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红军在战斗中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有一大批能治兵会打仗的干部，红军学校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31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在江西宁都成立。1933年10月17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以原有高级班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校”。这一富有远见的决定，开创了人民军队办大学的先河，被毛泽东誉为“红埔军校”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由此诞生。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学府，是培养红军高级军政人才的基地。
提问 编辑摘要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舍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培养和训练军事、政治、专业干部的学校。1936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开学。1927年11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创办了红军教导队，吕赤任队长，陈伯钧任党的书记。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培训干部的机构。1930年4月，闽西红军学校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蔡申熙、何长工先后任校长，邓子恢任政治委员。在这前后，还相继成立了红5、红8军随营学校，红1、红3军团随营学校，赣南和闽粤赣红军学校等。1931年1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上述学校合并组建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红二方面军的学校1929年春，湘鄂西红4军在鄂西建阳创办学生队（亦称特务队），由董朗负责。红四方面军的学校1930年9月，鄂豫皖红1军在河南省正阳成立随营学校，李开达、张琴秋负责该校工作。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原干部团与陕北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扩建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任训练处长。6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正式成立，毛泽东任校教育委员会主任兼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长。
下设第1科（陈光任科长、罗荣桓任政治委员）、第2科（周士第任科长）、第3科（又称附属步兵学校，周昆任科长兼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3个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分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2月，林彪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刘亚楼先后任教育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第1校迁至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何长工1927年11月，红军教导队创办之后，随着形势发展和部队调动，红军教导队先后易名或扩建为红4军教导大队（陈毅、张之江先后主持建队工作，梁军任大队长，蔡会文任党代表）、井冈山红军学校（彭德怀兼任校长）、红4军随营学校（石迟峰任校长、邓子恢任党代表）、闽西红军学校（谭希林任校长、邓子恢兼任政治委员）。
1930年4月，闽西红军学校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蔡申熙、何长工先后任校长，邓子恢任政治委员。在这前后，还相继成立了红5、红8军随营学校，红1、红3军团随营学校，赣南和闽粤赣红军学校等。1931年1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上述学校合并组建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萧劲光、刘伯承、叶剑英、何长工先后任校长，刘伯承、叶剑英先后兼任政治委员。1933年10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编为中央红军大学（何长工、周昆、张宗逊、彭雪枫先后任校长）、彭（湃）杨（殷）步兵学校（陈赓任校长、刘希平任政治委员）、公略步兵学校（林野任校长，陈铁生、张际春先后任政治委员）和通信、特科、卫生、供给等4所专业学校。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及特科学校合并为中央红军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1935年6月，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组成红一、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倪志亮任校长（未到职），何畏任政治委员，李特任教育长，刘少奇任政治部主任。下设高级指挥、上级指挥、上级政治3个科和步兵团。该校后并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红二方面军的学校1929年春，湘鄂西红4军在鄂西建阳创办学生队（亦称特务队），由董朗负责。以后，学生队先后改名为洪湖教导队和红4军教导大队，廖卓然任大队长，张一鸣任党代表。1930年2月，红6军在湖北省监利成立教导大队，周逸群兼任大队长。随着湘鄂西苏区的扩大和红军人数的增加，红4、红6军教导大队合并组成湘鄂西红军洪湖军事政治学校（亦称洪湖学校），孙德清、赵奇、唐赤英、刘鸣先先后任校长，胡光霞任政治委员。11月，该校易名为湘鄂西赤色军事干部学校，亦称焦山河军校。1931年秋，该校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2分校。1932年春，由左右江辗转到湘赣苏区的红7军河西教导大队（阎伯衡任大队长，袁任远兼任政治委员）改建为湘赣红军学校第4分校，陈东日、冯达飞、杨茂等先后任校长，李朴、曾毅之、谭富英、周志高先后任政治委员。该校后分别编入红2、红6军团教导营（亦称随营学校）。
1935年7月，湘鄂川黔红军学校成立（亦称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6分校），萧克兼任校长，张子意、王震先后兼任政治委员。10月，该校也分别编入红2、红6军团教导营。1936年9月，红2、红6军团教导营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刘伯承任校长，陈伯钧任副校长，陈外欧任教育长，李干辉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上级指挥科及第1、第2、第3营。该校后并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
宋任穷红四方面军的学校1930年9月，鄂豫皖红1军在河南省正阳成立随营学校，李开达、张琴秋负责该校工作。1931年2月，随营学校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4分校，曾中生任校长，刘杞任政治委员。4月，第4分校改称彭杨学校，蔡申熙任校长，刘杞任政治委员。1932年夏，又改称红四方面军彭杨学校。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该校停办。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扩编时又恢复彭杨学校，倪志亮任校长，傅钟任政治委员。在此期间，还成立了红四方面军苏维埃学校。1934年11月，彭杨学校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倪志亮任校长，李特任副校长。下设高级、初级、政治、特科4个班和教导队。
1935年6月，该校与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合并组成红一、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9月，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率红四方面军南下。红一、红四方面军及红军大学分开后，红四方面军在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脚木足）又组建了新的红军大学，刘伯承兼任校长，何畏任政治委员。该校后并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此外，陕甘苏区和其他苏区也都相继成立了不同类型的红军学校，培养和训练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原干部团与陕北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扩建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任训练处长。6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正式成立，毛泽东任校教育委员会主任兼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长。下设第1科（陈光任科长、罗荣桓任政治委员）、第2科（周士第任科长）、第3科（又称附属步兵学校，周昆任科长兼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3个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分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2月，林彪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刘亚楼先后任教育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校（林彪兼任校长，罗瑞卿兼任政治委员，傅钟兼任政治部主任）、第2校（刘伯承兼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周昆、郭化若先后任教育长，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第1校迁至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2校迁至甘肃省庆阳，改称庆阳步兵学校。同年春夏之交，庆阳步兵学校改归红军前线总指挥部直接指挥。
刘伯承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兼政治委员是何长工（后由周昆、刘伯承代理，张宗逊、彭雪枫继任校长，徐梦秋曾代理、彭雪枫兼任过政治委员），李德兼任过红大顾问。因培养红军干部作出了贡献，何长工荣获二等红星奖章。红大的成立，标志着红军干部的培养，已由初、中级阶段开始向高一级的阶段发展，不仅对当时的革命战争，而且对未来的革命事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933年10月，中革军委在关于《改组军事学校办法》中规定工农红军大学的组织机构为：在校领导之下设训练部、政治部、经济部三个部。政治部设党支委。训练部部长钟纬剑、副部长芦寿椿；政治部主任徐梦秋；经济部部长杨至诚。红大还设有卫生所、俱乐部、模型室。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还设有高级班、上级指挥科、高级政治科、参谋科、后勤科，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红大从1933年10月第一期学员入校至1934年9月下旬第三期学员毕业，共培训了3期学员。每期收训学员200余人。他们是中革军委与红军总政治部以命令形式，从红军中选调的久经战火考验、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师、团干部。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开办之时，有专职军政“教授”16人，如郭化若、周士第、王智涛、何涤宙、陈时骥、肖劲光、张如心、李翔梧、吴亮平等；另聘请了许多高水平的兼职“教授”，主要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革军委总部的负责人，以及从前线因事到瑞金的一些红军高级将领。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设在瑞金西郊大槐树村。学员入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校领导、教职员们筑造自己的校园。他们自己设计，并一起动手填沟壑、挖土方、运石头、开路、砌楼、建礼堂，在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就建起了被誉为“山林军事学堂”的拥有一排排整齐的两层楼房、礼堂和俱乐部的校园，赢得了领导和根据地军民的称赞。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毛泽东作报告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于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针对红军学校的教育工作指出：“红军学校应当使之成为比较过去更能训练大批高级的与初级的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巩固红军使红军成为铁军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同等重要。而为现时红军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军事技术的提高。这一任务的解决，在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队日益采用新的军事技术面前对于我们是绝顶重要的。'学会与提高新的军事'技术的口号，应该深入到每个红军战士中去，红军学校应该为了这一目的去尽他最大的努力。”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在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上是理论与实际并重，前方与后方相结合。为了更加紧密地联系战斗实际，红大派人参加在前线战斗的指挥集团工作。有时前线红军指挥官牺牲了，即由红大派学员暂时代理其职务，直至有接替者后再回校学习。红大的领导和教学队伍也经常和部队、机关交流，进行前线、后方的轮换。这样就使校领导和教学队伍了解实情，了解部队，了解战争的需要；从而懂得在教学中联系什么实际，怎样联系。红大是红军的缩影，红军部队是红大的扩大。红大所教所学的，正是红军所需所为的。
针对敌人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所采取的堡垒主义方针，朱德就亲自为红大学员们拟订了两个研讨课题：“论敌人的堡垒战术”和“积极防御的实质是什么”。这样，红大就及时收集前线的作战经验和各方面真实的材料，更好地充实到教学中去，使红大的教学富有青春活力和极大的现实性，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学员既被当作学生，也被视为先生。实践证明，只有这样的教育方针、原则、方法，才能培养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铁的纪律，具有优秀的军事技术和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的高级人才。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和生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员的生活、学习完全是军事化的。每个学员不论官职高低都过着战士的生活，人手一支步枪。早操后，一天上6个小时的课，接着是班组讨论和个人复习。红大学员还积极参加以革命斗争为轴心的社会活动，响应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构及群众团体组织的各种运动的号召。如积极参加扩军、查田、选举、春耕秋收、慰劳祝捷、募捐援助白区的斗争等。
在革命根据地物质十分匮乏的条件下，学员们的学习生活十分困苦。但他们勇于克服困难，自己动手修理书桌和各种学习用具，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学校的军人书店、军人合作社、畜牧场、碾坊、园圃等，来改善自己的学习、生活条件。生活虽然艰苦，学习虽然紧张，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调节了学员们的情绪，使红大校园里弥漫着乐观向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十分重视红大的工作，对其充满关怀和希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刘少奇、邓小平等都给红大学员作过报告或讲过课，军委各总部的一些部长也都在红大兼课。
周恩来曾作过《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瓦解在他们心间》的报告，邓小平讲过《党的建设》课，刘伯承作过军事报告，王稼祥、贺昌讲过政治课，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廷、敌工部长李翔梧都为红大讲过课。在中央的关怀下，红大学员有时能旁听中央的重要会议。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红大学员就旁听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的军事报告，对红大的教学质量的提高大有裨益。
“在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期间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桌子、板凳，石头就是板凳，自己的膝盖就是桌子，学文化没纸笔，就用木棍在铺平的沙子上写字。”一位老红军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除学习外，我们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打球、下棋……邓颖超大姐还给我们上“生理卫生”课，使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土包子逐渐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在中央苏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在其他军校中起着教育核心作用，经常组织考察小组到各校调查，并对各校负有指导之责。中革军委专门指定由红军大学负责拟定各校的教学计划。在中革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在红大的努力下，中央各军校分工协作，取得了很好的育才树人的成绩。
1934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制定了第四期招生计划，并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领导人签署了关于各兵团、各军区选送学员的命令。但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致使红大第四期未能正常开办。
1934年9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四期学员入校报到。同年10月1日，四期学员和校领导机关、教职员队伍编入中央红军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此后，侵占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因痛恨红大这座炼就红军高级干部的革命熔炉，而将其校舍毁坏。但红大是摧毁不了的，它正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着为革命培育精英的事业。1937年1月，红军大学在延安重建，成为后来赫赫有名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从开办到长征，尚不足一年时间，但它为红军输送了大批军政指挥人员，如彭雪枫、宋任穷、程子华、韦国清、邓华、周子昆等。红大学员中许多人在创建新中国的战争年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或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这座革命的大熔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光辉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