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周
何绍周：(公元1902～1976年)，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贵州省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官。何绍周系何应钦二哥何应禄之子。曾任国民党云南警备总司令、国民党十九兵团总司令之职。
姓 名：何绍周
学 籍：黄埔军校一期
字 号：无
党 派：中国国民党
籍 贯：贵州省兴义
军 衔：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生 卒：1903-1980
军 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官
何绍周，陆军中将。贵州兴义人。何应钦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祖辈务农，耕读为本．经济中等。本县两等学校肄业，贵阳省立南明中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五期、日本野战炮兵学校、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期毕业。曾任云南陆军军士教导队差遣，滇军第二军司令部少尉副官。1924年春由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保荐报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学习。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排长、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中尉副官，党军第一旅上尉参谋兼警卫连长，第一军第一师营长，北伐东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师第三团副团长，国民政府警卫师团长。1931年任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二团团长。第一0三师独立第四旅旅长、副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0三师副师长、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1940年9月起任新编第十一军副军长，第八军副军长。1942年3月任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第八十八军军长。次年1月任中国远征军新编第八军军长。1944年5月任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军军长。先后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抗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滇西抗战等。1946年起任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云南警备总司令，西昌警备司令，国防部第四补训处处长，当选国民大会第一届代表。1948年9月授陆军中将。1949年初任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官兼第四十九军军长，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官。1949年11月18日离开部队往重庆，不久乘飞机往香港，经商蚀本，赌博又输去大半财产，后赴巴西靠橡胶种植园私产收人维持生计。七十年代随妻女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籍。1980年9月6日因高血压病发作，从楼上摔倒下来，脑溢血中风。送到医院后不治逝世。曾任云南陆军军士教导队差遣，滇军第二军司令部少尉副官。
1924年春由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保荐报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学习。
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排长、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中尉副官，党军第一旅上尉参谋兼警卫连长，第一军第一师营长，北伐东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师第三团副团长，国民政府警卫师团长。
1931年任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二团团长。第一0三师独立第四旅旅长、副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0三师副师长、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
1940年9月起任新编第十一军副军长，第八军副军长。
1942年3月任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第八十八军军长。次年1月任中国远征军新编第八军军长。
1944年5月任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军军长。
1946年起任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云南警备总司令，西昌警备司令，国防部第四补训处处长，当选国民大会第一届代表。
1948年9月授陆军中将。
1949年初任第六编练司令部司令官兼第四十九军军长，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官。
一、税警总团的由来
税警总团是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用盐务总局税款组建起来的一支人员众多、装备精良、待遇优厚、由财政部指挥担任盐场保护的特殊部队。共有七个步兵团和几个独立营。1936年5月，蒋中正改组财政部税警总团，将其纳入军事委员会指挥系统，部队番号不变，军费仍由财政部盐务总局开支。
蒋中正改组税警总团后，调陆军第二师师长黄杰任总团长，古鼎华为副总团长，协助总团长工作。在总团部之下，增设第一、第二副总团长办事处，以何绍周、王公亮分别为第一、第二副总团长。每个副总团长办事处设有参谋室、副官室，还有一个直属的警卫连和一个通信排，并各辖三个步兵团。
第一团直属税警总团部。第一副总团长办事处辖第二团(团长是宋卓愈)、第三团(团长是刘耀寰)、第四团(团长是孙立人，留美生，与宋子文关系密切)、第五、第六、 第七团属于第二副总团长办事处。
何绍周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又是日本炮兵学校和中国陆军大学第十期毕业生，资格比较老，到税警总团就任第—副总团长后，几个团长都比较尊重他。何绍周虽然其叔父身居高位，但他本人做事谨慎，对部队训练要求严格。这个部队的兵员是招募来的，因待遇好，逃跑者少，操练认真，军事技术掌握得牢。
二、“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序幕，税警总团被编入第八野战军战斗序列，军长黄杰仍兼税警总团总团长，第一、第二副总团长改任为第一、第二支队司令，第一、第二副总团长办事处改组成第一、第二支队司令部，每个支队司令部仍设参谋室、副官室，有一个直属的警卫连和一通信排。第一支队仍辖二、三、四团，第二支队仍辖五、六、七团。税警总团由平时状态进入战时状态后，第一支队司令部和步兵第四团调驻山东日照，第二支队的丘之纪团调驻青岛，以防止日军从海上登陆。
1937年8月下旬，税警总团第一支队奉命到江苏东海县集中乘火车开往上海参加抗日。官兵闻讯，战斗情绪激昂。9月上旬，税警总团第一支队在东海集中，何绍周命令副官王光炜担任第一列车指挥官，率领支队司令部、直属部队和第三团的田仲达营首先乘车出发，指示王光炜率部乘车到达苏州时去第三战区长官部联系，受领战斗任务。9月10日我们第一列车由东海站升火出发，经陇海铁路转津浦铁路再转京沪铁路直指上海，受到各地群众热烈欢送。特别是转入京沪路后，每到一站停留时，都有抗日后援会人员携带继光饼等大批慰劳品上车送给官兵，并向官兵宣传抗日，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官兵的抗日斗志。
为了防止日军飞机袭击，由东海出发前就对列车进行了伪装。列车转到京沪铁路时，由于日寇飞机侦炸频繁，在白天，按照铁道指挥部指定的地点停车隐蔽，傍晚天黑后加速行车。部队由东海开车后的第三天深夜到达苏州，停车后王光炜到第三战区长官部指挥所掩蔽部联系，指挥所高级参谋向王光炜传达指示说：“你们列车即开到南翔车站，向南翔车站长官部驻站参谋联系受领任务”。
列车于深夜由苏州站启行，到达南翔车站，只见车站一片瓦砾，站房已被炸毁，月台、枕轨都是被炸毁后修复的，车站附近来往人员急急忙忙搬运伤员撤往后方，搬运军用物资运上前线，手电简时明时灭，异常繁忙。列车一到月台停车后，王光炜即下车到铁道指挥部掩蔽部找长宫部驻站参谋联系接头，他说：“现在大场方面战事很紧，急需部队增援。”说罢派了一个联络参谋带我们前往大场参加战斗。王光炜回车厢将情况向部队传达，接着与参谋主任粱筱斋商量，命令部队下车，在月台上集合，跟着这个联络参谋开往大场。出站没有好远，天就快要亮了，这个带路联络参谋对王光炜说：“天一亮敌机就会来侦察轰炸，白天部队不能行动，你把部队带到附近村庄找地点隐蔽，待到天黑再开往大场”。
王光炜把部队停下隐蔽后，天已微明，果然日寇飞机凌空盘旋，进行侦察、扫射和投弹。有时日寇飞机掠树梢而过，飞行员伸首机外搜索。为了不暴露目标，部队没有开枪射击。部队停下后，王光炜和参谋主任梁筱斋商量派司令部朱参谋随长官部联络参谋先到大场了解情况。朱参谋联系回来，大家方知火线隔大场还很远。那个长官部的联络参谋实际是八十八师派在南翔车站拉部队的附员，他们不管新开到的部队的任务是什么，便把部队引到他们阵地参加作战。根据这个情况，王光炜和梁筱斋商量，决定全部原地休息，等待司令官何绍周到后处理，并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
何绍周乘坐的第二列车于当日晚上到达南翔。属下接他回到支队司令部隐蔽位置，向他报告了由东海出发到达南翔的经过、遇到的情况和我们的处置办法。何绍周说：“你们不走是对的”。尔后，何绍周带着王光炜和几名卫土到中路军总司令朱绍良的指挥所去见朱绍良。
朱绍良的指挥所位置在南汇村庄的一个大型地下室内，墙壁上挂满了作战地图。朱绍良见到何绍周以长辈口气，何绍周以晚辈和部属身份寒喧几句之后，朱绍良就带何绍周去看壁上的作战地图，讲了战场情况，向何绍周下达了税警总团第一支队作战地点和作战任务，令何绍周将部队带到蕴藻滨后南陈宅、朱家宅地区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以堵截突破中国军队蕴藻滨前方阵地继续前进的敌人。
何绍周受命后带着参谋主任粱筱斋和王光炜与参谋人员到南陈宅、朱家宅地区察看地形，决定了各团阵地位置后，要参谋室下达笔记作战命令给各团团长，要求各团一到南翔车站，即率领部队直接到达规定的位置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准备战斗。
王光炜按何的指示在南陈宅南面组织支队司令指挥所的警戒，安排通信联络，从各连中挑选强壮官兵运来钢轨沙包等材料，以五层钢轨、五层沙包构筑好司令官指挥所的掩体。税警总团第一支队占领的阵地，右与杨行三十六师的左翼衔接、左与广福第一师的右翼衔接。蕴藻滨地区全系水网地带，日寇坦克难以用武。
部队占领阵地的第三天，即与进攻的日寇展开激战。日寇通常是白天进攻，以飞机轰炸，重炮轰击掩护步兵前进。中国军队阵地上的官兵在日寇飞机轰炸、大炮轰击时，仅派少数人监视敌情，其余都进入掩体。当发现日寇炮火转移、步兵开始前进时，立即进入阵地，以猛烈火力射击敌人，予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对接近的敌人，官兵们即与之展开白刃战，来回厮杀；对突进来的日寇，立即组织兵力围歼。许多阵地失而复得，战斗非常激烈。部队还在夜间组织有限的反击，消灭了日寇有生力量。先后还缴枪支三、四百支，官兵亦伤亡很重。
一次，何绍周到前沿指挥作战，中国军队防线被日寇突破数处，部分官兵动摇，有的甚至开始后退。为了巩固前线阵地，王光炜要警卫连展开占领阵地，向空鸣枪警告退下来的官兵，并要警卫连官兵向他们喊话，说明司令官正在前线指挥，传来命令：“谁后退就枪毙谁。”后退官兵又纷纷回到原阵地。前线阵地稳定后，王光炜进到前沿阵地，向何绍周汇报情况。何在绍周泥泞的战壕中指挥战斗，全身都溅有泥土，然而战斗精神不减，充满胜利信心。
税警总团第一支队占领的阵地与左右两友军阵地位置较后，这样，对进攻的日寇形成袋阵地，如果左右军能协同作战，完全可以歼灭钻进来的敌人。何绍周曾电话向友军请求支援，协同作战，但均答以部队伤亡大，抽不出部队支援，从而坐失歼敌的良机。
税警总团第一支队在蕴藻滨与日寇血战到第十九天，阵地屹然不动。由于伤亡过大，中路军总司令部派川军换下了税警总团第一支队。第一支队到苏州河地区集中时，司令官何绍周调离部队，由第四团团长孙立人升任第一支队司令。
三、武汉会战
上海之战后，1938年7月，何绍周调任陆军一○三师师长，王光炜又到该师部任中校副官处主任，参加武汉会战。何绍周指挥一○三师阻击向田家镇进攻的日寇，随又转入进攻。在没有副师长、参谋长协助的情况下，何绍周指挥一○三师攻克了松山口、二八五三高地，全歼了今村旅团侧卫部队一个步兵中队和一个重机枪中队，缴获全部武器装备，并缴获日寇旅团长今村少将的作战命令。第一○三师因此升格为整编师，增加三个野战补充团、一个炮兵营、一个工兵营、一个辎重营和一个小炮连。
这次武装镇压，有六、七百学生及部分教师被抓，其中除年龄不满十五岁的二百多名学生由家长交保领回外，其余均被关押，大部分关入“夏令营”进行“整训”，有近九十名师生收监关押，交特种刑事法庭“审判”。
四“七一五”事件
何绍周一手策划、制造的震惊全国的“七一五”事件，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
何绍周任云南警备总司令后，名义上受云南省主席卢汉指挥，实际是奉蒋中正旨意，对卢汉进行牵制和监视。因而卢、何两人貌合神离，矛盾日渐表面化。1949年春，蒋中正将何绍周调任第六编练部司令，何便离开云南，回到贵州，第六编练部改为十九兵团。是年夏初，该兵团在贵阳成立。但何绍周对卢汉的监视仍通过各种方法进行，除商请驻滇南蒙自一带的第二十六军余程万派人侦察外，另派自己所兼任军长的四十九军军部参谋长张汝汉以长假回乡作掩护，在昆明坐探。何绍周综合各处情报，随时向蒋密报。特别是制造卢汉对朱家璧领导的滇桂越边纵暗中支持的假情报，向蒋密报，促成蒋中正必须弃卢的决心。
1948年冬，何绍周由云南全省警备总司令调为第六编练司令(驻昆明)兼四十九军军长。次年4月，蒋中正电令将成立不到半年的第六编练司令部改为第十九兵团，何绍周仍任司令，仍兼第四十九军军长。兵团下辖第四十九、第八十九两个军，兵团部驻贵阳。以王景渊任第四十九军副军长，辖三二七、二四九、二七五三个师；以刘伯龙任第八十九军军长，辖三二八、三四三两个师。
1949年7月，原三十九军军长王伯勋因与兵团司令李弥有矛盾，调回贵州。何绍周对王伯勋说：“得知你的处境艰难，我与谷正伦联名保荐你在三十九军留任，并希望三十九军到贵州布防，那怕是一○三师一个师也好，现在贵州军队新兵多，装备差，战斗力更成问题。”当王伯勋讲到顾祝同准备安排他回贵州任绥靖副主任时，何绍周高兴地说：“这太好了，都是老朋友，彼此相互了解，有事好商量，你刚回来，先在家中休息，任命到后我会派车接你。”
1949年9月，蒋中正任命王伯勋为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到第十九兵团上任后仅一个月时间，蒋中正命何绍周专任兵团司令，由王景渊升任第四十九军军长。同时将在滇东地区的第八十九军调到贵州，将该军第三四三师之一○二九团推到龙里观音山，将第四十九军的三二七师、二四九师分别布防于玉屏、施秉，将第二七五师作为军的总预备队，与军部共同驻扎老黄平。但何绍周深感兵力不足，炮兵装备更差，希望王伯勋设法将第三十九军的部分队伍拉到贵州来。王伯勋与何绍周共同分析了情况后，认为只有该军驻衡阳的辎重团距贵州较近，团长田仲模又是王共事多年的老部下，争取到贵州来的可能性比较大。经何与王多方进行工作，田仲模于10月份将第三十九军辎重兵团带到贵州。这个团被何绍周编入第四十九军建制，驻扎卢山县。
1949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湘西进军，黔东防线紧张。何绍周令第四十九军调整部署，加强防守。三二七师驻玉屏，该师的九八一团驻天柱，九八○团防晃县，必要时炸毁晃县公路大桥；二四九师的七四五团、七四七团进驻施秉，在鹅翅膀构筑工事，作为二线部队；二七五师仍然驻防老黄平作为预备队。11月1日，人民解放军沿湘黔公路向贵州推进，首当其冲的是驻晃县和天柱的三二七师部队，一触即退。谷正伦要何绍周电令王景渊必须在镇远、施秉地区奋力抵抗，至少争取到五天时间，保证在贵阳的首要机关西撤。何绍周回答说：“共军来势很猛，能争取三天时间就不错了。”但谷正伦仍强调必须争取五天时间。十九兵团参谋长梁筱斋在电话上向王景渊传达谷正伦、何绍周的指示时，王景渊回答道：“从实际情况看，争取三天的时间都成问题，现在只有看陈永思的二四九师在鹅翅膀抵抗的情况了。”后来，由于炸毁了镇远的公路大桥，在鹅翅膀又进行一昼夜的激战，才延缓了人民解放军的推进速度。
王景渊在镇远边战边退中，按照谷正伦与何绍周的意图，对部队进行了布置：驻黄平的二七五师经开阳、修文到鸭池河西岸布防，由参谋长饶启尧率军直属部队车运至黔西县设立军部；令驻卢山的田仲模辎重兵团经贵阳、安顺到晴隆待命；令退到岑巩的三二七师经思南、金沙向黔西靠拢。
来谷正伦、何绍周是命令四十九军军部及第二四九师从施秉、黄平沿公路边战边退，推迟解放军进入贵阳的时间，然后再经贵阳撤往黔西。但王景渊担心经过龙里观音山时与刘伯龙的八十九军部队发生误会造成火并，王决心率领军部及军直部队避开公路，由卢山取小道经麻江、贵定小场、惠水、旧州、织金向黔西县撤退。二四九师也经此线向水城撤退。
1949年11月11日，防守龙里观音山的八十九军三四三师一○二九团在撤退之前将与贵阳的通信线路截断，贵阳得不到前线的情况，谷正伦、何绍周等人急忙撤出了贵阳。谷正伦率省政府机关和绥靖公署人员向晴隆、盘县撤退；何绍周、王伯勋率十九兵团司令部向黔西、毕节方向撤退。
谷正伦撤离贵阳时，要求声望较高的社会知名人土卢焘组织治安维持会维持贵阳秩序。殊刘伯龙撤出贵阳时，竞将卢焘枪杀于贵阳市郊的转湾塘。
11月中旬，何绍周率十九兵团部由贵阳撤到毕节时，贵阳已经解放。何绍周到毕节不久，对王伯勋说：“我有要事需去重庆，等不及景渊来会面了。兵团部有三百两黄金，是四十九军的军饷，你务必转告王景渊到兵团部军需处领取。若有可能，请景渊给我通个电话，我住在四十九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曹碧渭处。我走后，十九兵团全由你负责。”接着何绍周将自己手上戴的皮手套脱下送给王伯勋。王伯勋猜想，何绍周此去是不会再回部队了，所以未便细问。
何绍周走后两天，王景渊到了毕节，王伯勋将何的原话如实转告了王景渊，王景渊当即挂电话给何。王景渊在电话上问何绍周：“你什么时候回来？”何绍周说：“很难说。”王景渊又问：“部队今后动向如何？”何绍周让王景渊先谈自己的想法，王说：“向北(往重庆方向靠)。”何绍周说：“向北不如向南(到盘县靠拢谷正伦)，向南不如向西(到昆明)。”王景渊问：“向西行吗(惧李弥不容)？。”何绍周说：“把部队掌握好，谁能吃掉你！”何绍周最后又补充了一句：“我走了以后。你们一切都好办。”这一切都好办意味着什么？两王都默然不语。
[1] 中国黄埔军校网 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hpbxx1004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