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振瀛
于振瀛于振瀛（1902—1960），原名方单，字海澄，号振瀛，1945年参与创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历任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
于振瀛于振瀛早年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革命洪流中，他跟随李大钊参与国民党改组；大革命失败后，他三赴日本，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求索救国的正确途径；抗战期间，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为坚持团结抗战、制止国民党上层的妥协投降，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利用国民党立法委员的身份进行民主活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他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候补代表。
于振瀛1902年出生于陕西镇平县曙坪乡联合村，家中薄有田产，在当地属于殷实富足之户。父亲于文卿，早年曾参加同盟会，长年在外。母亲独自在家料理家务，抚养于振瀛，并以每年30石租的收入供丈夫在外地的一切费用支出。由于母亲勤俭持家，又循循善诱，于振瀛在幼年时期就养成了简朴节约、吃苦耐劳的良好品格。1910年，于振瀛入私塾，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做八股文，一年后改读初级小学，1912年到镇平县城读高小。1915年，于振瀛到离家五百余里的安康县上中学。由于路途远，只有在放假的时候才能回家。
于振瀛从小酷爱读书，特别是对于《水浒》一类的侠义小说，更是百读不厌。小说里所描写的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了他，给他幼小的心灵上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就读小学与中学的10年中，于振瀛经常接触到劳苦农民，经常听到、看到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乡保长帮助地主对农民的欺凌压迫。使于振瀛内心深处，渐渐地充满了对劳苦农民的同情，对地主、官吏的痛恨。由于他不屑与乡绅为伍，被当地的财主讥讽为“没出息的”。“五四运动”时，身处小城镇的于振瀛虽然没有亲自参加，但是，运动所传播的“民主”与“科学”等新文化气息，却使于振瀛耳目一新。
1921年，于振瀛来到北平，补习英、数、理、化等多门功课。祖国的贫弱、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横行霸道，给于振瀛的心灵上带来强烈的刺激。在繁忙的课业安排之外，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出版的各类进步报纸、杂志和书籍，由于接受了新思想，对北洋政府的腐败、军阀的专横、列强的欺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瓜分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可耻行径有了更深刻清醒的认识。他从残酷的现实中逐渐醒悟：只有走科学之路，才有可能拯救自己的祖国。他毅然抛弃了“学以致仕”的传统观念，于1923年考入国立医科大学学习医学知识。
于振瀛在医大求学期间就发现，医学只能医治人身体的疾病，不能医治国民心理的疾病。1923年，他先后结识了丁惟汾、王法勤、续西峰、王东平、路友于等国民党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下，他改变了不问政治的想法，开始向往革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大量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还加入了共进社，参与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出席这次大会的北京代表。由于朝气蓬勃的共产党员交叉参加国民党，为暮气沉沉的国民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于振瀛响应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李大钊领导下积极参与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改组工作,并于1925年当选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监察委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北京各大、专院校青年踊跃加入国民党，各种爱国团体纷纷成立。然而，国民党右派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集会，联名写信要求国民党进行“清党”，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并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在李大钊的带领下，于振瀛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党员们（国民党左派）与“西山会议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便于领导群众运动，于振瀛与郭春涛等人还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大同盟（后来改名为中山主义大同盟）。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黄少谷等两百余人，于振瀛担任该盟的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大同盟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西山会议派”，主张国共合作，积极团结国民党内的青年进步分子。在大同盟工作时期，于振瀛与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一起经常开展活动，请北大教务长顾孟余演讲马列主义。在活动中，由于接触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奉系军阀张作霖积极响应，也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于振瀛与李大钊等两百余人不幸被捕。4月28日，张作霖秘密杀害了李大钊等20名革命同志。于振瀛由于机智地使用了化名，幸免遇害，于7月被释放。然而，敌人很快就发觉了于振瀛的真实身份。他刚出狱不久，侦缉队又开始到处搜捕他，于振瀛只得转入地下，秘密组织暴动。在蹉跎岁月中，于振瀛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10月，他被迫潜逃至天津。但是，失败和挫折没有使于振瀛气馁，反而更坚定了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及三民主义的信仰。他认为，国民党已经丧失了原来的革命性，已经不再是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的政党了，他要通过努力，恢复国民党的革命性和组织性，或者创造一个新生的国民党。
1928年冬，经丁惟汾推荐，于振瀛被任命为陕西省国民党指导委员兼党训练部长。开始时，于振瀛因痛恨国民党的反动而拒绝前去。后来，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认识到：“要想改造国民党，就必须利用它的旧躯壳，以便暗中夺取它的现有武器，唯此才有可能达到创造新党的目的。”此时，国民党员多是官吏和土豪劣绅，而由于宋哲元对革命青年大肆搜捕，陕西的形势十分严酷。为了推动陕西革命进程，于振瀛到陕西后，决定利用训练班这一形式，团结陕西的进步青年，培养革命干部，重燃陕西的革命之火，进行新党运动。于振瀛请与他一起去陕西工作的陆机、邓逸洲、张放、李尚、孟默开等30位进步人士担任训练班的教师，并敦请何琪元前来任教。于振瀛开办的训练班包括党务训练班、短期训练班以及各县农民运动训练班等多种形式。在积极培养进步力量的同时，于振瀛还尽力保护革命者的安全。1928年底宋哲元逮捕了一批中共党员，于振瀛得知后，四处活动，积极营救。在他的努力下，这批中共党员终于免遭杀害，获得释放。于振瀛在陕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度不满。1929年3月18日，国民政府命令宋哲元以“反中央”、“反地方”和“引用共产党员”三大罪名将于振瀛逮捕，强制解散于振瀛开办的各种训练班，同时还逮捕了80多位革命青年。于振瀛在狱中被关押了两个月之后，特务拟将于振瀛装入麻袋沉到黄河。其时恰逢蒋、冯、阎爆发中原大战，于振瀛大难不死被开释。
于振瀛辗转于北平、浙江等地，与曾经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工人、干部重新取得了联系。在与这些工人、干部的接触中，于振瀛了解到：广大百姓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那些曾经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志，现在的境遇都十分窘迫。残酷事实，使于振瀛陷入迷惘之中：自己这样的做法究竟能否使国民党得到新生，三民主义究竟能否在蒋介石、汪精卫诸人手中达到拯救中国的目的？为了解开自己心中的疑惑、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1929年冬，于振瀛毅然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再次深入探讨救国救民之道。
1930年，应谭平山等人的邀请，于振瀛秘密返回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筹委会。他联系各地的知识分子，以上海为中心，在杭州、南京、武汉、陕西、北平等地开展活动，重整革命旗鼓。同年3月，于振瀛因病返回日本休养。在养病期间，于振瀛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包括《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等。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到马列主义理论，他渐渐认识到，自己过去虽然一心向往革命，但由于方法不对头，指导思想不对，走了太多的弯路，而现在，才是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他决定，一切从头做起。
1931年秋，于振瀛去北平与鲁鸣三同志会面。经鲁介绍，于振瀛到上海会见共产党员潘怡如同志，并请潘为自己讲述斯大林的《论反对派》一书。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于振瀛进一步坚定了跟中国共产党走到底的信念，除此之外，再没有正确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于振瀛先后在北平、上海鼓动抗战。1932年，他再次东渡继续学习。在日本的3年间，他与秦元邦、陈建晨等人组织政治经济学会，以研究政治经济学及唯物辩证法为目的，继续深入探讨革命道路。通过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对国际国内的形势分析，以及与鲁鸣三等共产党人的通信，于振瀛对革命有了更深一个层次的认识。
1935年，中共地下党员潘裕儒电请于振瀛回国，希望他在中共的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回国后，于振瀛到南京，利用过去的关系深入国民党内部活动。1936年春，于振瀛出任国民党外交部条约委员，中国共产党专门派徐固仁同志与他联系，将他在国民党内部搜集到的各种情报资料转交给组织。
1936年1月，于振瀛奉命北上，劝说宋哲元抗日。当时，华北日军煽动华北五省自治，加紧了对宋哲元和第29军的威逼和软化，阴谋利用宋哲元把冀、鲁、晋、察、绥变成日伪自治区，进而达到不战而胜、吞并华北的目的。于振瀛分析：宋哲元处境尴尬，地位微妙。一方面，29路军长城抗战的血迹未干，国家的耻辱、民族的危难是他永远都难以忘记的；另一方面，蒋、冯之间的矛盾深刻影响着29路军，特别是1935年6月他被免去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后，29路军更是危机重重，他必须对蒋介石有所防范。为此他确实想借助日本人来增加自己在蒋介石面前的分量。在这种心境下，宋哲元暗中与日本有着某种程度的来往，但是，在他内心深处，那种仇日的情绪却是根深蒂固的，占着主导地位的。基于这样的分析，于振瀛认为，劝说宋哲元抗日一定能成功。他到宋哲元的司令部，为宋哲元分析全国的形势，鼓励宋哲元坚决顶住日本人的压力，抵制南京妥协的倾向，只要是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坚决不做。通过于振瀛的努力，宋哲元不但拒绝执行蒋介石政府镇压革命者的黑名单，而且下令将关押的进步教授及爱国学生两百余人释放。5月，于振瀛成功地劝阻了宋哲元与日本签署防共协定；7月，于振瀛又赴北平，力促宋哲元拒绝接受南京政府外交权统一的要求，阻止张群与日本特使川越的谈判。于振瀛还经常向29路军广大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及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为激发29军抗日士气，为全面抗日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于振瀛的出色才干和爱国情怀迎得了宋哲元的赞赏。1936年9月，他应宋哲元的邀请到冀察绥署宣传处任处长职，中国共产党仍派徐固仁及其夫人沈伊娜同志与于振瀛联系，并由徐任于振瀛的机要秘书，继续从事情报收集及策动抗日工作。于振瀛在宣传处内秘密设置了一个调查组，受中共领导，秘密派人去东北、热河、冀东、绥东等地，调查日本的动向，并设法打入了日本华北特务机关内部，取得日本在华北的重要情报资料，然后将调查所得情报由徐固仁整理后送交上海的中共党组织。此外，于振瀛还在宣传处设立了一个研究机构，由李澄之、廖沫沙等人负责主持，主要任务是利用当时全国反对内战一致对外运动的影响，使华北形成全面抗日的形势。
于振瀛建议宋哲元通电主张和平，防止了日本的挑拨内战与侵入华北的危机，有力地配合了当时中共的工作。1937年春，日本根据《何梅协定》逼迫宋哲元签订航空、铁路、矿山等局部卖国条约，于振瀛建议宋哲元，一方面下令平津戒严，警备平津平绥铁路沿线；一方面避于东陵，使日本失去了局部谈判对象。
1937年7月，日寇便迫不及待地向卢沟桥和宛平城发动了进攻。这时在于振瀛和共产党人的努力下，29路军抗日情绪高涨，在29军将领佟麟阁、赵登禹等人率领下，打响了全国抗击日寇的可贵的第一枪！卢沟桥抗战枪声打响之后，宋哲元将军命令师长以上的将领亲临前线指挥、督战，战斗之激烈，士气之高涨，实属空前。全面抗战爆发后，汉奸陈觉生到天津挑拨宋哲元与蒋介石的关系，于振瀛冒生命危险赴天津将宋接回北平，使宋成为一名坚定的抗日将领。随宋哲元回到北平后，于振瀛继续留在平汉、津浦前线，坚持抗日工作。
1937年底，于振瀛到西安与林伯渠会面，林伯渠亲自指示于振瀛，“要团结国民党内的进步力量，形成国民党的左派，以拥护全国的团结，坚持抗战到底，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并调陈行健同志与于振瀛联系，共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初，于振瀛赴山西离石会晤续范亭、南汉宸等同志。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交流，于振瀛在如何动员群众和开展游击战等方面，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同年春，通过潘怡如同志的介绍，于振瀛在武汉结识了董必武，并在董必武的指示下筹备陕西的抗日运动，进行各项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但是，到了9月份，胡宗南返回陕西，暗杀革命同志，破坏革命武装，封闭《西南》、《大团结》等刊物，压迫“民先”、“西青”等青年团体。同时中统、军统特务也加大了对陕西革命运动的打击力度，革命运动暂时陷入低潮。在白色恐怖中，于振瀛等人不为情势所惧，仍然想尽一切办法开展活动。
1939年，于振瀛夫妇被陕西当局的党政军联名通电控告为共产党员。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于振瀛不顾个人安危，仍想方设法保护革命青年，不但成功地使这些革命青年免遭国民党的迫害，而且介绍他们赴抗日前线，支援续范亭、杨秀峰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1939年春，于振瀛被调派重庆，出任李济深所领导的战地党政委员会第二、第八战区指导员。6月前往陕、晋、绥等地视察。此时，正值国共合作逐渐进入困难时期，各地摩擦迭起。为了坚持团结抗战，巩固统一战线，共产党真诚希望通过双方谈判解决摩擦。因此，国共间经常举行重要谈判，华北战区是抗日主要战场，那里的国共团结好坏，对抗战全局关系很大。在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努力下，1940年1月，于振瀛到晋西北与贺龙将军、关向应政委会面，就巩固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与他们商谈如何停止新旧军之间的冲突，以阻止蒋、阎发动内战。同年夏他返回西安，主持战地党政委员会西安办事处工作，直到次年冬天办事处结束。
1941年冬，回到重庆的于振瀛经丁惟汾介绍，出任国民党抚委会的秘书。他利用国民党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造成其内部派系之间的分裂及摩擦。其中一个主要的成就就是形成了朱家骅与CC系的对立，又促成了朱系与三青团的联合，造成了他们与CC系之间长期的对立，严重地削弱了蒋介石的反动力量。1943年春，朱家骅派于振瀛前往新疆，任新疆省党部执行委员。由于盛世才在新疆的严厉封锁及对革命运动的强烈打击，于振瀛在新疆不但难于开展革命活动，而且生命受到了威胁。当年6月，他返回重庆。
1943年2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下，国民党民主派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杨杰、郭春涛、朱蕴山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以座谈时事的方式，联系和团结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以期逐渐组织起来，推动各种民主活动。同年8月，在座谈会的基础上，于振瀛、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何公敢、甘祠森10人组成了筹备小组，开展筹建组织的具体工作，将所建的组织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改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年民联正式成立后，于振瀛与谭平山等17人组成中央临时干事会，并于1946年5月赶赴南京建立了民联南京组织。由于长期劳累，1944年秋于振瀛由于吐血宿疾复发，不得不返回陕西休养。
1945年春于振瀛回到重庆，以立法委员的身份作为掩护，继续从事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等活动。同时期，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上，于振瀛被推选为中央常委。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结束。２８日，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了“小民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王昆仑、许宝驹、屈武、侯外庐、于振瀛、谭惕吾、曹孟君、倪斐君等，听取了大家对时局的看法。毛泽东强调“和为贵”，谈到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谈到了如何做好统战工作。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国共两党婚姻没有问题。侯外庐笑着说：“老头子和青年人难成婚姻。”毛主席说：“不行的话，可以刮胡子嘛!”
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经过43天的谈判，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谈判期间，于振瀛在董必武、林伯渠的领导下，为推动国内民主运动的高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继续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一片欢腾，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声鼎沸。一些小民革的同志也认为：抗战胜利了，今后国内形势是争取和平、争取民主和进步。他们主张公开“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组织，参加竞选，并在内部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小民革”的价值，就在于它直接受中共的领导，若公开活动，标明“小民革”的旗帜方向，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尤其是照现在的情形来看，今后的工作会更加艰巨，如果公开只会对“小民革”不利。“小民革”在这个时期的主要革命任务是：继续发展扩大国民党民主派（即当时的民联）的组织，加强各民主派的内部团结和统战任务，配合中共的政治要求。在董必武的支持下，“小民革”没有公开活动，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事实正如所料：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团结和平，发动内战。民联、“小民革”的中央被迫秘密迁移到上海。民联受中共间接领导，“小民革”则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继续积极开展工作。于振瀛按照潘汉年同志的指示，在南京、上海等地，通过民联和“小民革”的组织，进行分化瓦解敌人，军事策反及搜集情报等工作。1948年秋，“小民革”组织成立国内工作委员会，于振瀛任该会主席，积极推动民主运动，配合解放战争。
为深入国民党内部，进行革命工作，1947年底，于振瀛在中共指示下，参与立法委员的竞选。在返陕筹划选举时，适逢父亲于文卿竞选国民大会代表，于振瀛极力劝阻父亲不要参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活动，弃政务农，自食其力，以免助纣为虐。此举遭到父亲的反对，父子意见难以统一，于振瀛无奈之余匆匆离家。在陕期间，于振瀛还曾设法营救杜斌丞、王菊人同志，可惜未获成功。
1948年，于振瀛由西安到北平，希望发展、加强小民革的地方组织，并建立民联组织在这两地的地下联系。通过于振瀛的努力，在西安组成了袁伯扬的策反组织，在北平重建了民联的领导核心，并由李锡九、许宝驹、曹志麟、周范文、续式甫等同志负责，进行策反工作。
同年，于振瀛连同刘仲容、刘仲华、谭惕吾等人，成功激化了桂系李宗仁同蒋系孙科之间竞选伪副总统的矛盾，加强了蒋、李分裂的基础，以后在徐海会战胜利的条件下，造成李宗仁利用机会逼迫蒋介石下野，从政治上瓦解了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和军队的士气，进一步为“小民革政治运动小组”创造了活动条件。在立法院内，于振瀛与李任仁、谭惕吾、陈建晨等9人成立“民联政治运动小组”，一面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促成立法院的派系纷争，另一方面联合进步分子，利用立法院这个合法的讲坛，通过提案、质询、组织座谈、发表谈话等多种形式，揭露国民政府的反动，同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斗争，起着相互呼应的作用。如1948年5月提出的《制止通货膨胀，冻结发行，平衡预算案》，强调“为保证人民的生存权，就必须停止戡乱”，“立法院不通过打仗的预决算”；与此同时，为反对豪门资本而提出征收财产税法案。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攻下开封，国民党残兵纵火逃遁。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出动飞机日夜轮番轰炸，开封市民死伤枕藉，庐舍为墟。立法委员们纷纷起来质询，《新民报》经理邓季惺领衔提案，于振瀛等30多人临时动议：“今后应严禁轰炸城市。”
民联以组织的名义，号召各地同志积极推动云南、湖南、福建、江西、四川各省参议会开展反“三征”的运动，以求达到瓦解敌人，瘫痪敌人的作用。民联还派专人进行军事策反，如派萧伯岩进行住燕湖沿江第28军的策反，派段绍浩在江西进行策反，派李兴中对刘汝明等部队进行策反等运动，虽多遭失败，但对瓦解蒋介石的军心战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夕，民联号召各大城市的组织，阻止反动派破坏建筑、破坏武器，并保护城市内的各项物资和调查资料，筹备欢迎解放军的工作。此外，民联还破解了特务头子郑介民打入民主派内部的阴谋；揭露了美英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的内幕；鼓励了抢购运动，以图破坏金圆券；要求和平、欢迎解放等工作。
1949年4月，因形势所迫，于振瀛逃往桂林。在桂林，他与李任仁同志计划两广的局部和平策反运动，未成，遂又逃亡香港。在香港两个多月中，以香港为中心，于振瀛重新建立了华南、西南各省的民联组织，积极策反国民党残部。
1949年人民政协召开前夕，于振瀛由香港回到北京。在选举政协代表时，有人曾提出质疑，说于振瀛、谭惕吾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不能当选。针对此种误解，于振瀛很是伤心，但他从大局出发，为了使政协能够按期顺利召开，他决定放弃代表资格。后来，林伯渠找到他，告诉他：社会对他的传说与误会，党中央是明白的，慢慢地要向社会解释。没过几天，在新政协筹备会召开政协代表提名的会议时，周恩来在宣布协商提出的代表名单时，特别说：“这里有一个问题，要向大家说明一下，名单里有两个人，一个是谭惕吾、一个是于振瀛，他们竞选立法委员是我打电报给南方局通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要留两位同志在‘立法院’。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决定他们竞选‘立法委员’，他们二人竞选‘立法委员’是经过组织决定的。”于振瀛以民联候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以后，历任全国政协一、二、三届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参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等职。
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将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成为一个组织，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同时宣告结束。会上于振瀛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年底，于振瀛随董必武南下，参与接收国民党政权的工作。
1950年4月，于振瀛任学习座谈会的干事。学习座谈会是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五个方面高级人员学习政治理论的一种形式。座谈会依据自愿原则，以自学为主，与小组讨论和报告会相结合，有时还请专家作报告，主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1955年4月15日召开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学习座谈会干事会改称学习委员会。
1952年，于振瀛任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和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联合举行大会。于振瀛在会上宣读了抗美援朝总会给志愿军的慰问信，并且亲自将何香凝、李顺达、蔡廷锴、胡文秀、马寅初、邵力子、曲耀离、蒋光鼐、王贵英等人给志愿军的慰问信交给志愿军首长。
1954年，于振瀛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于振瀛被任为中央赴西藏代表团秘书长。
1957年7月6日，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第14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民革中央《关于党内整风的决定》，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并成立民革中央整风办公室，由熊克武任主任，于振瀛及梅龚彬、朱蕴山、王昆仑、屈武、陈此生任副主任。
1960年于振瀛因患食道癌，于5月22日下午6时34分，在北京逝世。25日上午，公祭大会在嘉兴寺举行，蔡廷锴主祭，朱蕴山致悼词。参加祭奠的人中还有张治中、邵力子、陈劭先等人，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领导、民革在京中委和各部门负责人以及生前好友等300余人参加了公祭大会，于振瀛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 http://www.minge.gov.cn/txt/2008-09/27/content_249663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