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骨与冤魂
|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当初，我欣赏了鉴湖女侠那张流传甚广的身穿和服手持倭刀的小照，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她的英姿飒爽，而是她的美貌端庄。我有位浙江籍的同班同学，他也十分敬仰秋瑾的为人，喜爱她的作品。记得有一次，他极为自豪地说：“秋瑾是我们浙江的骄傲！”我忍不住要挫挫他的锋头，于是猛然回应了一句：“你知不知道，秋瑾可是嫁给了我们湖南人！”听我这样一讲，他顿时蔫巴了许多，但我并未神气活现。真要从头细说，秋瑾与湖南的确渊源不浅，那是一段长达八年的缘分。 １８９３年的冬天山寒水瘦，秋瑾随父亲秋寿南从厦门调任来湘。秋寿南的新官职是湘潭厘金局总办，上任不久，人地生疏，常接触的，较熟识的只是一些做生意的商户。封建的门第观念有一条，官家千金嫁给商户之子，绝对是掉价了，吃亏了。再说，商户后裔通常子承父业，“商人重利轻别离”，也不算好对象。但具体到湘潭首富王黻臣这人身上，情况又或有些不同。他只生一根独苗。晚清的官场如市场，卖官鬻爵正欢，谁肯出大价钱，准能得美差事。这样一来，王黻臣虽是商户，其子的前程却颇为看好。经过一番权衡，秋寿南便拿定主意，请人作伐，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黻臣的独苗王廷钧。 １８９５年农历４月５日，１９岁的秋瑾与王廷钧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入了洞房。 传言不虚，湘潭王家的确堪称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王廷钧的父亲王黻臣，是曾国藩的表弟，在曾府中当过一段时间的账房先生。曾国藩攻破南京后，其弟曾国荃征用十余只大船，运送金银珠宝奇器珍玩回湘乡老家。曾氏兄弟倒也不是什么悭吝之徒，对各路亲戚朋友均赍送丰厚。王黻臣的账目管得泉水样清明，则既归亲戚之行，又属功臣之列，自然所得更多。王黻臣一夜之间发了横财，便广置田产，安居乐业，先后在湘潭、株洲、汉口等地开了数家当铺与钱庄。眼下，能攀结到秋家这门亲事，王黻臣自然笑得合不拢嘴，一则，亲家秋寿南时任湘潭厘金局总办，是位财权在握的官爷，凡事好有个照应；二则，新媳妇秀润健朗，绝对是椒蓼多子之相。 “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仅仅一夜之间，秋瑾内心所存的一丝幻想就骤然破灭了。王廷钧原属薄柳弱质，身子骨瘦瘦纤纤。他生长于富有的家庭，从小受到百般溺爱，种种纨绔习性在他身上早已浸染得很深，吃喝玩乐，他懂得不少；诗词歌赋，却一窍不通。他性格中还有令秋瑾最为鄙夷的一面，那就是怯懦软弱，简直胆小如鼠。平日，秋瑾口无遮拦，喜欢纵谈历史，横议现实，即便在家中密室，他听了，也会赶紧关窗，惶惶然如惊弓之鸟。他一再提醒妻子，这年月，讲话不留神，可是要掉脑袋，要诛九族的！你妇道人家，闲时做做女红，小心侍奉公婆就行了，顶多再舞舞剑，写写诗，干嘛非要招惹口舌之祸？ 徐寄尘女士所作的《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称秋瑾“不拘小节，放纵自豪，喜酒善剑，若不可绳以礼法。平生亢爽明快，意气自雄；读书敏悟，为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剑侠传，慕朱家、郭解为人”。这样的奇女子，志气之大，眼界之高，一世无几，又怎肯唯唯诺诺长守闺闼，米盐琐屑以终其身？秋瑾曾在诗中自伤自怜：“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此外，她还有两句令普天下才女心生共鸣的恨语：“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谢道韫是东晋大臣谢安的侄女，才名早著。有一天，谢安正与家中子侄讲论文义，忽见门外大雪纷飞，便欣然出题考试晚辈的才情。他问道：“白雪纷纷何所似？”侄儿谢朗应声而答：“撒盐空中差可拟。”侄女谢道韫别出心裁，道出“未若柳絮因风起”。对这一妙想天成的佳句，谢安击节久之，赞赏不止。谢道韫有幸，其实是大不幸，嫁给了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请注意，也是王家的人）。偏偏这王凝之是“书圣”几个儿子中最陋弱最颟顸的一个，他从小恪信五斗米道（当时的一种邪教），驻守会稽时，匪军孙恩前来攻城，情况万分危急，王凝之却按兵不动，他对众人说：“无须防备，我已请了天神，他答应派鬼兵来救我，这些叛贼将不攻自破。”结果惨了，他被乱兵砍掉了迷信的脑袋。鲍参军则是南朝的大诗人鲍照，尽管他才高八斗，心雄四方，但出身寒门，终其一生偃蹇不遇。谢道韫与鲍参军并非同时代人，秋瑾这样写，更别有一种恨憾蕴藏于诗中。 秋瑾在湘潭苦挨苦度了六七年的时光，生了一儿（王沅德）一女（王灿芝）。尽管在王家生活优裕，但她与周围的人毫无共同语言，内心异常苦闷。在感情方面，她极力排拒王廷钧，对其言行嗤之以鼻。后者屡遭冷落，又无力抗衡，便另寻温柔之乡，流连秦楼楚馆，攀折倡条冶叶。这世界原是非常奇怪的，评议同样一件事，人们所持的却往往是双重标准。王廷钧不是柳亚子那样的潇洒名士，也不是蔡松坡那样伟大的革命家，他眠花宿柳，风流便成下流。 对王廷钧混迹楚馆秦楼，秋瑾显然忍无可忍，她在写给其兄秋誉章的信中便满纸激愤之词：“子芳（王廷钧字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既然遇人不淑，话又说到这等毫无余地的份上，以秋瑾嫉恶如仇的性情，她与王廷钧的夫妻关系显然已经名存实亡。 １９０３年春，王廷钧如愿以偿，捐得户部主事一职，秋瑾也随之到了北京。据徐寄尘女士《炉边琐忆》所叙，某天，王廷钧欲在家中宴客，已嘱秋瑾治炊。临到傍晚，他却被人拉着逛窑子，吃花酒去了。秋瑾备齐了酒菜，久等不见王廷钧回家，闷得无趣，便身着男装，偕小厮前往戏园看戏，谁知此事被王发觉，遂动手打了秋瑾。后者一怒之下，出走阜城门外，在泰顺客栈落脚。事情越闹越僵，王廷钧原本是三招就软的懦夫，又或许后悔了吧，他派人去接回了妻子。事情总算得以平息。秋瑾在致秋誉章的信中说：“后妹出居泰顺栈，则又使其仆妇甘辞诱回。”“甘辞”就是甜言蜜语，估计说了几马车，秋瑾才回心转意。 赵鹤清曾为自己的学生、秋瑾的女儿王灿芝作传，文中提到她父亲时说，“父子芳先生，纯谨士也”，“纯谨”二字，容或溢美，但与恶徒恶棍毕竟不可等同视之。尽管王廷钧是无所取长的富家子弟，但也并非百行皆丑，十恶不赦，至少他还能从善如流。当他听到本省的归国留学生盛赞秋瑾的诗名已流播海隅，便高兴得满面红光，及时向秋瑾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他深感时代骤变，不甘落伍，也曾学习洋文，他这样做难道就没有一点取悦秋瑾，试图挽回其心的意思？但形势要远远强于他的努力，秋瑾内心的情灰业已冷至冰点，无法复燃。１９０４年春，她留学日本。行前，王廷钧的抵触情绪非常大，想法却十分天真，他自以为扣下了妻子的珠帽与珠花，封锁其川资，就可以留人。殊不知，秋瑾为远赴东瀛早已做好第二手准备。 几乎所有相关的文艺作品都紧抓这件事大作文章，对王的阻挠之举痛加鞭挞，斥骂他是“清廷走狗”，是“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偏偏就是不肯站在人性的角度考虑半分钟。王是朝廷命官，妻子弃家出走，还可能参与反抗清廷的革命活动，一则贻讥于世，二则招祸于家，对此他能举双手赞同，慨然应允，那才真叫咄咄怪事呢。假如他能毅然投身革命的洪流，他就不是懦夫，而是勇士，他与秋瑾的婚姻又何至于坠落崖谷，沉陷冰窟？小说家聂鑫森先生对潭城旧事了如指掌，他曾撰文提出一种较为温和的说法，王之所以多方阻挠秋瑾留学，是因为他割舍不下夫妻结缡９年的情分。 假如秋瑾当初嫁的不是王廷钧，而是别人，与她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她还会不会弃家远游，流血革命？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史上，女子为革命喋血牺牲，实属奇数，罕见罕闻。除了有大志向，秋瑾的内心若无大悲苦，她是很难走出这一步的。伟大目标的达成，往往始于革命者对个人现状的深度不满，女性尤其如此。有道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轮到鉴湖女侠秋瑾，则变成了“诗家不幸国家幸”，怎么不令人感慨万端？ 秋瑾留学期间，多次往返于日本和国内，全身心扑在反清大业上。她与王的婚约并未解除，但无缘相聚。可能是听人误传，她在给秋誉章的信中提到王廷钧时说，“闻早娶新妇矣”。其实并无此事。１９０７年暮春时节，秋瑾为“光复军”筹饷，曾到湘潭一带募捐，顺便回王家看望儿女。其弟秋宗章曾在《六六私乘》中叙及此事：“迨光复会（“会”为“军”之误）组织成立，筹饷购械，难以为继。……先大姊目击心伤。……专赴湘潭，孑身至王宅，时子芳宦京未返，君舅健在，谈及，悉姊近况，即畀数千金。”数千金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用途又是反抗朝廷，若非王家厚待秋瑾，这“断头钱”又岂肯爽爽快快地拿出？ 同年六月六日，秋瑾在绍兴英勇牺牲。翌年，王廷钧“因惊致疾”。有人说，他深恐受到牵连，因此吓破了胆。这话殊失仁者之意。依我看来，王的死因可概括为两个字，其一是“慎”，其二是“情”。正因为慎于处世，所以生性胆小的他受不起震惊；正因为情分未绝，所以原本心伤的他禁不住惨痛。王廷钧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这桩婚姻单方面的受益者，他长期遭到命运的播弄，得不到秋侠的半分爱情，幸福便成可望不可及的镜花水月。他若娶的是那种寻常意义上的“宜室宜家”的小女子，或许能安心度日，寿终正寝。然而，他偏偏撞了大运，娶了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奇情侠女，王廷钧器小如杯盏，秋瑾则心雄如江河，杯盏的结局早已不言而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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