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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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
人物
各朝代中国人
天津人
安徽人
余英时余英时，1930年生于
天津。1950～1955年就读于香港
新亚书院及
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1961年就读于
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
博士学位。曾任
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
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
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
中央研究院”院士。
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
余英时但并未在燕京大学待多久，当年就离开北京去了香港。从1950年至1955年，余英时在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跟随
钱穆学习。1955年才以无国籍身份到美国，就读于
哈佛大学历史系，师从哈佛燕京社的汉学家
杨联升。杨联升是除钱穆外，对余英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者。1962年余英时获得历史学博士。1974年余英时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余英时从
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但仍然保留了荣誉教授头衔，定居在美国。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
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
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作品有
《汉代中外经济交通》、
《历史与思想》、
《史学与传统》、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
《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
《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
《论戴震与章学诚》、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
《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等。
余英时曾就读于北平的燕京大学历史系，1950年入初建的香港新亚书院，师从钱穆并为其高足，是新亚书院文史
余英时系的首届毕业生。1955年赴美国留学，1962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73年加入
美国国籍。曾历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讲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新加坡儒家伦理委员会海外顾问等职。余英时个人从不认为自己是新儒家，也否定别人将其师钱穆视为新
儒家。在学术上，余英时颇受钱穆的影响，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尤其是中国思想史领域。余英时曾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
知识分子即“士”这一阶层，认为
孔子最先揭示了“士志于道”，从而规定了士是中国历史上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提出士当弘毅，任重道远，仁为己任，死而后己，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影响深远，且愈是“天下无道”的时代愈显示出它的力量，汉末党锢领袖
李膺、
陈藩、
范滂，北宋范仲淹，晚明东林党人，近现代
中国知识分子，都承担着这一文化使命；中国知识分子有悠久的精神传统，其特征是具有超越性、社会性，能“以道抗势”，注重个人修养。他吸收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观点，从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考察了宋明儒学的发展演变，颇有创见。认为儒学从宋明理学演变到清代考据学，不仅有“文字狱”的外在强制，更有其内在逻辑。指出在中国儒学传统中存在知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对立，其表现则为宋儒中“道问学”与“尊德性”之偏重，余英时对中国文化也有宏观研究，指出中国文化和思想具有内倾特征，但并不与
现代生活格格不入，认为传统的自我观念稍加调整即可适用于现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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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所收几篇文章是余氏对一些历史疑案和历史人物及著作进行考证的成果，作者旁征博引，力图通过校勘、推理、比较、对隐语进行解读等多种手段挖掘事实真相，作者对历史的解读自成一体。 | 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宋代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及其政治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第二部分研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全书根据原始史料建构一个整体的历史景观。全书不只有大论断，也有细部的辩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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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主要以19、20世纪的文化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把它们当作是中国传统研究的一种延伸。本书主要收罗作者自2003年以前的论文。《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为2003年新作，对当下及今后的中国文化传统研究提出了重要看法。 | 本书为余英时先生的一部名著，初版于1972年。多年来作者又不断发现新的资料，做出新的补充考证及修订。作者希望通过方以智在明亡后的生活与思想，揭开当时移民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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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 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儒学的解体过程，并进而展望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的效用。所讨论的范围以政治、社会思想为限，不涉及形而上学或宇宙论，以求论旨明晰。 |
2004年，继“钱穆热”之后，中国读书界兴起了“余英时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相继出版了多种余英时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 ，该书为余英时最新著作，与联经版《胡适日记全集》同时发行。诚如顾思齐先生所言：“这本《重寻胡适历程》，是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论述现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
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
刚刚托朋友在香港买回台湾版《重寻胡适历程》，才发现广西师大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已推出了大陆
余英时版。没买台湾版的人有福了。而我也并不太懊悔，毕竟，胡适加上余英时，是我不能错过的书。胡适生逢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创世纪的时代，风云际会四十年，在现代学术史上开天辟地创立典范，在思想文化领域
指点江山转移风气，在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方面坚守自由主义，这三个层面的贡献，并世皆无人能出其右。如余英时所言：“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
人物。”从1917年到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
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的位置。余英时的学识则成就于上世纪50年代海外飘零的环境，形格势禁，已不复胡适的时势，也难成胡适的
事业。尽管如此，余氏仍兼具学院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之长，其治学不以文献的堆砌及方面的博杂取胜，而以历史的通观及分析的精辟见长，识见之通达，观察之犀利，表达之明晰，在在有胡适遗风。我们应当庆幸，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因此，在我看来，这本《重寻胡适历程》，是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论述现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我辈当焚馨以拜读之。近十数年以来，胡适在大陆已成显学，论胡的新旧著作俯拾尽是，但最重要、最值得优先阅读者，我以为要数海外
唐德刚、余英时两家。唐氏五十年代亲炙胡适的身教，其
《胡适杂忆》文字生猛，议论跳脱，刻画胡适的精神风貌最为生动；余氏则辨析绵密，知人论世，尤以学术思想上的识力取胜。由胡适看现代中国，是切入现代中国史的捷径；而由余英时看胡适，又是深入胡适思想的方便法门。
其比勘史料细致入微，文字也老而犹健，完全未显出年迈笔衰的迹象。
余英时的论胡之作，过去曾结集为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这部《重寻胡适历史》实为增补新编，而以新
余英时作
《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冠首。余氏指出：“最近一二十年来，晚清到民国时期许多重要人物的日记已相继出版，为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增添了很丰富的史料。但以史料的价值而言，《胡适日记全集》恐怕仍然要占第一位，远非同类作品所能比肩……他的日记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读完这部四百万字的日记，便好像重温了一遍
中国现代史，不过具体而微罢了。”胡适的日记万象包罗，而余英时的文章也鱼龙曼衍，洋洋十万言，篇幅竟超过全书之半。此文以胡适日记为中心史料，对胡适生平各个阶段分别写出个人心得，其中关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哲学素养、早年与毛泽东的交往、对
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抗战时对日的和战策略、取代蒋介石、美国对华关系
《白皮书》 、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等问题，多有自出机杼的新收获。其比勘史料细致入微，文字也老而犹健，完全未显出年迈笔衰的迹象。此外，余氏在日记的字里行间，钩沉出胡适与原来的杜威秘书、以后的杜威夫人Roberta Lowitz之间一段短暂情缘，也是很有趣味的发现。胡适以领导“新文化”见称于世，但他守父母之命，与发妻江冬秀始终不离不弃，又完全符合“旧道德”，故而“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遂成民国的著名佳话。不过，在白头偕老的背后，胡适的情感世界其实并非一池静水。关于胡适婚外情的挖掘近年颇有新知，如沈卫威综合知情人的回忆，指出胡适跟表妹曹诚英情到深处，以致一度拟与江冬秀离异；海外的周质平根据胡适佚简，发掘出胡适与
美国女友韦莲司之间长期的柏拉图式恋爱；韩石山甚至认为胡适跟
徐志摩的交际花太太陆小曼也有暧昧……如今，余英时又为胡适的情人榜增添一笔，我们对这位“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凡夫俗子的一面又有了更多认知。书中其他各篇在大陆多系初刊，但其实已是旧作。其中《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两文，在近代思想学术史的背景中检讨胡适的贡献及地位，高屋建瓴而切中肯綮，已是学术史的典范之作。学术史研究，可谓既容易又困难的工作。对于传统学问登堂入室者而言，论学术史是杀鸡用牛刀，所以容易；而对于传统学问未窥堂
余英时奥者而言，则论
学术史也就难得要领，所以困难。近世以降治学术史知名者，从梁启超、钱穆到余英时，自身都是古典学问的大家，故他们以
专业之余事而论人论学，就能以深就浅，左右逢源；相反，大陆今之治学术史者，多由近现代史或文学史专业转入，对古典学问有似叶公好龙，缺乏真正的研究能力及体验，故其学术史论说往往终隔一层，很容易见骆驼则曰马背肿，看似引证繁密，实则方枘圆凿。现在有余英时珠玉在前，我们就更增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观感了。跟胡适一样，余英时的文字也可以分作三个层面：专业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的思想文化评论、切近现实政治的时论。只是其时论大陆读者难得一见。但此书所收
《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一篇，其实就是为胡适百年诞辰而作的时论，在全书中是篇幅最短，分量却极重。此文拈出胡适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言论，从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变迁的角度重估其历史意义：“在1947年的中国公开宣称以苏联为首的集团是历史上‘一个小小的逆流’，更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举动，如果没有绝对的自信是不可能说这句话的。但是1989年东欧国家的全面崩溃、苏联的遽速变革……竟证实了他在42年前的观察，胡适似乎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了。”这是为胡适招魂，为自由主义招魂，这也是关于胡适政治思想最有光彩的评论。余英时的业师钱穆跟胡适一派在学术上颇有抵牾，故书中的早期篇章，似受钱穆影响稍多，对胡适在总体上虽极推重，在局部上仍有苛评；《从〈
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则可视为余氏的晚年定论，而我读后感觉，他对胡适的评价似乎今更胜昔。试举一例：关于胡适的西方哲学素养，《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有谓：“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
人物，我们既不能用
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虽是为胡适辩护，实际上褒中含贬；而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里，评价则有了微妙的修正：“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
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像他们那样的皖籍学人，恐怕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余英时评论过不少现代文化名流，包括史学方面的顾颉刚、洪业、郭沫若，文学方面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思想方面的梁漱溟、陈独秀；但着墨最多者，则是陈寅恪、胡适及钱穆三人，尤以陈、胡二氏更多。回
余英时忆、评述钱穆的文集原题
《犹记风吹水上麟》 ，大陆增补版改名《钱穆与中国文化》，可惜字句改窜不少。《重寻胡适历程》引进及时，而且仅有非常有限的删改，实属难能；因为出版在后，《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还多出一篇有重要补正的后记，反较台湾版更为完备。可惜《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依然无法在大陆面世，一般读者只有在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附录里略窥梗概了。有论者指出，古徽州地区近千年产生了三位对中国文化史影响最大的学术巨子：
朱熹，宋明理学的中心人物；戴震，清代朴学的代表；胡适，现代新文化、新学术的第一人。我忽然想到，余英时对以上三位古徽州的思想巨擘恰巧都有专著，分别是：
《朱熹的历史世界》 、《论戴震与章学诚》、
《重寻胡适历程》 。余氏籍贯安庆潜山，虽非徽州人，但也是皖南的近邻。他是有意识地在学术上表彰乡贤吗？也许不尽然，这三部著作都仍属于他的专业范围。也许这只是他学术生命中的偶然，但这是一个何等完满的偶然啊。徽州一隅曾以徽商独领中国
商业风骚，经济繁荣更促进文化昌盛，故明清以来安徽籍学者特多，著述亦伙。据近人孙雨航
《近四百年来安徽学人录》著录，自明朝嘉靖以迄近代，有学术专著流传者即有三百余人之众。故戴震、胡适、余英时的成长，绝非偶然的孤峰突出。可惜，时世移异，人事代谢，古徽州早已辉煌不再。胡适之墓木已拱，余英时年过古稀，我想，像他们那样的皖籍学人，恐怕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1.http://www.bbtpress.com/asp/authorview.asp?id=10&name=%D3%E0%D3%A2%CA%B1
2.http://www.zh5000.com/ZHJD/zgrx/2006/rxrw/zgrx-0060.htm
3.http://www.gmw.cn/content/2007-01/03/content_5307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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