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书》
《黑书》以侦探推理的方式开展一个追寻文字和身份的旅程。
恢宏的视角、强烈的自传色彩，小说版的《伊斯坦布尔》
“我要写的是一个巨大而有丰富纹理的故事，试图捕捉精神分裂的、焦虑的伊斯坦布尔。”
我想让你感觉到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恐怖，而不是去现实主义地描述它。想像你自己走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或通过金角湾的任一座桥。想想你看到的景象。所有这些令人难过的事实，拥挤的交通，历史感——2000多年的历史——拜占庭建筑转变成工厂，矗立在拙劣商品的广告牌旁边。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我想传达这种无望的感觉，这种绝望。
——帕慕克
《黑书》也许可以算是一部侦探小说，一部有凶杀案而不指明凶手是谁的侦探小说，大方的作者让读者用自己的推理能力发现凶手。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 马悦然
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创新而显得散漫杂芜的新作《黑书》可比令人目眩神迷的阿拉伯式花纹图案，充满精彩的小故事、形而上的思想辩证、梦境、象征寓言、荒谬主义幽默、童年回忆、政治与社会讽刺和深入历史之旅。
——《出版人周刊》
这部奇异而令人眼花缭乱的作品赋予侦探小说截然不同的风貌，使谋杀案不再是此类小说终极谜底所在，也让奥尔罕·帕慕克成为当代小说中最清新、最原创的声音。
——《独立报》
这部杰出作品的热烈激昂与透彻明晰淡化了它本身的悲观论调……忧郁与反讽两相平行，复杂得令人晕头转向，但未曾稍减它的魅力。本书可与安伯托·艾柯、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最优秀的作品并驾齐驱。
——《观察家报》
我还要寻找你多久，一栋房子又一栋房子，一扇门又一扇门？还要多久，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然而，我直觉相信，等我们到了七十三岁，当如梦不再有条件盼望另一种生活的时候，她终将会爱我。
这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又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出版于1990年。小说叙述了一个在伊斯坦布尔土生土长的律师卡利普寻找失踪妻子的故事。一个侦探小说式的开头——妻子如梦失踪，只留下一张字条，卡利普开始了搜寻，也就开始了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漫游。他逐渐相信，如梦的出走与她的同父异母哥哥耶拉的失踪有关，后者是知名的报纸专栏作家。他开始探寻耶拉文字背后的深层含义，探访耶拉曾经到过的场所，甚至用耶拉的方式进行思考，最后他潜入耶拉的公寓，穿他的衣服，接他的电话，最后甚至能假扮他来写作专栏。
这是小说的表层情节。而就像帕慕克在书中所言，故事背后自有其更深含义。卡利普对如梦和耶拉的追寻，似乎象征着对某一终极理想的探寻和揭秘，这与书中一度讨论的文字与意义之谜、面孔与意义之谜和耶拉专栏中宣称的“救主将到来的”的理论，有着同样的文化逻辑，因而也形成了一个多线平行的意义网络。与此同时，对自我本质的追问、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思索，既通过小说本身的情节，又通过小说中耶拉专栏的文本，不断地强化，弥漫在整部小说中，由此又引发和连带着对伊斯坦布尔历史和命运的叙述，更由此扩大到对东西方关系和本质的思索。
《黑书》是一部迷宫般叙事繁复的小说，而其主题也同样呈现出意义的网络化格局。作者融情节、故事、历史、虚构文本、自传成分等于一炉，各种元素交叉并存，形式和主题都体现出强烈的帕式色彩和鲜明的原创性。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至少是有成为伟大小说的野心的作品。堪称作者集大成的作品。
1．《黑书》是帕慕克融合通俗小说与严肃文学的又一次成功尝试。写于1990年，表面上是一个侦探小说，实际上却是奠定了帕慕克写作的一些基本主题：身份认同和双重身份，东西方的文化融合和冲突，奥斯曼的历史，以及伊斯坦布尔城，等等。主人公漫步街头，苦苦寻觅失踪妻子的踪迹，接踵而至的街头景物，主人公脑海里不断涌现的回忆与苦苦思索，以及交替出现的专栏作家的专栏文字，共同编织了一幅绚丽多彩、质地繁复的叙事图景。
2．与《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虚构土耳其历史故事不同的是，《黑书》着眼于现当代土耳其历史，即1960—1980年代之间的土耳其。政治之演进、思潮之纷争、理念之嬗变，都以极其戏剧化的方式在小说中得以呈现。小说塑造了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一段当代人的历史，因而在土耳其国内非常流行，也备受争议。
3．《黑书》以极其宏阔的视角，包罗万象的内容，推理小说式的结构，以及普鲁斯特式的叙事质感，堪称帕慕克最有野心的作品。
4．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是小说版的《伊斯坦布尔》。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学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已经被译为40多种语言出版。
《黑书》出版于1990年，在土耳其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也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1995年该书法文版获得“法兰西文化奖”。
第一章 卡利普第一次见到如梦
不要引用题词，它们只会扼杀作品中的神秘!
——阿德利
尽管扼杀神秘，杀死倡导神秘的假先知!
——巴赫替
如梦在甜蜜而温暖的黑暗中趴着熟睡，背上盖一条蓝格子棉被，棉被凹凸不平地铺满整张床，形成阴暗的山谷和柔软的蓝色山丘。冬日清晨最早的声响穿透了房间：间歇驶过的轮车和老旧公车；与糕饼师傅合伙的豆奶师傅，把他的铜罐往人行道上猛敲；共乘小巴站牌前的尖锐哨音。铅灰色的冬日晨光从深蓝色的窗帘渗入房里。卡利普睡眼惺忪地端详妻子露出棉被外的脸：如梦的下巴陷入羽毛枕里。她微弯的眉毛带有某种如梦似幻的感觉，让他禁不住想知道，此刻她的脑袋里正上演着何种美妙的事情。“记忆，”耶拉曾经在他的一篇专栏中写道，“是座花园。”当时卡利普就曾想到：如梦的花园，梦境的花园。别想，别想!如果你想，你一定会醋劲大发。然而，卡利普一面研究妻子的眉毛，一面忍不住继续想。
他想要进入如梦安稳睡眠中的幽闭花园，探遍里头的每一棵柳树、刺槐和攀藤玫瑰，或者尴尬地撞见一些面孔：你也在这里?呃，那么，你好!除了他预期中的不愉快回忆之外，带着好奇与痛苦，他也发现一些意料外的男性身影：不好意思，老兄，可是你究竟是在何时何地遇见我太太的?怎么，三年前在你家；阿拉丁店里卖的外国杂志中的图片里；你们两个一起上课的中学；你们两个人手牵手站着的电影院休息区……不，不，或许如梦的脑袋没这么拥挤也没这么残酷。或许，在她阴暗的记忆花园中，惟一一块阳光照耀的角落里，如梦和卡利普很可能正要出发去划船。
如梦一家人搬回伊斯坦布尔后几个月，卡利普和如梦都染上了腮腺炎。那阵子，卡利普的母亲和如梦的美丽母亲苏珊伯母，会分别或相偕牵着卡利普和如梦，带他们搭乘公车，摇摇晃晃驶过碎石路，到别别喀或塔拉布亚坐小船。那个年代，可怕的是细菌而不是药物，许多人相信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干净空气可以治疗腮腺炎。早晨，水面平静，白色的划艇，划船的总是同一个友善的船夫。母亲或伯母总是坐在船尾，如梦和卡利普则并肩坐在船头，躲在随着划浆的动作忽高忽低的船夫身后。他们伸出同样细瘦的脚踝和脚丫子，浸在水里，下方的海水缓缓流过——海草、柴油引擎漏油所反射出的彩虹、半透明的鹅卵石，还有几张依然清晰可读的报纸，他们在报纸上搜寻耶拉的专栏。
卡利普第一次见到如梦，是在得腮腺炎之前几个月，当时他正坐在一张放在餐桌上的矮凳子上，让理发师剪头发。那段日子里，留着一脸道格拉斯?范朋克胡子的高大理发师，每星期有五天会到家里来帮爷爷修脸。在那个年代，阿拉伯人的店和阿拉丁的店门口买咖啡的队伍比现在长得多，尼龙布料仍由小贩兜售，而雪佛兰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伊斯坦布尔街头。那时卡利普已经上小学了，他会仔细阅读耶拉以“谢里姆?卡区马兹”为笔名写作的专栏，刊登于《民族日报》的第二页，一星期五次。不过他并非刚开始学读写，奶奶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教他识字了。他们总是坐在餐桌的一角，奶奶嘴里叼着从不离口的“宝服”香烟，吞云吐雾，熏得她孙子眼泪直流，她用嘶哑的声音揭开字母组合的神奇魔术之谜，烟雾使得拼字书里异常巨大的马匹变得更蓝更鲜活。这匹马的下方标示着“马”，它的体型大过其他如跛脚挑水夫和贼拾荒汉的拉车马等瘦巴巴的马。卡利普从前常常希望能把魔法药水倒在拼字书里这匹健壮的马身上，让它活过来。然而等他进了小学后，学校不准他直接跳读二年级，而必须从头学一遍同一本有马图的拼字书，那时他才明白，之前的希望只是一个愚蠢的幻想。
假使爷爷真的能够实现诺言，出门弄到魔法药水，装在石榴色的玻璃瓶里带回来，那么卡利普一定会把药水倒在别的图片上，像是布满灰尘的法文《写照杂志》，里面充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齐柏林式飞船、汽车、泥泞的尸体，或是梅里伯伯从巴黎和阿尔及尔寄来的明信片，或瓦西夫从《大千世界》里剪下来的长臂猿哺喂宝宝的照片，还有耶拉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种奇怪人脸。可是爷爷再也不出门了，甚至连理发店也不去，他一天到晚待在家里。虽然如此，他每天还是穿戴整齐，就像以前他出门去店里一样：大翻领的旧英国外套，颜色像他星期天脸上的胡楂一样是灰色的，还有西装裤、链扣和一条爸爸称为“官僚领巾”的细领带，妈妈总是用法文说“领巾”：她出身于比他上流的家庭。接着，爸妈会谈论起爷爷，语气好像是在讲那些年久失修每天都可能倒塌的木房子。谈着谈着，忘掉了爷爷，有时候他们会彼此大声起来，这时他们会转向卡利普，“你现在上楼去玩。”“我可以坐电梯吗?”“别让他一个人坐电梯!”“你不可以一个人坐电梯!”“我可以跟瓦西夫玩吗?”“不行，他会抓狂!”
事实上，他才不会抓狂。虽然瓦西夫又聋又哑，但他明白我并不是在嘲笑他，只是在玩“秘密通道”。玩法是趴在地上努力爬过床底下，到达洞穴的尽头，仿佛钻入公寓建筑的黑暗深处，我带着猫科动物般的小心翼翼，像个军人似的匍匐穿越自己挖掘的隧道，通往敌人的壕沟。可是其他所有人，除了后来抵达的如梦之外，都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我和瓦西夫会一起站在窗边，看电车的轨道。水泥公寓里的水泥阳台上，有一扇面向清真寺的窗户，它是世界的尽头，而另一扇正对女子中学的窗户，则是世界的另一个尽头。两者之间是警察局、一棵高大的栗树、街角和生意兴隆的阿拉丁商店。我们望着顾客在店里进进出出，并互相指认车辆，结果瓦西夫常常会兴奋过头，发出一声恐怖的咆哮，好像他在睡梦中跟恶魔搏斗似的，让我又害怕又难堪。这时，从我们的正后方——爷爷坐在他的丝绒扶手椅上，对面是奶奶，两个人抽烟抽得好像一对烟囱——我会听见爷爷向没在听他说话的奶奶下结论道：“卡利普又被瓦西夫吓破胆了。”接着，出于习惯而非真的好奇，他会问我们：“怎样，你们数了几辆车?”不过，他们谁也没专心听我详细报告总共有几辆道奇、帕克、迪索托和新的雪佛兰。
爷爷和奶奶从早到晚开着收音机，收音机上头趴着一座狗的小雕像，这只毛发浓密、怡然自若的狗看起来不像土耳其狗。伴着收音机里播放的土耳其和西洋音乐、新闻、银行和古龙水广告以及地区乐透，爷爷和奶奶一路瞎扯闲聊。通常他们会抱怨手指间的香烟，好像在谈论他们从没停过而逐渐习惯了的牙痛，互相怪罪对方害自己戒不掉。如果其中一个人开始像溺水似的猛咳起来，另一个则会大声宣布自己说对了，先是得意洋洋，接着焦虑恼怒。不过迟早其中一个会平复下来，生气地说：“有完没完呀，看在真主的分上!我的烟是我惟一的享受!”然后，报纸上的某篇报道会被扯进来：“显然它们对神经很好。”接着他们或许会沉默一阵子，但这段可以听见走廊壁钟滴答声的寂静绝不会持续太久。下午当他们一边翻阅报纸一边玩比齐克牌时，他们仍然继续讲话。等公寓里其他人出现，一起吃晚餐听收音机时，爷爷已经读完了耶拉的专栏，他会说：“也许如果他们准许他用真名写专栏的话，他会多花一点脑筋。”“也更像个大人!”奶奶会叹口气，脸上摆出真诚的好奇表情，好像她是头一次问这个她每次都问的问题：“所以，他写得那么糟是因为他们不准他用真名?还是说，因为他写得太糟了所以他们不让他用真名?”“至少，没人知道他文章里羞辱的人是我们，”爷爷如此说道，他们两人时常选择这么自我安慰，“反正他用的又不是真名。”“没人会那么机灵，”奶奶则会用一种说服不了卡利普的姿态回答，“奇怪了，谁说他的专栏里讲的是我们?”不久之后——耶拉每星期都收到上百封读者来信，于是他改用自己的显赫真名，把早期的专栏重新拿出来刊登，只约略改动了几个字。他的做法，有些人说是因为他的想像力已经耗尽了，或者因为他忙着玩女人和搞政治抽不出时间，或者纯粹因为太懒——爷爷会摆出一种二流舞台演员的矫情和厌烦，重复他之前讲过几百遍的同一句话：“谁会不知道，我的老天!每个人和他的亲朋好友都知道，关于公寓大楼的那篇讲得根本就是这个地方!”这时奶奶才闭上嘴。
大概是在那时候，爷爷开始提到他越来越频繁重复的梦。叙述梦境的时候，他两眼放光，如同他们两个一整天闲聊不休时他讲故事的模样。他说他的梦是蓝色的，在奔流不止的靛蓝色梦境中，他的头发和胡子一直长一直长。耐心听完他的梦后，奶奶会说：“理发师应该马上要到了。”可是爷爷并不高兴提到理发师。“话太多，问题太多!”结束了蓝梦和理发师的讨论后，有几次卡利普听见爷爷低声喃喃自语：“应该盖在别的地方，另一栋房子。结果是，这个地方中邪了。”
很久以后，他们搬离了这栋“城市之心”公寓，把房子逐层卖掉。这栋建筑就像当地其他同类型的房子一样，慢慢搬进了一些小精品店、暗中实行堕胎的妇产科诊所，以及保险公司。后来卡利普每次经过阿拉丁商店时，都会一边端详建筑物阴郁黑暗的外墙，一边思索着究竟爷爷说这个地方中邪是什么意思。小时候，卡利普曾注意到理发师总会出于习惯随口问起梅里伯伯的事（对了，先生，你的大儿子什么时候会从非洲回来?），他也察觉到爷爷既不喜欢被问起，也很讨厌聊下去。这位梅里伯伯花了好几年总算从欧洲与非洲归国，然后再由伊兹密尔回到伊斯坦布尔和这栋公寓。卡利普感觉到，爷爷所说的中邪，其实是他古怪的长子，他抛下妻子和儿子远走国外，多年未归，而等他终于返家之后，却带回一个新太太和新女儿（如梦）。
许多年后耶拉告诉卡利普，他们当初兴建公寓楼房时梅里伯伯还在。他们自知虽然比不过哈奇?贝克的糖果店和他卖的坚果软糖，但仍旧可以卖架子上一排排奶奶腌在罐子里的温桲、无花果和酸樱桃。在尼尚塔石的建筑工地旁，梅里伯伯与他爸爸和兄弟们会面讨论，他的兄弟们有些来自斯克西的糖果店（他们先是把它改成一间糕饼铺，之后又改成餐厅），有些则从卡拉廓伊的怀特药房前来。当时不满三十的梅里伯伯，总在下午离开他的律师事务所，反正待在办公室里不是浪费时间争吵，就是在旧的诉讼数据上画船只和荒岛，也没有在处理案件。来到尼尚塔石的工地后，梅里伯伯脱掉外套和领带，卷起袖子，开始对收工前逐渐懈怠的建筑工人打气喊话。就是从那阵子起，梅里伯伯开始侃侃谈论学习欧洲蜜饯技术的必要性，订购金色包装纸来包栗子糖，与一家法国企业合股兴建一座彩色泡泡浴工厂，向美国和欧洲如感染瘟疫般相继破产的公司购买机器设备，以低价替荷蕾姑姑弄来一座平台钢琴，找某人带瓦西夫去法国或德国看一位著名的耳科和脑科专家。两年后，公寓终于盖好了，但还没有住人。这时梅里伯伯和瓦西夫却已搭乘一艘罗马尼亚船（崔丝蒂娜号）前往马赛。卡利普第一次看见崔丝蒂娜号，是在奶奶的一个盒子里，船的照片散发着玫瑰花香，八年后他从瓦西夫的剪报上再次读到它的消息，得知船撞上了一座海上油井，沉入黑海里。公寓落成一年后，当瓦西夫独自回到斯克西火车站时，他依然“天生”又聋又哑（“天生”这两个字，是荷蕾姑姑被人问到时所说的，卡利普始终不明白强调这个词的秘密或原因是什么）。然而他把一个游满日本金鱼的水族箱紧紧抱在腿上，刚开始他根本舍不得移开视线，一会儿看得连呼吸都仿佛要停止了，一会儿又看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五十年后，他将继续注视这些鱼儿的曾曾曾孙子。当时耶拉和他母亲住在公寓三楼（几年后卖给了一位亚美尼亚人），但是由于他们必须寄钱给梅里伯伯，好让他能够在巴黎街头继续他的商业研究，因此他们只好搬进公寓顶楼的小阁楼（最初做储藏室，之后改建成一间加盖屋），把原来的公寓租出去。一开始他们还时常收到梅里伯伯从巴黎寄来的信，信里附上水果蜜饯和蛋糕的食谱、香皂和古龙水的配方，吃这些糖果和用这些产品的电影明星和芭蕾舞者的照片，或是各式各样的包裹，里面装满薄荷牙膏、糖渍栗子、包酒的巧克力样品、玩具消防员或水手帽。然而，随着信件越来越稀少，耶拉的母亲心里已经盘算好要带着耶拉回娘家去。只不过，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收到梅里伯伯从班加西寄来的一张明信片，才下定决心搬出公寓，回到娘家在阿克萨瑞的木房子。耶拉的外公在慈善组织的行政机构担任一个小小的职位。明信片上，正面棕白色的照片是一座怪异的宣礼塔[1]伊斯兰建筑中的塔，宣礼者每天五次从塔上召唤教徒们前来礼拜。[1]和一架飞机，背后的讯息提到他回家的路被炸毁了。战争结束后，他搬到摩洛哥，从那里又陆续寄来一些黑白明信片。其中有一张手绘的明信片，上面是一栋殖民地式的饭店，后来有一部美国电影在那里拍摄，故事里的军火商和间谍全都爱上了同一位交际名伶。爷爷和奶奶从这张明信片中得知，梅里伯伯娶了一位在马拉喀什遇见的土耳其女孩，新娘是穆罕默德的后裔，也就是说，她是一位沙伊地，一位酋长，而且她美丽绝伦。（多年后卡利普再度观看那张明信片时，他已经能认出飘扬在二楼阳台的旗帜是哪一个国家的。他学耶拉在故事《贝尤鲁[2]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其中一区，乃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夜生活与娱乐中心。[2]的土匪》中的遣词用句，心里认定，就是在这栋长得像结婚蛋糕的饭店的某一个房间里，他们“种下了如梦的种子”。）六个月后他们又收到了一张明信片，寄自伊兹密尔，他们不相信是梅里伯伯亲自寄的，因为他们早已接受了他永远不会回家的事实。有人谣传说他和他的新婚妻子改信了基督教，他们与一群传道士一起前往肯亚，到某个狮子懂得用三叉戟猎鹿的小山谷里，兴建新教堂，组织了一个结合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新教派。有些好管闲事的人认识新娘在伊兹密尔的家族，他们带来消息说，梅里伯伯在北非从事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业（像是军火买卖和贿赂国王），使他成为百万富翁。他的妻子是家喻户晓的美人，不仅让他神魂颠倒，他更打算带她到好莱坞，捧她成名，如今法国和阿拉伯的杂志里想必处处可见新娘的照片。事实上，在梅里伯伯的明信片上——它们在公寓大楼里传来传去，刮痕累累，如同可疑的纸币被众人蹂躏——他写道，他们之所以决定回家，是因为他太想家了，他想念他的床。他们觉得“现在”比较恰当，是因为他以新颖而现代的经营理念，得到了他岳父在烟草和无花果事业中的股份。后来这一张明信片上的字迹比黑人的卷发还要纠结混乱，而或许是由于终将引起家族成员冷战的财产继承问题，使得其中的内容到了每一层楼都被解读成不同的含意。然而卡利普自己读了之后，发现梅里伯伯在信中所写的，只是简单明白地解释他想赶快返回伊斯坦布尔，他有一个小女婴，还没有取名字。
卡利普第一次看到如梦的名字，是在其中一张明信片上。奶奶把所有的明信片塞在酒柜上的镜子边框里。如梦的意思是“梦”，他并不感到惊讶。后来，他们开始搜寻名字的另一层意思，他们在一本奥斯曼土耳其文字典里，诧异地发现卡利普意味着“胜利者”，耶拉是“愤怒”。而如梦表示“梦”的说法非常普遍，一点儿不奇怪。比较不寻常的是如梦婴儿时期和小时候的照片混在其他的图片中，像是教堂、桥梁、海洋、尖塔、船只、清真寺、沙漠、金字塔、旅馆、公园和动物，逐一塞在镜子的边框，环绕着这面大镜子，仿佛第二圈镜框（爷爷常常为此发火）。那个时候，卡利普对这位应该与自己同年的伯伯的女儿（用新的说法称为“堂妹”）没多大兴趣，他比较好奇的是他的“酋长”伯母苏珊，她一面忧伤地望着照相机，一面拉开黑白相间的蚊帐，犹如打开山洞的大门，让人们一窥在幽暗、恐怖、引人遐想的山洞里熟睡的女儿如梦。他后来才明白，当如梦的照片传遍整栋公寓时，是她的美貌令公寓里的女人和男人们一时哑口无言。当时，大部分话题都集中于梅里伯伯一家人何时返回伊斯坦布尔，还有他们要住哪一层楼。原因在于，耶拉在奶奶的恳求下回到了公寓，搬回顶楼的加盖屋，因为他再也受不了继续住在爬满蜘蛛的老家。耶拉的母亲改嫁给一位律师，但不久后却染上某种所有医生众说不一的怪病，猝然过世，之后耶拉就一直住在阿克萨瑞的外婆家。他在一家日后他以笔名撰写专栏的报社工作，负责报导足球赛，设法打探出球队间暗中预定胜负的丑闻；夸大渲染贝尤鲁暗巷酒吧、夜总会和娼寮里的神秘谋杀案，详实描述罪犯的精巧手法；设计填字游戏，里面的黑格子总是多于白格子；接手有关摔跤选手的连载小说，因为原来的作者沉溺于鸦片和酒，再也想不出接下去的故事。除此之外，偶尔他会写一些专栏，像是“从笔迹看个性”、“解析你的梦”、“观面相，知性情”、“今日星座”（根据亲戚朋友的说法，他通过星座专栏，在里面加入密语，偷偷向他的情人们传递讯息），一大堆“信不信由你”系列，闲暇时还会玩票性质地写影评分析新上映的美国电影。他勤奋多产，再加上如果继续独自住在顶楼公寓里，他甚至能够在记者这一行存下足够的钱来娶个太太。后来，有一天早晨，卡利普注意到电车轨道之间历久不衰的石板路被盖上了一层荒谬的柏油，他禁不住想，爷爷所说的中邪一定和公寓楼房的异常拥挤有关，或者是位置不对，或者是其他同样捉摸不定而吓人的东西。所以，当梅里伯伯——仿佛故意报复那些没把他当一回事的人似的——突然带着他美丽的妻子和美丽的女儿现身于伊斯坦布尔时，他二话不说就搬进了儿子耶拉的公寓里。
梅里伯伯和他的新家庭抵达后的隔天春日早晨，卡利普上学迟到了。他梦见自己上学迟到，并且和一个他认不出身份的漂亮的蓝头发女孩，坐上公共汽车，驶离学校，那天学校上课时本来要读拼字书的最后几页。当他醒来时，他发现不只他迟到了，他爸爸上班也迟了。他坐在餐桌前吃早餐，短暂的阳光落在桌上，蓝白相间的桌布让他联想到棋盘，一旁的爸妈正在谈论搬进顶楼公寓的人，语气好像在讲霸占了楼房通风道的老鼠，或是缠着女佣艾斯玛太太不放的鬼魂和邪灵。由于迟到而感到没脸去上学的卡利普，不想再去思考自己为什么迟到，宁可花心思去想像搬到楼上的是什么人。他上楼到爷爷奶奶永远一成不变的房间，只听见理发师早已问起搬到顶楼的那些人，手里一边替满脸不悦的爷爷刮胡子。平常塞在镜框里的明信片此时散落各处，四处都是零散的外国文章——还有一股最终使他上瘾的陌生香味。剎那间，他感觉到一阵晕眩、一种焦虑和一股渴望：是什么样的感觉，住在眼前这些彩色明信片上的国家里?是什么样的感觉，认识一位他见过照片的美丽伯母?他真想赶快长大成为男人!当他宣布自己想剪头发时，奶奶很高兴，但是理发师就像大部分长舌的人一样毫不体贴，没有让他坐在爷爷的扶手椅里，而是拿张凳子放在餐桌上，让他坐上去。不只如此，理发师从爷爷身上取下蓝白格子布，绑在卡利普的脖子上，几乎要把他勒死，更让他难堪的是，那块布大得垂下他的膝盖，像是女生的裙子。
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过了很久，过了十九年十九个月又十九天（依照卡利普的计算），早晨看着他妻子的头深陷在枕头里，卡利普感觉到，如梦身上的蓝棉被和理发师从爷爷身上拿下来绑在卡利普脖子上的蓝布，都带给他同样的不安。然而他从来没向他妻子提过这件事，或许因为他知道如梦不会为了如此含糊的理由更换棉被套。
想到晨报应该已经塞进大门下了，卡利普于是用一贯小心翼翼、蹑手蹑脚的动作起身下床。不过，他的双腿没有直接带他走向门口，而是先进浴室，然后到厨房里。开水壶不在厨房也不在客厅。从铜烟灰缸里塞得满满的烟屁股判断，如梦想必一整夜没睡，或许又读了一本新的侦探小说，或许没有。他在浴室里找到开水壶，水压不够，启动不了那个叫做“巧妇炉热水器”的吓人新玩意儿，所以他们用同一个开水壶烧洗澡用的热水，一直没有再去买另一个。做爱之前，如同爷爷奶奶和爸妈的惯例，他们有时候也会先烧水，安静而不耐烦地。
有一次，奶奶在他们照例以“戒烟”开头的争吵中被指责忘恩负义，于是她提醒爷爷，她从来没有比他晚起床，一次都没有。瓦西夫傻瞪着，卡利普专心聆听，不懂奶奶的话是什么意思。后来，耶拉也曾针对此话题发表意见，不过他的角度不同于奶奶：“女人不容许自己睡到日上三竿，”他写道，“还必须比男人还早起，这些都是乡下人的习惯。”专栏最后还详实描述了奶奶和爷爷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棉被上的烟灰、浸在同一杯水里的牙刷和假牙、照惯例飞快阅读讣闻），奶奶看完文章后说：“好啊，现在我们可成乡下人了!”“应该逼他早餐喝扁豆汤，让他尝尝当乡下人的滋味!”爷爷回应道。
卡利普一边洗杯子，寻找干净的刀叉和盘子，从散发着五香熏牛肉气味的冰箱里拿出看起来像塑料食物的奶酪和橄榄，然后用开水壶里刚热好的水刮胡子，他设法弄出嘈杂的声响希望能吵醒如梦，但是没有成功。他只好把报纸从门缝下抽出来，摊在盘子边上，开始阅读散发着油墨气味的沉闷文字。他一面喝着没泡开的茶，吃着不新鲜的面包和百里香调味的橄榄，一面想着别的事情：今天晚上要么去找耶拉，要么就是去皇宫戏院看电影。他瞥了一眼耶拉的专栏，决定等晚上看完电影回来后再好好读它，然而他移不开眼睛，忍不住读了一行。他起身离开餐桌，留着报纸摊在桌上。他穿上外套，走到门边但又转身回屋。双手插在装满香烟、零钱、废旧车票的口袋里，他仔细、恭敬、安静地注视妻子半晌。他转身出门，轻轻把门带上，然后离开。
早上刚拖过的楼梯闻起来有湿灰尘和泥土的味道。外头是寒冷而浑浊的天气，尼尚塔石的烟囱喷出一朵朵煤灰和油烟，遮暗了天色。他往冷空气里呼出热气，跨步经过地上一堆堆的垃圾，走进共乘小巴站牌前长长的队伍里。
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个老头儿，把夹克的领子竖起来当成风衣来穿，他正从摊贩车中挑选糕饼，把肉馅饼和奶酪的分开。卡利普突然脱离队伍，拔腿奔跑。他转过街角，拿起一份《民族日报》，付钱给杵在门口的报摊小贩，然后把报纸折起来夹在腋下。有一次他听过耶拉戏谑地模仿一位年老的女读者：“啊，耶拉先生，我们好喜欢你的专栏，有时候我和穆哈瑞会等得不耐烦，干脆一次买两份《民族日报》。”听完他的模拟表演后，卡利普、如梦和耶拉全都大笑。站在慢慢飘落的毛毛细雨中等了很久，全身都浸泡了脏雨，经过一番推挤后他好不容易坐上了共乘小巴，车上弥漫着湿布和香烟的气味。等卡利普确定共乘小巴里不会有人跟他闲聊后，他翻到报纸第二页的专栏，带着一个真正上瘾者的细心和享受，把它折成适中的大小，先是瞥向窗外一会儿，接着便开始阅读今日的耶拉专栏。
（一） 本书序言 诺贝尔奖评委 马悦然
帕慕克的小说《黑书》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是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的主角。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该算是帕慕克的小说《黑书》的主人公。登场次要的主要人物是卡利普（Galip），他的妻子如梦（Rüya）和如梦的异母兄弟耶拉（Jelal）。除了这三名，还出现很多伊斯坦布尔的居民以及土耳其历史上重要的真真假假人物。
《黑书》的结构很简单。年轻的律师卡利普发现美丽的妻子如梦离开了他。如梦的异母兄弟、有名的报纸专栏作家耶拉，同时不见了。猜忌的丈夫在寒冷的冬天，整整一星期穿梭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小巷找寻两人的踪迹。在他寻找的过程中，卡利普通过耶拉几十年间每天发表的专栏，看到了他重新创造的伊斯坦布尔，一个比实际存在更真实的想像的城市。每天早晨卡利普细心阅读耶拉的专栏，希望能找到妻子和耶拉失踪的蛛丝马迹。他企图以古代看相的方法解释魔术的文字和字母在城市和居民的脸上所印的记号。帕慕克在《黑书》中引用古代泛神论派的学说在土耳其引起很热烈的评论。
帕慕克的《黑书》用两个角色来叙述一种无上的追求。这两个角色，“他”（卡利普）和“我”（耶拉），每隔一章出现。“他”所追求的是全面的，无条件的“知己”。
在追求的过程中，“他”既靠自己的想像和欲望，又靠“我”对土耳其，尤其是中世纪的泛神论与奥斯曼历史的认识。
《黑书》的“他”和“我”都是耳朵、眼睛和心很灵的人物，他们都能接受一般世俗人所不能接受的真理，能欣赏早被遗忘的神秘的真实。在这追求的过程中，可能原来是敌人或者对手的人物，会越来越相似，越来越同化，最终成为一体。
帕慕克的一个特点是他非常会讲故事（也许太会讲故事!）。
书中的主人公主张两种相对的概念：“谁都不能成为自己”，“谁都梦想成为他人”，“谁的生命都存在于别人的梦里”。可是每个人最怕的就是失落自己的本性。书的倒数第二章，“王子的故事”里，这相对的概念成为一种因果关系：只有能成功地跟所有的他人成为一心同体的人，才能达到对自己本性的认识。
书中的黑暗与雪景加强了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感”。值得注意的是，卡利普不像帕慕克其他小说里的主角一样容易呼愁。或许他充满了妒忌的心没有呼愁的余地吧。
卡利普的妻子如梦爱躺在床上读侦探小说。因为看惯了那类的小说，她早看穿了凶手是谁。《黑书》也许可以算是一部侦探小说，一部有凶杀案而不指明凶手是谁的侦探小说，而大方的作者让读者用自己的推理能力发现凶手。
记忆的花园，城市的谜题
年轻的律师卡利普（Galip）回到家，却发现爱妻如梦（Rüya，在土耳其文是“梦”的意思）不告而别，因此他开始各处寻找她的下落。卡利普与如梦是堂兄妹，从小青梅竹马，他怀疑妻子是回去找她的前夫，或者与她的同父异母兄弟耶拉（Jelal）在一起，耶拉是媒体名人，在报纸上的专栏文章，大家争相传诵，而且在有关城市的书写里，处处留下各种宗教、政治、哲学、历史、地理的符码，透露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顺理成章的，卡利普不断从耶拉的旧作及稿件中寻觅爱妻的踪影轨迹，在伊斯坦布尔各角落出没，甚至住进耶拉的房子，成为他的代言人，直到他呼唤爱妻的文章引出耶拉的老情人及其善妒的先生，终于逼使耶拉在三四角恋爱的谜情关系里遭到枪杀，而同行的如梦也被流弹射中，香消玉殒。然而，故事并不如此简单 便结束……
《黑书》（原文作Kara Kitap，1990年出版，英译1994年，最近于2006年又推出新译本）受到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及博尔赫斯的魔幻侦探小说（如《死亡与罗盘》）的影响，大致是有迹可寻，尤其斯特恩在他的小说里即以整面“黑”页去表达“不可解释”、“无法理解”或“离奇死亡”，而且小说里主角与叙事者托比叔叔的辩证结构，及情节不断节外生枝的百科辞典式援引各种看似不相干的故事，在很多细节上均令《黑书》的读者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不过，更显而易见的是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或博尔赫斯的一些短、中篇小说，涉及文学与真实世界、多重叙事观点、无以决定的结局或俨然并未发生的灾难等这些“后现代”小说技巧。但是，这些影响都比不上伊斯坦布尔在作者帕慕克身上所累积、沈淀的碰撞、雕砌及铭记作用。据他上次（2004）来台湾与我访谈的过程中坦称：《黑书》有很大的成分是自传。
2004年，他来新竹演讲，我便预测他会得诺贝尔奖，果然他在2005年入围，但因为政论争议（公开谴责土耳其政府迫害屠杀百万亚美尼亚人）而失之交臂，2006年终于有了迟来的正义，瑞典学院以“在追寻故乡的忧郁灵魂中，发现文化冲突和融合的新象征”盛赞他的文学成就，可说实至名归。他的成名之作一般是以《我的名字叫红》为代表，但是他的几本近作其实更能道出土耳其在新旧转折、东西交界之间的变异、扭曲与调适，尤其在《雪》、《伊斯坦布尔》，作家的现身说法痕迹可说俯仰皆是，而这些面向早已深植在《黑书》里，也因此不少读者均公开主张《黑书》是帕慕克最好的作品。
虽然书名以“黑”为准，其实色彩、声音之缤纷、故事之错综，从第一章起便令人目不暇接：如梦是在“甜蜜而温暖的黑暗中”熟睡，但其床单、被褥与周遭的一切其实都丰富得让卡利普无法掌握爱妻“脑袋里此刻正上演着何种美妙的事件”。这一幕写活了所有夫妻彼此之间的好奇、猜疑与迷情，而且也富神奇的自传意味（帕慕克的父母结婚二十五年，最后终于离异，而他自己最近也与结发近二十年的妻子分手）。在如梦“梦境”的记忆花园里是什么呢？“别想，别想！如果你想，你一定会醋劲大发。”当然，越去压抑，醋意越是一发不可收拾。整个故事也是在此一基调之下展开，同时不断围绕一些卡利普最为熟悉的亲友、城市及历史去铺陈。
在结构上，整本小说共分三十六章，每一章均以一个或两个引言开始，且与叙事体产生若即若离的辩证与呼应关系，这种对位安排，如在单数章，大致围绕着卡利普的思想、记忆与境遇，而偶数章则以耶拉的专栏内容及引发的论述作用去发展，可说一动一静，富于外延与内省之张力，同时也与卡利普的寻寻觅觅，由失落自我到坐拥或取代他人之书写，乃至与叙事者“我”（耶拉与作者本人）呈现多元位势的交错、汇合。事实上，不只卡利普与耶拉的认同关系极其混淆，卡利普的老同学与旧识也告诉他：她常认为自己是如梦。耶拉在他的专栏中更与土耳其的许多军事政变、革命、暗杀、阴谋、迫害、秘密警察及各种监督、检查单位形成神秘的先知、预防或共谋、背叛的关系，在想象与真实之间摆荡。因此，《黑书》的主题可说是叙事认同、文化记忆与虚拟现实的问题，而在种种的叙事认同的纠结之上，更有帕慕克本人与卡利普或耶拉的彼此融合之处。毕竟帕慕克早期修习过新闻学，也在大家族中成长，其描述的家族小区生活，乃至他所熟悉的城市百态，在这部小说里确实有着难分难解的交织。
故事从卡利普的童年开始，不过，谜题及无法解开的空缺、缝隙、真实比那种中规中矩的直线叙事要更加曲折、神秘，如卡利普从小便读耶拉的专栏长大，但耶拉似乎并不比他年长，而卡利普对如梦的爱慕一直未断，但中间有一大段却是空白，因为如梦曾经嫁给他人，之后又离婚，“前夫”是谁，何以如梦会如此选择，在叙事体里却没清楚交代。小说的结尾是王子说书，之后是卡利普及如梦追忆往事，俨然如梦在前面三十四章的活动完全不算数，可算是极其扑朔迷离。
第六章的班迪师傅所制造几可乱真而且似乎比现实人物更加真实的“假人”，可说是帕慕克在《黑书》的叙事认同最具象征意义的段落。拟态化身的“民间艺术”一方面道出叙事与社会对应模仿关系，另一方面则凸显土耳其在“西化”或“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纷纷“披上”西洋外衣，“相信自己也跟着变成了另一个人”，崇拜舶来的程度已经到了抛弃传统，“重新做人”的地步：
西化的热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男士们抛弃土耳其毡帽，换上巴拿马帽，女士们则剥下面纱，蹬上高跟鞋。
当今的土耳其人不想再当“土耳其人”了，他们想当别的。那就是为什么人们大力提倡穿着正式服装、剃光胡子、改良语言的发音和字母。另一位商店老板则简洁地指出，他的客户其实不是要买一套衣服，而是要买一个梦。他们真正想要购买的是一个梦想，希望能变成穿着同一件衣服的“别人”。
……
