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
华国锋这个观点就是要维持毛泽东生前作出的决定和指示，一方面两个凡是反对反省和批判文化大革命，反对整顿，反对给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冤屈的干部平反，另一方面，两个凡是维持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以及让华国锋接班的决定，以稳固华国锋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因为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中国领导人，其缺乏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资历及政治阅历，无法与元老们相比，只能凭借毛泽東的权威，而两个凡是则正好赋予了华国锋执政的“合理”性。
有评论认为，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有一定的历史和政治的原因：
刚刚解决“四人帮”等问题，全国上下仍有部分“左”的思想潮流，提出“两个凡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当时华国锋本人的思想理论体系仍然是坚持文化大革命这个理论路线的；
受个人资历限制，华国锋本人作为“一个过渡”（邓小平语），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只能“照过去方针办”（毛泽东对华临终指示）；
作为一种政治宣言，“两个凡是”表现了华接班的“正统地位”；
华国锋本人倾向于沿袭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以及延迟邓小平复出参与中央工作的时间，“两个凡是”是作为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提出的。
两个凡是后来遭到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内部改革势力和国内许多人士的批判，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引发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在讨论中占主动地位，并最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赢得了大多数在文革中被打倒，受迫害和牵连的老一辈政治家的支持，邓小平掌权后，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该方针被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务实观点所取代。
两个凡是仍然按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方针指导工作。1977年初，“两个凡是”风出现，邓小平率先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是错误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强调：是否反对“两个凡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关系到能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向全党敲响了警钟，成为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先声。
A.无法正确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B.不可能完整准确的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精神实质
C.不肯能改变人们在“文革”中形成的僵化的思想状态
D.不可能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E.不可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邓小平“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和页码。)这封信经中央转发，对于在全党范围内削减“两个凡是”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实事求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8—39页)
1977年7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担任的所有领导职务。这为他领导全党拨乱反正，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条件。就在这次全会的讲话中，邓小平再一次提出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问题，指出：“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42页)针对当时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到处都是禁区等不正常现象，他明确指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这些重要论断直接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令全党同志感到耳目一新，拉开了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序幕。也为进一步在全党范围内廓清思想上的迷雾，提供了直接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复出后，邓小平立即进一步思考如何解决把遇到重重阻力的拨乱反正引向深入，把我们的思想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真正做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这一历史性课题。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凭着果敢的革命胆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特有的远见卓识，邓小平在领导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迈出了异乎寻常的步伐。
两个凡是1978年5月，一场由思想界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邓小平坚决支持这场讨论，并以此为契机，对阻挠这场大讨论、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进行了严厉批评，从而使这场大讨论成为一场政治性极强的全民族思想解放和启蒙的伟大运动。
在6月2日举行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系统地阐发了怎样正确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提出：“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119页)这次谈话实际上直接为真理标准大讨论树起了一面旗帜。
9月，邓小平在从朝鲜访问回国的途中，先后在东北三省的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以及河北唐山、天津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用他自己的话讲是“沿途放火”，旨在从舆论上广泛发动群众，使尽可能多的人清醒过来。这几次谈话的核心就是倡导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现代迷信，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展各项工作。他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的工作汇报后，着重强调了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极端重要性。他大声疾呼：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上，“要来一次革命。”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的实质是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邓小平文选》第2卷，127、128页)
1977年1月，华国锋在起草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稿时，授意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观点加进去。2月7日所发社论即由华国锋授意，汪东兴组织审定的。
“两个凡是”的观点是为了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其实质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坚持下去。“两个凡是”的方针压制了思想解放，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和拨乱反正工作设置了重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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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207/306.html
2.http://book.qq.com/s/book/0/13/13511/76.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