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传播
全球传播是将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融为一体以整个地球世界为范围的传播
全球传播
全球传播是国际传播的扩大和发展，包括传统的国际传播的各个领域又有全新课题。全球传播主要是一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控的单向信息传播,使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特别是美国的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文化逐渐充斥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全球传播要扩散的文化就扎根于人欲之中，因此具有普世的特征。在虚拟空间内，变换角色是如此的轻而易举，是如此的没有风险，源于非理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求的意志和行为之间的距离消失了。
全球传播、跨国传播、越境传播、世界传播、文化间传播、跨文化传播、国际关系等概念是多维的和十分复杂的。因此，给出任何简单的定义都会是残缺不全，而且肯定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如此，从含义上讲，上述的头五项概念可以彼此替换——它们所指的都是跨越民族国家地理边界的信息流动。另一方面，文化之间的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所指的是不同文化、种族和背景的民族之间的人际关系，而国际关系则主要指政治（政府之间）和经济（企业之间）的关系与活动。一个不断增长的领域，美国和国外的越来越多的大学都强调人们俗称的课程国际化，向学生提供国际传播、国际关系、国际教育、文化之间的传播和国际商务方面的新课程。因此，最近10年左右，对涉及全球问题和全球化的书籍的需求一直在迅速增加。。
作为全球化的要素之一，它正在迅速地改造着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经济、人际关系、社会、文化、政治和结构等方面。这一要素就是全球或国际传播，它由于电信技术的奇迹才成为可能。它是一项浩瀚、多样、复杂、生机勃勃的、交互式的和迅速演进着的学科和事业。因此，国家、地区和国际传媒的生产、物流和消费等格局方面的变化属于一种大得多的、叫做全球化变迁的一部分。一种现象貌似矛盾，实际上很有道理，这就是世界已经变得又大又小——每种东西都具有全球化的一面，每个人都通过电子方式相互联系。从许多意义上讲，马歇尔·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已经成为现实。
《 全球新闻传播史 》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化”越来越成为诸多学科关注的历史情景与学术话题，新闻传播学也不例外。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界有关全球化与全球传播的探究及其成果，不仅构成新闻传播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而且也在研究视角或范式上产生广泛影响。
当然，过去与现在都不乏冠以“外国新闻史”、“世界新闻史”乃至“全球新闻史”的教材，其中有些内容属于全球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为这方面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既有的许多教科书往往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史学理论以及新闻史观的不足，而且经常不自觉地体现着萨义德所说的“东方学”意识。二是内容体系、篇章架构、材料使用等方面往往形同“一盘散沙”，既缺乏内在的思想逻辑，又忽略外在的历史关联，往往形同国别新闻史或地区新闻史的集成或集纳。
国外的一些相关研究及其动态，也存在类似问题，虽然总体的学术水准有时略高一筹。如新近出版的美国普渡大学教授叶海亚· R 伽摩利珀的《全球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美国学者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 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 2000 ）、法国批判学者阿芒·马特拉的《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 思想与战略的历史》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英籍印裔学者达雅·屠苏的《国际传播： 延续与变革》（新华出版社， 2004 ）、日本学者左藤卓己的《现代传媒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等。不过，这些新作虽然各有千秋，参差不齐，但都体现着越来越显明的“全球传播”视野和视角，都将全球范围的新闻传播纳入一种整体的、系统的、联系的研究框架。
全球传播另外，为了突破此类著述往往“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窘境，本书在叙事环节、行文特征及表述风格上进行了改进，以期达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其实，前辈大家在这方面有着深厚而良好的传统，我们应该发扬光大。比如，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张荫麟先生的《中国通史》、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费孝通等先生翻译的《世界史纲》等，都将学术性、思想性和通俗性（或可读性）有机地融为一体，读来不仅开眼界，长见识，受启发，而且文采斐然，轻松有趣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马克?泼斯特教授，题目为《从数字到模拟：知识产权法侵害到资本主义和民主》。 泼斯特教授从全球背景下的人类与机器之间的新关系、媒介和对等网络的变化入手，分析了版权中的政治意味操作，如1998年电子产品版权法案重新改装电子产品、消费者权益的删除，然后根据公平使用的特例、自由市场中的应用、资本主义的合法化来呼吁数字时代新版权法的出台。同时，他指出，数字时代需要重新认识人类与知识机器的关系，如开发的软件与使用者自由等方面，并以音乐界的生产和公共图书馆的使用来说明新旧技术体系的冲突。
文化或艺术与工业式产业存在着固有的张力或矛盾。来自英国的O’Connor教授就此指出，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或许为此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也就是说，正在形成的创意阶层也许应该遵循这条古训。与这个问题相关，美国著名教授Poster提出知识产权的问题。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强调，则不会出现所谓的创意产业。但如果对产权的强调趋于极端，那么也会伤害相关领域的发展。他举例说，如果按照美国某些人士的理论，也许我们每次使用的“新闻自由”这个概念的时候，都得付费。为此，他提出了在“消费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区别。使用者而不是消费者式数字技术时代的特征。这是一个互动的时代。
《追寻全球传播的历史道路》提供了研究全球传播的一个简短扼要的背景。有关跨越地理空间的传播的历史证据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早期，从古人类的地图、文献中的神话和象征性图像，到皇家信使和信鸽所使用的信息传递的实用创新都有所论及。在探索者、征服者和商人所搭建的历史舞台上，机械和技术的革命登场，带来了印刷机、电报、电话、无线电等。每项新的发展都带来了跨越遥远距离的通信新格局。随着时间推移，技术革命征服了地域和时间的疆界，为今天互联世界的即刻性和透明性方面重要的新视角创造了条件。
《全球经济与国际电信网络》考察了全球电信网络的结构状况。大英帝国的电报网络是第一个全球电信网络，它
全球传播《跨国传媒公司与全球竞争的经济学》考察了跨国传媒公司的状况，解释了它们为什么从事外国直接投资。然后探讨了跨国传媒所有权的经营，提及把跨国传媒公司与其他种类的跨国公司相区别的几个重要特征。此外，还考察了在日益私有化的世界上，与传媒的收购和兼并相关的另外一些问题。
《全球传播的法律》的开头简介了西方民主国家中言论自由的一贯作用，然后讨论了国际和国家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主要包括出于国家安全理由的审查和出于道德与宗教原因的审查。同时还考察了现有的国际管制和决策机构及其角色。该章最后讨论了因特网及其对全球传播法律的影响。
《全球新闻与信息流》讨论了国际印刷和广播新闻机构传统的新闻操作方式与新闻组织，评估了为网上消费者包装新闻这一新的发展方向。此外，还谈到因特网所提供的促进新的国际新闻机构出现的机遇。最后，该章探讨了有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新闻流的质量和数量的问题。
《国际广播电视》追踪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迄今的国际电台广播的历史与发展，考察了政府和传媒公司两方面所进行的越境直接卫星电视广播的增长。还讨论了国家之间的直接和越境广播的发展。此外，该章还解释了为什么各国和某些组织将其广播对准彼此的人民，同时勾勒出有关宣传和公共外交的一些重要概念。该章还考察了为什么听众收听越境广播，以及为什么各国政府对这种广播感到担忧。
《传播领域中的里程碑与国家发展》概括论述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传播为了发展的实践活动而演进方面，国际社会及其组织所扮演的角色。该章把与传播和国家发展相关的重要机构、人物和思想分离出来并加以讨论，收尾处考察了当代国际传播的战略。
《全球传播的政策》提供了全球传播的政策简史，聚焦于电信、知识产权和大众传媒等领域。它分析了影响这些领域的近期最重要的变迁。从界定重大问题的、分歧和矛盾最严重的政治议程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将显著影响全球传播未来的这些问题。该章结尾处建议公共利益联盟对全球传播的政策进行干预。
《全球广告与公关》考察了公共关系和广告在21世纪所担当的角色。提出这些领域并非完全源自于西方，不能通过排他的西方视角在全球开展。从历史和内在两方面讲，它们都不只代表大公司利益，而作为操纵媒介，其实践亦非最出色。作者的观点是，公共关系和广告都具有深厚的民主传统和资本主义传承，能够帮助解决21世纪在技术化、全球化和多种文化的世界中将发生的社会问题。这一潜力的发挥不仅有赖于实践家在传播管理方面的技能与诀窍，而且有待于这些领域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作用的扩大。作者的结论是，广告和公共关系能够被有效地用于减轻社会问题，只要这些职业在全球为人们所欣然接受，只要其实践方式也不是操纵性的，而是协作性的，是符合民主传统的。
《传播与文化》聚焦于文化和传媒产品的文化影响。今天，大众传媒构成世界各国文化产业的很大一部分。虽然全球性大公司生产的好莱坞产品控制着全世界的电视荧屏和电影院，但是许多国家都采取了措施与这些产品竞争。一些学者争论说，由于如此多的人观看美国电视节目和电影，他们已经采纳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但是，卫星和因特网技术也使来自可能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少数民族的、范围更加广泛的文化产品的传播成为可能，从而使得全球化的影响变得不那么分明了。
《教学法、善于批判的公民和国际传播》利用一个批判性教学框架来讨论在教学中把国际传播当作一个研究领域的几方面的问题，以及全球传播技术在课堂中的作用。从不完全意义上讲，它是一篇报告，谈的是教授国际传播的一门课程的一次经历。这门课向学生介绍了一系列理论和方法论，宗旨是形成对学生作为全球传媒消费者的角色的批判意识。这一课程聚焦于有线新闻网（CNN），把它当作一个体现该课程想要探讨的论题与问题的现象。这一章表明，第一，如果对内容的处理采取一种与时事相关的和实质性的方式的话，国际传播课能够比较引人入胜。第二，这样一门课的内容能借鉴其他传播课程（例如电视评论），有助于制定一套比较完整的传播学教学大纲。第三，学生们能够在特定的国际传播现象（比如CNN）的范围比较广泛的文化、政治、社会和技术背景下，对其进行研究。最后，通过从学生的社会生活背景中提取素材，采取与人们时下关注的问题相关的做法使国际传播学与学生更加相关。
《全球传播的格局：前景与忧虑》向读者提出挑战，要求读者以批判的方式来思考全球传播当前和未来的前景与忧虑。结尾这一章的目的有三重：第一，评估传媒产业的全球基础结构的状况；第二，研究隐私权和信息战问题；第三，探讨全球经济、跨国传媒公司和在21世纪的传媒领域中即将消失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显然，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上所描绘的田园诗般的社会已经荡然无存，“沃尔特·克朗凯特（著名记者、作家兼电视节目主持人）新闻”的“蒂法尼”（品位高尚完美的奢侈品零售商、传媒赞助商）网络已经分裂为几百个信息频道。毫无疑问，信息革命对世界大社区产生了深刻影响，并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娱乐和信息服务的结构、速度、复杂程度和性质。因此，全球的社区和社会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以及有关传播革命终结的许多问题。作为这场对传媒改造的结果，人类的境况得到改善了吗？全世界的产业领导层应当处理的社会担忧都是哪些？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传媒和传播未来发展的前景
新闻发言人培训
就是在2001年的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首都北郊的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全球化时代的新闻传播”高级研讨班。参加这个研讨班的学员都是中央外宣系统、中央媒体机构的司局级高官，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用五天封闭的时间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讨。这次研讨班成为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稍后大规模展开的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和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最早序幕。作为当时的主讲之一，参与了这个开创性的工作。在培训期间，一些看起来熟悉也陌生，但对党和政府不可回避的关键词，开始成为大家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它们是“危机传播”、“居安思危”、“舆论引导”、“先声夺人”、“新闻发布”、“媒体关系”、“形象修复”、“国家品牌与营销”，等等。
和谐社会、执政党与媒体关系
“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的舆论。舆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舆论和谐的程度反映和影响着社会和谐的程度。”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传播的时代，新闻媒体、传播技术空前发展，一方面使得舆论的影响力变得更大；另一方面也使得政府在把握舆论导向时，有了更多的工具。关键在于如何使用。
一个政府引导舆论的能力，以及它的公共形象，都是它执政能力的一种体现，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在处理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事件时，应该更多地从新闻的规律来考虑问题，引导舆论，有效执政，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和谐社会，执政党都需要良好而高效的媒体关系。新闻媒体在今天一旦用于对公众的说服，从本质上来说，就成了一个吸引注意力和制造注意力的社会力量。新闻媒体关注的常常不是对社会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和现象，而是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注意力的“亮点”，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这种效应的普遍性与日俱增。
由于新闻媒体在本质上并不给人以深入思考的时间和空间，吸引注意力的过程一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因此引人注目的形象和形象塑造便成了通过媒体获得关注的重要因素。企业在运用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一种把公共关系应用于企业管理与营销中的综合系统――来给自己创造意想不到的收益，而发达国家的政府早已把国家营销或是国家品牌（State Branding）作为公开的战略来指导它们与全球媒体互动的实践。也就是说，在媒体越是发达的时代，各国政府越是通过公共关系的手段使其行为对自己更为
有利。
可以这样说，没有公共关系思维的政府在漠视媒体或低估媒体力量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极其可怕的后果，即使它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财富和繁荣，但是它的衰落可能就来源于它对媒体的一次判断失误。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便是媒体透明时代的产物。新闻发布制度作为各国政府公共关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政府在危机公关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政府的公共关系部门，不仅要将政府的信息以适合媒体的有效方式进行发布，更需要应对来自媒体的质问和挑战。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助于加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使政府的工作能够更加贴近人民群众，而且有助于积极引导社会舆论，使其朝着有利于解决危机的方向发展，还能促进形成维护政府形象与声望、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当哲学家们辩论人性是善还是恶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时候，我们知道其意义在于人本身固有的或者说先天的潜质与社会的构成及变迁息息相关。哲学家们几千年来一直关注人性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不确定性和重要性。
全球传播2003年讨论全球传播这一概念时曾指出：民族间的非物质文化或高雅文化传播存在着固有的困难。事实上全球传播也不是这个层面上或意义上的传播。全球传播的核心是唤起和满足人类普遍存在的“本能欲望”，其目的是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杨 2003）。然而，以上论断建筑在“本能欲望”是跨民族的或者说人类普遍存在的这一前提之上。因此，进一步的问题是：“本能欲望”属于人性范畴或者说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吗？如果是，我们该如何从人性上去理解“本能欲望”？它与因特网与全球传播的之间的内在联系又是什么？这是本章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本文认为，由于跨国公司的介入而产生的全球传播的文化意义正在于它对“恶”的诱发、诱导和满足。也就是说，基于获取最大利润的天性，在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化过程中，所展示的核心文化聚焦在对人类欲望的唤醒和满足方面。在此基础上，我们把握全球传播及因特网所展示的文化特征。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会发现全球化之所以被称为全球化，正是因为它要展示的文化不是源于某个民族或种族，而是基于人类共有的本能欲望。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末以前的世界新闻传播格局，基本上是以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外加英、法、德等少数发达国家传媒占垄断和主导地位的天下。20世纪末叶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相对衰落，俄罗斯不仅从全球政治、军事、经济的超级大国地位上跌落下来，也因势力范围的大幅萎缩等因素从传媒超级大国的地位上跌落下来。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消失，使得法、德等少数发达国家与美国超级大国的关系包括在全球传播领域的关系，也从过去以合作、附合为主的关系转变为一定程度的自主和竞争的关系。法国、俄罗斯、加拿大对美国在新闻传播、文化传播领域的防范和抵制，都反映了这种变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末人类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和迅猛发展，如卫星直播电视、互联网等，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以较低成本和较少限制的可能性参与到了跨国界、跨地域的传播格局中来，或多或少改变了超级大国和少数发达国家垄断全球传播、全球舆论的局面。全球传播格局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一极、多强和新兴传播国家多元并存
这就是说，在当今的全球传播格局中，美国这个超级传媒大国挟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流行文化、传播媒介、英语语言等诸多方面的超强优势，作为其他国家暂时无法企及的唯一的超强一极，仍然具有向全球进行新闻、文化、媒介传播和影响全球舆论的超强能力。
而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印度、日本等大国，则凭借各自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等优势，有能力在全球进行跨地域的新闻、文化、媒介传播，部分影响国际舆论，是新世纪全球传播格局中的跨区域文化语言传播大国。新格局与旧格局的最大区别在于，拉美的墨西哥、巴西，阿拉伯的卡塔尔、阿联酋和亚洲的韩国等新兴传播国家，借助特定的文化或语言优势面向特定的地域和受众（如拉美地区及其受众、阿拉伯地区及其受众、东亚地区及其受众等）进行新闻、文化、媒介传播，具有影响局部舆论的能力，是新世纪的全球传播格局中的新兴文化语言传播国家。
还有众多国家在全球传播中仍处于被动接收的地位
以上一极、多强和新兴传播国家在当今全球传播结构中既多元并存，又不同程度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与过去个别国家处于支配地位、多数国家处于依附地位，少数国家处于核心位置、绝大多数国家处于边缘或半边缘位置的全球传播结构有所不同。
（一） 依附理论
所谓“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最初来源于对于全球经济结构的理论分析。这一理论认为，全球经济结
全球传播一般认为，“依附理论”或称“依附模式”、“依附观点”是巴西经济学家费尔南多•亨里克•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最早正式使用的。1967年，他与法雷图（E. Faletto）联合发表了《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原书以西班牙语写成，英文本直到1979年才由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学者根据当时拉丁美洲的情况提出，依附理论在国际文化、传播领域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媒介传播内容、节目、广告和资金等受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传媒公司的支配。而这种一方依附另一方、另一方支配一方的国际传播关系，带来的后果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思想意识上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传媒长时间在发展中国家占支配地位的国际新闻报道，将潜移默化地改变依附国家受众对外部世界、对国际政治和其他国家的观点看法；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传媒占支配地位的电影、电视、音乐节目，将潜移默化地改变依附国家受众的欣赏习惯、文化传统乃至价值观念；尤其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传媒占支配地位的广告，不仅强有力地推销了各种高档洋消费品，而且不断地改变着依附国家受众的消费习惯、生活行为和社会价值观念。这种相互关系的结果必然是，处于依附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结构和传播结构中越来越边缘化。
但是，随着传播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墨西哥特莱维萨电视集团和巴西环球电视集团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传媒开始崛起。他们制作、出口的电视节目一时间不仅风靡拉美、热播全球，而且反过来打入各自在欧洲的母语国家甚至进入了传媒超级大国美国，分别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西班牙语电视市场和葡萄牙语电视市场。由此，依附理论在阐释全球传播结构方面显现出了局限与不足。另外，依附理论偏重注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传播领域的经济依附关系，而对传播内容的依附关系、文化影响关注不够，也受到一些学者诟病。
（二）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传播结构中，一个国家的文化支配另一个或另一些国家文化的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著名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他在搜集了大量证据以后，于1969年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 ，率先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这一引起此后长期激烈争议的命题，矛头直指美国。在该书中，席勒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出口的电影、音乐和其他媒介产品对发展中国家本土文化的潜在影响。他认为，美国的传媒公司醉心于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由于美国的传媒产品制作得是如此完美、如此吸引人，以至于其他国家的人们很难抗拒它们。结果是，西方控制的国际大众传媒就会取代民族文化，这种形势就像是抢劫，就像是早期殖民者拼命掠夺殖民地国家自然资源，以使殖民国家发财致富一样。 此后（1973、1976、1979、1981年）他又出版了一系列著作阐释这一理论。 2000年1月29日他以80高龄去世。当年5月，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个美利坚帝国批判者的反思》出版，对这一理论作了最后阐释。席勒回溯了美国如何通过虚伪地声称维护国际间“信息的自由流动”原则和大力资助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手段来支持传媒公司在海外推销他们产品的历程。他指出了当代美国社会的资讯机器支撑美利坚帝国在海外进行冒险的途径与方式。
当美国的传媒对全球媒介系统的支配地位在70年达到巅峰的时候，一些国际传播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也达到了高潮，一大批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著问世。 这些批评者认为，国际传媒就像19世纪的欧洲殖民帝国一样经常是不请自来地向其他国家出口西方价值观念。而这这些国际传媒的总部都设在美国和欧洲前殖民宗主国家。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媒介传播与文化传播方面不平衡的一种关系。其主要问题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新闻报道、电影、电视节目、有线电视频道和音乐产品等文化产品的流动极不平衡。 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视网播出的肥皂剧《达拉斯》（Dallas）一度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在全球热播。许多论者担心，如此之多的媒介产品从美国流入到其他国家会使得美国人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逐步被取而代之，从而消蚀或改变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
文化帝国主义的重量级批评家、美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指出，文化帝国主义着重批评的是，资本主义是一种匀质的文化力量，而这种资本主义是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着一种消费文化。英国学者杰里米•滕斯托尔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命题认定，这个世界上许多地方真正的、传统的和本土的文化正在被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大量精心制作的商业和媒介产品的一古脑倾销而席卷出局。”
一些学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造成的某些严重后果已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其中主要表现为大量进口和不断传播的媒介内容逐渐改变了受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生活行为。在非洲的一些贫穷国家一度发现，婴儿腹泻的疾病流行造成大量死亡。有人认为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的观众受美国和欧洲电视节目和广告的影响，一些哺乳期的母亲为了保持妊娠后的体型放弃了母乳喂养而改为奶瓶喂养。也有人认为，其中的根本原因是改用奶瓶喂养后，当地不干净的饮用水与奶粉混合所致。但是，当地哺乳期的母亲是因为受到发达国家电视节目和广告影响才改变了传统的母乳哺婴的习惯，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南非独立广播局行政主管塞比莱索•莫科恩-马塔贝恩（Sebiletso Mokone-Matabane）列举了一个外来文化影响的典型例证：一帮当地劫匪冲进银行时高声大喊的是英语的“不许动！”（即Freeze!）；而这一单词，在非洲语言或部族方言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很显然，这帮劫匪是在看了太多的美国警匪影视片以后，才学会了这样的行为和这样的语言的。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最初矛头集中指向美国，但是80年代末的1988年，自从日本的索尼公司以5亿美元买下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制片厂以后，其他发达国家的传媒公司不仅开始大举收购美国传媒进军美国传媒市场，而且向全球扩张。德国的贝特斯曼、法国的维旺迪和加拿大的西加全球传播公司（CanWest Global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等纷纷收购或入股美国、大洋洲、亚洲某些国家的传媒公司，澳大利亚的新闻集团也陆续进入了美国、北美、欧洲、亚洲和拉美传媒市场。自此，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批判的矛头就从美国分散到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
也有论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有对美国跨文化传播现象的小题大作、过分敏感之嫌。例如法国政府始终严防一些美国日常用语，如“电子邮件”(email) 、“药店”（drugstore）等渗入法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些论者认为，跨国传媒公司作为全球经济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目标是如何从全球的各个利润中心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至于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等问题，他们并不关心。而且，在跨国传播运作实践中，他们还认识到只有实现节目内容、甚至经营管理的本土化，才是在传播对象国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由之路。至少在跨国传媒公司在本土市场完全站稳脚跟之前是大多如此。
再加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开始注重自己大量生产和制作本土化的影视、音乐节目，并发现这类节目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原因更容易受本国受众欢迎。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限制对外国影视节目的进口。从此，国际上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之声开始减弱。
（三）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播放的绝大多数电影电视节目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这种全球国家之间媒介流通的严重不平衡催生了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理论。美国学者奥利弗•博伊德-巴莱特（Oliver Boyd-Barrett）于1977年提出，媒介帝国主义是指“某国媒介的所有权、结构、传递或内容，受制于他国媒介利益的强大压力，而未有相当比率的相对影响力”的现象。
实际上，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与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不同之处在于，更多地聚焦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平衡的媒介进口与出口关系。有学者曾试图以更加实证的方法从几个方面界定这一理论和现象：一是，第一世界传媒公司在资金或所有权方面涉入第三世界传媒领域的程度；二是，第三世界传媒接受和运用第一世界传媒模式的程度；三是，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媒介产品（特别是电视节目）的不平衡流通状况；四是，各种媒介模式进口和节目进口对第三世界文化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在资金和所有权方面，70年代由于许多国家政府实行干预和控制，西方国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媒
全球传播墨西哥、巴西、中国香港、印度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制作的电视剧、电影片乃至新闻节目不仅占领本土市场而且出口到全球相同的语言文化市场和地域，甚至出口到美国等发达国家，改变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度支配全球传媒市场的景观。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现象有待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但是，仍有学者认为，由于传播全球化的影响，现在全球的媒介内容和制作样式基本上都是拷贝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因此，尽管节目本土化了，但是其内容和概念并不一定是本土化的，很可能还是西方化、美国化的。
（四） 世界系统理论
如果说依附理论为国际传播结构提供了一个一极是依附性国家、一极是支配性国家的两极量表描述的话，那么，世界系统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则为国际传播结构提供了一个三层同心圆式描述。所谓世界系统理论认为，极少数核心工业国家（core nations, 即核心国家）控制着世界资本主义系统的基本动力，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处于这个系统的边缘地位（peripheral nations,即边缘国家）。另外，还有少数已经获得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国家则处于两者之间的半边缘地位（semiperipheral nations, 即半边缘国家）。这一理论主要是由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于1974年提出来的。
这三类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媒介、技术、劳力、资本和社会等层面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互作用。核心国家向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提供技术、软件、资本、知识、制成品和服务，而后者则成为前者的消费者和消费市场。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与核心国家的关系主要是提供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大众市场或电影故事片的廉价外景地等。大众媒介技术（硬件）和产品（软件）代表着文化产业中的制成品和服务，起着不断增强核心国家对于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的支配作用。
一些世界系统理论学者认为，在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与核心国家的各种关系中，中心的问题是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要学会有助于现代化的各种经济价值观念。而其中有些价值观念就是通过西方核心国家大众媒介产品的出口和广告来传递和实现的。在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与核心国家的各种关系中还有一个中心问题是大众传播系统，这一系统允许传输核心国家的各种媒介内容以便为大众市场或广大受众创造出一种基础广泛的流行文化，或是为创造出足以鼓励进口特定媒介产品或服务的另类文化特定市场。
在世界系统理论中，核心国家一般主要是指美国、欧盟最初的15国和后来加入的12个国家；还有加拿大、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半边缘国家主要是指奥地利、巴西、中国、丹麦、芬兰、匈牙利、波兰、俄国、瑞典、瑞士、新加坡、韩国、埃及、印度、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耳他、斯洛文尼亚、委内瑞拉等。边缘国家主要是指非洲、拉美和亚洲的大部分最不发达国家，还有前苏联的最不发达成员国等。
世纪之交和新世纪美伊战争以来，全球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传播结构都与世界系统理论提出的核心国家和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的结构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欧盟的进一步一体化和欧元统一货币的推出，使原来所谓的核心国家出现了经济结构上的裂变，欧盟和欧元在很多意义上说实际上成为与美国和美元竞争的力量。欧盟主要国家法国和德国与美国在发动美伊战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使得原来在冷战时期腔调基本一致的所谓核心国家在国际传播上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墨西哥特莱维萨电视网和巴西环球电视网的兴起，特别是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等在美伊战争中的崛起，明显打破了核心国家、特别是美国媒体对国际新闻信息的垄断甚至传递出了为核心国家、特别是美国媒体所没有的国际新闻信息，成为中东地区许多重要独家新闻的唯一来源。这不仅影响到阿拉伯世界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舆论，而且或多或少地影响到美国的舆论。这在过去国际传播格局中是从未有过的。因此，从全新的角度来认识新世纪的全球传播格局已经十分必要。
[1]《大众传播学》
[2]《传播学教程》
[3]《传播理论》
[4]《世界传播事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