侠义除奸的内容，其中施公案又为此类小说的先导。大体而言，龙图公案多因袭前人著述而敷衍，施公案、彭公案则以洗冤录为主，附以民间传说之案狱而成。龙图公案是以包拯为主，辅以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施公案是以施仕纶为主，辅以黄天霸；彭公案是以彭鹏(或作彭玉麟)为主，辅以黄三泰、欧阳德。是类小说，流行于清末，撰述者原意或许是以侠义之士来协助诸公，完成其平反冤狱的壮举，孰知阅读者众，故事因而一延再延，如龙图公案由三侠五义更名七侠五义，续以小五义、续小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书亦多达三、五百回。

清王朝后期步入封建衰世，统治阶级迫切需要惩人心，窒乱阶，整肃纪纲，因而大力宣扬封建的纲常名教，加强文化专制，嘉、道年间成为清代禁毁小说戏曲书刊的高潮时期之一。另一方面都市文化繁荣，南北方评话评书、弹词鼓词流行，地方戏勃起，曲艺、戏剧、小说三者互相融合，风靡于市井坊间。这既促使小说接近民众，同时也滋长着徇世媚俗的倾向。因此，近代前期小说的发展，承受着文化专制政策与商业媚俗倾向的双重负荷。

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合流，是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突出现象。究其原委，大抵由于政治腐败，生灵涂炭，因此，对于惩暴护民、伸张正义的清官与铲霸诛恶、扶危济困的侠客的憧憬和向往，成为民众的重要心态。侠义公案小说则将这种心态纳入封建纲常名教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由清官统率侠客，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民众的心愿，又颇适应鼓吹休明、弘扬圣德的需要。此类小说虽承《水浒传》之勇侠，精神则已蜕变，其人文蕴涵大体在于回归世俗，表现了鲜明的取容于封建法权、封建伦理的倾向。主要体现在：第一，从以武犯禁到皈依皇权。古代“侠”的特质，韩非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以武犯禁”（ 《韩非子•五蠹》 ），是在法外维持正义，具有对封建法权挑战的品格，《水浒传》所谓“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第三十六回）；而侠义公案小说则将侠客与清官统而为一，将其纳入封建法权的运行机制之中。第二，江湖义气被恋主情结所取代。侠客精神中重然诺、轻生死、为朋友两肋插刀等的江湖义气趋于淡化，而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则趋于强化，发展成为失落自我的恋主情结。 《施公案》中的恶虎庄黄天霸为救施仕伦而杀兄逼嫂就是明显的例子。第三，从绝情泯欲到儿女英雄。古侠客大都摈弃女色，《水浒传》中第一流的豪杰清一色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侠义小说则推出“儿女英雄”模式， 《绿牡丹》写江湖侠女花碧莲对将门之子骆宏勋的痴情苦恋，开英雄美人风气；《儿女英雄传》为侠女十三妹在雍熙和睦的家庭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英雄至性”与“儿女真情”合而为一，遂开其后武侠而兼言情小说的风气。

本时期侠义公案小说中较为出色的作品，当推《三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前者在粗犷的平民气息中，保留了较多的傲兀不群的英风侠概；后者则堪称京味小说的滥觞，在小说史上别开生面。

《三侠五义》 （俞樾改订后易名为《七侠五义》 ）是在石玉昆说唱《龙图公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长篇章回小说。石玉昆是道光年间在北京享有盛名的说书艺人。《三侠五义》是侠义与公案合流模式的典型作品。三侠指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与丁兆蕙兄弟。五义指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他们本都是江湖侠士，后来多数得到清官包公的赏识与荐拔而获得官身。小说的前半部写包公断案和诸侠义归属包公的历程以及他们协助包公除暴安良的故事；后半部主要写剪除谋叛的襄阳王及其党羽。这是一部“为市井细民写心”（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的作品，体现了市井细民对于贤明政治的渴望与幻想。宋元以来，包公故事就在小说戏曲中广为流传，石玉昆将源远流长的包公故事加以编缀增饰，首尾贯通，演为大部。小说中的包公，明察善断，嫉恶如仇，铁面无私，不畏强暴，他参太师，铡庞公，作了“几件惊天动地之事”（第十五回），成为受黑暗政治残害的民众倾心的清官形象。小说所写包公故事，因袭成分居多；写到三侠五义故事，笔墨方始生动腾跃。书中展示了豺虎当路、鬼蜮横行的世道：皇亲国戚庞吉、孙珍贪赃枉法；土豪恶霸葛登云、马刚荼毒百姓；市井刁徒郑屠、赵大图财害命；流氓淫贼花冲为非作歹。

《三侠五义》具有民间评话的艺术特色。俞樾激赏此书：“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 ，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重编〈七侠五义〉序》）书中侠客，虽然豪情略似，但性格迥殊，卢方忠厚老实，蒋平机智幽默，徐庆憨直鲁莽，展昭精明干练，欧阳春清高狷介，智化精灵妩媚，艾虎天真烂漫，都写得有声有色。其中白玉堂是刻画得颇为突出而又具有深层意蕴的形象，他襟怀磊落，器宇轩昂，富于反抗的个性锋芒，大闹东京，带有一定的蔑视封建法权的意味。然而他骄傲任性，桀骜不驯，逞强好胜，最后惨死于铜网阵中。作者将他处理成一个失败的英雄，体现了难能可贵的悲剧审美意识。白玉堂是侠义公案小说中几乎绝无仅有的一个虽然皈依皇权、却仍野性未驯的人物，这也就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小说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巧妙，大故事中穿插小故事，映带成趣，而其接缝斗榫又极富腾挪变化。如锦毛鼠上东京寻御猫比武较量一大回书，穿插着颜、白金兰结义，柳洪嫌贫赖婚，开封府刀寄无头柬等一系列热闹文字，悬念迭起，引人入胜。小说语言充分体现了评话艺术的魁力，声口宛肖，俚俗中带着朴野、粗犷的平民气息。小说流露出浓重的封建等级观念、奴化意识，恪守封建礼教，对于妇女抱有轻蔑歧视心理；并掺进若干荒诞怪异成分，是其明显的思想局限。

《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费莫氏，字铁仙，一字悔庵。满洲镶红旗人。他出身于累代簪缨的八旗世家，本人历仕理藩院员外郎、郎中。天津河间兵备道、安徽凤阳府通判。小说以何、安二家冤案为由展开情节，何玉凤（化名十三妹）之父为人所害，她立志复仇，遁迹江湖。安骥之父亦为人所陷，安骥携金往救，落难于能仁寺，为何玉凤搭救，何并为安骥与同时落难于能仁寺的村女张金凤联姻。安父后来得救，而何之杀父仇人已前死，何也被说服嫁给安骥，二女相夫，终使安骥探花及第，位极人臣。马从善《儿女英雄传序》说作者少时家门鼎盛，晚年诸子不肖，家道败落，他块处一室，“著此书以自遣”。鲁迅说：“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小说作者虽与曹雪芹的境况相似，但没有曹氏那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和超拔凡俗的审美情思，只是一个皈依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的世俗之人，写作此书，实是要在精神幻想中圆一个补天的梦。所以曹雪芹写的是罪恶世家的衰败史；而他写的则是积善世家的发皇史，因此，浓重的封建道德说教、陈腐的纲常名教观念以及玉堂金马、夫荣妻贵的庸俗人生理想成为小说的主要思想缺陷。然而，《儿女英雄传》是一部深于人生阅历之作，加之艺术手腕圆熟高妙，熔侠义、公案、言情小说于一炉，仍不失为一部雅俗共赏之作。书中较成功地塑造了英风侠概的十三妹形象。孙楷第考证十三妹的形象渊源于明代凌初的《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 《初刻拍案惊奇》卷四）和清人王士祯的《女侠》 （《池北偶谈》卷二六），然而该二则中的人物形象仍然比较苍白，不脱诡秘之气。可以说，直到文康笔下，才完成了一个血肉丰满的人间侠女形象。作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名教的束缚，赋予十三妹以民间侠义色彩。这个出身宦门的女子，身怀绝技，遁迹深山，蔑视权臣，目无王法，由一腔不平之气激成一副游戏三昧的性情。小说着重刻画了她拯人于穷途末路的义骨侠肠。从悦来店寻根究底，到能仁寺歼灭凶僧，赠金联姻，借弓退寇，生动地表现出她襟怀磊落、肝胆照人的豪侠气概。文康笔下的十三妹，心高气傲，豪爽天真，口角锋利逼人，又带几分诙谐风趣，个性鲜明，气韵生动。在她铲除人间不平的侠义行为上寄寓着人民的审美理想。她最终成为安家的贤德媳妇，恪守三从四德，热衷荣华富贵，前后面目迥异。作家立意要收服“十三妹这条孽龙”，“整顿金笼关玉凤”（第十六回），把她送入温馨的家庭生活中去作为最终的归宿，与其他侠义公案小说之将侠士送至清官手下，表现了同样的思想趋向。“儿女英雄”模式的确立，又为侠义、言情小说的合流推波助澜。

《儿女英雄传》具有切近世态人情的长处，所谓“描摹世态，曲尽人情”。作家以精细的笔触勾勒出一幅１９世纪中国社会风俗画面。诸如官场的鬼蜮横行，下层社会的光怪陆离，悦来老店、天齐庙会的喧阗扰攘，以及当时的各种典章礼俗，无不写得细腻真切。首回写蹭蹬场屋的五旬老翁安学海赴考、候榜前光景，笑中有泪，不逊《儒林外史》笔墨。第二十八回叙安、何结亲，文字花团锦簇，满洲贵族婚礼的一应仪注，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人物描写也有相当的功力，安学海忠厚善良而不免迂腐，张金凤内刚外柔而深心周密，邓九公豪爽拙直，张老夫妻又怯又土，各具风神。

《荡寇志》 ，俞万春作，是一部封建法权的艺术图释。作家深憾于“凡斯世之敢行悖逆者，无不藉梁山之鸱张跋扈为词，反自以为任侠而无所忌惮”（半月老人《〈荡寇志〉续序》），于是在书中对梁山一百单八将大张挞伐，斩尽杀绝，以便“使天下后世，晓然于盗贼之终无不败，忠义之不容假借混朦，庶几尊君亲上之心油然而生”，盖以“尊王灭寇”（徐佩珂《〈荡寇志〉序》）为主旨。

《施公案》 ，未署撰人。对待嘉、道以来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荡寇志》提供的是血腥镇压的模式，《施公案》提供的则是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模式。清官成为调和社会矛盾的杠杆，一方面抑制豪强，一方面消弭乱萌。小说以黄天霸归顺清官施仕伦而立身扬名为故事主干，体现了对皇权顶礼膜拜的奴化意识与对功名利禄歆羡的庸俗心理。

其他侠义公案小说还有《绿牡丹》 、《彭公案》、《永庆开平》 、 《圣朝鼎盛万年青》 、 《七剑十三侠》 、 《仙侠五花剑》 、 《金台全传》以及《警富新书》 、 《清风闸》等。

续书也层出不穷，如《三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 、 《续小五义》等。此类作品，迤逦不绝，直衍变为后来的武侠小说，则又与公案脱离开来；公案则为侦探小说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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