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周公馆上海周公馆位于上海市思南路107号（现为思南路73号），是一幢座北朝南的一底三楼独立式花园洋房。南面，隔花园与梅兰芳公馆相望。原为法国在华商人所有，是一幢三楼一底的楼房，进门就能看见藤萝花架，看上去幽静宜人。在绿茵茵的草坪中央，栽有一棵枝叶茂盛的大塔松，在这里，周恩来接待过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与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吴铁城及第三方面代表沈钧儒、黄炎培等交换意见，还举行过中外记者招待会。1946年7月17日，周恩来在这里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到会的100多人把一间不大的客厅挤得水泄不通，许多晚到的记者不得不在门窗外、阳台上站着听讲。
不久，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在撤离时，周公馆交“民主同盟”代为保管。之后，房屋被国民党上海政府非法接管，家具陈设全部流失。新中国成立后，在原址设纪念馆，周恩来、董必武卧室等部分室内恢复原来摆设，又辟陈列室介绍当年历史。1959年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内家具陈设均为复制品。[1]
办事处建立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曾多次在这里会见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国际友人和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向他们阐述我党对和平民主的一贯主张，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并勉励各界人士坚持进步和民主。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黄炎培、许广平等都曾应邀来过这里。在此工作过的还有李维汉、陆定一、刘宁一、钱之光、华岗、许涤新等同志。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进行的革命活动和斗争，为我党赢得了国内外进步势力的同情和支持，扩大巩固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上海周公馆卢湾区思南路51～95号，过去称为义品村，是个名人荟萃之地。其中73号曾经是中共代表周恩来旧居，门口挂有“周公馆”的中英文门牌（ResidenceofCeneral－－ChouEnlai）。
义品村内的周公馆沿街而造，建于1912～1936年。砖木结构，法式花园住宅。该住宅红瓦砖相嵌，局部作折屋檐，外墙里立面置卵石，清水砖相嵌，局部墙面采用水泥拉毛饰面，多种式样窗洞口，南向两层，大阳台旁设置室外楼梯通花园，屋内另设半地下室。做进义品村就能看见周公馆外墙上满墙绿色，藤萝花架，显得幽静宜人。在绿茵茵的草坪中央，栽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塔松。每当夏秋季节，周恩来总喜欢在晚饭后踱步来到塔松下，坐在藤椅上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研究布置工作。
上海周公馆日本全面侵华以后，国民党政府将首都从南京暂时迁往重庆。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当时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也随至迁到南京。考虑到上海是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很多政界要人和民主人士都住在上海，中共决定代表团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的同时，在上海也设立办事处，这样既可以使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活动有回旋的余地，又可以为共产党在国统区特别是上海的斗争提供一个合法的活动基地。
1946年4月周恩来致函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求“在南京拨予房屋两幢，在上海拨予房屋一幢”，以便“筹备办事处”。国民党政府表面上说得好听，“所需房屋，请先自物色，侯觅定后，如系敌产，尚未指定用途，可由院访上海苏浙皖敌伪产业处理局拨租”。然而，实际上一拖再拖，直至周恩来到南京的前几天，才匆匆拨了梅园新村30号作为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而上海的房屋则始终未拨给。周恩来到南京的第二天，就派陆定一到上海与当时上海市市长钱大钧交涉，被婉言拒绝。其实，周恩来原先对此并未抱太大希望，在与国民党交涉前就已经派人到上海办理租借房屋之事。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46年3、4月间由先期到上海的乔冠华、龚澎经手，通过关系租下马斯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的房屋。但是，国民党当局以谈判地点不在上海为借口，不让中共代表团在沪设立办事处。小楼租下以后，先是以《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宿舍的名义对外。6月18日，董必武由南京到上海，了解到国民党当局阻止设立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情况后，说：“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四天以后，即6月20日，马斯南路107号的门牌的旁边就挂上了“周公馆”的户名牌。
上海周公馆周公馆里，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副主席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了。招待会上，副主席那铿锵有力，带点儿淮安口音的普通话，至今仍回响在我们耳际，遥远，然而清晰。
他指点着地图，面对挤满会场的百余名中外记者，满腔义愤地揭露蒋介石在各个地区挑动内战的详情。他分析形势，讲我们必胜的根据。有时讲得慷慨激昂了，就离开翻译章文晋同志，一面指着作战形势图，一面直接用英语讲起来。翌晨，翻阅英文报纸时往往可以发现，外国记者在报道时，常喜欢特别说明哪些段落是“周将军”亲口用英语讲的。副主席就这样努力通过中外记者之笔、之口，向全国、全世界阐明事实真相和我们党的立场。
周副主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之激动人心，还因为这种场合往往要与国民党特务面对面斗争。招待会在周公馆一楼大客厅举行。但因到会的记者太多，大客厅里坐不下，还有许多人要坐到一楼平常用来吃饭的廊厅里。因此副主席总是站在大客厅通廊厅的门中间，一半身子在客厅，一半身子在廊厅。大门敞着，以便让尽量多的记者来参加。这样，便可以从大门外望见站在客厅与廊厅之间的周副主席的半边身子。一次，副主席正在向中外记者发表讲话，管保卫的同志悄悄告诉他，大门口站着好几个带枪的特务，请副主席站进客厅里，不要让半边身于暴露在外。副主席一听大怒，干脆走到直通大门的平台上，大声向门外带枪的人喝斥道：“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样卑鄙的手段！”副主席这种凛然正气和大无畏精神，竟把那几个特务给吓跑了。[2]
1946年6月至10月间，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不辞辛劳地往返于上海与南京之间，每次到上海都住在这幢楼里，其卧室就安排在一楼会客室的东间。后来工作人员考虑到常有客人来访，住在楼下不方便也不够安全，要把他的卧室搬到二楼东南比较宽敞的房间里，这是全幢房屋中设备最齐全的一间，有浴室和阳台，但是，周恩来执意要把这个房间让给带家属的同志住，自己暂搬到三楼东面一间卧室居住和工作。
这里名为三楼实际上是极为简陋的假三层，低矮闷热，光线较暗。室内有一装床，一只写字台，靠边的门一侧有只竖式木衣架，还有两只凳子。周恩来随身行李仅两只小皮箱，生活非常俭朴。他日常喜欢穿一套蓝色士林布的学生装，一双青布鞋，往往在接见客人时才换上西装。他常穿的是一套陈旧的灰色派力司西装，外出时戴上咖啡色呢帽。
1946年9月16日，周恩来抵沪在这里单独接见了美国联合社记者，举行了70余人参加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并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10月17日和19日，他仍在此与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吴国桢、雷震和第三方代表张君励、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正式交换意见。不久，按照党中央指示，中共代表撤回延安，在周公馆告别会上，周恩来在演讲中对形势作了精辟的阐述。
1959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将周公馆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修复并建立纪念馆。
交通：17、24、36、41、42、96、104、128、146、575、780、781、786、835、864、869、933、911、920、932、945、隧道八线、大桥一线、旅游10号线、淮海路免费观光车。
柳亚子旧居
梅兰芳先生的旧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