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

考古学家在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使得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的考古界出现了新的兴奋点。殷墟曾震惊世界，二里头也将引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夏朝的建立者禹在建立政权以后，为便利于政治统治，将天下分为九州，洛阳就是当时的豫州。禹将都城定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与洛阳相距不过百里，所以洛阳也属于夏朝统治的中心。在夏朝的第三个帝王太康(启的儿子)统治时期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关于这一点史书里记载，“太康居斟郡，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斟寻阝，据历史学家考证，就在今洛阳市偃师的二里头村附近。

夏朝在太康继位以后，由于太康贪图享乐，不务朝政，整日只知游猎玩耍，导致东夷部的后异乘机反叛，并攻占了夏的都城斟寻阝，赶走了太康，一度夺取了夏王朝的统治权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康失国”事件。太康失国以后，与弟弟仲康一起逃往东方，不久很快死去。仲康的儿子相依靠其它东方诸侯残存发展，处境困难，最后在相的儿子少康时才又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这在中国历史上又称“少康复国”。少康恢复夏王朝统治以后，夏朝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活动区域以伊洛一带的河南地为中心，东通东海，西连西河，北及燕山，南逾长滩，所有夏、夷诸部的众多邦国均都臣服于夏的统治。

少康以后，夏朝几世均不在洛阳建都，至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统治时期才又定都于斟寻阝。这一点(史记·吴起列传)是这样记载的：“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显然就是洛阳所处的位置。

总的来看，夏朝主要活动中心在洛阳，亦即史书记载的斟寻阝。然而几千年过去了，斟寻阝故城早已埋入地下，成为人们难以寻觅的历史遗迹，我们根据史书记载的地理方位，判断夏代的斟寻阝就在我们洛阳。由于长期以来缺乏考古资料的证明，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直到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徐旭率队来豫西作夏墟调查时，在洛阳市偃师县城区西南9公里处的二里头村南高地上发现了沉睡几千年的夏都斟寻阝，这一点才成为不争的事实。研究表明，洛阳在夏代太康、孔甲、帝皋、夏桀四个帝王统治时期曾是都城，为夏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二里头遗址包括偃师二里头，圪挡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总面积400万平方米，堆积着四期文化层。经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内容丰富。宫殿、陵寝、房屋、道路、水井多有发现，并且还发现了当时的铸铜遗址，发现了原始的青铜工具，其中有武器和酒器，说明我国青铜文化的历史在夏代已经相当成熟，同时也说明洛阳是我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二里头晚期的文化层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制品，有琮、圭、璋等礼器，陶制品则更多，有陶塑的龟、猪、羊头以及陶器上刻划的一头二身龙蛇纹、龟纹和人物形象。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夏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洛阳人民的聪明智慧。

另外，考古工作者从二里头遗址的灰坑中发现了许多埋葬的奴隶，其形状各异，有仰身，有俯身，有的被捆缚，有的身首异处。他们或因苦役而累死，或因奴隶主的酷刑而丧生，或因当时奴隶制时代的人祭、人牲制度而被活埋殉葬，反映了当时奴隶主统治的惨忍。夏代奴隶主暴虐无道的统治，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广大奴隶的拼命反抗，他们愤怒地诅咒夏朝的奴隶主统治，甘愿与其同归于尽。在当时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东部的商族兴起，在其首领商汤的领导下推翻了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的统治，夏朝经历了四百七十余年历史以后终于灭亡。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从此进入学者的视线，中国考古学界由此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夏文化。

此后，中国夏商周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４００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还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发现了众多二里头文化遗址，迄今为止已有３００余处。前不久结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力推动了夏文化问题的研究，偃师商城的始建被确认为是夏、商王朝更替的界标，二里头遗址应为夏王朝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二里头工作队自2001年起，对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进行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发现并清理大型建筑基址数座。同时，对宫殿区及其附近的道路进行了追探，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大路。2003年春季，对已发现的道路进行了解剖发掘，并发现了宫城城墙。截至2004年春季，基本搞清了宫城城墙及宫殿区外侧道路的范围、结构和年代。2004年，又在宫城以南发现了另一堵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大型夯土墙以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

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网     

宫殿区的四围均有宽达10余米至20米左右的大路，四条大路的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的方向基本一致。经解剖发掘，知上述大路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
     
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东西宽近300米，南北长约360米~370米，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其中东墙方向174°，西墙方向174.5°，东北角呈直角，南墙与东墙延长线的夹角为87°。城墙沿已探明的4条大路的内侧修筑，保存最好的东墙残长330余米，其上已发现门道2处。墙体宽2米左右，残存高度在0.1米~0.75米之间。由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知，宫城城墙的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2、3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4期晚段或稍晚。
     
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且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的都邑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上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时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余，且继续向东西延伸。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车辙遗迹，它的发现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为探索我国古代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二、早晚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群
     
目前，已确认的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至少有2座（3号、5号基址）。二者位于宫殿区东中部，东西并列，其间以宽约3米的通道相隔，通道的路土下发现有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3号基址系一座（或一组）大型多院落建筑。基址南北窄长，主体部分至少由3重庭院组成。已揭露的3重庭院的西庑经统一规划，已探明基址的长度达150余米，宽度则在50米左右。北院内发现有积水迹象的大型坑状遗迹，2号基址北部的主体殿堂及殿前广庭，都是在填平夯实它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3号基址中院主殿夯土台基宽6米余，其上发现有连间房屋和前廊遗迹。中院和南院院内发现有成排的墓葬和石砌渗水井等遗迹。5号基址仅经局部揭露，已在其东缘发现有大型柱础和墙槽遗迹。
     
至二里头文化第3期，宫殿区东部兴建起2号（依托宫城东墙而建）和4号两座大型夯土基址。二者建于3号基址的废墟之上，相对独立又共有建筑中轴线，构成一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在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各有一座与夯墙方向一致的夯土基址，跨建于宫城城墙之上（7号、8号基址）。其中7号基址恰好坐落于1号宫殿基址南大门的正前方，构成宫城内的又一组有明确中轴线的大型建筑基址群。由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可知，这些夯土基址的年代与宫城城墙大体同时，自二里头文化3期至二里头文化4期晚段或稍晚。
     
就现有的材料看，进入二里头文化3期后，二里头遗址持续着2期以来的繁荣，宫殿区、铸铜作坊与道路网络系统等重要遗存的总体布局以及建筑方向基本上一仍其旧。但同时又出现了若干显著的变化，如在宫殿区周围新筑了宫城城墙，新建了一大批夯土建筑基址。而所有这些建筑基址与此前的建筑都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在宫殿区东部，两个时期的建筑格局大变，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复数单体建筑纵向排列。同时，随着新的土木工程的兴建，宫殿区内富有生活气息的遗迹骤然减少。宫殿区布局结构的演化过程，既有显著变化，又有延续性，这种现象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历史事实，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三、宫殿区内的贵族墓及出土遗物
     
在3号基址院内发现的成排的中型墓葬，已清理了5座。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多铺朱砂，有棺痕，出有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印纹釉陶器（或原始瓷）、绿松石器、成组蚌饰、海贝和大量陶器。从层位关系和随葬遗物看，这些墓葬均为3号基址使用时期的遗迹，时代为二里头文化第2期。这是二里头遗址发掘中，首次在宫殿区内发现的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
     
2002年春，在清理3号基址南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经考古所科技中心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努力，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于2004年夏秋之际被清理出来。器物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
     
以往在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绿松石片集中出土，这些绿松石片原来均可能粘嵌于有机物上，但出土时，大多散乱而无法复原其全貌。因此，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四、二里头文化第4期遗存的集中发现     

2号宫殿基址北墙外，发现了另一座大型建筑基址（6号基址）。已发现若干柱础和夯土墙，南北排列的柱础与2号基址西庑廊柱大体在同一直线上。其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4期，应为2号基址使用一段时期后增建的建筑。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在二里头遗址属首次发现。
     
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以南，又发现一道东西向夯土墙，墙宽与宫城城墙一样，也在2米左右，但有较宽深的基槽，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其与宫城南墙大体平行，方向88°，已确认的长度达200余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4期偏晚，不久即遭废毁。
     
2004年春季，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废料坑，出土了数千枚绿松石块粒，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该坑时代属二里头文化4期偏晚。当年秋季，循此线索继续钻探试掘，确认这里存在一处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3期。
     
继始建于二里头文化4期的6号基址之后，此次又发现了建造与使用于此期的夯土墙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存。二里头文化4期尤其是其偏晚阶段，正值一般认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期。种种迹象表明，二里头遗址在这一时期尚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的探索将会不断深化我们对这座初期王朝重要都邑的认识。

从１９９９年秋季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对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又一轮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累计达到５０００余平方米，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掘成果，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使人们对华夏文明进程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发现中国最早的宫城

这座宫城是二里头工作队去年春季发现的。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发掘，考古工作者最终搞清了它的年代、结构和范围。

   
宫城位于二里头遗址中东部，平面略呈长方形，形制规整方正，保存完好的东北角呈直角。宫城东西宽近３００米，南北长约３６０米至３７０米。但宫殿区开始没有围墙，它的围墙始建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即早、晚期之交，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末期。城墙保存状况较差，其中东墙、北墙保存较好。四个拐角中仅残存东北角，其余均遭破坏或为民房所压。墙宽约２米，残存高度在０．１米至０．７５米。墙体用纯净夯土筑成，夯筑质量逊于宫殿区同时期的大型夯土基址。

   
宫殿区的四周有环城大路，宽达１０余米至２０米左右。４条大路纵横交错大体呈“井”字形，构成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道路网。发掘发现，上述大路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路土踩踏面坚实致密。新发现的宫城城墙就是沿着已探明的４条大路的内侧修筑的。

   
目前，已在宫城内发现了两组排列有序的宫殿建筑群，它们分别以著名的１号、２号大型宫殿基址为核心，每组都有明确的中轴线。宫城、大型建筑以及道路都有统一的方向，显现出极强的规划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博士说，这座宫城建于距今约３６００年前，其面积达１０．８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宫城。此前，中国可确认的最早的宫城遗迹，见于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遗址，面积约４万平方米。

   
许宏博士说，考古发掘显示，二里头遗址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其规划缜密、布局严整，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后世中国古代都邑营建制度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二里头，如纵横交错的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宫城内多组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建筑群、建筑群中多进院落的布局、坐北朝南的建筑方向以及许多土木建筑技术等。二里头宫城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宫城的祖源，此后的中国古代宫城连续演进，在明清时期营建的北京紫禁城达到了顶点。

   
发现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

   
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７５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二里头遗址宫城区内发现的１号宫殿基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显示，该基址总面积达１万平方米。正殿居基址北中部，四周回廊围列。正殿之南为一宽敞的庭院，过庭院为面阔８间的牌坊式大门。这是当时发现的国内最古老的宫殿建筑基址。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考古人员对２号宫殿基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基址面积约４０００平方米。

   
此次考古工作者又在宫殿区内发现６座大型夯土宫室建筑基址（即３、４、５、６、７、８号建筑基址）。３号和５号建筑基址建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二者东西并列，其间的通道下发现了长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其中的３号建筑基址部分被２号基址所覆压，其年代比１号宫殿基址的年代还早百年左右，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该基址已探明的长度达１５０米，主体部分至少有三重庭院组成，院内还发现成排的贵族墓。从中出土数十件（组）铜器、玉器、漆器、白陶器、原始青瓷、绿松石工艺品、蚌制工艺品等随葬品。一些器物如斗笠状白陶器、大型绿松石器等饰品均属首次发现。

   
４号建筑基址台基长近４０米、宽１２米，位于２号宫殿基址的正前方。二者大体同时期，且有共同的建筑中轴线，应属同一建筑群。６号建筑基址始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这是首次在二里头遗址内发现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大型建筑。由于６号建筑基址的建设年代正值学术界热烈讨论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关键时期，它的发现将有助于这一历史疑案的最终破解。７号、８号基址的始建年代应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或稍晚。

   
考古发掘显示，由于宫城城墙及１、２、４、７、８号等夯土基址大体同时兴建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使这时的宫殿区布局为之改观。仅就宫殿区东部的建筑基址群来说，始建于三期的２、４号基址与始建于四期的６号基址，都是在属二里头文化二期的３号基址被彻底废毁后又在其原址上兴建起来的。而且，早晚两个时期的建筑格局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多个单体建筑纵向排列。

    

但与此同时，早、晚期建筑又基本上保持着统一的建筑方向和建筑规划轴线，说明宫殿区尽管在晚期筑以围墙，其内的建筑格局大变，但宫殿区的总体规划和范围却未发生大的变化。宫殿区布局结构的演化过程，既有显著变化又有延续性，这种现象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历史事实，是考古工作者努力探究的问题。

    

发现中国最早的车辙

   
在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发掘区内车辙长５米多，且继续向东西延伸。车辙辙沟呈凹槽状，两辙间的距离约为１米。这两条车辙的发现，将中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提早了约２００年，推至距今３７００年左右的夏代，为探索中国古代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二里头遗址夏代车辙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学术界高度关注。由此，一个话题再度被提及：中国古代马车起源何处？中国马车的起源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国内外学术界争论颇多。有的持“马车中国本土独立起源说”，有的则持“外来说”，认为中国马车是来源于中西亚或欧亚草原的，在商代晚期时辗转传入中国。

   
关于车子在中国的发明与使用，中国古代文献多有记载。根据文献记述，夏代已有了管理车政的官吏车正等。如这些记载属实，夏代的车子及用车制度已相当发达，但直至目前，尚未找到考古学证据。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商代早期都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曾发现铸造车用青铜配件的陶范，在与此同期的偃师商城遗址也曾发掘出车用青铜配件。这些都说明中国在商代晚期之前，不仅有车，而且车上已使用了青铜配件。偃师商城遗址车辙发现后，考古工作者就曾撰文认为，显然不宜将晚商马车的源头直接追寻到西亚去。

    

许宏博士说，尽管从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车辙，但仍然难以确认这就是马车的起源。因为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看，当时的车体较窄，只有１米左右，而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的轨距一般为２米多，二者之间有明显不同。因此，在二里头宫殿区南侧大路上留下辙印的双轮车，与偃师商城遗址发现的一样，很可能是具有某种特殊用途的车子。当时是人力驾车还是使用牲畜驾车，使用什么牲畜驾车，都有待将来的考古发现去证实。

   
二里头都城废弃于何时？

   
考古学界按先后顺序，将二里头文化分为一、二、三、四期。以往的一般认识是，二里头文化四期（至少是其晚段）的二里头文化已出现衰落的迹象。几乎与此同时，偃师商城开始建设，偃师商城遗址与二里头遗址的关系可大体用“一兴一废”来表述。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学术界也把此期作为中国夏商文化的分界。

   
但最新的勘察发掘与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遗存在遗址中心区分布相当密集；周围地区虽较此前有所减少，但遗址规模并未缩小，已发掘的遗迹数量也与二里头文化三期相近。同时，宫殿区仍延续使用，范围甚至有所扩大。１、２、４、７、８号等始建于三期的宫殿夯土基址、宫城城墙及周围大路等重要遗存直至四期的偏晚阶段，均未见遭遇毁灭性破坏的迹象。宫殿区范围此期遗存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三期。在宫殿区东部还发现了筑于此期的６号大型基址和庭院围墙等。

   
另外，考古工作者此次还在宫殿区南侧大路以南，距宫城南墙１８米至１９米处，又发现一道始建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的夯土墙，其与宫城南墙大体平行，长度达２００余米，宽度也在２米左右，其夯筑质量甚至高于宫城城墙。由于该墙与宫城南墙以大道相隔，考古工作者推测该墙为宫城以南另一处设施北墙的可能性较大。该墙建成不久即遭毁。

    

同时，考古工作者此次还在宫城南墙外发现了当时制造贵族奢侈品——绿松石器的作坊和一处废料坑，废料坑出土了数千枚绿松石块粒，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还见有因钻孔不正而报废的石珠。该作坊与该坑的时代亦属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

   
二里头四期墓葬所见青铜容器和玉器等礼器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三期。大型青铜兵器亦始见于四期。属于四期的形体较大、纹饰精美的陶器也屡有发现。个别中型墓葬和青铜容器的下限可能已至偃师商城一期。

  
种种迹象表明，在一般认为已实现了王朝更替的二里头文化四期（至少是其晚段）或稍晚，二里头宫殿区仍在使用中，它的繁荣程度并不逊色于三期，在若干方面甚至较三期有所发展。

   
许宏博士认为，这一阶段的二里头应该仍属都邑性质的大型聚落。如作进一步推测的话，这一阶段最有可能是此前二里头都邑的持续发展期，即便在其间发生了王朝更替的历史事件，也并未导致这一都邑迅速而全面的衰败。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或稍晚阶段的二里头文化，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里头都邑真的衰败甚至废弃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吗？它最终是毁于敌手吗？作为都城的二里头的下限究竟在何时？二里头作为重要都邑，是否与初建期的偃师商城并存过一段时间？这些问题仍是待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