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是分工进一步深化的产物，其形成程度取决于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过程中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之间的对比。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对其边际成本曲线的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则是影响其边际收益曲线移动的源泉。边际成本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的移动共同决定了价值环节片断化和空间重组的程度，即决定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程度。
全球价值链企业升级对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指价值链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以及价值链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目前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模式方面，虽然Kaplinsky和Morris(2000)借鉴西方社会三权分立的原理提出了一个价值链治理的分析框架，即价值链中立法治理、执行治理和监督治理，其中的部分原理在实证研究中有所体现，但理论上还很不完善和系统。本文也将以治理模式研究的发展过程为主线展开。二是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主要研究升级的机制、类型和路径等。三是价值链中经济租的产生和分配，包括进入障碍，经济租产生的来源(如技术能力、组织能力、技能和营销能力等核心能力)，租金的分配等。价值链研究的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治理居于核心地位，它决定了价值链中的升级和租金的分配。
全球价值链本质关于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划分，对于研究目前国内比较关注的全球产业转移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同治理模式下产业空间转移进程和结果是显著不同的：模块型治理模式中，各厂商是优势互补的关系，而非控制关系，厂商的市场适应能力较强，投资的专用性程度较低，具有很强的空间转移能力。关系型治理模式中，一般以中小企业为主，凭借信誉、相互信任而聚集，表现出较强的社会同构性、空间临近性、家族和种族性等特征，由于单个经济行为主体规模较小，对市场需求的识别能力较弱，其市场适应能力的强弱是以空间集聚为前提的，相比之下，其空间转移能力较弱。领导型治理模式的显著特征是众多中小厂商依附于几个大中型厂商，这些大中型厂商对中小型厂商具有很强的监督和控制力，这种依附关系的改变需要较高的变更成本。一般来说，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选择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
1.首先是交易的复杂程度，价值链中交易越复杂，各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越强。采取的治理模式越倾向于网络型治理模式(模块型、关系型和领导型)和等级制的治理模式。
2.其次是交易的标准性，反映的是价值链中信息和知识的可获得性，及其传递效率和交易费用。某些行业的价值链中，关于产品、生产过程等的复杂信息经过编辑标准化处理后便很容易在价值链中传递，如果供应商有能力接受并实施这些标准化的信息，并且这些标准在价值链中被广泛采纳，则采用模块型治理模式；否则，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将垄断这些信息，对其他企业实施垂直一体化的控制，采用的是等级制治理模式，或者采取外包战略，但对承包企业实行紧密地监控，采用的是领导型治理模式。
3.再次是供应商的竞争水平，接受和实施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所传递的复杂信息，要求供应商具有较高的能力。如果供应商的能力较低，主导企业只能实行垂直管理，价值链采用的是等级制治理模式；或者外包，采用领导型治理模式。
尽管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有不同，但其本质是世界经济关系不同模式的具体体现，也是市场经济机制在全球配置资源的结果。首先，各国由于历史、文化和经济基础的差异，决定了其整体的全球价值链层次。其次，每个国家的企业由于本身在本产业中的竞争能力差异也决定了其在全球价值链的等级。再次，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也是一国及其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等级的重要因素。总之，一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实力决定了其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等级，而这种等级又影响了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
全球价值链探索1990年，网络学家普维尔(Powell，1990)将生产网络的治理结构分为三种：市场、网络和层级组织，并从一般基础、交易方式、冲突解决方式、弹性程度、经济体中的委托数量、组织氛围、行为主体的行为选择、相似之处等方面对三种经济组织形式进行了比较。
John Zysman等(1997)研究了亚洲跨国生产网络的类型和决定因素。他们发现，决定亚洲生产网络类型的是领导厂商的母国治理结构、领导企业的结构和海外生产动机。东道国的工业基础、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和政府政策对生产网络的影响很小，因为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大环境下，东道国很难控制外国投资的种类和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他们从两个维度区分网络类型：垂直性／水平性，即网络中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的持久性和力量对比；开放性／封闭性，即网络外企业进入的难度。据此可将亚洲生产网络分为四类：
(一)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垂直封闭式网络
日本公司的海外机构一般受总部的高度控制以维护总部的权威和核心技术能力，因此其治理结构是层级型的垂直一体化模式。以日企为主导的跨国生产网络一般由领导企业率先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然后日本供应商跟进投资。对东道国当地的采购仅限于附加值低的原材料和简单零部件，技术要求较高的零部件一般由跟进的日本供应商提供或从母国采购。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垂直开放式网络
供应商有较大的自主权，较高的市场灵活性，海外生产的附加价值较高。领导厂商愿意向东道国供应商提供较多的指导和技术支持以提高供应商的能力，将生产外包，自己则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研发、系统集成和软件等环节。
(三)以台湾为代表的水平开放式网络
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比较灵活和复杂，经常变更合作伙伴。厂商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力量对比不很悬殊。
(四)以海外华人为代表的水平封闭式网络
全球价值链分布共同的种族、文化、语言和人际关系为企业间的合作与协调带来了便利，同时也构成了网外企业的进入壁垒。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生产网络的封闭性问题很重要，这是因为与封闭型生产网络相比，开放型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更有利，例如，开放型的以美国企业为领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推动效应更大。而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之一就是生产网络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格里菲等(Gereffi and Korzeniewicz，1994)在对美国零售业价值链研究的基础上，将价值链分析法与产业组织研究结合起来，提出全球商品链分析法，并区分了两类全球商品链：购买者驱动型和生产者驱动型。购买者驱动型商品链是指大型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在散布于全球的生产网络(特别是奉行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的建立和协调中起核心作用的组织形式。购买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是通过非市场的外在调节(explicit coordination)而不是直接的所有权关系建立高能力的供应基地来构建全球生产和分销系统，如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耐克、锐步等品牌运营商和伊藤忠式贸易代理公司等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生产网络。
生产者驱动型商品链是指大的跨国制造商在生产网络的建立和调节中起核心作用的垂直分工体系。在生产者驱动链中，制造先进产品如飞机等的制造商不仅获得了更高的利润，控制了上游的原料和零部件供应商、下游的分销商和零售商。通过比较生产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中的非市场外部协调和传统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内部协调，格里菲指出了生产者驱动在促进商品链中各国产业共同进步的重要作用。
格里菲的商品链分析方法的意义在于指出了某些类型商品链的驱动力。但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动力机制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有些全球价值链可能是多头驱动甚至购买者和生产者混合驱动的，而不是单头驱动的；其次，政府和大的供应商也可能成为价值链的驱动者，如PC产业的Intel。此外，正如格里菲所指出的，商品链分析法太过简单，没有抓住价值链的主要特征，有许多已有的典型网络组织形式没有被包括进去。因此，这种商品链分析方法在实证研究中已经较少采用。
全球价值产品升级市场：通过契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产品比较简单，供应商能力较强，不需要购买者太多投入，且资产的专用性较低时，就会产生市场治理。这时，交易比较简单，双方只要通过价格和契约就可以很好地控制交易的不确定性，不需要太多的协调。
模块型：产品较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强，其资产专用程度较高，买卖双方的数量虽然有限，但仍有一定的市场灵活性，更换合作伙伴较容易。双方交流的信息量较市场型大、较复杂，但能够通过标准化契约来较好地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需要的协调成本也不高。
关系型：产品复杂导致交易复杂，双方需要交换的信息量大且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强，领导厂商和供应商之间有很强的互相依赖。但双方可以通过信誉、空间的临近性、家族或种族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双方常常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进行协商和交换复杂的信息，需要较多的协调，因此，改变交易伙伴比较困难。
领导型：产品复杂，供应商的能力较低，需要供应商的大量投入和技术支持，供应商为了防止其它供应商竞争，将其资产专用化。供应商对领导厂商的依赖性非常强，很难改变交易对象，成为“俘虏型供应商”。领导厂商通过对供应商高度控制来实现治理，同时通过提供各种支持使供应商愿意保持合作关系。
层级制：产品很复杂，外部交易的成本很高，而供应商的能力很低时，领导厂商不得不采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内治理方式。因为交易可能涉及到领导厂商的核心能力如隐性知识、知识产权等，领导厂商无法通过契约来控制机会主义行为，只能采用企业内生产。
此外，格里菲还研究了价值链治理的动态性问题。随着时间的发展，决定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三个变量将发生变化，价值链的治理模式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动态变化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如在自行车行业，由于规模经济、标准化和供应商能力的提高使治理方式从层级型转向市场治理；服装行业由于交易复杂程度的降低和供应商能力的增强由领导型发展为关系型；在美国电子产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使治理方式从层级型(垂直一体化)发展为模块型。
三个变量产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领导厂商采购要求的提高相对降低了供应商的能力，同时增加了交易的复杂程度；其次，创新和标准化是一对矛盾，创新会降低标准化能力；第三，供应商的能力随时间会发生变化，学习会提高企业能力，引入新供应商竞争、新技术革命和领导厂商采购要求的变化都会影响供应商的相对能力。
格里菲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范式是目前最严谨的一个，它涵盖了发现的多数典型的全球价值链类型，重要的是，格里菲不但研究了每种治理模式的特点，而且引入了更多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特征变量化，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但是，格里菲的范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该理论中的治理模式仅限于领导厂商和较高级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但在具体的行业价值链中，可能包括更多的上游和下游主体；第二，模型中的前两个变量(交易的复杂性和交易的可标准化程度)有很强的相关性，实际上这两个变量都是通过影响交易成本来决定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但影响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不止这两个；第三，把三个变量简单地划分为高低两个维度可能不够准确，比如模块型中交易的标准化能力高于领导型，但低于市场型；第四，文化禀赋、公司战略、政府政策和国内和国际的制度对价值链的治理有重要的影响，但在格里菲的模型中却没有提及；第五，格里菲的模型没有说明价值链中各个链节(nodes)的区位问题，即为什么不同的链节会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
生产者主导全球价值链Henderson(1998)在此基础上对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以后，指出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是由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全球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投资者可能是拥有技术优势、谋求市场扩张的跨国公司，也可能是力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建立自主工业体系的本国政府。一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价值链，如汽车、飞机制造等，大多属于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在这类全球价值链中，大型跨国制造企业(如波音、GM等)发挥着主导作用。
Henderson同时也对采购者驱动模式进行了以下界定：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经济体通过全球采购和贴牌加工(OEM)等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能够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那些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鞋类、农产品等大多属于这种价值链，发展中国家企业大多参与这种类型的价值链。
企业集团全球价值链(1)过程创新。在全球价值链的各环节或各环节之间对内在的作业过程进行过程创新，提高效率，比如降低企业的库存成本、角料浪费或加强企业间的及时配送。
(2)产品创新，包括提升老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优势，据此来强化市场地位，以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引入新产品，形成产品差异化优势。产品创新涉及到价值链单个环节(企业)的新产品研发流程再造，以及价值链各环节间关系的提升。
(3)功能创新。通过改造企业内的作业活动组合来提升价值。
(4)跨价值链创新。从原先的价值链跨越到利润空间更大的价值链。例如，中国台湾企业从品体管收音机生产转移
全球价值链参与价值链的企业、地区或国家(也就是价值链上的各环节)可以在其所处的价值链上进行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以提高自身在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也可以通过功能创新再参与其他价值链；还可以通过跨价值链创新活动将自身的业务或产业整体转移至利润更高的价值链。
除了对全球价值链的各类创新活动进行区分之外，一些文献还特别从创新活动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后的发展轨迹进行了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并不意味着就能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有些企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后的竞争能力甚至有所下降。只有当价值链的后来者通过提供各种低成本制造服务作为交换，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各种知识和技术，并真正利用交换所得的知识向价值链的上游转移时，才能成为具有竞争能力的后发者。而这样的过程有赖于后来者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创新。
一般认为，根据其掌握的不同能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创新活动后的发展轨迹主要有两种。JohnA.Mathews和Dong-SungCho(2000)认为，这两种途径的起点是一样的，都是从OEM开始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ownbrandmanufacturing，OBM)。OBM通常是全球价值链中最有利可图的部分，也需要更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和技术能力。对于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能会开始于贴牌加工(OEM)，再发展到全球物流契约(globallogisticscontracting，GLC)模式，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纳入全球物流体系，以实现市场扩张，最后发展到自有品牌生产(OBM)。对于技术能力相对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可能会沿着另一种轨迹发展：首先从发展技术能力开始，从贴牌加工逐渐发展到自行设计制造(owndesignandmanufacture，ODM)，等自行设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再提高市场开拓能力，最终实现自主品牌制造。
全球价值链理论是一个融合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全面审视经济全球化下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的一种新兴理论。目前国外学者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着力于研究全球价值链治理和创新等理论问题；二是选取实际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以不断完善和拓展理论体系，从而达到更好为实践服务的目的。通过全球价值链来研究经济活动，可以突破单个企业的视角，转而从整条价值链的高度以一种系统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不少学者通过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与创新方式的分析探讨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的途径与对策。但是，理论界的成果仍然停留在微观和静态的层面，把产业升级理解为企业、区域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上顺着价值阶梯逐步提升的过程。如何分析、利用全球价值链的动态变化，实现发展中国家企业、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的对接和产业升级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和研究方向。
全球价值链从驱动力角度可以分为采购者驱动型和生产者驱动型，而处于不同驱动力价值链某个环节的地方产业集群只有遵循该驱动模式下的市场竞争规则，才能利用正的竞争效应。作为一个企业如何根据自身已有条件和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来找到最适合的切入点或价值环节，也是现在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一个热点。另外，当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后如何通过实施突破性创新以及跨价值链创新来实现从原有价值链跨越到更高层次的价值链，这也是当前的一个研究方向。
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的增加，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制造商基于契约或一般市场交易所形成的价值链上下游投入品以及最终产品配套、组装、供应关系日益密切，甚至企业间跨国界联合产品开发和市场开发也日益频繁。跨国公司在股权、产品技术以及市场渠道等方面对东道国制造商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从而减弱了技术和知识的外溢，使东道国制造商的功能升级被锁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下，发展中国家制造商如何摆脱技术控制，增强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在目前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中还难以得到有效的解释。这也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另一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