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
中国大运河
中国大运河隋代统一中国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发展江淮漕运，增强北方边防力量，从公元584年(隋文帝开皇四年)到公元610年(隋炀帝大业六年)20余年之间，充分利用了过去开的运河和天然河流，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重修了江南运河，终于凿成和疏通了以国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河北涿郡、南达浙江余杭的大运河。唐代的运河基本上是沿用了隋代大运河的体系，只是作了局部的变更和整修。所以后人有“隋朝开河，唐宋受益”之说。
隋唐以后，伴随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东渐北移与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开通疏浚联结南北方重要交通运输干线的大运河，已经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共识和奉行的基本国策。
北宋皇朝都开封，即十分重视开发运河交通运输，通过开凿整治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以及江淮运河、江南运河、两浙运河等重要运河河道，把江浙、两淮、荆湖等南方地区与河北、京东、京西以及京畿一带等北方地区连接起来。南宋皇朝都杭州，偏安东南半壁，也大力疏浚江南运河以供运输。
金、元、明、清四朝都建都北京，更进一步开凿沟通河北、山东运河河道以南接江淮各地。尤其是元朝世祖忽必烈时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运道，遂使大运河直接贯通南北，也使前代呈多支型分布的运河转变为单线型的大运河，从而把南北方各大经济区更直接地联系起来，成为中国运河变迁史上自隋代以后又一次重大转变，奠定了此后南北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其规模。此后，明朝的永乐皇帝、清朝的康熙皇帝也在整修运河工程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与此同时，运河的开凿整修技术也日渐成熟，运河的管理更是日臻完善。这一时期，不仅在解决运河水源、保护河堤、开凿河道、利用各种闸、堰以控制调节运河水量等关键技术上有重大创新突破，涌现出郭守敬、潘继训、靳辅等一批卓有成就的水运专家，而且还完善了各个职责分明的运河管理机构，制订了较为严密的规章制度，以确保运河的航运畅通，极大地发挥着运河在漕运等方面的功能。
中国大运河首先，大运河的开发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开拓航道的同时，以消弥水患和引水灌田为主要内容的南北方农田排灌工程在各地大量兴建起来，使运河区域的水利田获得大幅度的扩展，尤其是江南的圩田、北方的淤田、各类的水利田以及沿运地区的官府屯田和营田等等，都有显著的增加。隋唐以后运河的贯通更直接导致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广泛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更促进了南北方商品农业经济的发展，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获得显著提高，也使运河区域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从而推动了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
大运河的贯通，也极大地促进了运河区域工商业的发展。在沿运地区尤其是运河两岸城市中百业俱兴，商业气息尤为浓厚，一大批官私工商业如造船业、瓷器业、酿造业、纺织业、编织业、印刷业、造纸业、金属品制造业、生活品制造业及其他各种手工业等，蓬勃兴起。各种商业店铺数以千万计，商业人口大增，呈现出从业而聚、活动频繁的特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工商业文化。随着运河的贯通，也促进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南北(也包括东西)物资大交流，密切了各区域市场的联系，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运河为主干线的水上销售渠道来往不断地将各地区的巨额商品输送到各类城镇市场，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商业销售网络，打破了并改善着地域性商业的闭塞状况，使运河经济带在推动全国经济发展方面起着更大的作用。特别应指出的是，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厂和包买商，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标志。
运河区域商品经济的繁荣，更直接导致一批运河城市的兴起。由运河开发、畅通而兴起的商业城市，从今日北京南下，经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绍兴，直到宁波，宛如一串镶嵌在运河上的明珠，璀璨辉映，耀人眼目。其共同特点都是工商繁荣、客商云集、货物山积、交易繁盛，成为运河上一个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尤其是隋唐的长安、洛阳，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元、明、清的北京，更是运河区域乃至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历史上看，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对历代封建皇朝的政治局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运河的开凿与开发，无不是围绕着巩固和强化皇朝统治而展开的，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出于军事需要和经济需求。由于运河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始终处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中心地位，因而成为历代封建皇朝着力控制的最重要的区域，每一代皇朝统治者也都要凭借运河这个理想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总揽大局，驾驭全国。同样，当皇朝递变与变革之际，发生在运河区域的战争，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最多，也最为激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谁控制了运河，谁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谁就能建立起稳定的对全国的政治统治。因此，大运河也就成了维系中央集权和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使隋唐以后政治中心逐渐北移的历代皇朝呈现出强烈的大一统色彩，特别是元朝实现全国统一以后，直至明、清两朝，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大的分裂，从而奠定了祖国大一统局面的坚实基础。大运河的贯通，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又加强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与融合，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国大运河运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加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源地齐鲁地区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的文化交融，更把汉唐的长安、洛阳，两宋的开封、杭州和金、元、明、清的北京为首的文化中心联为一体，不断减少区域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各个区域文化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同时也使运河区域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文风昌盛之区。大运河的水哺育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不但对运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使东南沿海地区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更为直接而紧密，尤其是运河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使之成为扩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中国的邻近国家和地区以及西亚、欧洲、东非各国纷纷派遣使团和商队来到中国，在各沿海港口泊岸，遂即沿运河航行到达京师及各地，进行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的更直接迁居于运河区，使这一地区成为内迁各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者、商人、学问僧、留学生及其他各方人士集中的地区。他们把中国先进的文化带到世界各地，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而国外优秀的文化也传播到中国，不仅更加丰富了运河区域文化的内容，而且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发展。
一部大运河变迁史，反复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历代运河的开凿、整修都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所以大规模地开凿、整修运河，常常在政治比较清明、国家富强时期；反过来说，运河的开凿和整修对国家的繁荣富强、统治的巩固和稳定，又起着积极作用。而当政治腐败、国家贫弱时期，不仅没有或很少有开凿运河的盛举，即使前代开凿的运河，也往往难以保全，而时常湮废。一旦运河不能通航或部分湮废，必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或危害，甚至导致皇朝的灭亡。所以中国古代的运河问题，不仅是一个交通运输问题，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对历代统治者来说，也就是一个政治生命线的问题。
公元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改由山东入海，致使山东境内黄河两岸的运河航道淤塞，河道废驰。这时清朝已进入腐朽衰败的阶段，内忧外患重重，根本无暇顾及也无力解决运河通航的问题。到公元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清朝廷下令停止各省河运漕粮，从此南北航运中断，清朝也走上衰亡的道路。民国期间，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府，都忙于内战，排除异己，镇压人民，当然也不可能对运河进行妥善的治理，运河各段终于任其自行废弃。
中国大运河运河不仅承担了繁忙的运输重任，同时还发挥着巨大的防洪、灌溉、供水、旅游等多种综合效益。京杭运河在中国内河航运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苏北运河每年运输的货物已经相当于一条电气化铁路的运量，而苏南运河每年运量已超过一亿吨；京杭运河还承担着淮河、里下河、太湖等农业发达地区的灌溉和防洪重任。运河又是凝结着两千多年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沿河众多的历史名城、名胜古迹，拥有着丰富而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旅游已成为一项世界性的重要的文化经济活动。历经沧桑，饱受风雨后的古运河，经过治理，必将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尘机，对今后运河沿线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继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大运河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现实见证，是保存中国古代灿烂文化最丰富的文化长廊、博物馆和百科全书。对于历代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笔珍贵的遗产，不仅需要后代子孙很好地加以保护和利用，而且迫切需要今人加以认真的发掘、总结、继承和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积极的贡献。
运河沿线的24个城市，分布在五个不同水系的区域，经济水平、管理水平都不一样，运河的保护现状也不一样。申遗办工作人员推测说，申遗进行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可能还是城市间的协调问题，“不同的经济地带、文化地带的城市能否做到同步”。“我们要统筹沿线所有城市，也希望每一个区域、城市都能重视和配合。”
“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扬州挂在大运河的肩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这里铲下第一锹土。自隋朝开始，贯穿南北水系的大运河从这里延伸开去，逐渐成为如今世界上最长、历史最悠久的运河。而枕在运河上的扬州，也成了沿岸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
2007年9月26日，“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在古城扬州一幢古色古香的宅院门口挂牌。在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2年后，这条以往被通称为“京杭大运河”的水运生命线正式更名为“中国大运河”，淌出了申报世界遗产的第一股泉流。
“落实组织和人员、启动联络工作、制定工作方案、招兵买马……”扬州市文物局副局长顾风10月30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成立后，摆在工作人员面前的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在他看来，“无论就历史、长度，还是文化含量来讲，中国大运河在世界十大运河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大运河申遗，将是“唤醒人们对运河的感恩情怀的契机”。
中国大运河的确，运河平静而熟悉，在枕水而居的人们眼中，这是再寻常不过的景象。上世纪50年代，在文物局工作的罗哲文曾提出将大运河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无人理会。此外，大运河有些部分已经断流、部分河段污染严重、某些地方已经改道，也成了申遗的障碍。
在这辈人的眼中，大运河正式申遗，是一个迟到了整整20年的决定。罗哲文如今年届83岁，而另一位运河申遗的有力推动者郑孝燮，也已年过九旬。搞古建筑出身的罗哲文视大运河为与长城一样伟大的工程，但长城早在1987年便毫无疑义地列入中国首批“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却一直未能获得同等的承认。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最长的运河，大运河贯通南北，工程极大，而且在经济、交通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大，沿岸都是文化繁华地带。”罗哲文一直这样认为。事实上，包括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在内的国外十大著名运河加起来，总长度也远不及中国大运河。五六十年来，罗哲文到过杭州上百回、去过扬州数十回，考察运河的次数更是数也数不清。就在他反反复复考察、研究、呼吁的过程中，运河申遗正慢慢进入人们的视线。
2006年，转折性的时刻到来了，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包括文化名人舒乙、王铁城，国家文物局前后两任局长张文彬和单霁翔在内的58位政协委员联合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从战略高度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当年6月，京杭大运河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将原先榜上无名的京杭大运河列在首位。
今年6月，大运河申遗前期工作正式启动。扬州和无锡、山东济宁纷纷表态，愿做大运河申遗的牵头城市。三个月后，“花落”扬州。
中国大运河今年6月，国家文物局将人们熟知的“京杭大运河”改名为“中国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的概念其实是不太准确的。历史上，洛阳和北京都曾是'京城'，如今'京杭大运河'让人一听就联想到元大运河，而剔除了隋大运河的河南、安徽段，这是不公平的。”顾风认为“中国大运河”的内涵和外延更加清晰，也能涵盖更多，“历代运河，以及运河的支线都能涵盖在其中”。他还认为，“中国大运河”的名字更能体现这条运河与世界上其他运河的不同之处，“它并非一小段，不是某一地区、某一城市的运河，而是贯穿一个国家的运河”。
如今，这条绵延1700多公里的运河，连接了运河沿线8个省、24个城市，其中历史文化名城众多。扬州、镇江、无锡、苏州、杭州等地，都是枕在这条运河之上，逐渐形成了让人如梦似醉的文化传统。仅在元大运河沿线，2005年，已经公布和调查注册的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就有654处，其中109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9座城市被命名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上，水运曾经是贯通南北的经济命脉。中唐时期的扬州拥有15个造船厂，船只往来交织，商贾文人云集，“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唐代诗人王建的诗歌写出了当时彻夜欢歌的景象。在两千余年的时间里，大运河的流水里，曾经荡漾着文人骚客的诗词歌赋，回荡过商贾们讨价还价的市井之声，也映照过乾隆皇帝、马可波罗、利玛窦、鉴真和尚等人的身影。
因此，在罗哲文看来，运河文化不仅包括其本身的文化，也包括了沿岸的手工艺、戏剧、文物古迹、古建筑、古桥梁等。“保护大运河，要把物质、非物质、自然遗产三者结合起来。”
但这些年，罗哲文行走南北看到的情况是，运河沿线有些地方已经淤塞、受到污染，有些地方则已断流。“可能通了铁路后就不再使用水路，或许已经有上百年时间，运河的某些河段慢慢弃用，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目前，济宁以北段已经断流。
而对于山东济宁以下的扬州、苏州等地段，罗哲文和顾风等人都不同意大运河水运功能衰退的说法。“就古代而言，水运是主要交通形式。现在虽然没有古代那样突出的作用，但像扬州，水运依然非常繁忙，每年运输量1亿吨以上，是南煤北运的重要渠道。”顾风说，目前大运河承载着几种功能：防淤排涝、南水北调、运输等。
中国大运河在俞孔坚心目中，“大运河的价值绝对不是单一的运输或文物价值，大运河连缀了各地城市，伴随着船运和经济交流，还有丰富的民俗、饮食等文化的传播。”在10月下旬结项的《为实现整体保护目的的京杭大运河遗产廊道研究》项目中，俞孔坚等人将大运河沿岸的1562个遗产点进行GPRS定位，建立数据库，并制定了相关的保护原则
“从正式挂牌到现在，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在进行各种初期的工作。首先是确定职能，申遗办与国家文物局、与运河沿线8个省24个城市文化文物部门的协调工作。完成后，下一阶段的工作是制定保护规划。”申遗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预计在今年年底，办公室将完成各省市的协调工作和人员聘用工作。之后，将进行长期的资料整理、数据收集等基础性研究工作。除去目前的十余位工作人员，办公室还在各个阶段外聘历史、文博、考古、水利、外语、传媒等各方面专家。整个申遗过程，“也许七八年，也许十年”，这位工作人员说。
扬州古城目前也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扬州与大运河，这两个历史上相联系、项目上相独立的文化遗产，在金秋，在顾风的日程表中相遇了。“扬州是大运河很重要、价值很高的一段，这个城市的发展与运河紧紧联系在一起。在申请大运河遗产的时候，扬州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扬州古城的形成、繁荣、辉煌，又与运河联系在一起。”目前，扬州古城的申遗日程已经制定，运河则刚起步。顾风形容运河申遗“任重道远”。在中国申遗的历史上，长城是跨地域的项目，但规模远没有中国大运河那么庞大。此外，长城作为遗址而存在，大运河更加特殊，它还在使用过程中。“运河申遗是一个特别大的项目，是跨省市的、线性的、活态的，就中国以前来讲从来没有过，就世界范围而言也很少有这么复杂的项目。”
运河沿线的24个城市，分布在五个不同水系的区域，经济水平、管理水平都不一样，运河的保护现状也不一样。申遗办工作人员推测说，申遗进行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可能还是城市间的协调问题，“不同的经济地带、文化地带的城市能否做到同步”。“我们要统筹沿线所有城市，也希望每一个区域、城市都能重视和配合。”
他还担心，人们会将申遗看作一个功利性的举动。“其实，在挖掘每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的过程中，大运河的价值得到提升，运河得到保护，这才是最重要的。20多年了，列入文化遗产能让人们认识到它的价值，对此应当理性看待。”
中国大运河大运河始凿于春秋末期，从周至隋。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利用长江三角洲的天然河湖港汊，疏通了由今苏州经无锡至常州北入长江到扬州的“古故水道”，并开凿邗沟（自扬州到江水，东北通过射阳湖，再向西北至淮安入淮河）。后来秦、汉、魏、晋和南北朝继续施工延伸河道。
隋炀帝时，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605年，他下令开通济渠，608年又开永济渠，610年继开江南运河，建成以洛阳为中心，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连接而成，南通杭州，北通北京，全长2700余公里的大运河。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1282年动工挖济州河，1289年，自济州河向北经寿张、聊城至临清开会通河，长250里。1291年到1293年，元朝仅从通县到大都开通惠河，建闸20座。从此，漕船可由通县入通惠河，直达今北京城内的积水潭。至此，今天的大运河的路线走向才告初步形成。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至今已有2400余年的历史。更名后的“中国大运河”将隋唐时洛阳的运河段也扩充进来，新增了河南以及安徽的部分地段，流经北京，天津，河北沧州，山东德州、聊城、济宁、枣庄，河南洛阳、开封、安阳、新乡、商丘，安徽淮北、宿州，江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嘉兴、杭州8省24市。
| 乌镇 | 岳王庙 | 苏堤春晓 | 雷峰塔 |
| 三潭映月 | 富春茗绿 | 雪水云绿 | 清河坊 |
| 凤凰寺 | 杭白菊 | 天竺寺 | 胡庆余堂 |
| 龙井村 | 钱塘江观潮 | 南宋官窑博物馆 | 雕版印刷 |
1、http://hi.baidu.com/yanyulou/blog/item/1355718d48ef7012b31bba94.html
2、http://www.landscape.cn/news/html/news/detail.asp?ID=33040
3、http://www.zj.xinhuanet.com/2007special/2007-11/23/content_1174719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