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家
1.诸佛之净土。《观无量寿经》：“当坐道场，生诸佛家。”
2.谓属于佛教者。如佛教的学术思想、佛教僧侣等。《朱子语类》卷七六：“佛家有函盖乾坤句，有随波逐流句，有截断众流句，圣人言语亦然。”《二刻拍案惊奇》卷一：“即是道家青牛骑出去，佛家白马驮将来，也只是靠这几个字，致得三教流传，同於三光。” 郭沫若 《残春》四：“譬如佛家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这个我们明明知道，但是我们对于生的执念，却是日深一日。”
提问 编辑摘要第一、 佛是人而不是神
佛学家遍看全世界各个宗教，除了佛教之外，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不是以超人的‘神’格自居的。这个神能够呼风唤雨，点石成金；他主宰着人类的吉凶祸福，它操纵着万物的生死荣辱。人类只有匍匐在他的面前，赞美与讴歌，把一切成功与荣耀归于万能的神，信仰他的才能上天堂，反对他的只有堕入地狱，绝无抗辩申诉的余地。
而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他来到人间的第一句话就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里要请读者们注意的是：‘唯我独尊’的‘我’字，并不是单指的释迦牟尼本身，而是指的全体人类的每一个人。这句话的正确解释应该是：人在宇宙中是顶天立地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宰，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而不必听命于任何人或任何超乎人的神。
释迦牟尼将他的觉悟、成就及造诣，完全归功于人自己的努力与才智。释迦牟尼认为，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成败荣辱，决定于自己的行为之善恶与努力与否。没有一个人可以提拔我上天堂，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推入地狱。赞美与讴歌不能离苦得乐，只有脚踏实地去修心养性，才能使自己的人格净化、升华，使自己享受到心安理得的快乐。
释迦牟尼也不能像变戏法似地点石成金。他主张”要收获什么，就先要栽种什么“。他不能使一棵莲雾树长出苹果来，你若想收获苹果，就先要播下苹果的种子。释迦牟尼只不过是告诉你如何栽培，以便来日有丰硕的收获，但栽培的工作还是要你自己动手。
梁启超先生在《学问的趣味》一文中，不是也做过这样的比喻吗？他说冬天晒太阳的滋味舒服透了，但‘太阳虽好，总要诸君亲自去晒，旁人却替你晒不来。’
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次），无非是为我们指出一条‘成佛之道’——自己创造最彻底圆满的智慧与人格。但这一条路却是要自己凭着毅力、智慧、恒心去走完它。所以佛说：‘工作须你们自己去做，因为我只教你们该走的路。’成佛没有捷径，修行是点滴功夫，‘不经一番寒澈骨，焉得梅花扑鼻香？’
第二、 佛是真平等者
我说佛是真平等者，并不是信口胡说的，我们先就当时印度的社会背景来观察：谁都知道释迦牟尼时代的印度，社会分成婆罗门、贵族、平民、奴隶四大阶级，而贵为太子的释迦牟尼眼见社会阶级的不合理，毅然树起平等的旗帜，主张废除阶级对立，倡言众生平等。
（一）无缘大慈：佛教主张不但对跟自己有关系的人要慈爱，如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等；同时对跟自己没有亲戚、朋友关系的人也要慈爱，如跟我从不交往或素不相识的人，也一样地关怀爱护。‘无缘大慈’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礼运大同篇》所说的‘不独亲其亲、子其子。’的意思。
（二）同体大悲：同体大悲就是一种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把宇宙间一切众生看成人我一体，休戚与共、骨肉相连。
儒家所说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又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正可表现‘同体大悲’的胸襟。而地藏王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愿深心，更是同体大悲的极致。
最后要加以说明的，也就是最能表现佛教‘真平等’精神者，就是佛教平等的观念，并不只局限于万物之灵的人，佛教反对”人类以外的一切动物都是被创造来给人饱享口腹“的论调。一切动物临死时的悲鸣哀号，真是惨不忍睹，恸不忍闻，连孟子都要慨言：‘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佛教更进一步地肯定，这些被我们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所滥捕乱杀的动物，无不具有佛性——一种来日可以成佛的潜能，纵使人与其他动物之间，在形体上、智慧上有所不同，但在求生存的权利上，在佛性上却是平等的。就像一个穷凶极恶或是愚蠢无知的人，他亦具有‘人性’一样，我们要以‘人道’来对待他，用‘人道’来教育他、感化他。古人说：‘天有好生之德。’又说：‘万物与我并生。’都是一种视万物为一体的平等思想。只是没有佛教说得如此透彻罢了。
第三、 佛不是独一无二的，人人皆可成佛。
華裔美籍佛學家沈家楨博士在前面第三点里，已经提到过佛与众生，只是在于觉悟时间的先后而已。韩愈说：‘闻道有先后。’正可拿来做辅助说明。
‘佛’只是对一个觉悟者的通称而已。就像我们称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为‘教师’一样，教师不只一位，人人可以做教师，处处可以有教师。同样的道理，佛不是单指释迦牟尼一个人，人人可以成佛，处处可以有佛，就像安明居士申宝峰在《论佛》中精辟的点到：“佛为自然，自然为佛。人在佛中，自然成佛。机智的辩证出了佛就是自然，而自然就是万万千千，包括花草树木，人鬼禽兽，即便纵然是魔，只要放下屠刀，也可成佛。而人若想成佛则需自然，万万不可急于求成，要心如止水，要破除贪，嗔，痴三毒。只有这样就会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立地成佛。其外，不只这个世界有佛，宇宙中无数个星球上都可以有佛。（当然也有众生。）
这一点也是佛教同他教根本不同的地方，其他的宗教只能承认他们‘独一无二’的神，而尽力地攻讦、否定他教的神，称他教的神为‘假神’。
同时在他们的教义下，人类无论如何地努力奋斗，永远不能与神并驾齐驱，同处于平等的境地（永远是主仆关系）。因为神是造物者，而人只不过是神所造的‘物’之一而已。
第四、 佛不是生而知之者
释迦牟尼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他姓乔达摩，名叫悉达多，西元前六世纪生于北印度，亦即今天毗邻尼泊尔南方国境，卡德曼多约二百公里处伦明丽的地方。
他在二十九岁那年舍弃了即将可以继承的王位，出家学道，寻求解脱人生苦恼的方法。六年后，也就是三十五岁的时候，释迦牟尼在尼连禅河旁的菩提树下证得了正觉，正确而透彻地觉悟了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我简单介绍佛陀修行的经过，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各位，释迦牟尼同我们一样都是平凡的人，他能够藉修行而悟道，所有千千万万的人类也都可以群起仿效，依照他所垂示的教法修行而证果。
释迦牟尼——他祗是人类无数的先知先觉之一，而我们是后知后觉者。佛与我们的不同，不是在人格上、地位上的不同，只是在一个‘觉’字的不同罢了。即韩愈说的：‘闻道有先后。’
第五、 佛教不承认有顽劣不可教化的人
世界著名佛学家、旅游家、翻译家玄奘法师灵骨所在地依照其他宗教的说法，他们的教主或万能的主，在百般威迫利诱之后，或苦口婆心、谆谆教诲之余，如果仍然不知幡然觉悟，投靠到神的旗帜下，忏悔、承认自己是个迷途的罪人，可怜的羔羊的话，那么一旦最后的审判到来，一律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
古人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世上做人父母的，永远敞开着大门，盼望着浪子能够回头，尽管他们的子女是个罪恶满盈的强盗。从来没有一对父母，希望或忍心自己的孩子永远在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地狱中受苦的。
佛教承认人性是善良的，只要放下屠刀，立地就可以成佛。佛更认为真正的‘犯人’不是罪恶，而是无知，一切罪恶都是由于无知（佛教叫‘无明’）所引生出来的。因此苦口婆心地、日夜不停地开导、启发众生，就变成佛的责任了。佛关怀众生，‘如母忆子’，不但不忍心众生身受地狱之苦，而且广发‘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誓愿。（菩提是‘觉悟’或‘正道’的意思，证菩提就是得道或成佛之意。）这是何等的慈心！何等的悲愿！这才是真博爱！这才是真怜愍呀！
人物简介
季羡林年轻时代照片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季羡林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4月草稿，1992年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唐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
温家宝为季羡林祝寿称赞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
（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
（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
（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唐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
（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
（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
（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先生的品格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