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李》
《黑白李》
老舍老舍的短篇小说一般采用单线结构，但《黑白李》却采用了类似鲁迅《药》的双线结构，在传奇故事的外壳下，隐藏着革命文学的内容，构思非常独特。
先让我们略述第一条情节线--传奇故事：
李氏兄弟二人，父母均已去世，两人年龄相差5岁，相貌酷似。哥哥脸上有个黑痣，叫黑李，弟弟脸上无痣，便叫白李。黑李是个深受传统道德观念影响的旧式人物，受母亲遗命，极力地维护家庭的和美，不管什么事情都让着弟弟，只要能保全兄弟之谊，即使是情人、家产和性命，他也在所不计。白李却是个受到新思潮影响的现代青年，敢说敢为，不但勇于牺牲自己，也不吝牺牲他人，惟对哥哥，尚存一丝怜悯。白李计划要办一件大事，为了不连累哥哥，坚持要分家。黑李知道弟弟的这番心意后，悄悄地蚀掉脸上的黑痣，准备替代弟弟牺牲。不久，白李因组织洋车夫砸电车被当局通缉，黑李便冒充顶罪，替弟弟慨然赴死。白李逃脱追捕后，继续从事他的“砸地狱的门”的事业。
黑李爱护弟弟，纯出于传统的考悌道德观，没有任何的社会和政治动机；他的勇于牺牲的精神力量来自传统道德与基督献身精神的融合，没有上升到为革命或为大众的层面。因此，长期以来，这篇作品往往被读者和研究界看成是“李代桃僵”传奇故事的现代翻版，并乐于对这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物作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黑白李》问世不久，天津《益世报》在一篇介绍新创刊的《文学季刊》的文章中便对其进行了评论，文章虽然注意到了小说的“理论和故事”并重的特点，但注意力很快便转到作品的传奇外壳上，讨论着作品中两个不同性格人物的命运——黑李、白李谁该存，谁该亡？肯定了作家对“黑李牺牲”的描写，并赞扬作“在技巧和意识上，都有着很明显的力量”。
再让我们看第二条情节线——革命内容：
白李参加革命组织后，担负起组织洋车夫工人斗争的任务。他为了不连累哥哥，毅然与家庭断绝关系。他有意识地接近家里拉包月的车夫王五，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和他交上了朋友。不久，北京市政交通方式发生变革，电车道竣工，电车将投入运营，洋车夫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白李从哥哥那儿索取了一千元钱用作革命经费，通过王五把洋车夫组织起来，在电车公司出车的那天发起暴动，砸毁电车多辆。暴动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工人被捕多人，白李潜逃，黑李被误捕后，与参与暴动的工人一起被当局处决。白李侥幸脱逃，辗转外地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如果能够关注到这第二条情节线，那么，无论从作品的情节、人物、语言及与现实社会政治斗争的关系进行分析，我们都可以看出《黑白李》确实是在努力地向革命文学靠拢。
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之初，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曾为“革命文学”下过定义，他指出，革命文学应该具有三个要素，即：“阶级意识”、“农工大众的语言”和“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瞿秋白担任左联实际领导人之后，更加具体地指出，革命文学应该写革命的“大事变”、劳动人民的斗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罪恶等题材；他反对当时一些作品中所流露的浅薄的人道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倾向，认为"普洛大众文艺的斗争任务，是要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上无产阶级化"(《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不管是以前期还是以后期革命文学的理论标准来衡量，《黑白李》都具备着入围的资格。首先，它反映了一场重大的社会事件：
约摸五点多钟吧，王五跑进来，跑得连裤子都湿了。"全——揍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直喘了不知有多少工夫，他才缓过气来，抄起茶壶对着嘴喝了一气。"啊！全揍了！马队冲下来，我们才散。小马六叫他们拿去了，看得真真的。我们吃亏没有家伙，专仗着砖头哪行！小马六要玩完。"
第二天早晨，报纸上登出——砸车暴徒首领李——当场被获，一同被获的还有一个学生，五个车夫。
其次，作品通过洋车夫王五的口述描写了白李启发动员洋车夫们参加斗争的过程：
四爷（指的是白李）年青，不拿我当个拉车的看。
四爷和我聊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凭什么人应当拉着人呢？他是为我们拉车的——天下的拉车的都算在一块儿——抱不平。
四爷不管我的腿，可是管我的心；二爷是家长里短，可怜我的腿，可不管这儿。
你知道，电车道快修完了？电车一开，我们拉车的全玩完！这可不是为我自个儿发愁，是为大家伙儿。
四爷明白这个；要不怎么我俩是朋友呢。四爷说：王五，想个办法呀！我说：四爷，我就有一个主意，揍！四爷说：王五，这就对了！揍！一来二去，我们可就商量好了。
作品甚至流露出扬弃"淺薄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
他们哥儿俩的劲儿——心里的劲儿——不一样。二爷吧，一看天气热就多叫我歇会儿，四爷就不管这一套，多么热的天也得拉着他飞跑。
他当然是不怕牺牲，也不怕别人牺牲，可是还不肯一声不发的牺牲了哥哥——把黑李牺牲了并无济于事。现在，电车的事来到眼前，连哥哥也顾不得了。
作品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更保持着老舍一贯的京腔京韵和大众口语的风格，与当时左翼中人欧化的语言不可同日而语。
《黑白李》《黑白李》反映的是一桩真实的历史事件！
1929年10月22日，就在老舍创作《黑白李》的前4年，北平爆发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洋车夫"暴动"事件。
1929年10月22日，北平洋车夫在工会领导下，全城同时发动，砸毁电车数十辆，当即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工会被解散，工会领导悉数被捕，拘押洋车夫千余，审判后驱逐800余人，处决4人。
"参加暴动者至少有二万五千人，参加的成分不只是人力车夫，还有工程队，清道夫，沟工队，大车夫……等等。武装行动的地点，自西单牌楼，西门大街，天桥，东单，东四，北新桥，至西总布胡同等，简直弥漫了整个北京市。捣毁电车五十余辆，打伤工贼走狗数人，与全北平市的警察，军队，宪兵肉搏七八小时(自下午1时至下午8时) "，"此次斗争中，北平军警屠杀工友四十余人，杀伤数百人，拘捕一千六百余人，审判结果，驱逐九百余人出境，监禁数百人，使几千个老幼穷人失去饭碗，冻饿至死。"
事发期间，老舍不在北京，甚至不在国内，他于1924年赴英，1930年春始从新加坡返国。回到北京时，他还能感受到这场数月前发生的事件对于北京平民社会的震撼，他还能从那些拉洋车的亲朋近邻的口述中听到发生在这个期间的种种传奇故事，他还能从新闻报刊触摸到这场事件的余波。不论是出自人道主义，出自社会责任心，或是出于政治敏感，老舍不可能不对这场事件有所反映，他在《黑白李》和其后的《骆驼祥子》中将这桩工潮纳入视野几乎是必然的。
老舍的《黑白李》虽然有意靠拢革命文学运动，但由于表现了一个"错误的事件"（出于单纯经济目的的破坏先进交通工具的"盲动"），描写了一个"错误的人物"（国民党改组派），而被政治意识极强的中国左中右翼文坛集体抛弃。
这不仅是老舍《黑白李》的悲剧，更是北平洋车夫们的悲剧。
《黑白李》1950年8月，老舍在《〈老舍选集〉自序》中这样提到这篇作品：
在今天看起来，《黑白李》是篇可笑的，甚至于是荒唐的作品。可是在当时，那确足以证明我在思想上有了些变动。诚然，在内容上，我没敢形容的白李怎样的加入组织，怎样的指导劳苦大众，和怎样的去领导斗争，而只用传奇的笔法，去描写黑李的死；可是，我到底看明白了，黑李该死，而且那么死最上算。不管怎么说吧，我总比当时那诬蔑前进的战士的人，说他们虽然帮助洋车夫造反，却在洋车夫跑得不快的时候踢他两脚的，稍微强一点了。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读出老舍久藏于心中的抱怨：他在《黑白李》中努力地表现革命的思想，表现"革命"的事件和"革命"的人物，作品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自以为思想倾向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要比当年那些否定洋车夫暴动的人，比那些指责工人运动领导者的人要好得多。
老舍无法明白，《黑白李》之所以当年不为左翼文坛所重视，后来不得研究界的好评，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作品所表现的车夫"暴乱"事件的政治性质问题。
30年代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搬运到中国后，左翼中人无不以"政治-文艺"一元论者自居，机械地以"经济－政治"的框架来规范文艺的主题、题材和人物。1932年，谷非（胡风）在《文学月报》1卷5-6期上发表《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以上述理论横扫《现代》杂志，将其撰稿者统统归于"第三种人"，初显"舆论一律"的霸气；文中对杜衡《怀乡病》的批判便是依据着"经济-政治"的框架来滥加指责的。杜衡在小说中述说了一个农村个体船户因汽车的竞争而破产，沦为劫车匪徒，终被捕杀的故事，表现近代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中国农村的破产的社会场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胡风却判定作品的主题是表现"机械化和乡民生活的冲突"，指责作者"把这个悲剧的原因推到抽象的'机械'身上"，嘲笑作者是"迷恋'自然'的机械憎恶者！"。
《黑白李》所表现的正是《怀乡病》同类的题材，只是将场景从乡村搬到了城市，船户变成了洋车夫。无怪乎，左翼中人对它不屑一顾！
第一，白李是否"共产党员"，还应存疑。老舍在自述中仅提到曾在《大明湖》中写过一个共产党员，如果白李也是作为"共产党员"来描写的，他没有必要隐瞒。第二，当年北平车夫"暴乱"事件的组织和领导者是国民党改组派，共产党并没有介入当年的洋车夫暴动事件，这是不争的事实。第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先进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的生产方式时所带来的"人道主义危机"，并不具有论者所指出的革命性质。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高度评价西方工业革命对东方世界的冲击，他写道：
"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
此外，老舍在作品中用传奇的笔法所描写的是黑李，并不是白李。至于他为什么说"黑李该死，而且那么死最上算"，似乎应该从作品人物形象、人物关系的描写入手，再进行深入的探索。
首先看哥哥黑李--黑李似乎完全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他活着的全部目的就是为弟弟"代死"，他并不介意弟弟干了些什么，是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还是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全都不在乎。这样的典型人物在中国现代文学人物长廊中是绝无仅有的。由于时代和所受教育的影响，我们这一代人难以理解这样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依据；但另一种文化环境中的学者却不以为怪，台湾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董挽华在《中国五四杰出作品与基督教》中写道："受洗皈依耶稣基督的老舍……在其杰出作品里活化基督的救赎，代死与牺牲"。让我们定睛细看，真能清晰地从黑李身上看到耶稣的影子：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人类赎罪，他自愿地背上十字架，从死亡中得到永生；黑李一生也是除死之外别无所求，求仁得仁，功德圆满！只有跨越时代和文化的轸域，才能理解老舍所说的"黑李该死，而且那么死最上算"的宗教意蕴。
黑李是基督式的典型人物，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他的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所"代死"的对象没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黑李的死并不能证明白李的有价值，正如耶稣的死并不是为了证明世人无罪一样。老舍谨慎地把握着表现的"度"，他让黑李平静满足地死去，既没有让"看客"们看出了"悲壮剧"，也没有让他们看了"滑稽剧"：
毒花花的太阳，把路上的石子晒得烫脚，街上可是还挤满了人。一辆敞车上坐着两个人，手在背后捆着。土黄制服的巡警，灰色制服的兵，前后押着，刀光在阳光下发着冷气。车越走越近了，两个白招子随着车轻轻地颤动。前面坐着的那个，闭着眼，额上有点汗，嘴唇微动，象是祷告呢。
这段描写，几乎是《四福音书》中基督赴死情景的翻版。
另外一个人物是弟弟白李——老舍把他当作"革命党"进行摹画，在这个人物身上，灌注了一些作家当时并不理解也不认同的思想观念。诸如待人接物、爱情婚姻观、亲情友情等伦理道德层面的表现，作家完全采用对比的写法，黑李这样，白李就偏那样，在此不赘。举其大者，颇可以见出作家对他的主观评判：
"他在大学还没毕业，可是看起来比黑李精明着许多。他这个人，叫你一看，你就觉得他应当到处作领袖。每一句话，他不是领导着你走上他所指出的路子，便是把你绑在断头台上。"
"他当然是不怕牺牲，也不怕别人牺牲，可是还不肯一声不发的牺牲了哥哥——把黑李牺牲了并无济于事。现在，电车的事来到眼前，连哥哥也顾不得了。"
这两段议论深有文心，只要敢于正视，无须细加品味，作家的褒贬态度，一目了然。老舍在描摹白李时，并不想掩饰心中的厌恶感，他这样写道："我忽而觉得是和一个顶熟识的人说话，忽而又象和个生人对坐着。"确实，30年代的老舍绝然没有达到能理解白李这样的"革命党"的程度。
20、3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有着参与社会政治改革的热情，但对于政党的活动及方式普遍缺乏理解，最有名的代表人物便是被苏联政府拒之于国门之外的进步盲诗人爱罗先珂。他在中国居留期间曾发表《智识阶级的使命》的演说，其中谈到：
"我们没有权利强迫别人为我们的理想而生死。无论这些理想有多么的高尚多么尊贵，我以为我们有为国家为社会为人类而牺牲自己的权利，却没有为同类的事情强迫别人去死的权利。"（爱罗先珂《智识阶级的使命》，载晨报副刊1922年3月7日）
与爱罗先珂非常接近的鲁迅当年也执着这种观点，他信奉"我以我血荐轩辕"，却在《娜拉走后怎样》中特别强调："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
从这种角度审视老舍的"把你绑在断头台上"之类的议论，作家对白李的态度是褒是贬，是赞赏还是批评，应该是很清楚的。
《黑白李》并不能证实老舍当年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着根本的改变，只能证实其现实主义精神有所深化。这篇作品在白李性格塑造上的最大特点只是如实地表现了作家心目中的"革命党"形象，能把想象中模糊存在着的这类人物清晰地搬到纸面上，这是作家的本事，不管"他"与实际的革命党有多大的距离。
老舍不是个政治意识十分明晰的作家，他的道德观念始终强于政治观念，终其生也未有改变。他在《〈老舍选集〉自序》所透露出的抱怨，充分证实了他对主流文艺取舍文艺的政治标准的不理解，甫从美国归来编选的这本选集，其选材标准便充分体现出认识上的模糊状态，集中选了《黑白李》、《断魂枪》、《月牙儿》、《上任》和《骆驼祥子》（节选）等5篇，选择《黑白李》的理由是"说明我怎么受了革命文学理论的影响"，而选择后4篇的理由是它们都写的是"苦人"。他始终不明白，无论他怎样努力地靠拢和适应主流文艺，他的这些作品在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眼中充其量只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距离"革命现实主义"的要求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这是老舍的悲剧，也是《黑白李》的悲剧。
老舍老舍 （1899～1966） 现、当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满族，北京人。曾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1918年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校长和中学教员。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讲师，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从事小说创作， 1930年回国后任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下赴汉口和重庆。 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在创作上，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1946年应邀赴美国讲学1年，期满后旅居美国从事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应召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参加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注意对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和辅导，曾因创作优秀话剧《龙须沟》而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文化大革命”初期因被迫害而弃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