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
全祖望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
全祖望乾隆元年（1736）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因不附权贵，于次年辞官归里，不复出任，专心致力于学术，相继讲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主讲绍兴蕺山书院，从者云集，后又应邀主讲广东端溪书院，对南粤学风影响很大。在学术上，其推崇黄宗羲，自称为梨洲私淑弟子，又受万斯同影响，专研宋和南明史事，留意乡邦文献，尤好搜罗古典文献及金石旧拓，曾编成《天一阁碑目》。其着作颇丰，撰有《鲒琦亭集》38卷及《外编》50卷，《诗集》10卷，还有《汉书地理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经书问答》、《句馀土音》等，又七校《水经注》，三笺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续选《甬上耆旧诗》，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许多珍贵遗产。
全祖望上承清初黄宗羲经世致用之学，勤奋攻读，博通经史，为清代浙东史学名家。他“负气忤俗”，“其学渊博无涯□”（李元度《全谢山先生事略》）。全祖望尤多留意于南宋和晚明文献，虽贫病而着述不辍。他37岁时三笺《困学纪闻》，42岁时补辑《宋元学案》，45岁至48岁的晚年仍朝夕不倦地七校《水经注》。临终前还自编文集。
全祖望著有《皇雅篇》，叙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却向乾隆控告说，全祖望文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贼”字于“清”字之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几遭陷害，因朝廷官员为之辩解，才得以幸免。
全祖望墓全祖望写了不少传记散文。碑铭如《忠介钱公第二碑铭》、《二曲先生窆石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铭》、《厉樊榭墓碣铭》等，是记叙清代重要人物和学术文艺的重要文章。传论如《庄太常传》、《陈同甫论》、《明庄烈帝论》，记序如《浦阳江记》、《梨洲先生思旧录序》，简帖如《心丧□子答鄞令》，以及其身后门人所编文集《外编》中的《初查白先生墓表》、《梅花岭记》、《华氏忠烈合状》、《屠董二君子合状》、《江浙两大狱记》等文，也都不是寻常之作。但全祖望某些持论也有偏激之处。他的文章不拘成法。有人讥其对古文“粗识藩篱”，“叙述不中律度”（谭献《复堂日记》）等等，其实是忽视内容、过于推敲形式的批评。全祖望的诗歌多注意评骘人物，表彰忠义，但嫌议论过多，笔较质直。
撰《鲒□亭集》38卷，《外编》50卷，《诗集》10卷。另有《汉书地理志稽疑》6卷，辑补《宋元学案》100卷，《全校水经注》40卷并补附4卷。
全祖望卒年51岁，葬在六世祖全少微墓之西南。墓呈横长方形，墓碑上刻“谢山全太史墓”，西北侧尚有全氏明代神道石坊一方。
全祖望是清代学术由宋学转向汉学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
全祖望上都不愧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学者。全祖望一生着述宏富，各类作品不下30余种。而其学术人生中一以贯之的学贵自得、融会百家的治学思想，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全祖望生活的时代，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空疏不实的学风，清初稽古洽闻之士，至康熙中叶凋零殆尽。鉴于当时学人多从事帖括之业或词章之学的弊病，他发出“求其原原本本，确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鲒埼亭集·翰林院编修赠学士长洲何公墓碑铭》）的感叹。这一时期程朱理学占据学术主流，但那些自命为朱学的人，议论迂阔陈腐，只知“奉章句传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于其外”，结果形成“朱学反自此而晦”（《鲒埼亭集外编·横溪南山书院记》，以下书名省略）的局面。而社会上流行的陆王心学，则往往“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外编·甬上证人书院记》）。全祖望试图扭转这种学术风气，严厉批评宋元以来“门户之病，最足锢人”的弊端（《外编·杜洲六先生书院记》），确立了学贵自得、融会百家的治学宗旨。
全祖望学贵自得、融会百家的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堪称其一生的学术总结。他特别反对一味拾人牙慧、步人后尘，或墨守一家、囿于成说，从而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品性和学术创新空间的做法，赞誉元代吴澄的学术兼收朱熹、张载、吕祖谦、陆九渊之长，治学不墨守一家，而是“以求自得，不随声依响以为苟同”（《外编·城北镜川书院记》）。在他看来，自得之学当是汲取百家之所长，再经过自己悉心揣摩、加以融会，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真知。全祖望高度评价明代黄润玉的学术成就，将其与明代大儒陈献章相提并论。清初黄宗羲曾评价陈献章的学术“要归于自得”（《明儒学案·师说》）。在全祖望看来，黄润玉治学同样是“皆其心之所自得，而非浮虚剽袭之言”（《外编·黄南山先生传家集序》）。黄润玉“所以为朱学之羽翼者，正不在苟同也”（《外编·横溪南山书院记》）。全祖望还赞许宋代史蒙卿治学虽以程朱理学为宗主，却能够“独探微言，正非墨守《集传》、《章句》、《或问》诸书以为苟同者”（《外编·甬东静清书院记》）。可见自得之学、融会百家是全祖望治学所追求的一种很高的境界，其中闪耀着不立门户、不定一尊的思想光辉，充分表现出对前贤的尊重与继承。
全祖望把自己所主张的自得之学与两种虚假的“自得之学”区别开来，并对它们进行了批判。其一，脱离真知的“自得”。他指出：“正献之言有曰：‘学贵自得，心明则本立。’是其入门也。又曰：‘精思而得之，兢业以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说，以为究竟，是以稍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禅。”（《外编·城南书院记》）这种“稍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的“自得”，实质是蹈虚空言，被全祖望斥为游谈无根之学。他引宋元之际王柏之言，对这种“自得”的实质与危害作了深刻揭露，指出“孟子之所谓自得，欲自然得于深造之余，而无强探力索之病，非有脱落先儒之说，必有超然独立之见也。举世误认自得之意，纷纷新奇之论，为害不少”（《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其二，以他人之见矜为“自得”。宋代昆山卫湜荟萃百家，纂成《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是书采撷广泛，但作者不置一语于其中。对此，卫湜自己坦言：“他人着书，惟恐不出于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于人。”全祖望对这种诚实态度倍加赞许，认为是“至哉言乎！世之狗偷獭祭以成书，矜为自得，或墨守一家坚辟之学者，其亦可以已矣夫”（《外编·跋卫栎斋礼记集说》），给那些以掠人之美为“自得”的无耻之徒敲响了警钟。
全祖望，学术界往往是把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来看的。
全祖望读那个年代的文字，不是桐城文派的纳“义理”、“考证”于“文章”，就是如随园老人之讲求性灵。虽然各有佳处，然很少有“上得万言书，写活真豪杰”这样的“大手笔”。而读到全祖望的文章，却会使人们眼睛为之一亮。
《梅花岭记》中的两段。文章写的是史可法，写他的英烈，写他的忠诚。
顺治二年，清兵围江都，史可法见大势已去，不愿落入敌手，甘愿殉职。并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副将史德威。城破的时候，史可法想要自刎，然被手下将士抱住。这时，“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刀。”于是，大家簇拥着他拼死突围。目睹部下一个个倒了下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阁部也。’”清军统帅和硕亲王多铎以“先生呼之，劝之降”，史可法“大骂而死”。
读这一段，每每使人热血沸腾，英豪之气顿时充斥全身。尤其是忠烈“瞠目”之一喝，真是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文章后一段，笔锋一转，讲各种传说，人们以为史可法并没有死在城中，而是突破了重围。于是，各地纷纷起兵，托史可法之名。文中写到一个叫做孙兆奎的人，兵败被俘，押到洪承畴面前。二人的一段对话实在是精彩极了。洪承畴问他：“先生在兵间，审知故扬州阁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兆奎的回答是：“经略从北来，审知故松山殉难督师洪公果死耶？抑未死也？”洪承畴在松山和清兵大战，兵败降清。孙兆奎明知故问，不承认眼前高坐之人，就是那已经“尽忠报国”的“督师洪公”。这实在是令人拍案叫绝的。
从史可法的“瞠目”一喝，从孙兆奎的一段对答，作者在运用如椽之笔，在三言两语间就刻画出了两个鲜活的人物。而全氏状写忠烈的文章，好处就在能“曲折其情”，而不象史书的堆积和排比史料，因此特别感人。
全祖望墓对于全祖望的文字，学界往往也有不少的批评，攻击他“殊有稗习”，说他不够专精，不够严谨。这是和当时的学术风气相关联的。有清一代，重名物训诂之学，讲究治学的严谨、踏实。再加上，人们将全祖望视为一名历史学家。那么这样的批评就更加的“言之成理”了。
全祖望的文章，情感强烈、爱憎分明、笔调夸张，与那个时代的主流学术是颇有些距离的。然而，正是这种充满情感的写作，才使他的文章脍炙人口，在今天，仍然吸引着不少的读者。
黄宗羲先生在《明文案序》上说到：“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全先生的写作，确乎是“一往情深”的，同样也造就了他在文学上的成绩。虽然我自己也是学训诂的，对为人的稳重、为文的典要有着比较高的要求，但是我还是非常欣赏全谢山这种粗犷、豪迈的文风。这是文章的一种境界。毕竟，那种“字字有出处，必须不断加注”的“教授文学”在今天恐怕是没有太多的市场的。清代词论家徐轨在《词苑丛谈》中的一句话“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色”那说得是东坡，可也不妨拿来作全祖望文章的评价。“杨柳岸，晓风残月”，是一种美，一种江南之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也是一种美，一种塞北的风光。而只有后者的笔调才能用于摹写忠烈、描摹英雄。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祖望的文字真的能够算得上是“大手笔”。
全祖望提出“躬行”实践的主张。
全祖望故居全祖望对《宋元学案》的续修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内容上有所增补。《宋元学案》共有91个学案，其中属于全祖望增补的共计32个，凡33卷，约占全书所立案卷的三分之一。经他增补之后，宋元学术的主流与支流均得到充分反映，学术思想发展的面貌更为全面。二是对黄宗羲的原本加以“修定”、“次定”、“补定”，考订其中的失误。全祖望不为黄宗羲的失误隐讳，明确地指出原书中存在的不足，在各学案中不存门户之见，客观叙述各家各派学术利弊得失，达到了融会百家的目的。三是完善了学案体例。
全祖望将史“表”运用到学案体裁之中，每一学案内先立《学案表》以揭明学术源流，这是一个创举；同时增订并精心撰写《序录》，概括评价各派学术。他在对待各学派的态度上比黄宗羲更为开放，持论往往较黄宗羲更为博大平恕。经过全祖望续修的《宋元学案》，不仅成为中国学术史着作成熟的标志，而且反映出融会诸说、不定一尊、注重独创的治学精神，深为学者所推崇。除此之外，全祖望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的学术实践，也是对其学贵自得、融会百家治学思想的最好注解。正因为如此，全祖望对于清代学术风气的转变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而他的思想认识以及学术见解，对于今天的学者治学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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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古代典籍一百种简介》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4、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54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