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倍增构想
今年4月9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发表了“亚洲经济倍增构想”，即动用贸易保险、贸易信贷和政府开发援助(ODA)，帮助东亚构建物流大动脉，普及环保产业，力争到2020年实现亚洲经济倍增，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确保为日本提供400万人就业。
麻生访华照此构想，日本将与亚洲诸国分享其在高度增长期的成功经验，通过在亚洲广泛的区域扩充铁路、港口、电力等基础设施，实现未来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为此，政府不仅设立了负责具体实施、推进该项事业的机构“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并以之为母体，拟出台一份综合开发计划“路线图”，而且，将投入总额为2兆（1兆=1万亿日元）规模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及等额的贸易保险预算，以规避、分担日本企业和民间资金的投资风险。
亚洲经济
在世界市场急剧收缩的今天，日本显然已难回到以往那种持续增长的轨道；而人口老龄化态势的进一步蔓延，又抑制了对内需的期待。这种情况下，从外交上实现“亚洲复归”的方向性调整，从而顺应“亚洲内需”所带来的机遇，虽不无“投机”之嫌，但应该说不失为正确的选择。
日本的援助计划及其亚洲战略、石油战略依然带有日本特色，与东亚地区的整体性储备机制建设还有距离，依然带有“差别性分类的意识”和“主导地区秩序”的战略动机，以及优先日本利益的“本位主义考量”。如，最近，日本经产省与中东产油国阿联酋签订了“环保换石油”的“君子协定”，日本通过向阿联酋引进太阳能电池汽车，并帮助建设市内充电设施，换取阿联酋租用日本企业的石油储备库，作为向亚洲供给石油的储运站，并承诺在发生石油供给紧急状态时，优先对日本供油。而此次，日本承诺的是对东盟部分国家——有计划搞国家战略储备的泰国和印尼提供技术、人员援助，而并不是面向地区合作整体框架提供技术支持。
可以认为，麻生政府致力于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显示出突破传统保守思维的征兆，这是日本自战后外交、对外经济前所未有的破例。
构想的首倡者虽然是麻生，但具体细化、推进、实施，则不一定非得由日本政府主导。相反，把计划从日本的现实政治中剥离出来，进而在“东盟10+3”、东亚三国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国际机构的框架内，作为区域性经济议题加以检讨、实施，反而令人感到更靠谱。
下一步，日本已经计划帮助印度建设铁路线，同时帮助西部东盟地区，以及创建湄公河次经济区的建设。 为此，日本政府不仅设立了负责具体实施、推进该项事业的机构“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并以之为母体，拟出台一份综合开发计划“路线图”。
在发展格局上，中国对东南亚的开发是自北向南推进，通过发展澜沧江流域，拓展到湄公河次经济区。而日本则是从南向北推进。 这样的合作无论对中国、日本还是东盟都是有益处的合作，更应该促进合作，而非强调竞争。
大湄公河次经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