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团成立的动因再探
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是战时国民党成立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它涉及社会各个方面，至今仍影响现代中国政治[①]。但由于其组织的神秘性（人们一向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个特务组织），故它许多真实的内幕不被人所知。对于三青团成立的动机，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及三青团团部宣传材料来看主要有两个动机：其一，蒋介石企图借抗战时机取消国民党内的小组织，以求党内的团结与统一，从而加强自己的法西斯统治。“‘七七事变’全国大规模的抗战开始以后，蒋介石就想抓住这个时机，以‘团结抗战’为名，公开把全国法西斯化，这就是搞‘三青团’。……他（蒋介石）对我们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求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cc），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都团结起来， 并以此为中心，要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②]其二，为组训全国青年与中国共产党来争夺抗日青年，“欲于全面长期抗战中，获致最终胜利，必须使全国青年之意志与力量，有新的团结与集中，团决心创设三民主义青年团”。[③]照陈立夫的说法是“因为党里要把预备预期党员制度取消。预备党员但是参加了各个小组，在开会时学习学习……但小组里没有什么全党一致的训练，所以新入党的党员亦就缺乏基本训练了。所以当时成立青年团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把新近来的年轻党员加以集中训练，青年团就是本党的训练机构。”[④]
对此马烈先生则认为“蒋介石建立三青团真正的原始动因是溶共”[⑤]，对此史学界至今没有提出疑义似已得到了承认[⑥]。然笔者持有不同的见解，特提出来同马烈先生商榷，同时请史界前辈指正。
（一）
关于三青团成立的原始动机是否是溶共，我们应当从它的肇始者，三青团酝酿与国共谈判的时间先后，中共对其态度与三青团地回应是否一致等方面来进行考察。
首先关于三青团最先倡导者的问题。据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记载“民国二十四年青年学生已开始为此事（抗日）吵闹，张学良也跟著（着）唱高调”，于是他就建议蒋介石“应该要由委员长密令各校校长带着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一起来南京开一秘密会议，请委员长亲自告诉校长和学生们”[⑦]，这就间接暗示蒋介石有必要成立一组织来对付青年运动。对此蒋心领神会，令黄埔系去组织复兴社（蓝衣社），令陈立夫（cc系）搞“青白团”，“但两个组织都不以党的名义去拉青年，把他们吸收进来，以免被中共拉走。”“到了二十六年抗战一开始，青年们心都归向我们，我们的任务已经达成，因此，蒋委员长在汉口把这两个小组织一起取消了，一取消之后就组织青年团。”[⑧]这与何廉在回忆录中记载的时间是相吻合的，“1937年暮春，我第一次听人说委员长打算在国民党内再组织一个党。”[⑨]同时冯玉祥在日记当中也印证了这一点“三时，散步于门外，遇杨伯峻，杨谈以三：……三，近日二陈，汪氏组织所谓国民党青年干部组织，举蒋先生为团长，汪先生副之，专为对付目前共产势力抬头之局”[⑩]，其时间为1937年11月17日。其所谓“国民党青年组织”即为酝酿中的三青团，其日记是可信的。但令人费解的是陈立夫在回忆录及与日本学者菊池谈话当中对其向蒋倡导三青团之事只字不提，究其因就是陈立夫原本“主张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之上，再冠以‘中国国民党’的字样，事实上他是企图由cc来控制这个将要成立的组织”，而后来出乎意料，三青团竟变成了与cc争夺的工具，陈立夫对此牢骚满腹，“后来纠纷得太厉害了，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中央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团归并于党，这中间浪费的时间和精神都太多了，实在不必要。”此种结果非陈氏所愿，故其否认三青团出自他的倡导，自在情理当中。
至于三青团的命名则是由复兴社分子贺衷寒在1937年6月下旬，出国考察前向蒋介石呈交复兴社复兴计划时提出的[11]。可见，从三青团最先倡导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最初命名都非蒋本人，而创设三青团的本意与企图都非溶共而是为了反共。
第二，从“青年团”酝酿成立与国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而进行的谈判的时间对比看，三青团酝酿成立并非在国共谈判破裂之后，而是与谈判同时进行甚至早于国共谈判。
按陈立夫在回忆录及与菊池谈话的说法，蒋介石让cc组织“青白团”与黄埔系组织“复兴社”拉拢青年“大约是二十四年开始的（1935年）”，而国共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之后。同时应当注意的是从中共中央文件[12]与康泽和陈立夫等成立三青团的骨干的回忆看，蒋酝酿成立国民党青年组织（三青团）与国共谈判是同时进行的，并非像马烈在文中指出的那样“蒋介石想成立三青团合并各党派的动机彻底落空。而成立三青团的说法因早已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公开宣布，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值得重新定位并筹备成立”。冯玉祥在日记中则记道“我谓以上诸点，容或有之，惟余上尉与闻云”[13]，以冯之地位之高且未与闻，故“公开宣布之事”并非事实。再者以“三青团”成立及其性质之秘密来推断与闻者并非多数。至于何廉则是三青团内定之经济处处长，参与其闻，原非异事，而马烈仅凭何廉一个人的回忆就断定三青团成立的说法散布于国民党高层，并非科学。况且何廉还回忆道“1937年8月的一个雨天……委员长正式在这个会议上首次宣布他将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他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三青团成为一个工具，用来吸收拥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建设新中国基本原则的青年入团，并说他宣布这些不是为了听取我们对这问题的意见，而只是通知我们。”[14]这就告诉我们：蒋成立三青团的目的只是作为一个吸收青年入团的工具，而非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
第三，从三青团成立后中共对其态度与三青团对中共的反应来看，三青团原始动机为溶共之说并不可靠。
三青团成立后，中共对其反应是积极的。1937年12月中共指出“国民党中大多数党员及一部分元老，认为取消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因恐怕因此而引起两党的破裂。有的主张，在两党之外，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各党分子，均可加入，有的主张保持现状……我们准备赞成成立青年团的主张”[15]。在这里不仅表明了中共对成立三青团所持的态度，而且表明了国民党成立的目的是“因恐怕取消共产党而引起两党的破裂”而设，并且三青团“在两党之外”。中共还认为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所以表示前进了一步是因为“在各党派合作问题上决定成立民族政治参议院（参政院）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把三青团的成立看作是国民党战时政治进步的表现，“不管他实现的程度如何，这些都是一种向前进步的表现”[16]。
中共中央在1938年4月27日致长江局电中指出“他们当中，仍有人提出新的方式，如有人提出再各党独立之外，另行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这就点出了三青团存在的前提是“各党独立存在之外”[17]，它充其量不过是蒋介石企图取消中共阴谋失败之后为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设立的替代品而已，“他（蒋介石）在去年抗战爆发前，曾提出一种合作方式，之上成立一个共同的党，两党分子均可加入，由两党选出同等数量人员组织最高委员会……被我们拒绝了。”[18]中国共产党对三青团是寄托了无限的希望，“三民主义青年团应该成为全国青年群众团结救国的统一组织，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广大青年个人与青年团体加入进去，成为使整个青年一代集体地受到民族革命的教育训练之一大集团”[19]，并且还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将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并且不在国民党及青年团中进行征收共产党员的活动”[20]。可以说这是中共为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合作组织所做出的最大让步，对此蒋是深有体会[21]。周恩来在1939年1月25日致蒋介石的信一再真诚的表示“中共中央全会特决定不再在国民党及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党员，如国民党容许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及青年团兼为党员团员，则中共党员的名单可公开交出，以保证相互信任”[22]。可见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真诚的。如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原始动机是“溶和共产党”的话，对此不会无动于衷的。但事实却是：尽管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包括临时干事会）成员的名单一变再变，它包括了国民党内的重要干部（cc系、复兴社、黄埔系）、青年运动指导者、学者、社会事业者、无党无派和反对派组织者（改组派、桂系等）等，但“与共产党有关的人物则没有”[23]。这就说明三青团成立的原始动机为“溶共”之说并非可信。
第四，从三青团本身及蒋介石本人来看。蒋介石在抗战爆发时确实有在组织上解决中共的企图，“第一阶段（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西安事变到武汉撤退；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是重在组织上解决，即图融化共产党时期”[24]。但这一组织并非是三青团，这是由于三青团本身所决定的。
首先，“党”与“团”的性质是不同的。“团”顾名思义实在“党”领导下的一个组织，它不可能凌驾于党??产党的所谓“加强与健全本身力量，以组织对组织”的政策[25]，为拉拢青年对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而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本是它在战时一项重要的措施。因此“三青团”也充其量是蒋介石吸引青年加入国民党的一个工具而已，无法完成“溶共”的“重任”。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准备加以赞助也是因为“这可以吸引广大青年经过他可能影响到国民党的进步与改造”，并且只把三青团看作是“民族青年组织”[26]。
其次，三青团的组织者的资历及政治地位也无法担当起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合作组织的重任。三青团的重要组织者都是极端反共的cc系、复兴社的重要分子，而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张治中等人则不参与闻。对此中共感觉到“特别各级团部的领导分子仍是复兴社、cc分子（个别德国留学生），对反共是较顽固与得力的分子，又是特务工作的头子负实际的主要的责任，那套陈旧的工作作风仍是很浓厚”，[27]把三青团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一个特务组织。
最后，蒋介石对建立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的诚意是不够的。蒋介石自国共第一次合作同中共打过多年的交道，对于中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的坚定是深有体会的，他对于“组织上解决中共”的希望是不会抱很大希望的，也决不会事先成立一个“溶共”的组织。同时他对于国共谈判的诚意是不够的，他从反共起家，一直把中共看作是其心腹大患，“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28]。蒋介石之所以同中共进行谈判是因为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全国人民抗日要求的压力，同时蒋也企图借谈判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如同战后同毛泽东进行的重庆谈判一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三青团成立的原始动机并不是为了“溶共”，而主要动机是为了反共，至于它在成立时所出现的种种“溶共”的假象和痕迹，是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的一种反映，三青团产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的时代，必然具有深刻的时代特征
（二）
笔者对马烈先生在文中假设的几个问题有所疑义，特地逐个提出来向马烈先生商榷，同时向各位史学界前辈请教。
第一，关于何廉在会议当中提出的“党中之党”问题。马烈先生认为，第一个党即为“国共两党组成的革命革命同盟会”，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何廉在回忆当中很明确的提到“在国民党内”再组一个党。这与康泽在回忆录当中提到的“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cc），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都团结起来”以及陈立夫在回忆录当中提及的“因为党里要把预备党员制度取消”[29]相一致的。所谓的“党中之党”即在国民党内部，而非国共双方所组成的“革命革命同盟会”。
第二，康泽对三青团成立的原始动机回忆的“春秋”笔法问题。马烈先生在文中认为“康泽了解成立这个组织的动机是溶共，只是最终原始动机落空，故在文章中既避而不谈原始动机，却用‘春秋’笔法透出一些原始的信息。”康泽的这篇文章是在被特赦以后，于1963年写文史资料时对当时的回顾；他在1954年被俘之后写的交代材料《我的再清算》中，对此事也没有提及。众所周知康泽最大的罪行就是参与“复兴社”与组织“三青团”，如三青团是为溶共而设，康泽怎能对此避而不谈呢？与此相对应陈立夫与张治中等国民党大员在回忆录当中也没有提及，不知他们为何对此保持缄默？
第三，关于陈立夫在陵园会议上主张“三青团”之上冠以“中国国民党”的字样，蒋介石对此反应极为不满“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马烈先生认为蒋介石所说的“人家”是与国民党相对而言，显然是用以指代其他党派，从而推断其原始动机是“溶共”，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蒋的意思是担心“陈立夫的企图是由CC（即党方）来控制这个将要成立的组织”[30]，从而扩大陈立夫的个人政治影响，这是深为蒋所忌讳的。[31]另一方面当时国民党已腐败不堪，对人民尤其对青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何廉对此回忆到“30年代中期的国民党员，并不像北伐时期的党员那样，受过严格训练。大部分党，政，党员生活腐化，国民党党风江河日下，增长了人们对国民党大失所望的气氛，年轻的一代瞧不起国民党。委员长或许比任何人更察觉这些发展，想要加以仰制。”由此笔者认为蒋所说的“人家”指的是当时的进步青年，而非指各党派，，更非共产党。
第四，关于三青团的政治性问题。马烈先生认为“如果蒋介石成立三青团原始动机是组训青年，那么这个组织应当是‘教育性’加社会性为主，但事实上三青团的政治性极强”，从而推断“这个新组织有着特殊的作用——用以合并各党派”。实际上“三青团”成立开始便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组织“国民党与中央争夺青年，垄断和控制青年运动的政治意图”，[32]“吸收激烈主张抗日的青年，使他们不与共产党相结合”[33]，在此意识指导之下三青团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日本学者菊池根据陈立夫的谈话也认为其“‘反共’要素根深蒂固地残留着”[34]。
同时，蒋介石企图界“三青团”来改造“国民党”，他深刻意识到“我们党的缺点最显著的是组织松懈，纪律松弛，以致党的精神衰颓散漫，党的基础异常空虚，我们不论在组织上方面，训练方面，宣传方面，都没有深入实在的成绩，各级党部的工作，都流于形式化，机关都衙署化”[35]，从而希望成立青年团“要组织全国的青年，训练全国的青年，就是要培养本党的新生命”，[36]并且把三青团看作国民党的“新生命”，“新血轮”。在此思想指导下，三青团的政治性当然要远远大于社会性和教育性。
第五，关于“三青团”团员是“青年组织”的定位问题。马烈先生从三青团团员的年龄限制以及蒋介石、陈诚对“青年团“的解释，推断其具有“政党的性质”，从而进一步推断其原始动机“确系合并共产党”。笔者认为三青团具有“政党”性质是非常正确的，但推断其原始动机是“合并共产党”则欠科学。对于青年团定位问题陈立夫回忆道“蒋委员长派陈诚为青年团干事会书记长，康泽为组织处长，康这个人很有野心，他希望青年团是另一个样子……他把青年团团员到了二十五岁留在团里，不让他变成党员……前者有新血轮，后者渐渐成为老朽……因为康与陈诚均有野心，他要成为青年团的领导人物，将来可取党而代之”。[37]这与蒋一贯使用的“二臣争宠”的政治手段是一致的,“蒋介石感到尽量避免三民主义青年团只在中统势力影响之下，要保持均衡的思想加强了”[38]。对此何廉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他允许甚至鼓励搞派系活动，因为只要派系继续活动，唯有他才能使不同的派系捏合在一起……他能将三青团的首脑和国民党的掌权者，叫在一起训他们一通。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惟命是听，但这两个派系的下级在当地依然争斗不误”。[39]因此对于三青团的青年定位失误不是由其原始动机是溶共造成的，而是由于蒋系集团内部派系争斗及蒋氏指导方针错误而致。
第六，马烈先生还从“蒋介石要建立新组织的想法既始于1937年暮春”而三青团的“正式决定成立却迟至1938年4月初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时间差上推断其原始动机为“溶共”。其实，之所以三青团从酝酿到成立这一过程时间拖的这么长原因有二：其一，就是由于蒋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关系复杂，人事纠纷难以处理，而三青团作为一个把“党部的”、“同学的”何“改组派”都团结起来的“大组织”，其派系的争夺是异常激烈的，在短时间内无法妥善处理其内部的纠纷。单从 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的名单“由6月中旬起，一再变更，直到7月9日，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之时，才算最后决定”[40]可略见一斑。其二，就是因为在客观上由于抗日战争形式日趋紧张，国民党历经“七七事变”、“凇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其首都也由南京，汉口、重庆等地一迁再迁，蒋介石“于警耗频传日理万机”之际，自然无暇顾及三青团成立之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三青团成立的时间得以推迟。再者任何一个组织的成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酝酿到成立都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的前身）还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立莫不如此，三青团成立“从1937年暮春到1938年4月”历经不到一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
此外，马烈先生还认为蒋氏对三青团成立表现的异乎寻常的热情，推断出“其具有特别的意义（在马烈文章当中即为溶共而设）”，笔者认为这种推断难以令人置信。事实上，蒋不仅把三青团看作他的“青年组织”，而且还把它作为“改造国民党”的工具。国民党内部腐朽无法承担抗战的重任，“国民党组织在抗战当中表现的动员能力，还是很薄弱的”。在此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蒋介石，陈诚等也开始感觉到国民党有改进和复兴的需要”，[41]故蒋对此表现出如此热情也为过分。
（三）
对于三青团成立的动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其一，就是抗日反共，抗日是当时时代的需要，反共是其内在本质；其二，就是用三青团来改造改造国民党，是一次国民党的自救运动：其三，就是排除国民党元老派尤其是??地位，加强自己的独裁统治。对于前两个原因，史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42]，而对第三个原因则为史学界所淡视，故笔者对其加以叙述，请史学界前辈加以指正。
在国民党内部 ，除蒋氏集团外，还存在着两个重要的派别。一个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他们一向以国民党正统派自居；另一个是以孙科为首，尊崇胡汉民为领袖，他们是元老派与太子派的结合（但1936年之后，他们随着胡汉民的逝世而衰落），这两个派别在政治上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对蒋介石独揽国民党大权极为不满，以自己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为资本对蒋介石极力批评。对此蒋介石满腹牢骚，“九岁丧父，孤儿寡妇受人压迫，后来在党内也是如此”[43]。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的个人威望空前提高，他认为这是在党内树立最高权威，排除汪精卫正统地位的有利时机，蒋介石成立三青团就深深带有这种动机的痕迹。据康泽回忆，“我提出问蒋介石说‘可否把这个意思通过谷正纲转告汪先生？’蒋介石说：‘可以！并且可以说我们准备推他做团长。’”[44]但后来三青团成立后蒋介石却把它当作党争的工具，三青团团章规定“本团设团长一人，总揽团务，由中国国民党总裁兼任之”[45]。不仅规定了蒋介石在团的最高地位，而且三青团干事长也由其亲信陈诚担任，而汪精卫只是担任了评议长。蒋介石对国民党临时全国大会推为国民党总裁及三青团团长颇为自得“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为得全党之认识，本党动摇已十有五年，至今方得稳定，其为不幸中幸乎？”[46]汪派重要成员周佛海对此极为愤慨，“刘湘谓蒋先生以若辈为小孩子，国家大计均置于其个人腹中，决不提出商讨，且不表示，但若辈自视并非小孩，何以蒋先生如此对待？”[47]借刘湘之口发泄了对蒋的不满。
汪精卫是一个领袖欲极强的人，陈立夫曾形容他“汪精卫这个人很聪明，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想做领袖”，当然对蒋介石企图借三青团排斥他的做法极为不满。他曾对李璜，左舜生发牢骚：“他（蒋介石）总觉得党的干部不纯粹，不能对他为彻底的与决对的服从，故他今天又要创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来代替党了。”[48]最后汪精卫无法忍受三青团对他的排斥，在他出逃前夕发表的电视讲话中一再强调三青团要“集中力量，服从领导”，实行三民主义要“言行一致”[49]。
关于汪精卫的出逃笔者认为与三青团对他的排斥有很大的关系。三青团本来就和CC与复兴社一样“一方面是为了对付党内异己分子（如对汪精卫，胡汉民）争夺领导权，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力量和共产党进行斗争”。[50]（杨焕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