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分类： 历史人物 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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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平简介
• 2 探索教育
• 3 创办教育
• 4 创办大学
• 5 校园建设
• 6 教育理念
• 7 慧眼识才
• 8 人物评价

严修（1860-1929）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也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原籍浙江慈溪。1860年出生。汉族。世业盐商。幼年受传统教育，饱读经籍。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清翰林院任职。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但他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史，积极倡导新式教育。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而传名于世。严修大力推进民间办学，热心于乡里兴学。开始以学馆为基地，改革旧式教育，推进“西学”传播。先约张伯苓来教家塾（时称“严馆”），习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开津门西学之先。又联合士绅创办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堂，协助地方当局办起多所官立小学与半日学堂、补习所、研究所等多种教育机构。严修提倡女子教育，是中国最早的女学倡办者之一。1902年创办的严氏女塾，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1905年将严氏女塾改为严氏女学，成为一所正规的民办女子小学。并在私宅创办了“保姆讲习所”（幼儿师范）及严氏蒙养园（幼儿园），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幼儿教育骨干。

在推行新式教育方面，严修的重大贡献是筹设南开学校。1902年到1904年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方法。1904年春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之后与张伯苓决定将严馆和王（益孙）馆合并，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1904年10月，中学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严修作为校董，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资助学校发展，而且在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上对南开也有很大影响。1918年与张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1919年二人又共同创办南开大学，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严修晚年还在天津倡组了城南诗社、崇化学会，著述存稿有诗、文、日记、函札等多种，现辑录出版的有《严修东游日记》、《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著作。严修不仅通经史、习数算，还研究泰西之学。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晓，其书法秀逸浑雄，颇有功力，为当时津门四大书家之一。其还善诗歌，与赵幼梅、王守恂同被誉为“近代天津诗坛三杰”。

严修早年受过系统的封建科举教育，中进士、点翰林，终于攀上封建统治阶层，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但是，严修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之较早地看到了世界潮流和国势阽危的严竣。他勇敢地走出迂腐颟顸的封建营垒，率先大声疾呼：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基于这种信念，1898年，严修弃官回津以其严氏家馆为基地，进行改革旧式教育，兴办“西学”的试验。1904年，在家馆的基础上，成立完全新式教育的南开中学。由于他的积极倡导，天津教育成为北方的先进地区。

20世纪初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大学教育之设施及扩充，为中国最急切之要求”。严修不失时机地适应社会的呼唤，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开始试办高等教育。1916年，他与张伯苓校长大胆开办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这可谓南开办大学的滥觞。

这是艰难的一步。高等师范班只办了一届，终因师资匾乏，经费短缺，难以为继。严修没有灰心气馁。他与张伯苓商定，先由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高等教育，随后即于1918年严修赴美参观考察。严修以半年的时间，或去美国大学旁听教育理论课程，或走访美国东西各地，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葛林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学校的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法及设备、图书情况详细调查研究，特别对美国私立大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在美期间，他还与张伯苓一起广泛接触了中国留学生，如李建勋、郑宗梅、廖世承、汪懋祖、邓萃英、王文培、傅葆琛、鲍明黔、张耀翔、凌冰、朱家骅、刘廷芳、侯德榜、邓以蛰、颜任光、张默君等。他们对美国教育的切身感受给予严修很多启发，严修还从这些留学生中为未来的南开大学物色骨干教师。

1918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到天津。他们对创办大学教育充满了信心和勇气。正如张伯苓在南开师生欢迎他们的集会上所说的：“这次我与严范孙先生和范源濂先生先后游美，很有收益。一年多来，考察他们的国情及人民的精神，遂知教育是一国之根本。并且一国的人才全由大学产生而来。现在我国教育不兴，人才缺乏，不禁使人感而思奋，要立即创办大学。”

1919年初，旧历春节刚过几天，花甲之年的严修不顾体弱多病和刚刚丧子的悲痛，偕张伯苓开始为筹办南开大学仆仆于京津路上。为了就近与张伯苓等人筹商大学事宜，他甚至提出要在南开学校内设立办公室。严张首先到了北京，在教育部拜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事，在六味斋约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征求建立大学的有关建议，在中山公园会见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等筹募办学经费。不久，严张又分赴太原、保定、南京等地，请求阎锡山、曹锟、李纯等协助办学，以后又派人遍访各省军民长官及教育当局，敦请鼎力襄助。

为了筹款，向人求见，严修和张伯苓不知坐过多少冷板凳，挨过多少次白眼，但为了办成南开大学，他们并不自悲、自惭，诚如张伯苓说道：“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严修等人的努力终见成果，于是从1919年4月起开始兴建大学校舍，5月成立大学筹备课，拟订校章，规划系科，组织招生，9月录取周恩来、马骏、张平群等96名学生，25日举行开学典礼，严修、黎元洪、范源濂等莅会，私立南开大学诞生。第二年开始招收女生，这是中国近代私立大学中最早招收女生的高等学府。

应当说，南开大学得以奠定巩固始基并获初步发展，是与严修的努力与名望有着极大关系的。胡适在分析南开教育时，曾对严修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及其对教育的信念、对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给予很高评价。可以说，没有严修，就没有南开。

严修在南开大学最初发展中，曾以个人财力、物力给过学校很大支持。1919年他捐赠南开大学购书款2千美元，同年还赠中文书籍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5亩多，折洋18130元；1924年又以《二十四史》、《九通》等数十种古籍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20年代，南开大学接受几笔大的社会捐款，也不无缘自他的名望和关系。如1921年江苏督军李纯以其四分之一存款捐助南开大学作永久基金，就是由其弟李馨致函严修，并派员与严修之代表洽商拨交手续的。二922年严修好友徐世昌捐助南开大学震义银行存款票据8万元，也是经由严修转交南开大学的。

严修不仅从物质上给予南开大学支持，其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对学校早期的办学宗旨、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无不有着重要指导作用。严修主张“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特别注重人格修养和校风建设。对于南开文科的发展，严修曾拟与梁启超联合，吸纳优秀人才，使文科在全国建立学术地位和影响，梁启超对此也信心十足，表示“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后来，梁启超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他又计划在南开设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学校采半学校半书院制，院舍在南开，课程与南开保持相当的联系，主要研究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学。严修对此十分赞成，多次与梁研究磋商。在理工科设置上，严修支持张伯苓发展应用科学的主张，使南开大学比较适应了天津及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办南开教育上，严修一直把张伯苓视为知己和同志。他十分信任和支持张伯苓。张伯苓最初主持南开教育是极不容易的，社会上并不理解南开大学建校的初衷和主张，认为南开大学要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做一个职业中学校长。面对社会的压力，正是严修给予了张伯苓坚强的支持。历史已经证明，张伯苓的确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南开之所以办出骄人的成绩，南开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所著名大学，张伯苓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严修慧眼识贤才，他给南开大学选了一位好校长，这也正是他对南开的最大贡献。

严修慧眼识贤才，还表现在他对周恩来的器重和资助上。1913年周恩来考人南开中学。在南开这个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环境中，周恩来很快显露出品学兼优的才能，得到严修的格外赏识。1917年周恩来中学毕业赴日本求学，翌年4月严修去美国考察教育途经日本，受到周恩来热烈欢迎。在几天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相伴左右，甚至在严修下榻旅馆留宿彻夜长谈。同年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国又在日本停留。严张告诉周恩来南开将设大学，欢迎他回母校就读。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来回到天津，经严张同意免试进人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严修在私宅设宴欢 周恩来人大学后，成为南开和天津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者。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觉悟社”，勇敢地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带领广大进步青年学生请愿，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开展以科学、民主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1月遭反动当局逮捕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不减斗争锐气。同年7月胜利出狱。严修一如既往看重周恩来。他与张伯苓商量以他在南开设立的“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10月，他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为周恩来介绍去英国留学。

周恩来到达欧洲后，一直与严修书信往还，保持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周立了户头。除第1年的用款是他交给周支票携走外，以后周恩来在欧洲的3年，都是他让人转寄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如 1921年严修日记载有：2月 27日“李琴湘来，余将补助李福景、周恩来之学费，交伊持去”。1922年旧历正月初五，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特去拜谢严修。

严修在经济上对周恩来的帮助，不仅使之免受饥馁之苦，而且周恩来不必像其他旅欧学生那样勤工俭学。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说：“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者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与其他中国学生不同，周在法国时，除短期在雷诺厂研究劳动组织外，并未参加体力劳动。他从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法语一年后，即以全部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严修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对此，周恩来十分感激。他深情地说：“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一个好人。”

1929年3月15日南开“校父”严修在天津病逝，享年69岁。遍及全世界各地的南开校友捐款，在南开中学建“范孙楼”，并塑造了铜像。1992年，南开大学又塑铜像于校园，以此来纪念严修一生矢志新学的功绩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贡献。《严修东游日记》这本“东游日记”是由《壬寅东游日记》和《第二次东游日记》构成，前者系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后者系1904年（光绪三十年）。比较翔实地记录了明治三十年代日本教育的实况，包括学校的学制、定员、经费、课程设置、教学法、教学设备等各个方面情况；其次严修在日本接触到不少名人，日记中对其中一些人的言行和印象也有记录。这本日记不仅对研究日本史、中国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是研究严范孙其人及其教育思想发展的珍贵史料。

南开大学作为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以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创办新式大学的成功典范，严修为她的早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教育的极大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使人感怀和钦敬。严修去世后，南开大学召开追悼会。张伯苓高度评价严修的办学功绩，他说：“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产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

其著述存稿有诗、文、日记、函札多种，辑录出版有《严范孙先生遗著》、《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等书。其书法俊逸潇洒，妩媚多姿，为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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