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伯林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论述影响深远，他在1958年的演说“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中，区分了积极和消极自由，对以后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讨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以后，他几乎就是在不断的获奖与致辞中度过的。他的许多名篇竟是答谢辞，如作为他一生思想总结的《理想的追求》。他一生共获英美23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还获得文学、道德、人权等方面的国际奖项。
1909年出生于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
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
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
1946年重回牛津大学教授哲学课程，并转向思想史的研究。
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
1978年，在他七十寿辰的时候，第一部纪念文集《自由的观念》编辑出版，内收哈特、泰勒、威廉斯等人的文章；
1991年，第二部纪念文集《以赛亚·伯林：生日庆典》编辑出版，内收罗蒂、泰勒等人的文章；
1997年11月5日在牛津去世。
狐狸型学者
不少研究以赛亚·伯林的人都喜欢把他称为狐狸型学者。所谓“狐狸与刺猬”的说法，是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的一种发挥。柏林学术涉猎的范围很广，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狐狸型学者；在生活中，他也乐意与各色人等交往，他酷爱文学、音乐和艺术，曾兼任英国著名歌剧院科文特加登剧院的院长、国立美术馆理事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
在英国，伯林的身份是哲学家、学者，而在美国，他却以另一种身份产生影响。伯林在美国的影响力甚至超过英国，他在许多杂志报纸上发表文章，许多美国民众都将他视为“智者”的代表。 伯林在外表看来是一个狐狸型学者，但在骨子里，有很多方面却是一只坚定的“刺猬”，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他对于以色列的态度。
思想背后的利益
伯林曾提出‘思想背后的利益’，其实，在他的所有思想和行为背后，也隐藏着一种利益。所说的这种利益，和伯林的犹太人身份大有关系。柏林的母亲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母亲的影响下，他也成为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以色列刚刚建国时，英国政府对其并不友好。而伯林则利用自己在美国和英国的影响力，宣扬“跨大西洋的合作”，主张将英国的国家利益与美国捆绑在一起。“可以说，他毕生都在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改变英国的外交政策。虽然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但从现在看来，在促使英国对以色列态度的改变上，伯林可说是功不可没。” [2]
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概念与范畴》（1958）、《自由四论》（1969）、《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人性的曲木》（1990）、《现实感》（1997）等。
“伯林以充满睿智的明晰和富有想像力的同情阐明了那些半被遗忘的思想家的观念……读来振奋人心。”——基斯·托马斯
“以赛亚·伯林拥有超凡的理解力。他是欧洲最热切的自由主义心灵之一。”——V.S.普里切特
“作为观念史家,他无与伦比;他以特别明晰和优雅的文风表达了他想要说的一切。”——安东尼·斯托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