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
朱翊钧即位时年仅10岁，由文渊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张居正接任首辅后，在李太后的支持下，于万历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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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历皇帝 |
可惜好最不长，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后，反对改革的官僚纷纷起来攻击、诬陷张居正。朱翊钧下诏追夺张居正的封号和谥号，还查抄张家。改革被废止，朝廷又一天天地走向没落。朱翊钧是一个尽情享乐的皇帝。他成年亲政后，却不常视朝，深居内宫。不仅在世时要享受，还想到死后的安乐，早早筹划自己陵寝，建造定陵耗时达6年之久。他还有一个不择手段亲自敛聚钱财的恶习，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淮。为了在全国范由内聚敛民财，他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肆意搜括民脂民膏。这使得人心汹汹，民变纷起，社会越发动荡不安。
统治阶级内部更加矛盾重重。由于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谕旨，全靠内侍传达。册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决，导致官僚集团各派之间互相火并，党争也愈演愈烈。东林党人与邪党的斗争水火不容，持续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死去，终年58岁。葬于定陵，庙号为神宗。
《明史》神宗的本纪结尾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个明朝享国时间最长的皇帝，庙号神宗，实为寓贬于褒，是说他神龙见首不见尾，隐居深宫数十年，不见朝臣，不理朝政，致使到万历末年，国家的官吏已经缺了一半。他又是个死要钱的皇帝，放出太监四处扰民搜刮（如开矿事），民间连养只鸡也要缴税。
对这样一个皇帝，实在没什么好说的，说明朝亡在他手上，崇祯来背了黑锅并不过分，且看神宗的本纪，到了万历30年之后，年年不是“日有食之”就是“京师地震”，或者干旱或者水涝。其中万历31年农历5 月“凤阳大雨雹，毁皇陵殿脊”，到32年“雷火焚长陵明楼”，“昌平大水，坏长、泰、康、昭四陵石梁”，即使不信天象示警这些的，看了也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彷佛明朝先灵不安，亡国之兆已现。
大家想必都看了万历十五年，知道万历帝本来是有励精图治之决心的，除了从小敬畏的张居正并不那么居正带来的打击之外，使万历消极怠工的主要因素还是国本之争。这实在是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曾子《大学》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的正是帝王之道。家不能齐，必然祸起萧墙。万历朝实在是一个家庭悲剧和性格的悲剧。不过用老夫子们的话说，那也是气数使然了。
首先大臣们太过于食古不化，王宫人和皇长子并不是有强有力的外戚作为支撑，立皇长子并不是于他们有什么好处，偏是大臣们死抱着“立长不立幼”的古训，和皇帝力争。本来，臣子们有一定分量的话语权，哪怕被当廷杖死，也要据理力争一向是政治清明的象征。有明一朝，大臣因直谏被杖死，庾死的不计其数，然而白发苍苍的大臣们，不怕被当廷扒下裤子，屁股开花，也要前赴后继的上疏。是出于长期文化积累的对于敢于直谏即为忠臣这个符号的认可，死谏可青史留名，也是气节所在，也可以裁抑君权，用在军国大事上，本是好事。可悲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的满朝大臣，把精力耗费在这样无意义的事情上。孰贤孰愚，孩子小，能看出什么来，偏偏大臣认准了死理。从“满朝文武泣于文华殿请立储”这样的描述里，我闻到了儒家文化腐烂发臭的气息。
如果是万历的爷爷嘉靖皇帝，事情也好办得多。这祖孙俩，是明朝享国在位时间第一和第二的一对儿（明朝偏是昏庸的皇帝在位长，仁宣和孝宗在位不过十数年而已,这一点和清朝正好相反），对待大臣，走的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然而并不是偶然，甚至是必然的，所谓一盈一亏，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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