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宫苑
元代的(1271～1368年)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为蒙古某部落的贵族。原居于黑龙江上游东南一带，七世纪西迁瓦鲁伦河流域。他在1189年被推为蒙古部落首领，到1205年，先后征服了各兄弟部落，1206年蒙古各部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尊称成吉思汗，结束了草原上的纷争，建立了奴隶制国家。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以中统为年号。1271年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号为大元，次年以大都(今北京)为都城。
蒙古军在灭金攻宋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企图以其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取代汉族地区的农业经济，这给生产带来严重破坏，也遭到人民的坚决反时。
1276年元军入临安，俘宋恭宗。南宋灭亡之后，元朝统一中国，结束了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元朝把民族划分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日人，第三等汉人，第四等南人。
元朝在蒙古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摧残下，落后的宗教、喇嘛者、道教的哲学，消极的循世思想，以及复古主义观念得到发展。表现在艺术上，如绘画的倾向是师法古人。元代画家认为山水画到了宋朝已登峰造极，只要以董源、李成、范宽三大家为师作画即可以了。
当时号称元代四大画家的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在画法上都以董源、巨然为师，但他们也并没有完全被古人的形式所束缚。如黄公望提出“画不过意思而已”，倪瓒(字云林)说“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又说“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简，枝之斜与直哉”。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形似，而是超然物外，抒发自己胸中逸气，多用水墨淡彩和山水画的方法，表现和抒发自己的意趣和达到所谓的高超意境。
元朝在园林建设方面不象宋朝，没有多大的发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元大都和太液池。
元大都城在今北海地方，辽建燕京时曾在此建瑶屿行宫，金又在此修离宫，名为大宁宫。完颜雍迁部燕京后，公元1163年称金海(即太液池)，垒土成山(即琼华岛)，栽植花木，营建宫殿。当时琼华岛上有瑶光殿，又把北宋京城(汴梁)里寿山艮岳的方石运来堆叠假山。忽必烈建大都时，这里作为新城的核心部分，把琼华岛易名万岁山，他就住在这里，把金海易名为太液池。太液池东为大内，西为兴圣官(今北京图书馆旧馆)，隆福宫，三宫鼎立。万岁山南有仪天殿(今日团城)。
元代太液池万岁山的总体布局设计是：正中山顶是广寒殿，是元世祖忽必烈时的主要宫殿，元代不少盛典是在这里举行的。广寒殿左有金露亭，右有玉虹亭，广寒殿前有三殿并列，中为仁智，左为介福，右为延和。方壶、瀛洲两亭一左一右对称相望。
到了明朝这里又曾重新修治。琼华岛和太液池沿岸部分有的增加园林建筑，有的加以修缮、扩建后易名为西苑(包括中、南海部分)。清代，这里增加和修缮的内容则更多，形成为中、南、北三海，简称三海。
元代的苏州园林
在元代，苏州地区出现的园林仍然不少，但大多建于乡村，城市园林较少。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元朝的统治对城市的控制较严，而文人们又不愿生活在倍受歧视的坏境之中，于是“山林隐逸”的思想又将他们带到了城镇和乡村。
静春别墅
高士袁易的“静春别墅”，为元初所建。位于松江之畔蛟龙浦的赭墩，正堂称“静春”。园外有田畴沃野，烟波四绕。内壅水成池，累石为山。主人于堂中贮书万卷，日以校。书为务，人称其为“静春先生”。建造年代较早的，还有常熟自茆的“芙蓉庄”等。光福的“耕渔轩”建于元末，是里人徐良甫的居宅。良甫有文名，往来多名士。画家倪云林曾为之作《耕渔图》并题诗，内有“林庐田圃，君子攸居’，之句。其司宅曾与倪云林的“清阂阁”、顾德辉的“玉山草堂”同被时人称为最有情趣的三座园林。
玉山草堂
“玉山草堂”是顾德辉的别墅，在昆山 正仪镇，园内有亭馆24处。郑元占在《玉山草堂记》中说：“其幽闲佳胜，撩檐四周尽植梅与竹，珍奇之山石、瑰异之花卉，亦旁罗而列。堂之上，壶浆以为娱，觞咏以为乐，盖无虚日焉。”前有轩，名“桃源”；中为堂，日“芝云”。东建“可诗斋”，西设“读书舍”。其后是“碧梧翠竹馆”、“种玉亭”。又有“浣花馆”、“钩月亭”、“春草池”、“雪巢”、“小蓬莱”、“绿波亭”、“绛雪亭”、“听雪斋”、“百花坊”、“拜石坛”、“柳塘春”、“金粟影”、“寒翠所”、“放鹤亭”诸胜。张大纯 《姑苏采风类记》称其“园池亭榭，宾朋声伎之盛，甲于天下”。又说“园亭诗酒称美于世者，仅山阴之兰亭、洛阳之西园。而兰亭清而隘；西园华而靡。清而不隘，华而不靡者，惟玉山草堂之雅集”。
狮子林
元代的宫苑狮子林位于苏州城内东北部娄门内园林路，始建于元代，为元代园林的代表。园内假山遍布，长廊环绕，楼台隐现，曲径通幽，有迷阵一般的感觉。长廊的墙壁中嵌有宋代四大名家 苏轼、米芾、黄廷坚、蔡襄的书法碑及南宋文天祥 《梅花诗》的碑刻作品。狮子林原为菩提正宗寺的后花园，公元1341年，高僧天如禅师来到苏州讲经，受到弟子们拥戴。翌年（元代最后一位皇帝顺帝至正二年），弟子们买地置屋为天如禅师建禅林。天如禅师因师傅中峰和尚得道于浙江西天目山狮子岩，为纪念自已的师傅，取名“狮子林”。亦因佛书上有“狮子吼”一语，且众多假山酷似狮形而命名。
园建成后，当时许多诗人画家来此参禅，所作诗画列入“狮子林纪胜集”。天如禅师谢世以后，弟子散去，寺园逐渐荒芜。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明姓和尚托钵化缘于长安，重建狮子林圣恩寺、佛殿，再现兴旺景象。至康熙年间，寺、园分开，后为黄熙之父、衡州知府黄兴祖买下，取名“涉园”。公元1703年2月11日清康熙巡游至此，赐额“狮林寺”，后清乾隆皇帝六游狮子林，先后赐“镜智圆照”、“画禅寺”及现存“真趣”等额匾。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黄熙高中状元，精修府第，重整庭院，取名“五松园”。至清光绪中叶黄氏家道衰败，园已倾圯，唯假山依旧。
狮子林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10000平方米，是苏州古典园林的代表之一，拥有国内尚存最大的古代假山群，有假山王国之美誉。假山内外上下盘旋曲折，穿洞越谷宛入迷宫，咫尺之间可望而不可即，只有循山路而行才可出洞。仰观满目迭嶂，俯视四面坡壑，如入深山峻岭，恍惚迷离。由于它原是寺之后花园，所以狮子林假山便是佛的象征，与一般的假山不能相提并论。山腹中空灵曲折，宛如迷宫的洞穴即象征佛的法力无边。
狮子林内的湖石假山多且精美，建筑分布错落有致，园中最高峰为“狮子峰”，另有“含晖”、“吐月”等名峰。园内多竹，竹间结茅的方丈禅窝，建有“冰壶进”、“玉鉴池”、“小飞虹（桥）”。主要建筑有立雪堂、燕誉堂、卧云室、见山楼、指柏轩、飞瀑亭、真趣亭、问梅阁等。
狮子林主题明确，景深丰富，个性分明，假山洞壑奇巧、出神入化、匠心独具，一草一木别有风韵，园内长廊四面贯通，廊壁上嵌有书条石刻，皆为名家书法佳作。
公元1917年，上海颜料巨商贝润生（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叔祖父）从民政总长李钟钰手中购得狮子林，花80万银元，用了将近7年的时间整修，新增了部分景点，并冠以“狮子林”旧名，狮子林一时冠盖苏城。贝润生原准备筹备开放，但因抗战爆发而未能如愿。公元1945年贝润生病故后，狮子林由其孙贝焕章管理。解放后，贝氏后人将园捐献给国家，苏州园林管理处接管整修后，于公元1954年对公众开放。
闲适典雅的明代园林及造园著述
元代末年，各地的抗元斗争蜂起云涌，不久南方形成了陈友谅、张世诚、方国珍、朱元璋等多处武装割据。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削平南方各割据势力后称帝，建立了明王朝。与此同时，其北伐大军也迅速推进，子同年八月攻克大都，将元顺帝逐出中原。
由于经历了元代短暂而残暴的统治，以及元末抗元战争和割据势力的相互攻伐，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文化受到了较严重的摧残，明初便采用“宽政”，以“安养生息”为治国方针，经济上则采取移民垦荒、实行军屯、减轻赋税及兴修水利等措施，同时遏止奢侈，提倡节俭，从而促使农业、商业及手工业都在短期内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由于吴地在元末曾是张世诚的势力范围，并将苏州建为都城，因而朱元璋在平灭张世诚时，也殃及当地百姓，不仅焚毁了张氏王宫，而且将吴地大量富户迁徙到凤阳，又沉重打击了当地的经济，滞后了这里的经济和文化的恢复。所以明代前期，苏州地区的造园活动未有太大的发展。到明代中叶，社会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再度出现繁荣。但有鉴于对明初以来政治上党狱株连的恐惧，对文化上程朱理学的厌倦，在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不思仕进，专事享乐的“有闲阶层”。当然，所谓“闲”，并非无所事事，而是将??诸多事宜的深究和考证之上。因而推动了这一时期造园活动向纵深发展，还出现了许多讨论园林规划和设计的杂论、专著。这就使苏州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园林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下述著名园林：
(一)真适园及王氏园宅——“真适园”，是王鏊的故居，在洞庭东山唐股村。史书记载，王鏊自幼聪慧，文章过人，明成化时举乡试、会试，均以第一告捷，后殿试得第三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侍讲学士、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人内阁，晋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加少傅。后改武英殿大学士。在其任京官时，就曾在故宅旁建园林，名“小适”。致仕回乡后，再筑此园。因自以为一生的荣华都已享受，心满意足，故题额为“真适”。园中有“苍玉亭”、“湖光阁”、“款月台”、“寒翠亭”、“香雪林”、“鸣玉涧”、“玉带桥”、“舞鹤衢”、“来禽圃”、“芙蓉岸”、“涤砚池”、“蔬畦”、“菊径”、“稻塍”、“太湖石”、“莫厘献”等16景。各有当年文人墨客为它唱和的诗文。
王鏊人阁拜相以后，其家人虽不出仕为官，却也竞相造园。东山的“安隐园”，就是其长兄王铭的宅园。王鏊仲兄王銎，则建有“壑舟园”，也在东山。其弟王铨则构“且适园”于太湖东横金塘桥。王鏊的长子尚宝为其父在府城建“怡老园”，以为养亲娱老；季子延陵将其“招荫园”建于“真适园”之西；侄儿王学也建“从适园”于东山陆巷。这种兄弟子侄竞相造园的风气，在明代的后期十分普遍。
(二)谐赏园——在吴江县城西北，是顾大典的宅园。顾大典，字道行，隆庆问(公元1567～1572年)进士，官至福建提学副使，后自求解官，归吴江故宅。其宅以东半为园，内建有“云萝馆”、“清音阁”、“美蕉轩”、“载欣堂”、“净因庵”等建筑。台榭池馆虽非精丽，但以木石为人称道：其古木“大者数围，小者合抱”，其石“苍然而泽，不露叠痕”，故有“胜甲一邑”之誉。在主人自己看来：“大抵吾园台榭池馆，无伟丽之观、雕彩之饰、珍奇之玩，而惟木石为最古”。“伟丽、雕彩、珍奇，皆人力所可致。而惟木石不易致，故或者以为吾园甲于吾邑，所谓无佛处称尊也。”“谐赏园”建成于顾大典外出为官之前，弃官后即以此作为燕乐终老之地。
(三)弁山园及王氏园庭——“弁山园”，是明代万历初文坛领袖王世贞的园宅，位于太仓城内。王世贞，字元美，号风洲。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万历初，王世贞自郧阳罢任归，于太仓城建园墅。以《山海经》所载，弁州山为仙灵栖所，故慕而名园为“弁山园”，又自称“弁州山人”。园占地70余亩，其外小溪渺渺，东为隆福寺，古寺巍峨。西有古墓，松柏古拙。再西为关帝庙，碧瓦雕甍。其南是乡野腴田。园中平地起楼台，城市出山林。全园土石，十之四中为山三，为岭一。水十之三中有池，有滩，有溪，有濑。建筑十之二中有佛阁二，堂三，楼五。书室四，轩一，亭十。竹木花卉无可数计，约略为十之一。其余还有桥道、石洞、岩磴、涧壑、流杯亭之类。王世贞自称园中宜花、宜月、宜雪、宜雨、宜暑，四时变幻皆为胜绝。
与当时许多官宦世家一样，王氏兄弟子侄也各有园池，其中较著名的有其弟王世懋的“淡园”，其子王士骐的“贲园”。“淡园”位于“弁山园”东半里，面积仅“弁山园”的六分之一，楼台参差，花木蓊郁，以花美、木美、泉美、石美、建筑美著名当时，人称“五美园”。“贲园”在城厢镇，内有“乐志堂”、“梅花庵”、“娇雪楼”诸胜，也为一代名园。
在我国古代，造园的历史虽然十分悠久，而且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人或为园林作记，或为园主立传，但真正为造园著书立说者，《园冶》的作者明代人计成可能为第一人了。计成，字无否，吴江人。自幼擅画，最喜关仝、荆浩笔意，中年始以画意造园，名闻远近。后以自己多年造园心得编纂成文，这就是著名的《园冶》。书分3卷，分述造园要旨、园地屋宇的规划设计、山石选择以及借景等各个方面，不仅阐述了传统的造园理论，同时佐以亲身的经验，附图阐释，使后人获得许多具体造园操作上的借鉴。
我国古代长期以来未出现《园冶》那样的造园专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我国古代，人们将世间万事万物，都归为“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作为文人，他们的社会职责主要是“文以载道”，而造园技艺怎么说也只是“器”中的一部分，因此难以纳入其考虑的范畴。我国古代的工匠，历来又缺少文化，即便身怀绝技，也很难付诸笔墨，因而无法将其流传于后世。其次，是郑元勋提到的“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这应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计成在“兴造论”中，首先提出了“三分匠，七分主人”和“第园筑之主，尤须什九”的观点。所谓匠与主人，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工匠和园主。“主人”是指“能主之人”，用另一种解释，似应指须有一定修养，具备必要造诣的设计者。这一观点，在当时曾被不少人认同。说得最为明确的，要数人清之后的李渔了。他在《闲情偶寄》中说：“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也。譬如治举业者，高则自出手眼，创为新异之篇。其极卑者，亦将熟读之文移头换尾，损益字句而后出之，从未有抄写全篇而自名善用者也。”正因为如此，《园冶》接着就提出了要“因地制宜”，整书从“相地”到“借景”，都围绕着“因地制宜”而展开。仅就“相地”而言，园址有可选择的，也有无法选择的，前者指有权势者，在选址时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或者有多处基址可选，那么环境如何，就成为取舍的先决条件。但更多的则是城中隙地，环境稍差而闲置着。在这种基址上造园，或许也就能真正体现出规划设计者的高下工拙了。历史上同时处于北京海淀的“米园”和“李园”，就是这方面最能说明的例子。“李园”极陈豪奢，可说是用金钱堆筑而成，而“米园”则巧妙地利用了海淀地势低洼、一望皆水的特点。相形之下，其造园主持者的造诣修养，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了。《园冶》一书的价值，应该说并不仅仅局限于为造园所提供的种种手段，重要的是借各种具体的处理来说明某一种方法。诚如郑元勋在题辞中所说：“予终恨无否之智巧不可传，而所传者只其成法，尤以未传也。”如果不能理解计成的这种“因地制宜”的精神实质，即便熟悉了书中的各种操作手法，也不过与一般工匠无多大差别。
与计成《园冶》几乎同时，苏州地区还有文震亨的《长物志》。文震亨，字启美，长洲人。曾任中书舍人。他在晚年所著的《长物志》，是一部论述士大夫生活情趣的杂著，其中“室庐”、“花木”、“水石”和“禽鱼”4卷，与造园有着密切的联系。
除上述两本属苏州地区的有关造园的著作外，江南还有不少与《长物志》相类似的著作。如陈继儒的《岩栖幽事》、《太平清话》、林有麟的《素园石谱》、屠隆的《清闲供》、《考架余事》，高濂的《尊生八笺》等等。在这些著作中，包含着数量众多对造园的见解，许多都十分精辟。这反映了文人，特别是明代文人对园林所具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