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惨案
济南惨案中日军炮轰济南城1928年4月，当蒋介石国民党北伐（第二次北伐）进入山东，欲图北上统一中国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和扩大其侵华利益，竟然不顾国际公法，悍然出兵山东，侵入济南，并于5月3日始，疯狂袭击中国军队，残害中国外交官员，屠戮中国和平居民，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济南“五三惨案”。
“五三惨案”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政策的产物，是其侵华国策具体实施的一个步骤，写下了日本侵华史上罪恶的一页。日本自丰臣秀吉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对外方针政策之后，便积极向外扩张。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并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建立起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体制，制定了“征服中国、兼并亚洲、称霸世界”的根本国策。其侵略方向主要是中国，而进攻重点是满蒙和山东。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的甲午战争，日本略军攻占了我国的辽东和山东半岛，之后又提出了全面侵华的“大陆政策”；1905年，日军侵入我东北，在那里打了一场为争夺我国东北权益的日俄战争；1914年，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之机出兵山东，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加以扩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2年，根据华盛顿会议决议，中国应全部收回日本攫取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日本却仍保留了许多在山东的特权，如：日人在青岛开办的工厂；胶济沿线日辟的8个商埠；在淄川、金岭镇和坊子中日合办的矿业；胶济铁路中日债务关系等。但是，日本侵略者并不满足于这些特权，更不甘心将山东权益归还中国，而是处心积虑地伺机发动战争，扩大侵略。
1927年，中日两国政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国共两党合作形成后，1926年7月，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领导的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并节节胜利；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其势如暴风骤雨。国民革命极大地动摇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利益。鉴于此，日本若槻内阁采取了对华的两面政策：一方面与英、美、法等西方帝国主义合谋进行武装干涉，另一方面密谋分裂中国革命阵营，以阻止和扼杀中国工农革命。因此，当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沿江东下，逼近南京、上海时，日本即派遣第一遣外舰队驶向中国，3月26日，日八艘驱逐舰开赴上海，“协同”英、美等列强阻止我北伐军进入上海；4月3日，汉口的日本水兵登岸寻衅，杀死我人力车夫，引起公愤，日本借机调2000水兵登陆，杀死杀伤华人数十名。与此同时，暗中拉拢国民党右派，制造分裂，使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叛变革命，先后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叛变，使中国大革命惨遭失败。
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是“田中政变”，“田中内阁”取代“若槻内阁”。1927年，日本发生全面经济危机。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转移斗争视线，主张积极推行强硬对华扩张政策的长州军阀头子田中义一大将以若槻内阁对华政策过于“软弱”为由，将其推翻，取而代之。田中内阁以反共为名，公开推行武力干涉中国内政、扩大对华侵略的“积极政策”。他在施政方针中称：“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对维持东亚全局负有重大责任的日本来说，不能说毫无关系。”
五三惨案遗址其实，“反共”只是借口，目的是扩大对华侵略。因此，当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逼近山东时，1927年5月，日本便出兵山东（第一次出兵山东），用武力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由于蒋介石背叛，中国大革命失败，北伐停止，日本撤兵。与此同时，田中内阁鉴于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为了重新拟定统一侵华的方针政策，于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举行了有“文武百官”参加的“东方会议”，确定了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为中心的侵华方针，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纲领》要点是：分裂满蒙，置于日本统治之下；反对中国统一，支持亲日军阀，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武力维护和扩大其侵华权益。声称：万一中国革命“波及满蒙”，日本特殊地位及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
东方会议之后，田中又据会议密谋拟一密折上奏天皇，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或叫《田中备忘录》。《奏折》宣称：“如欲征服支那（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后十几年，日本对中国、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就是按《田中奏折》计划进行的。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日本从山东撤兵。但是，蒋介石却未放弃北伐的决心。他要统一中国，建立蒋氏一统天下。为此，蒋氏除依靠美元支持外，还极力寻求日本的支持和谅解。在其决定北伐之前，曾游说日本。但在与田中密谈中，在统一中国问题上意见不一，互不相让。蒋介石屡次表明北伐和统一的决心，日本则与之针锋相对，决心武力阻止蒋氏北伐。1928年3月，蒋介石北伐尚未开始，日本联合舰队便游弋于我南海，“出访”于香港。蒋氏南京政府派外交代表殷汝耕往访田中，被田中拒之门外。蒋氏北伐前夕，日本已派第二遣外舰队开赴山东沿海，以“游历”之名，泊于青岛。第三遣外舰队则径入长江，泊于江阴、南京，并扬言陆军增兵朝鲜。4月7日，蒋介石就“第二次北伐”发表《告友邦人民书》，仍企求日本不要干涉，而日本则对记者说：“日本正在考虑依合法的方法”采取行动。4月9日，蒋介石刚下达北伐总攻令，日本暗使即到南京要挟：要蒋学张作霖，完全允许“日本之种种特殊权利”，并放风再次出兵山东。当北伐军迫近山东时，4月16日中午，日本驻济武官酒井隆少佐即密电日本参谋总长铃木庄六说：“鄙职认为帝国决心出兵山东的时机已经成熟。”日驻济代总领事西田井一、驻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等也分别致电日参谋总长和外务省，建议借口“保护侨民”出兵山东。次日，日政府即作出了出兵决定，19日正式宣布。当日，参谋总长即发布了关于派遣第六师团及“临时济南派遣队”的第一号命令，以及对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和中国驻屯军司令新井龟太郎中将的第一号指示。命令第六师团立即出发，至青岛登陆后，实施对济南及胶济沿线要地的军事占领；命令“近卫师团长向青岛派出临时电信队及临时派遣铁道队”；命令日本在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迅速组成以步兵三中队为基干的部队，在第六师团抵达以前占领济南；指示各支侵略部队之间、部队与日驻鲁外交官之间应特别“保持密切联系”，以利完成侵略任务；授权第六师团长：必须以临战姿态完成战争准备；强调：“为了保持国家及国军的威信”，出于“完成任务的需要，可以使用武力”。福田彦助则严令部队说：“凡妨碍我师团目的任务者，即是敌人”，就要“坚决行使武力”，进行突然袭击。4月20日，日第六师团从日本出发，25日，开始在青岛登陆，26日，其先遣队侵入济南。27日，第六师团登陆完毕，立即分三批开往济南。此前，泊于青岛海面的日海军第二遣外舰队奉命即刻派出700名陆战队侵入青岛。日驻天津的三个步兵中队，也由小泉恭次中佐率领开往济南，21日，即占领了济南商埠，并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战斗准备：制订了第一、二期战备方案和实施要领；划定警备区域，构筑工事，设置步哨及“防备线”；布设通讯网，建立后勤补给机构；规定警报信号.进行间谍活动等。26日，第六师团先遣部队至济后，又调整和加强了军事部署：决定以纬四路为中心线，分商埠为东、西“警备区”，分兵驻守警戒，封锁交通要道口，架电网，设路障，筑堡垒，实处临战状态。济南是南北交通枢纽，北伐必经之战略要地。由蒋介石自兼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上，尚未抵达济南，日军已进占济南，做好了阻击北伐军的战争准备。尽管蒋介石自决定北伐始，即一再对日本侵略者陪着小心，卑躬屈膝地向日本乞求谅解、宽容，屡次申明“保护外侨”，而日本侵略者毫不为动，铁了心要挑起事端，发动一场战争，以阻止蒋介石北伐。4月28日，蒋氏北伐军占领万德。次日，其第一集团军南克界首，东据龙山；第二集团军渡过黄河，西占长清。济南处于北伐军的三面包围之中。30日，北伐军迫近济南郊区，军阀张宗昌渡河北逃。5月1日，北伐军不战而进入济南，秋毫无犯。尽管如此，日本侵略军的战争计划不变。5月2日，福田彦助率第六师团入济。5月3日便对强于日军数倍的国民革命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开始了对中国军民的一场大屠杀。日本出兵山东，发动侵略战争的具体目的是阻蒋北伐，迫其就范，从而实现其吞并我东北和山东的侵略计划。其“保护侨民”的借口是极其荒谬的。
首先，违背了国际公法。国际准则认为，侨民的正当利益由侨居国保护；侨民须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尊重侨居国主权；侨民属国不得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武力干涉侨居国，更不允许武装入侵。即使有非常情况，也应用外交途径解决。
其次，北伐军进入济南，没有发生战斗，居济外国侨民“全体安善”。且蒋介石一再声明“保护外侨”，并特向日本政府表示，如果日本愿意撤回侨民，中国可以提供资助。
更为卑劣的是，日本侵略者用(来源公文有约)其一贯的手法，颠倒黑白，捏造谣言，甚至伪造假证，贼喊捉贼地进行诬枉宣传。如用日人偷贴反日标语，要“杀害日本人全部”，作为中国人排日反日的证据；借“济南日侨”之名，炮制反日材料，诬嫁于中国军民；诬陷中国士兵张贴反日标语，并有组织地袭击日侨之家，掠夺日人财产；捕捉日本警官，施以暴力；向前来救护的日军开炮等等，不一而足。日军的预谋是阻止蒋介石北伐。因此，为有效起见，选择在北伐军北渡黄河以前发动袭击。北伐军决定5月3日渡河北上。日军主力由福田彦助率领于2日匆匆赶到济南。为了袭击成功，日军还制造“和平”烟幕，以迷惑中国军队，使之放松警惕。如2日下午拆除部分工事（实际是为出击拆除障碍）；3日上午偷袭前夕，还派驻济总领事等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谒见蒋介石，虚伪称颂：“商埠得国民革命军之维持，秩序甚好”；谎称：由天津派来之日本兵“即日返津”。好像没一点战争气氛。但就在总领事刚刚辞别蒋介石后的5月3日上午9时许，突然向中国军民发出了袭击令：“凡遇中国人，不论兵、民，即开枪射击。”日军即一齐出击，一时尸体满街，儿童、妇女、工人、商贩、学子、兵士等皆有死伤。10点以后，开始大炮轰击。日侨中“以在乡军人会为中心，各具军人之志”者也参与了战事，配合日军。或为向导，借其熟悉地形，各处搜查，捕杀躲藏的中国官兵，洗劫商店；或直接参加屠杀中国军民，奸杀妇女，虐杀战俘。日军公然践踏国际公法，野蛮地枪杀虏掠，肆意捣毁中国外交机关，绑架、凌辱和虐害中国外交官员。就在中日双方谈判之际，日军竟包围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驻地，将其卫队缴械，搜查、抢掠外交文件和财物。日军还非法血洗国民政府特派驻济机关——山东交涉使署。先是闯入切断电话线，拦截信使，捕掳外交人员，抢文件，毁国旗，撕掉孙中山先生像。国民党战地委员会外交处长兼山东特派员蔡公时提出抗议交涉时，日军竟将蔡公时等18名外交官员强行捆绑，剥光衣服，割耳，削鼻，肆意凌辱后杀害。
蔡公时日军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中国军队的无比义愤，忍无可忍的第三师主力、九十三师及卫戍九十二师官兵，不顾蒋介石“不准还枪”的禁令，对日军进行了英勇的自卫还击，迫使日军作“龟缩之状”。在济中国军队十倍于敌，且英勇善战，若非蒋介石一再对日妥协退让，日军暴行是可以制止的。
日军暴行激起了全国、全世界的愤怒抗议和强烈谴责。南京政府不用说，就连亲日的北京军阀政府也发言抗议。日本国内也多有谴责。大阪《朝日新闻》社论谴责田中内阁强横；东京《报知新闻》则要在山东问题上“课田中内阁之责任”。内外形势对中国不谓不利，而蒋介石则害怕日本，对此奇耻大辱一再忍让，令军队“忍辱负重”，不与“相争”，“对日人绝不开枪”，并乞求日军停火。3日晚，蒋令由商埠撤军，单方“脱离接触”。4日，派外长黄郛与日人交涉，并请德国领事出面调停。5日，又令除卫戍部队留驻济南城里之外，各部均移驻城外，其本人也撤到西郊外之党家庄。
交火之初，日军慑于十倍于己的中国军队，犹心存疑惧，不敢放手大干。蒋介石单方停火撤军，恰给日军以喘息、增兵和重新部署兵力之机。蒋氏乞求停火之时，正是日本增兵之日。4日，日政府急调关东军陆军第十四师团二十八旅团及特种部队2390人，火速赴鲁；海军增派舰队开赴长江华南口岸及青岛；侵占青岛之日军三十六旅团由岩仓正雄少将率领向济南集中。日参谋总长电令福田彦助要他乘机扩大战争。5日，又电令福田：“不要马虎了结”，要全力准备，“放心”大干。福田回电：接受中方停战请求是一策略，是为重新集结部署兵力进行新的战争；一俟部署完毕，“即令中国军队离开济南”。6日，日参谋本部再电福田：切莫使目前“猎物”逃脱；7日又电：“南军如北进，恐有失军事解决之虞”，令福田立即“决断”。与此同时，田中临时阁议，把济南战事与其大陆政策的实施和整个日本侵华利益相联系，决定海陆空三军总动员，以扩大侵华战争。日参谋本部也拟定了“对华方策”。福田彦助当日即下达了扫荡南军的命令。下午4时对蒋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严处与事件有关的南军高级武官；要解除与日抗争的南军武装；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和排日活动；南军撤离到济南及胶济铁路两侧20华里以外；为监视上列各条实施，开放辛庄、张庄两军营等，并限蒋12小时内答复。
蒋接到通牒后，火速派员到济与日交涉，并电令驻东京的殷汝耕到日外务省代为答复。7日午夜，又令战地委员会主席蒋作宾到日领事馆声明：对“通牒”“大体可以承认”。8日上午10时，又派罗家伦、熊式武向福田递交了屈辱的正式答复，只是附带提了几项相应的起码要求。福田早已收到了日参谋本部的电令，要其按原计划行动。因此，强横无理地将罗、熊逐回，要蒋介石“派全权代表来”，并提出要蒋亲自谢罪等令人无法接受的条件。这样，日军便可有理由“按原计划”发起新的进攻，“给南军以歼灭性打击”了。
福田如此蛮横无理，就是为了实施扩大侵略战争计划。其实，7日日本阁议就通过了海陆军会议提出的《军事占领胶济铁路案》。因此，8日上午，当一切重新部署就绪后，就以所谓条件未得圆满答复为借口，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击。一场大规模血腥屠杀开场了。
日军攻占济南四周要隘后，立即猛烈轰城。8日晚攻占圩子墙后，开始沿街烧杀抢掠，似野兽般地追杀居民，奸杀妇女，残杀儿童。一时西城根顺河街一带成了屠场，火海一片，死尸枕藉。
五三惨案城内不多的留守卫戍部队尽管在数量和装备上处绝对劣势，但面对日军的侵略暴行，忍无可忍，不顾不许还击的禁令，再次对日军进行了英勇还击。日军出动飞机、大炮、装甲车数十次地四面轰击，有的城墙已被轰塌，但激战三天三夜，日军未攻进城。守城将士处于生死关头，不为强敌炮火所屈，不为巧言诱降所动。他们誓言：“生为军人，死当为国。今天……为国家为人民，正是我们牺牲报国的时候了。”“他们（指蒋介石等）不抵抗，屈辱投降，是孬种！”守城将士视死如归，前仆后继，誓与城池共存亡。三日三夜不仅一次次打退敌人冲锋，而且还十几次组织反击或夜袭敌人，俘获敌兵。敌人付出的代价，死伤人数，“据谓在日俄战争死伤率以上”。
日本侵略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只是蒋介石采取对日妥协投降政策，先不准抵抗，继不派援兵，反于10日发出“蒸电”，迫令守军撤退。守城将士无奈，忍痛弃城突围，致使日军进城，疯狂报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血腥惨案。
11日上午，日军举行“显扬国威”入城式，表面布告：“日军严守纪律，秋毫无犯”，以稳住人心；暗中指示：野蛮屠杀。规定：凡有下列任何情形之一者，立即杀戮：推平头与留学生式头者；女子剪发者；穿草鞋者；有皮带者；穿灰衣者；有南方人名片者；见日军害怕者；有中央钞票者；受检查时开门迟者；有枪械者；带开国纪念币者；家中有军用品者；穿皮鞋者；操南方口音者；带相机者；镶金牙者；学生式青年；家中藏有青天白日旗和国民党书籍者。此外，强迫店铺挂日本旗，违者杀；强令居民夜不闭门，违者杀；强迫使用日军用票，不从者杀；公开检查邮件，不从者杀，等等。在所谓“安民”告示下，日军一进城便开始了大规模搜捕、淫掠和屠杀。其屠杀范围根本没有受其规定限制。儿童、妇女、老弱病残者，则被指为“便衣队”而行屠戮，甚或是虐杀。小北门外赵家庄角楼西一妇女躲在草棚中给两婴儿喂奶，被发现后，日军上去就把两婴砍死，将妇女乳房割掉用刺刀穿其阴道致死。许多妇女被轮奸后杀死，许多人被肢解而死。
不要忘记济南惨案后，日军仍对济南及胶济铁路非法占领年余，直到1929年3月29日，日本迫于国内国际的巨大压力，在蒋氏国民政府一再忍辱、妥协，一让再让的情况下，才与南京政府签订了所谓“济案协定”和一个不公开的《会议记录》，同意在互换签字后，两个月内撤军，但只字不提惨案责任，反而胡说什么“两国所受损失”云云。在此之后，日本仍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侵害山东权益，无理提出要国民政府“严加取缔”排日及抵制日货“活动”等要求。
济南惨案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是以《田中奏折》为基本方针、推行侵华国策的一个实施步骤，罪责全在日本侵略者，而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则是使日本侵略阴谋得逞的重要原因。之后，日本得寸进尺，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历次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是永远抹不掉的，也是抵赖不了的。
＂五三纪念园＂，位于西护城河南段，1986年为纪念济南“五三惨案”而建。1928年，国民革命军进占济南，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日侨，出兵干涉。5月3日，凶残杀害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进而强占全城，恣意杀戮中国士兵和市民近万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
五三惨案纪念碑济南护城河畔，一本花岗岩雕刻的巨大日历仰卧在人群和鲜花之中。
警钟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