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兰雅
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
出生于英格兰海德镇。近代在中国办报的英国传教士、学者,中文报纸《上海新报》主编。圣公会教徒。傅兰雅在1928年为中国创办的第一所盲女学校―――此前,他已在中国创办了两所盲童学校―――当年送走儿子,90岁的傅兰雅在美国去世。
大学毕业后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到香港,就任圣保国书院院长。两年后受聘任北京同文书馆英语教习,清同治四年(1865年)转任上海英华学堂校长,并主编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 。同治七年(1868年),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达28年,编译《西国近书汇编》 。清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三日(1876年2月17日)创办格致书院,自费创刊科学杂志《格致汇编》, 所载多为科学常识,带有新闻性,设有“互相问答”一栏,从创刊号至停刊,差不多期期都有,共刊出了322条,交流了五百个问题。光绪三年(1877年)被举为上海益智书会干事,从事科学普及工作。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去美国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文学语言教授,后加入美国籍。清政府曾授予三品官衔和勋章。单独翻译或与人合译西方书籍129部(绝大多数为科学技术性质),是在华外国人中翻译西方书籍最多的一人。 苏格兰穷牧师的儿子傅兰雅(JohnFryer)从孩提时代起就十分向往中国,这完全是受其父亲的影响。他父亲虽是个小镇传教士,却十分关注东方,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尤有兴趣。生于1839年的傅兰雅,经常跟着父亲去听从中国回来的商人、传教士举行的报告会。后来,他在自传中回忆道:“在我的孩提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阅读我千方百计搞到的有关中国的书,更令我愉快。我太想去中国了,因而同学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中国迷’。”
1861年他靠政府奖学金读完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的课程后,马上申请到了去香港的一所教会小学——圣保罗书院任教员的职位。这一年,他22岁。在中国的最初几年里,傅兰雅很快显示了自己的语言天赋,他不仅掌握了汉语,而且学会了说广东方言;为了学习“上流社会”使用的官话,他曾投奔著名传教士丁韪良门下,在北京的同文馆做过一年英文教习;后来,他又去上海,在英华书院——“一所传教士主持的、房顶开缝的学堂”,教大约20个中国商人的儿子学习基础英语……这为他后来踏入中国的上层社会,积累了资本,铺平了道路。
傅兰雅的机会来了。19世纪60年代,他被上海的教会团任命为在传教士中享有盛名的《中国教会新报》的主编。
虽然傅兰雅来中国的初衷是从事宗教活动,但来到中国后,看见传教事业十分不景气,便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因此,眼下他对为教会服务并无热情,感兴趣的是如何把报纸这个工具,变成自己下一个向上爬的垫脚石。
他出任主编后志向甚高,不仅下决心一年内将报纸发行量翻一番,还欲使它成为启蒙中国的工具。傅兰雅不仅要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读这份报纸,还想将影响扩大到地方官府乃至朝廷里去。实际上这样做正适得其反,反而使官员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名义上是朝廷雇员的外国人,成天在一份教会报纸上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似乎多有不妥。很快,到了1868年,傅兰雅丢掉了这个差使。
但在那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已称得上“中国通”的傅兰雅更不会让任何一个通向加官晋爵之路的机会与自己擦肩而过。这年春天,他被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聘书所吸引,决定去那里做科技翻译官。
为了博得中国人的信任,求得进一步高升,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做事相当卖力。同时他特别注意以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与翻译馆的中国同事相处,和他们交朋友,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已是半个中国人了”。
但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江南制造局的影响力,中国官员只是把傅兰雅看作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雇员,利用他解决各种棘手的技术问题,完成规定的任务。而乐此不疲的傅兰雅还没有看穿这一点,他把全部精力花在了科学研究、实验,以及翻译西方科技文献上。
在为个人理想奋斗和苦熬的历程里,傅兰雅或许从来没有想到,他要在江南制造局度过长达28年的译书生涯,并由此成为开中国近代科技新闻之先河的人物吧。
在艰苦而寂寞的译书工作之余,傅兰雅于1874年创办了旨在普及和推广自然科学的格致书院,开班设讲,定期展览科学技术成就,逐渐将其发展成为一所西学图书馆。
两年后,他得知由丁韪良、艾约瑟等传教士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即将停刊的消息之后,便“重操旧业”,独辟蹊径,以书院的名义发行了一份专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月刊《格致汇编》。创刊号于光绪二年正月十五日(1876年2月9日)问世,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科技杂志。这份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科技杂志,使他的名字与近代中国科技与新闻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格致汇编》停刊时间未详,据专家查证,现存最后一期是1892年冬出版的第七期第四卷,距傅兰雅离开中国还有四年时间。当年,傅兰雅以“给中国引进科学”为宗旨创办了这个刊物,但“洋务运动”始终未能深入开展,最后成了一场代价沉重的试验;对此,傅兰雅的失望落寞之感,是可以想见的。
至今,在江南造船博物馆里,仍保存着一份由江南机器制造局总管徐寿签发给傅兰雅的聘书,聘期为3年。然而,傅兰雅在翻译馆工作了漫长的28年,由于为中国传播西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清政府的嘉奖,授予了他三品官衔,他也由此成为少有的几个带清政府官衔的洋人。
为了报答这一切,傅兰雅拼命地工作,身上的任务日益繁重。为了取悦中国人,他也不惜付出个人生活的代价。1869年夏天,他的妻子安娜第一次生产时感染伤寒,结果孩子几天后夭折,安娜因过度悲伤,病体一直未愈。但傅兰雅顾虑重重,甚至鼓不起勇气来向他的中国上司请几周假。他只把妻子送到一个好友家里小住几天,权当休假了。这使他看不到前景所在。当时他这样告诉他兄弟:“我目前品级已相当高,但再获提升不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仍然低于我的设想。”
1896年6月,傅兰雅从上海动身回国度假,抵达美国后,受聘为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原定5个月的假期,一变成为他永久离开中国的契机,而他在华30多年的事业,也至此画了一个句号。
在很多场合,傅兰雅宁愿把自己在中国的奋斗经历称之为“南柯一梦”。他断定,在他开始在另一片异土拓荒的历程时,他先前在中国的努力都成了泡影。回到美国后,回顾在中国漫长的35年,在感慨这场“旷日持久、封闭困乏的苦斗”的同时,他仍然怀着一种“上当受骗”的心情。
是中国利用了他,还是他利用了中国?这不止是傅兰雅、也是每一个怀着梦想到来又带着破碎的梦离去的西方冒险家面临的问题。
王扬宗: 《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 (西学东传人物丛书),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亚舒: 《中国科学翻译史》 (百科史苑),黎难秋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罗新璋编: 《翻译论集》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顾长生:《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熊月之: 《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 》 ,原载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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